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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帝國的錢都去哪兒了？（一）　｜　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自始至終，清政府都沒有動員起全部力量，徵用到足夠的錢款。

其興也勃也，其亡也忽焉。作為一個領土廣袤，資源富足的龐大帝國，清帝國的滅亡與以往的封建王朝相比，也蘊藏著更深層次的經濟原因。在王朝末期，新的經濟因素不斷出現，激增的財政收入如同一劑美味的毒藥，既加速了近代化進程，也刺激著軍閥政客的野心，為清朝的覆滅埋下了隱患。在此讓我們以史為鑑，回顧這個龐大帝國的財富都去哪裡了?

1 早期清代財政體制

首先必須要提到清代的幾大賦稅來源，清初的主要稅賦項目有田賦、鹽課、漕銀、雜賦幾項，還有一些臨時性收入，例如捐輸和報效銀，即國家需要錢財時來自豪強巨賈的捐贈。

清朝前期財政收支主要以量入為出為準則，總體而言盈餘較多。嘉慶道光之前，財政僅在支出時分為起運與留存，收入則統一。可以說並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財政，中央地方府衙經費均納入國庫系統，經戶部核准支用，事後以奏銷審核。但這樣一個看似井然有序的財政體制，隨著西方殖民者的到來，一切都改變了。

2 鴉片戰爭後的財政危機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既賠了錢，又賠了面子。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成陰暗。但頑固的滿清統治者仍然自信的認為，這點賠款不足以動搖國本，直到他們終於意識到一個棘手的難題——沒錢了。

隨著中國大門的打開，鴉片瘋狂湧入，英國對華貿易只用短短幾年便扭轉了逆差，與之相伴的則是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中國本就缺銀，作為硬通貨的白銀淨流出，無疑會造成市場秩序極大紊亂。使得銀貴錢賤的趨勢不斷加深，1835年一兩銀合制錢1420文，1850年即漲至2230.3文，使得國內工商凋敝，稅收銳減。

屋漏偏逢連夜雨，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讓本就拮据的財政更加雪上加霜。太平軍定都天京後，切斷了供給京師的大動脈——漕運，其後又轉戰各地，嚴重破壞了清廷的經濟基礎。浩繁的軍費開支終於讓清政府難以為繼，開始想法籌錢了。

3 廣開財路

為籌措錢糧，清政府想盡辦法。看得見的手段有加派田賦、漕糧、鹽課，或者是勒令捐輸，又或者是加徵新稅，如鴉片菸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徵收釐金，這是清政府斂財的一大發明。1853年，為籌措鎮壓太平軍軍餉，清王朝在揚州設局勸捐，因其具有因地制宜的便利性和高效的斂財效率，此後釐金制度迅速風行於全國。釐金最初一般分行釐（活釐）和坐釐（板釐）。前者為通過稅，徵於轉運中的貨物，抽之於行商；後者為交易稅，在產地或銷地徵收，抽之於坐賈。捐局系統龐雜，且釐捐名目繁多，見貨即徵，不問鉅細，「舉凡一切貧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無一不在被課之列」，對工商業造成極大抑制，嚴重摧殘了商品經濟發展。

看不見的手段就更是五花八門，比如徵收賦稅時以銀代實物，又比如發紙鈔，製大錢，規定以含銅較低的大錢兌換更多制錢。其主要的目的就從市場上搜刮更多財富，其結果就是市場上銀貴錢賤的趨勢進一步加深，物價飛漲，百業凋敝，人民生活更為困頓。

但清政府實際上卻很難收到足夠的賦稅，其主要原因即在於地方做大，中央難以控制。太平天國雖被鎮壓，但以湘淮系為主導的地方督撫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其顯著表現即是財權向地方的轉移。戰時為便宜行事，清廷准許統兵大員自行籌餉募兵，曾國藩首先自設糧台，庶務皆出將帥一人意旨，之後個例漸為常例，臨時變成常設，善後局、報銷局、籌款局、支應局等一併出現。以獨立的財權和兵權為倚仗，地方勢力羽翼漸豐，深刻的影響了中國近代政治格局。

4 財政危機的進一步深化

但即便如此，依然入不敷出，清政府的財政支出節節攀升，特別是軍費，甲午之後，清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建設新式陸軍。庚子之後，清政府軍費更是進一步猛增，籌建陸海軍，都是相當燒錢的。戰前的軍費預算是3600萬兩，到宣統三年已達到1.37億兩。

其次便是賠款，甲午戰爭賠款2億兩白銀，庚子賠款4.5億兩白銀，加上一些其他條約賠款，中國應償付本息總額巨大。清政府雖曾多次下令「開源節流」，可實際上「開源」愈廣，「節流」卻是難見。

為堵上這麼大的口子，清政府曾三次大規模發行公債，分別是光緒二十年的息借商款，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和宣統三年的愛國公債；分別是為了籌集甲午戰爭軍費、支付對日賠款及鎮壓辛亥革命。清政府試圖仿效近代西方國家發行公債以籌集資金，但實際上老百姓並不買賬。一次次的戰敗和無休止的盤剝早已將百姓對政府的信任降至冰點，政府有時還會強行要求官民認購，等於是另一種形式的捐輸，再加上沒有遍及各地的基層金融機構，老百姓買了也難以兌現，種種原因使發行公債收效甚微。

發行公債不利就只能從各國銀行團手中大舉外債。初期還是以短期小額為主，都是地方官員為鎮壓各地起義而舉債；越往後期限越長，金額越大。從甲午戰後到清政府滅亡，共計款項122筆，總金額達12億餘兩。大舉外債無異於飲鴆止渴，各地分攤款項節節攀升，使地方更加不願上繳收入，奏銷制度漸漸失去作用，原本的京餉協餉被以各種理由拖欠，中央與地方財權之爭愈演愈烈。清末最後十年間，清政府每年要支付本息1800萬以上，為帝國主義借助經濟手段控制中國提供了便利。

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其危險，大聲疾呼不可大舉外債。但梁啟超認為單純抵制並無意義，抵制只是手段，對待外資「必能抵制而後能利用，抵制經也，利用權也」。他同樣清醒的意識到外債是把雙刃劍。「外資之性質極為危險，可以不借則不借為妙，當然一國資本未豐時，稍籍外債以潤澤之，有時亦收奇效，所視者，其用之途如何耳。若用之於不生產之業，則其害滋重。用之於生產之業，其利亦至溥。」而清政府所借外債主要是用於賠款，用於投資實業之處寥寥無幾，自然無益於經濟。

5 財政比重的改變

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外國經濟勢力的不斷入侵，關稅成為了清政府重要財政收入來源。鐵路等新興交通方式的出現，也為清政府帶來了滾滾財源。各國為了保證在華利益，對華大量借貸，以維持其經濟權益及政治權益。清政府在漫長的外交角逐中也逐漸學會了近代財政制度的運行規律，開始懂得利用國債聚斂民眾財富，並且借助外國對華借貸，將自己與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綁在同一個戰車上。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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