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用來凝聚人心的「宗族」，對於現代客家人來說還需要嗎？】

「宗族」在農業開墾時代是客家人重要的人群單位，人們以親屬關係串聯人群，他們追溯共同的來台祖先，透過定期祭祀來團結彼此。但隨著時間演進，宗族漸漸無法發揮功能。

同齡客家朋友曾對我說：「我和親戚除了掃墓以外，根本不會參加宗族會活動，我覺得再過幾年就要滅絕了吧？」朋友的經驗聽起來沉重，但也點出了客家新生代對於宗族的疑問……

#客家人 #宗族 #聚會 #掃墓 方格子 v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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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为该书写的一篇推荐文。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大马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19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茅草行动的黑暗时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的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大马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火箭的华沙和英沙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对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有所侧重而已。

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语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他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大马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执政后的保守趋势

在晚近10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42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22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50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和补充“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理解廖金华的两道钥匙

/丘光耀博士

廖公金华是我在民主行动党政治上的启蒙“师父”，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尊称他为“契爷”，我亦是“华沙”廖家军的二徒弟，大师兄是黄永安。

我和永安都是在1987年“茅草行动”爆发，马来西亚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那段日子，因满腔热血反对马哈迪政权，而在火箭总部和廖公结缘的。

我那时在组织上还未参加行动党，但思想上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火箭仔”，这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后设立漫画工作室，在出版了《族魂林连玉》后准备编绘《人民英雄林吉祥》的关系，通过陈泽坡而联系上廖公，免费拿到了行动党总部的所有出版品（以林吉祥的文告集最多）。我当年十九岁，在下笔前，用三个月时间，通读了获赠的火箭书籍。

★前“数码时代”的文宣

1989年的廖金华，是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和时任林吉祥政治秘书黄永安，坐镇火箭总部的“中央宣传局”。他们靠频密的新闻文告、编辑《火箭报》文章、收发传真机文件，肩负起整个党日常的对外宣传工作。当年还被关押在甘文丁扣留营的林吉祥，每每在关键时刻，靠暗中传送出来的便笺和口语，来给全党发出“重要指示”，这当然也是廖和黄执行工作任务的“手谕”。

在上世纪80年代杪，那是一个还没有发明手机、互联网、电邮、网页、脸书、微信和推特的“前数码”年代，那时所谓的“和平抗争”，可想而知，条件何其坎坷。

在马哈迪铁腕管制下的马来西亚，正正是“亚洲价值观”包装下的警察国，电视台全然由国阵（巫统）牢控，各语文报章也处于白色恐怖的重重笼罩之中，法官被开除、社运被钳制、异见份子被收监；民间舆论很难浮出水面，以形成威慑性的浪潮。然国内经济矛盾和种族关系却越发尖锐，邻国的民主化浪潮又澎湃汹涌，马来西亚犹如一个随时爆发的压力锅。

在斗争条件如此严苛的大环境下，廖公督导的《火箭报》能定期出版、发行和销售，正是行动党连接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唯一喉舌，也是廖公在黑暗时代中维系一道不灭烛光的艰辛使命。

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从这个角度来解当年廖金华的工作，理解廖金华不屈不挠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理解林吉祥在逆境中曾对他的信任（相对同一历史条件下脱党的李霖泰），理解廖金华和林吉祥长年并肩作战的同志情谊，这就是综合理解廖金华晚年和林吉祥发生过节时（KOKS运动）那种悲苍和义愤之第一道钥匙。

★“华沙”和“英沙”阵营

再则，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廖公在行动党的角色，就离不开分析华裔政治领袖在行动党斗争史中的分工脉络之第二道钥匙。

行动党作为一个标榜“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多元民族主义政党，自1966年3月18日建党以来，就云集了一批又一批既不认同巫统单元马来霸权主义，也不支持马共武装革命路线的抗争者。他们有英文教育源流的自由派（律师和医生）和社会民主派（工运份子），也有华文教育源流的社会主义思潮追随者。

英文教育源流领袖对捍卫宪政民主下的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比较执着，而华文教育源流领袖则以追求民族平等和争取少数族裔尊严不受践踏为主要奋斗目标。就此，我称之为行动党斗争的两大分工脉络，即“自由人权派”和“民族平等派”，其实两者严格而言并无矛盾，甚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政治认知和斗争情感上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新村和华校出身的廖金华，加上南洋大学的中文系背景和受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影响的缘由，他显然，是属于“民族平等派”。所以在行动党内，廖公被看成是“华沙”大将，即同陈庆佳、陈国杰、戴新标、陈泽坡、欧阳丁清、刘德琦等人被归类为一个阵营（非派系）。

