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薦』過度飲食心理學
#過度飲食心理學 #斷食 #斷捨離

消費文化的崛起讓我們誤以為消費是一種社會意識型態：建立階級差別，以物質商品來決定持有者的社會地位和聲望。我們的身分地位往往無關於我們生產了什麼，而是和我們消費了什麼更有關係。

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相信，心理壓力源自於存在的既定事實相關的衝突，像是道德、自由和本真性。

菲爾.庫什曼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為什麼自我是空虛的。』，他認為：在16世紀現代紀元開始指出，西方世界開始有了轉變，從宗教性轉變為科學性的生產架構，並從鄉村生活轉變為城市生活，從社群主體轉為個人主體。人對自己的看法已經改變，開始只認識完整而且獨立的個體、擁有自由意志、能夠主宰整個環境。

換句話說，西方社會對於自我的概念改變了，個人需求和慾望被極大化了，而正是這樣歷史性的轉變奠定的基礎，讓象徵賦予時代的食物和物質的消耗大幅升高。同時這個轉變，也是『消費主義』逐漸發展成道德教條的關鍵元素，此後消費者的選擇和取得，變成了個人自由、快樂、權力的載體。

正如庫什曼的主張：『受到地形影響的自我，感受不到社群、傳統、共同意義（shared meaning）。這些社會層面的欠缺，正導致我們感受不到個人信念和價值；具體的顯現出來的，就是一種慢性、無差別、情緒性的飢渴。二戰後的自我渴望獲得和消耗，潛意識裡想要藉此補償自己所失去的一切。這是一種空虛感。』

我們所經歷的這些文化疾病，包括喪失社群和共同意義，還有焦慮或沮喪等個人缺陷，都是助長過度消費廣為蔓延的先決條件。我們越來越相信，所有的問題包括各種臨床上的病症，到更加普遍的空虛感，都源自於這個受限制的自我，於是轉而藉由消耗藥物、生活消費品、食物等等個人消費，來治療上述種種的疾病。

科林．坎貝爾社會心理學家提出『想像力豐富的享樂主義』，他認為現代的慾望享樂主義就存在於新奇商品所提供的幻想中。媒體和廣告呈現各種消費商品的影像和敘述，人也依次建構出心中的幻想；然而等到真正購買了這些產品時，卻發現他們根本滿足不了自己的想像慾望，因此感到失望。

換句話說，消費文化運用被理想化的形象和旁白，讓消費者在心中產生不足感，而廣吿中的產品正是解藥。這些沒有被滿足的慾望，必然導致更多渴望與更多消耗以滿足期待。也就是說，以消費主義處理心理上的需求，正是過度消費和過度飲食的成因。

同時，社會心理學家Briers與Laporte也發現當人對自己的相對財富感到不安的時候，往往會想攝取更多的熱量。這些關於食物和物質不安感的平行發現，等於提供了兩個線索，顯示有形物質方面的過度消耗和食物上的過度消耗，都是有某些相同的心理機制所產生的現象。

在整個欲求、獲得、失望的循環之中，最陰險的一點應該是，在有問題的社會意識形態影響下，我們根本體會不到消費主義的心理後果。我們反而認為問題出在自己身上，是自己一直不夠堅定、缺乏紀律，或者神經化學出了問題，因此轉而以更多消費作為解決方案， 於是產生對更多產品的需求，成為一個沒有終點的消費主義循環。

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認為：在消費主義文化之下所處的全貧窮狀態，和歷史上所謂的貧窮，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從前因貧窮而產生的飢餓、疾病、流落街頭無家可歸，是對生存的直接威脅；現在在消費文化中所謂的相對貧窮，是一種社會狀態和心理狀態。消費文化下的窮人，與所謂的快樂人生是絕緣的。

他進一步描述：『在消費社會中，身為消費者，「不足感」比什麼都嚴重，那將導致降級與「自我放逐」的後果。只是因為不足感，無力履行身為消費者的義務，就得忍受種種痛苦，例如被忽略、被剝奪、被降級，眼睜睜看著別人獲准進門參加一場社會盛宴，而自己卻被俳句在門外。唯一的補救方法，也是逃離屈辱難堪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克服這種消費者的不足感。』

