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團體發布報告 兩三百萬維吾爾人遭中國拘禁

“中國人權捍衛者”8月3日發布與專注平等權利的非政府組織聯手撰寫的報告介紹，關注中國法外拘留的情況——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被關押在“再教育營”中以及中國未能執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條款第五條的“子”（在法庭上及其他一切司法裁判機關中平等待遇的權利）、“醜”（人身安全及國家保護的權利以防強暴或身體上的傷害，不問其為政府官員所加抑為任何私人、團體或機關所加）和“卯”（其他公民權利）項。
報告特別指出，拘押維吾爾人的“再教育營”存在於中國司法系統之外。中國政府官員及警察在沒有經過司法程序的情況下抓捕維吾爾人、限制他們的自由。再教育中心沒有明確“服刑”期限。中國當局甚至會采用強迫失蹤、酷刑等侵犯人權的手段拘押大批公民，尤其是維吾爾人。
報告表示，針對新疆的帶歧視性維穩措施是響應中央高層要求，因為新疆的宗教穩定與國家控制對“一帶一路”至關重要。
原文链接
https://www.nchrd.org/…/china-massive-numbers-of-uyghurs-o…/
本新聞由自由亞洲電台提供

《文茜的世界周報》

【”阿拉伯之春” 一場革命？一場災難？埃及前總統獨裁者穆巴拉克無罪釋放 川普支持】

3月13號下令釋放前總統穆巴拉克，88歲的穆巴拉克曾鐵腕統治埃及三十年，2011年1月底，「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吹到埃及，穆巴拉克被控在持續18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導致近850人喪生，2012年以謀殺示威者罪名判處終身監禁，「我完全否認所有指控，」穆巴拉克說。

但2014年11月，法院推翻判決撤回指控，「本庭宣判他(穆巴拉克)是無辜的，」法官MAHMOUD KAMEL AL-RASHIDI說。

檢方提請再議，3月2日最高法院，以查無直接證據撤銷指控，結束穆巴拉克六年牢獄生涯，2011年下台以來，的各種官司全部結束，也為影響深遠的「阿拉伯之春」，留下意味深長的註腳。

「阿拉伯之春」的導火線，是2010年12月17日，26歲的突尼西亞水果小販布阿濟濟，遭到警察和市政官員粗暴對待，被沒收攤子後悲憤交加，抗議自焚而死，目擊的民眾，憤怒地衝到警察局討公道，這一起突發事件，媒體根本沒有報導，「我們拍下了這些畫面，加以剪輯，然後把畫面放上的臉書，這是讓這段影像傳播出去唯一的方法，」拍下影像者。

上傳的影像，引爆民眾對失業率高漲，及政府腐敗的怒火，人民與軍隊衝突造成多人傷亡。

「我們要自由，只要自由，民主，」2011年1月14日晚上，總統賓阿里逃往沙烏地阿拉伯，結束23年執政，成為阿拉伯國家中，第一場因人民起義推翻現有政權的革命。

反政府運動開始席捲阿拉伯世界，穩坐江山數十年的政治強人和獨裁者，遭遇足以吞噬自身的滔天巨浪，這被稱為第四波民主化的革命，適逢網路時代興起，很容易在極短時間內集結大量民眾，當時Google中東及北非地區，行銷經理的戈寧，也成為「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他匿名建立臉書專頁，鼓勵民眾找回屬於自己的國家，引發百萬埃及民眾在解放廣場抗議威權統治。

27號時被祕密警察囚禁12天，獲釋後繼續聲援反政府示威者，「這不是任何個人，政黨或任何運動的時刻，這是一個為了我們自己的時刻，埃及至上，」戈寧說。

從2011年1月25日開始，持續18天的抗議活動，導致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11日宣布正式下台，權力移交軍方。

