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好多場敦南夜講堂的活動都因為整周下來身心俱疲，每每到最後一刻索性放棄，好多場深具啟發性的講座就這麼擦身而過，但偏偏有些書籍，特別是思想、哲學一類與許多學術的專門領域是無法全然透過自學就能讀懂，還是需要有一位老師帶領我們入門，以前讀叔本華時感謝有楊照老師，現在讀羅蘭巴特時慶幸也有李明璁老師，昨日兩小時的《神話學》又打開了一個嶄新的視野，正是在於我們所能理解的世界遠大於我們能真正經歷的世界。
　
　
老師從時代背景開始切入，那正值二戰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峙的重建時期，資本主義體制因過度發展而開始產生內部變化，不再有所謂純粹的資本主義，計畫經濟誕生、技術官僚介入，各國政府為求社會安定與經濟成長，因此同時給予勞工福利也給予資本家利益，扶持穩定成長的大型壟斷企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經濟空間也應運而生，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主宰人們的價值觀，全面受消費主義體制控制，讓勞工有錢有閒，有房有車，有假可放，不再是除了枷鎖之外別無可失，相較於革命，人們寧可安於如此美好的生活。下一代按照從出生就被安排好的路徑求學、工作、終老，沒有選擇的機會，所以老師也提及，1968 年有個反文化運動的口號：你沒有擁有決定生命走向的權利，就是無產階級。因此出現了全新的批判概念、全新的思潮與學派，法國新馬克斯主義大師 Henri Lefebvre 稱當時的社會為「技術社會」、「閒暇社會」、「有計劃消費的官僚社會」，並著手建立對「都市生活的全面性反思」。
　
接著出現了羅蘭巴特，他涉獵極廣，不遵循過去學術界的研究脈絡，帶著高度的叛逆性格參與當時的巴黎左派論戰，不受任何框架極限，關注所有文化現象，包括中產階級的消費文化，此點也違背了馬克斯關懷社會底層的政治觀。
　
「這個思索的源起，就是面對『自然而然』的事物時那股不耐煩的焦躁感：報紙、藝術及常識不斷利用這種『自然』來妝點現實。我們就生活在這個現實之中，話雖如此，它依然完完全權屬於歷史的現象。總之，我發現，在時事的記載中，自然與歷史時時刻刻都混淆難分，這令我頗為難受。我想在表面那看似美觀得體的『理所當然』之中，重新補捉意識型態的濫用現象。我認為，那股濫用就暗藏於『理所當然』的表象之下。」
　
羅蘭巴特此書的創作目的就收錄在 1957 的初版序言裡，做為他提筆《神話學》一書所有文章的初衷。所謂「神話」，指的是古人給予神秘自然現象一個故事性或擬人化的合理解釋，也就是用人的角度來詮釋自然，但巴特則反其道而行，以符號學為基礎，在《神話學》中探討人為文化如何偽裝成自然現象。
　
「藝術永遠是一種文化現象，但在我們的社會中，這種文化現象不斷被自然化。」
　
巴特認為所有藝術品都意在創造與提供「多重意義」，讓觀者或讀者有空間產生聯想，「符號 Sign」、「象徵 Symbol」就是人類文化的 DNA，來自於公眾認定，來自於自然而然，也來自於約定俗成。從語言符號學進入社會文化學的過程裡，巴特延伸了前人如 C. S. Peirce、Saussure 提出的符號指涉與關連意義，他認為無論語言的文法、因樂的旋律，甚至是人類的品味，都並非自然組成，因此傳遞文化訊息與符號的「文本」也不僅限於狹隘定義中的「文本」，更足以泛指建築、衣服、摔角、運動比賽等 Culture Work 與 Culture Practice，例如玫瑰的象徵，必須浪漫的行為，例如汽車廣告的意義，沒有一支廣告會告訴大眾此款汽車的性能好在哪裡，只是透過商品營造一個完美家庭形象，這都代表我們的文化如何受資本主義深化，因此隨著現代社會不斷演進，符號義會無限延伸，盡而影響了布希亞的《物體系》。
　
布希亞承繼《神話學》的散文評論模式，認為一個物品要能被消費，首先必須要先變成符號，符號承載了意識型態體系，有階級運作也有性別運作，好比孩子們的玩具，男孩類別不出象徵打打殺殺以培養男子氣概，女孩則多半在於照顧家務等芭比娃娃、扮家家酒之類的商品，正因為消費這項行為，多半不在於實用性，更重要的是傳遞意義。
　
　
　
以上是個人昨日於講座上的紀錄、統整與解讀，如有任何誤解之處也請不吝提出及指正，《神話學》是一本相當好看的書，剖析精準、落筆犀利、一針見血，更能套用在當今社會的各種現象之上，非常推薦每個人都能試著一讀巴特透徹的目光，在亂世之中望穿從有記憶以來便「理所當然」的表象。

作者在書中分析了經濟預測的特性:

1.抓不到轉折點(也就是經濟由好變壞，或是由壞變好的時點無法預測。)