而另一阵营，则以受英文教育，用英语来思考的领袖，他们多是不谙中文的“二毛子”，对林连玉和董教总没有感情。他们以看英文版的《孙子兵法》来理解中国兵家智慧，但又不屑和社阵毛共左派为伍。这些火箭高层精英（还包括不暗淡米尔文的印度领袖），以华裔专业人士为多，社会地位较高，对华人基层社会的认识和情感相对比较疏离，在政治议程上以捍卫宪政自由、世俗民主、抗拒封建皇权和神权主义为标杆。这些精英份子，党内俗称“英沙”。

坦白说，“英沙”是行动党历届中央领导层的主流，“华沙”则在基层党员和华社拥有广泛的支持力量。这个分野，其实在李光耀早年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就一直存在，只不过他们的分野，导致该党的大分裂，最终成为李光耀主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和林清祥控制的社会主义阵线之间的对峙。

所幸民主行动党的“华沙”和“英沙”矛盾，没有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情况那样糟糕。根据我的党史研究，火箭半个世纪以来的多次党争，其实多以权力争夺为主，意识形态之别只有范俊登在1976年对林吉祥发出的挑战（林和范都属“英沙”）。至于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的派系斗争，主要都是环绕在议席分配和个人“ego”所衍生的矛盾。

而林吉祥作为行动党的最高统帅，一直都在“英沙”和“华沙”之间维持平衡。林氏在捍卫“自由人权”和争取“民族平等”两大主旋律的处理中不仅游刃有余，他还有一个更突出的表现，能让两大阵营诚服，那就是林吉祥敢于在议会内外揭发贪污丑闻。这需要无比的勇气，因为财经弊案直击敌营的心脏（在朋党资本主义横行的马来西亚尤其严重），会遭到敌营滥用国家机器的强力打击。继林吉祥之后的林冠英，要坐第一把交椅，就难逃牢狱之灾和种种串莫须有的司法迫害。

★“华沙”元老的愤慨

在晚近十年，托政治海啸之福，行动党告别了“万年反对党”的宿命。在开始践行半个世纪的建党理念、取得渐进改良的成绩之余，也造就了不少的机会主义苗头，如：未经考验就能轻易当上议员，为了拓展组织和强化派系势力而广招党员又不加培训；再加上为了急于要转型成为所谓的“全民党”，不惜向保守的政治舆论妥协，尤其不愿再旗帜鲜明地捍卫世俗价值（因为伊斯兰鼓吹政教合一）、不愿再坚定地追求民族平等（因为不要被视为挑战“马来特权”）、不愿再如卡巴星那样敢于按《联邦宪法》精神挑战封建力量（避免被政敌扭曲为行动党反皇室）、不愿在环保议题上站稳立场（关闭莱纳斯稀土厂被认为是违反马哈迪的亲商和亲日政策），甚至在处理“爪夷文风波”上也一再进退失据！这，看在“民族平等派”元老廖金华眼里，行动党在509后的表现，为了执政的“大局”，一个四十二席的大党，給马哈迪过多的荣誉，给自己党过多的耻辱。一句话，行动党在参加希望联盟执政的廿二个月，对马哈迪没有发挥“是其是，非其非”的功能，2020年3月不幸倒台，未来的历史将会如何记载和评论？难道只批判后门政客夺权，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责任吗？

历史学的功能，就是纠正“社会的集体失忆症”。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家庭记忆、宗族记忆、学校文化记忆、社会记忆，国家记忆，他的脑海中没有前人的任何印记和坐标，不晓得自己从那里来，为何站在此，将到那里去，那么这个人，等同于患上“老人失忆症”，在喧闹的城市中迷失方向，回不了家，也不懂今晚在那里露宿。

一个民族，也可能如同上述的那个人一样，因为被同化、被流散、被清洗，不幸断了文化的根，或者被其他民族、统治集团、外部势力强行灌输错误的、扭曲的、虚假的历史印记，那么这个民族，就等同患了“社会的集体失忆症”，那是多么可怕和可悲的事。

这种通过抹杀他人的记忆，改变他人的记忆，重新塑造他人的记忆之手法，在任何权力机构，为了统治之便，都可能发生。

故此，历史学者要知道前人和记载过去，就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今天，让后人更好地走向未来。

而治党史，就是为了要认识、尊重和记载前人的斗争，他们因追求一个“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之建国目标而前仆后继，并为此而付出了青春和血泪代价。换言之，没有他们的过去，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没有五十年的“逆境斗争”，就没有308到509的相对“顺境建设”。

有鉴于此，我们要从前人的斗争历程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提炼出斗争的核心要义，什么价值需要坚持，什么手段可以扬弃，这都需要一个开阔的胸襟，多元的视角，超越主流派系对党史的诠释，才能丰富“林吉祥史观”的内涵，避免任何人为了短期执政的考虑，而遮蔽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志士仁人曾对行动党的付出和贡献。

我希望廖公的这本回忆文集，能协助年轻的党员和领袖“认识你的党”和“认识你自己”。我提出的两道钥匙，可以作为你阅读时的参考，希望行动党人在当前的乱世中，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廖金华的回忆录《政海浮沉卅载》即将出版，全书384页，届时欢迎大家邮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