一年後穆斯林兄弟會的代表穆希贏得選舉上台，在國內推行宗教法並逐步排除軍方勢力，引發自由派和軍方不滿，2013年7月3日，埃及軍方逮捕穆希及穆斯林兄弟會主要領導，雙方支持者爆發一系列街頭抗議和流血衝突，脫下軍服的塞西2014年當選總統並控制國會，埃及似乎輪迴到革命前的原點。

「很多事情都改變了，只是這些改變並未朝著好的方向發展，所以這的確是一種提醒，2011年1月25號革命時提出的各種目標和希望未能實現，正如你所說，穆巴拉克的宣判並未伸張正義，穆巴拉克的政權也未受到正義制裁，更不用說民眾未能得到富足，自由和社會正義，而這些是他們在2011年時的訴求，」多哈研究中心席哈塔說。

2011年「阿拉伯之春」，葉門成為繼埃及和突尼西亞後，第三個推翻獨裁政權的中東國家，執政32年的強人總統薩利赫，把政權移交副總統哈迪，以換取司法豁免權，2012年哈迪成為民選總統，獨裁走向民主，終究曇花一現，3年光景，政變咫尺之近。

伊朗撐腰的什葉派民兵胡賽，包圍了遜尼派支持的總統府，與護衛隊激烈交火，9死70傷，哈迪出逃南部亞丁成立臨時政府，後又避走沙烏地求請求軍事干預，蓋達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和伊斯蘭國（IS）也參與內戰，三股勢力混戰，國家領導權力真空，「我不知道，(沒人是總統嗎)，沒人是總統，」胡賽民兵vs.CNN記者。

「阿拉伯之春」浪潮所及，人口120萬的島國巴林，2011年2月爆發反政府怒火，首都麥納瑪的珍珠廣場，被抗議民眾視為，如同埃及革命據點的解放廣場，年輕人穿上象徵什葉派的黑色服裝，要求改革 制定新憲法，「哈馬德下臺，哈瑪德下台，」為了平息民怨，政府每戶發給相當於，台幣7萬多元的現金補貼。

街頭動盪不止，安全部隊甚至發射實彈壓制抗議聲浪，「這當然就是一場屠殺，」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獲得授權出兵1500人，協助穩定局勢。

由於巴林是美軍第五艦隊總部所在，也是牽制伊朗重要的戰略據點，美國極力避免當地陷入動盪，王室對所謂「阿拉伯之春」極度貶抑，「對於發生在2011年的事件，我比較想稱呼它是一場阿拉伯風暴，而絕不是一個春天，歷史將裁判它究竟是1989年的柏林之春，或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人瓦解皇權，權力真空導致新的極端意識形態席捲的革命，」皇儲CROWN PRINCE OF BAHRAIN說。

下場最血腥的是，統治利比亞41年的強人格達費，2011年2月15號，利比亞開始反政府抗議活動，「我們要回應他們，回應那些西方代言人，回應這群騙子，回應那些電視台，他們不配稱做媒體，他們豬狗不如，」格達費說。

2月26日，反對派在班加西成立臨時政府，3月19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法國美國和英國等，歐洲和中東27個聯盟國加入行動，10月20日，「全國過渡委員會」占領蘇爾特，格達費遭到射殺身亡，成為「阿拉伯之春」，第一個被處決的領導人，「大家快來啊，大家快來啊，格達費在這裡。」「今天我們現在可以確定地說，格達費政權已經結束，」歐巴馬說。

第三個被"阿拉伯之春"席捲的國家，利比亞革命"成功"，民眾竟日狂歡，國家卻陷入更大動盪，2011年以後的利比亞，成為失去中央政府的國家，臨時政府像拼裝車匆促上路，伊斯蘭恐怖主義伺機滲透，上千軍閥和武裝組織割據，內戰至今 始終不曾停歇。

「天啊，我們被毀滅了，天啊，阿薩德屠殺我們，」「阿拉伯之春」在敘利亞，造就出當代人世間最悲慘的煉獄，反阿薩德政權勢力，從2011年1月26號開始，上街爭取民主，3月15號緊張情勢升高，在美國和遜尼派國家協助下，要求總統阿薩德下台的敘利亞反對派，迅速壯大並建立武裝力量，伊朗和俄羅斯則支持敘利亞政府。