2.沒有某特定經濟學派的準確度比較高

3.與學歷無關(所以倘若看到非經濟本科的人預測比經濟學教授還準，請不必訝異)

4.與模型的複雜程度無關(用超級電腦做經濟算命，不會比在家用電腦上用簡單模式進行預測還要準)

5.整體準確度與單純用猜的相同

6.沒有預測者有持續的準確性

7.準確度在30年來沒有進步

經濟系統難以預測的原因在於它是一個複雜系統(不是混沌，作者在書中有解釋)。

複雜系統由成千上萬的組成分子之間的交互作用而形成。它是一個動態系統，會不停的改變，適應新的規則與狀態。

經濟的最小組成分子就是個人。我們有共識這是一個非全然理性的動物。

以宏觀經濟來看，天災、戰爭、恐怖攻擊、金融危機，這些又是難以預測的因子。

與天氣系統中的熱交換不同，沒有天然定理規範人的行為或影響宏觀經濟的因子發生。

經濟這個複雜系統中，又有無數的正向與反向迴饋。譬如，公司營業規模增大，可以有經濟規模，節約成本，更有競爭優勢。這會讓大者愈大，是正向迴饋。

但公司變大，人事會更官僚，經理階層可能會失去危機意識，變得怠惰。這是負向迴饋。所以你就很難猜測，到底公司變大是會讓公司持續茁壯，還是種下自身毀滅的種子。

整體經濟也是如此。單一因子變動，可能同時牽動正向與負向迴圈，在不知道何者力道較強時，根本無法預測最終結果。

複雜系統有時會出現反覆模式，但不代表它可以據此預測。譬如經濟盛衰的交替，有人把它叫做Cycles。好了一陣子就會變不好，壞一陣子後就會轉好。所以很多人宣稱，”經濟循環就是一個迴圈，掌握了經濟脈動，賺錢好容易。”

天啊，原來在市場賺不到錢都是我們太笨了。為什麼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好--壞--好--壞”的Cycles，就是抓不住?

作者寫道，”Complex systems have no fixed cycles.”把一些反複出現的東西直接當成Cycles，是錯誤理解的第一步。內裡複雜的東西，可以有簡單的表現。但簡單的理解方式，會讓人誤會它的根本運作模式。

作者在書中編了個很有參考性的表，列出從1969到1991，經濟高點到低點的間隔時間。間隔時間完全沒有規律，可以打破所謂Business cycles的論調。

既然經濟與股市的未來如此難預測，為何還有那麼多專家持續的在進行預測呢?

答案恐怕在需求端。因為我們投資人對於預測，有無止盡的需求。

而我們需要預測的根本原因在於，倘若預測對了，我們就可以賺錢獲利，或是躲避虧損。

對於財富的熱愛，才是投資人不斷索取預測的主因。

就如原文書名”The Fortune Seller”所指，這些未來學專家，其實是Seller，販售者。他們藉由販售對未來的預測來得利。而依循這些預測，恐怕是無利可圖。

對於科學的信心、對於人定勝天的堅持，常讓人們以為在各個領域中，必定存有某種方法可以正確的預測未來。

但證據明顯，目前我們仍沒有可靠的方法可以預測經濟與市場走向。依賴這些大多將被證實無用的預測，我們投資人是以自己的資金做為賭注，親身承受預測錯誤的後果。

而當投資人承受損失之後，我們會發現，那些錯誤預測的專家，仍在電視節目中不斷發表對未來的看法呢。

這些未來學者，總是用一種決定論的語調，因為xxx，所以會ooo的說法，講得頭頭是道。許多熱愛理性分析的投資人，也會被這些論調所吸引。但他們卻不知，在經濟、氣象這些領域，決定論早已是過時與錯誤的應用。

面對大眾，能慨慨而談、引經據典分析未來的”專家”，總是比雙手一攤，承認未來難以預測的專家要討喜得多。

但身為投資人的我們，必需知道，何者比較接近事實。

對於金錢的想望，不應蒙蔽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在無法預測的領域，不停追尋正確的預言家，終是徒勞無功之舉。

南方朔評臺灣的文創與BOT。
***********
ＢＯＴ和文創兩面照妖鏡！

2015-05-17
◎ 南方朔
兩外國好東西 台灣就抄錯了
橘和枳是相似但卻不同的植物，橘可食，枳則苦澀，只能入藥。古人因為誤認，遂將兩者混為一談，但卻因而誤打誤撞，碰對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橘踰淮而成枳」，意思是說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風土，物種和制度不能隨便抄襲，抄襲不當，好東西也會變成壞東西！近年來，台灣就抄錯了兩個外國的好東西，一個是ＢＯＴ，另一個則是文創。
對近代西方思想變化有理解的都當知道，從一九五○年代起，西方的放任學派即開始集合、鼓吹一種新的保守思想。他們認為政府有為惡的可能性，政府辦事必然較差，浪費且無效率，所以政府要小，政府的角色應盡量過渡給民間的公司和法人。這種保守哲學，在一九七○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初，終於成熟，在英國柴契爾及美國雷根手中成為主流，於是政府開放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遂成為潮流，ＢＯＴ這種模式因而出現，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就是ＢＯＴ的範例。