敘利亞成為遜尼派與什葉派，以及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角力場，反政府衝突演變成內戰，一直持續到現在，聯合國指出敘利亞政府軍及反對派，都犯下各種難以想像的戰爭罪行。

「今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敘利亞)全國已變成一間巨大的酷刑室，是一處充滿野蠻恐怖與絕對不公的地方，內戰衝突進入第七年，這是一場自從二次大戰以來世界僅見最糟糕的人為災難，」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胡笙(Zeid Ra'ad al-Hussein)說。

敘利亞內戰對世界最直接的衝擊，就是輸出大量難民和四處漫漶的恐怖主義，「伊斯蘭國」乘機崛起。

掠奪大量土地資源，殘忍屠戮異教徒與反抗者，向歐洲等地發動血腥恐怖攻擊，原本1800多萬敘利亞人民，內戰導致32萬多人死亡，近半數流離失所，超過五百萬人逃往國外，成為歐洲各國和土耳其政府最頭痛的議題，也釀就歐洲和美國新保守主義興起的緣由。

「荷蘭人口中11%是穆斯林，那就有十萬人，是荷蘭軍隊人數的兩倍，讓我說完，他們(穆斯林)認為只要以伊斯蘭為名，就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如果你無視這一點你就危險了，」GEERT WILDERS說。

「非常清楚地，在這些移民(難民)裡面，有恐怖份子滲透其中，這種事情也的確發生了，所以面對這樣的現實和威脅，我們必須做出明快的決定，」瑪琳勒朋說。

經濟學人雜誌曾指出，革命雖然暢快，但大多數的革命只有破壞沒有建設，2011年春季，6個阿拉伯國家民眾示威，要求獨裁統治者下台，但除了藍色的突尼西亞之外，其它顏色的5國，不是更獨裁，就是陷入混亂深淵，聯合國西亞經濟社會委員會(ESCWA)，2016年11月發佈報告，「阿拉伯之春」對相關地區，造成614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紐約時報則指出，數十年的獨裁統治，使中東政治經濟陷入停滯，雖然引發抗議運動，但是當地缺乏公民社會基礎，以至於想推翻獨裁政府的抗議人士，「沒有誰為接下來的事情做好準備」，網路時代抗爭的去中心化特性，無人計劃領導 也無人負責，最後被有組織的舊勢力輕易攔截革命成果，戈寧2015年底就曾懺悔自己說過，「想要解放社會」，「你需要的其實只是網路」這段話。

「我們未能成功達成共識，政治鬥爭也越演越烈，社群媒體做的卻只是放大言論，傳播錯誤的訊息，重覆高喊口號，並散播仇恨言論，兩極化的現象達到頂峰，(埃及)軍隊支持者和伊斯蘭教主義者，讓立場較為中立的人，如同我，感到無助，兩個集團都希望你站在他們一邊，你如果不是夥伴，就是敵人，」戈寧說。

「阿拉伯之春」暴露且加劇，世俗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以及不同宗派間深刻的社會分歧，「人們正用鮮血描繪新的地區秩序」，根本的政治改革，恐怕需要數十年乃至於幾代人的時間，民主自由的門扉，雖然打開卻又被重重掩上，只希望春天時撒下的希望種子，終能盼到它悄然綻放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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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中世紀？（文：唐明）

上月初，英國考古學家在劍橋大學發現一個中世紀墓地，出土一千三百多具骸骨。這個墓地屬於建於一一九五年的聖約翰福音收容所。考古學家指，死者大部分是學者，生前孤苦無依，總算晚年有收容所的照應和依靠，死時有人為他們下葬。

為中世紀翻案

近年來歐洲學者「為中世紀翻案」頗為流行，從五世紀打後的一千年裡，真的只是一片散佈迷信的黑暗？中世紀的歐洲雖然是宗教專制的天下，至少在這宗考古發現中，不是拷問跟火刑，而是慈悲、救助的宗教本義。

當然，為中世紀「翻案」的人，不是為了鼓勵人類回到「中世紀」，而對中世紀的反思，更像是一種警醒：中世紀未必野蠻，今天也不見得很文明。環顧今天世界上發生的各種極端慘案，傳媒動輒以「野蠻如中世紀」來形容，一些學者認為，這種說法不但不準確，而且很不負責任。其實這個觀點，十八世紀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就講過，中世紀跟任何時代都沒兩樣，文明與野蠻總是攜手並行的。

中世紀畢竟長達一千年，一千年裡而只有宗教裁判所、黑死病、公審、酷刑等，當然有些匪夷所思，德國歷史學家 Johannes Fried 的著作「中世紀」（Middle Ages）堪稱近世中世紀考據的權威，他認為至少在公元一千年前，農民並不受領地的約束，女人可以受教育，也沒有大規模的宗教迫害，只是十一世紀之後，一切才急轉直下。

十六世紀荷蘭畫家老布魯哲爾以描繪農村生活著稱，他的作品，可能非常接近中世紀真實生活的風貌，其中看不到「悲慘世界」，沒有階級仇恨的控訴，也沒有專制權威的壓迫，只見農民釀酒、打獵、建屋、跳舞、舉辦慶典，醉倒一片，完全是一種「帝力於我何有哉」之氣象。如果說中世紀充滿殘酷的剝削、打壓、酷刑、禁錮，科學一點來算，在一千年中比例佔多少？與二十世紀至今的一百多年裡犯下的罪惡相比，又如何呢？

信仰是情理的合諧

也許，只有用中世紀與今天作對比，才會顯示出當今世界是多麼荒謬。一方面，科技不斷發展，物質極端豐盛，但苦難一丁點也沒有減少，飢餓、貧窮、恐懼依然籠罩在世界的許多角落；另一方面，因為物力極度開發，環境資源遭到破壞，其中暴露出的野蠻無知，這一點，甚至還不如古人對自然環境的敬畏。

中世紀的人盲目迷信宗教，今天的人信仰真空，甚麼也不信，心靈空虛之苦，也不見得有何改善。同樣，宗教對言論的制裁，迫害異己，這種威脅今天也沒有消失，另一方面，雖然我們相信言論自由包容不同觀點，但不同觀點首先要講邏輯和理智，今日所見卻是胡言亂語、瘋狂與仇恨，以自由為名到處散播。中世紀最為人詬病是以宗教壓抑人性，才有後世對文藝復興「偉大解放」的歌頌，但這種壓抑以及殘害，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依然頑存不滅，由這個角度來看，或許「文藝復興」仍是未竟之業。而所謂「後現代」的今天，與「中世紀」其實只是過猶不及的兩端而已，這是不是說人性本來就充滿缺陷，救贖永遠都效應有限？人需要宗教慰藉，但憑宗教作惡也沒有減少過，或許正如著名學者 Richard Dawkins 所說，為善為惡的不是宗教，只是人而已，否則怎麼會有狂徒藉宗教為名，一面口唸經文，一面濫殺無辜？
在中世紀與後現代之間，關鍵是「現代」（Modernity）的誕生。現代的根本就是科學精神，試圖用理性去解釋這個世界，尋找答案，這與宗教精神並無衝突，但科學精神並不追求絕對答案，允許存疑，這是一種很偉大的胸懷。沉迷科技玩意，而不知科學精神，這與盲目迷信而喪失信仰是一樣的。

宗教是安慰心靈的藥，但這一味藥，到底該服用多少，怎樣服用？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一百五十年後，教廷終於接納他的觀點，理性正可以是宗教的藥引，宗教宣揚的仁愛、慈悲、謙厚、平和、虛懷若谷，其實同樣是一種理性態度，尤其是面對人與人、人與眾生和世界的關係，不但合情，而且非常合理。

（見 CUP Magazine 160 期五月號專題「信不信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