西方ＢＯＴ案 繫於公開透明
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可以運作，繫於西方有幾個重要條件。它們的民主已到了公開透明的程度，從ＢＯＴ的設定，廠商的選擇，都沒有重大紕漏，民主監督也較完善。其次則是它們的廠商，也比較重視產業倫理和紀律，不太會官商勾串。另外則是ＢＯＴ乃是嚴肅的契約行為，權利義務都詳細規定，沒有玩法弄權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它運作良好，官商民彼此有互信及公信，不至於淪為政治鬥爭的場域，永遠吵鬧不休。ＢＯＴ這種模式在西方出現後，台灣的產官學也大力鼓吹，於是很快就進入台灣的ＢＯＴ年代。
除了ＢＯＴ這種模式外，人們也應知道，近代從一九八○年代末到一九九○年代初，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大眾消費開始更上層樓，走向全球化。由於信息更加流動，競爭也更加激烈，所以「創新經濟」、「知識經濟」、「創意產業」這些名詞也成了時尚，由於新型態的消費強調「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文化創意經濟」遂開始流行，這種文化創意產業，最先以美英等文化大國為主，但到了後來，北歐四小國及南韓也崛起。文化創意產業的範圍極廣，南韓的成衣設計製造、影視娛樂產業，北歐的軟體產業、飲食產業，甚至日本的動漫產業都在其中。
頂著文創之名 掛羊頭賣狗肉
在文化創意產業已成了新時尚的時代，這個名詞在台灣當然也朗朗上口起來，但很遺憾的是，台灣並沒有因此形成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及具體的做法，於是文化創意產業就糊里糊塗成了一個大雜燴，頂著文創之名，旅館、商圈、賣場，愛怎麼搞就怎麼搞。文創成了掛羊頭賣狗肉的產業。於是ＢＯＴ加文創，遂成了台灣最大的惡夢。它暴露出台灣其實並沒有創造性的階級，但卻有個龐大的抄襲階級。最近台灣鬧烘烘的ＢＯＴ及文創鬧劇，就是場荒唐劇！ＢＯＴ和文創是兩個照妖鏡，台灣政府及財團的妖術盡現無遺。
閉門搞大巨蛋 官商民反三輸
台灣的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雖然長期壟斷政治，但距離現代治理的透明及民主監督仍極為遙遠。它仍喜歡基於統治的方便，一切都在黑箱裡喬事情。以前政府獨力辦理公共及公用工程，雖然會有效率問題，但政府主辦，冤有頭債有主，至少它還有責任的壓力，可能會被究責，但有了ＢＯＴ之後，官商相混，政府本來就不是有很多的責任意識，也被大幅稀釋。從ＢＯＴ目標之設定，廠商的資格限制、審議和簽約，以及契約的修改，每個環節都「有懈可擊」。在台北市鬧區搞個大巨蛋，它從最初就可能犯了錯；而且這個基地上興建量體如此巨大的體育館場，這可能也不是一個普通的大營造商所能負得起的責任。因此我認為，台北大巨蛋如果在立案之初就找國際公司評估，而後尋找運動館場的國際專業建商，它們對動線、安全、規劃一定會有比較妥當的安排，而不像台北，自己閉門造車、黑箱議約，暗處喬事，最後喬出個千瘡百孔的大壞蛋。台北的這幾個ＢＯＴ，目標設定錯亂，最後是政府反而賠了大錢，後患也無窮，本來是想官商民三贏的，最後反而可能是三者全輸。一個國家在引進別國的制度及做法時，一定要警覺到各國的風土不同，在別國有效的制度，但到了自己國家就會完全走樣。台灣的官僚專制早已成了政治的基因，一切事情都拒絕公開被監督。馬郝兩人就是喬事情已成習慣的人。台北市的ＢＯＴ留下個爛攤子，政府的公權力只對廠商有利，他們「合法但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特性，就是官僚習性。
至於文創產業，同樣也是本糊塗帳。台灣的產官學很擅長於對外國流行名詞的抄襲，但對正確的做法卻無興趣，於是到了最後，「文創」之名遂被精明的商人所佔用，「文創」和「文創園區」就是商場、旅館，以及各種商辦。中國有個術語，所謂的「文創」，就是「文化搭台，商人唱戲」，它乃是以文化為名的商業，台灣的文創，就是這種「假文創」。「假文創」加上ＢＯＴ，兩個問題相加，最重要的契約行為才亂成一團，甚至柯文哲自己也會做出違反契約行為的事。
所以台北市的ＢＯＴ和文創鬧成一片，它提醒了我們，對外國的口號不要隨便抄襲，ＢＯＴ和文創乃是兩面照妖鏡，台灣政治和商人習性的不良，全都現了原形！
（作者南方朔，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