以上文字皆取自於「過度飲食心理學」一書

在過去我接觸到『斷食』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意外發現原來人們一天下來需要的熱量其實真的不多，前幾天我正好看到盧廣仲參加木曜的下班吃什麼的節目，他也提到他一次用餐的份量就是現代成人的1/3，因為他的家族也習慣這麼飲食了，所以他出社會之後才發現原來他們家的飲食份量是比一般人小很多。我想到我家長壽的爺爺，一餐粗茶淡飯加點魚肉也可以吃飽，而且活到壽終正寢，離世的時候身體幾乎沒什麼病痛。

過去接觸減重的訊息，我感到很困惑為何我們要吃了東西感到罪惡感，然後再去健身房消耗這些熱量？如果我們一天下來只要攝取少數的熱量就能夠生存，那為何不好好控管自己的飲食即可？我們到底是怎麼改變了自己的飲食習慣與消費行為？

這本「過度飲食心理學」如上述的引文，作者用了很多研究舉證在過程發生了什麼事情。書中也有提到大量的案例讓我們知道如今的廣告與法令是如何一步步影響我們的消費行為，洗腦著我們消費越多越能夠代表著我們是有經濟能力與社會地位的人。

作者進一步主張，目前的道德教條、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形態的消費主義，已經擊敗了社會運動的消費主義，最終會危害人民的心理健康。這些衝動、自戀、慢性且不斷擴張的情緒飢渴，已經造成了「空虛的自我」。我們把這種空洞的感覺視為個人的失敗，而不是文化的病態，因此轉而消費藥品、商品、食品，來「犒賞」自己。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很直接地改變廣告商或是法令的嚴謹性，但我們可以更有意識地消費，例如將把錢花在「體驗」而非物質，例如上舞蹈課、加入運動社團、到農夫市集買東西，都是讓錢回到經濟循環體系的好辦法。除此之外，在保持正面態度的心理學領域中，有研究顯示把錢花在買經驗，而不是購買奢華物質，對心理帶來的正面影響會更持久（Haidt,2006)。

過去在唸FIRE等提倡財務自由的書籍時，裡頭也提到我們可以透過減少不必要的消費增進自己儲蓄的能力，包含換個簡便、小而美且物價指數較低的地區居住。「過度飲食心理學」的作者也鼓勵慢活、簡單生活、慢食、住小房子等，對於尋求社群支持和簡單生活實踐方法的人，這些都是很好的資源。

過去在學習正念相關的心理諮商時（netflix中正念冥想指南也是一個很好入門正念的參考），我們也學習著專注享用當下的食物，感受它的味道、口感、牙齒在咀嚼時口腔裡的感受等等，專注在每個當下會發現我們本就擁有得以豐富體驗這個世界的感官，透過體驗與這個世界的存在有所連結，食物確實是最快的方式，但若能夠更緩慢與專注地感受，我們也得以與此時此刻的自己的在一起。理解到自我的真實所需原來是這麼單純。

如何讓「空虛的自我」不再空虛？不再讓自己投入在過度消費與飲食的惡性循環當中？我想，就先從了解自己、與內在的自己與這個世界的原生豐富性產生連結也是一個選擇。

***#寶瓶時代 #心理學 #習慣力
最近看的「習慣力」與「過度飲食」這兩本書，其實都在談論我們在這個世代常常接收到的訊息是，如果我沒有成功就是代表我不夠努力或意志力不夠堅定，導致我們對自我感覺越來越差，能量多半用在自我批判與自我否認，然後面對生活的變化又更加消極地應對。如此形成了惡性循環。

這樣的論點是源自於缺乏我們所經歷的時代與接收到的訊息、環境脈絡下的論調。

是的，留意自己的所作所為確實也是一部分的責任，但書中也提到有些食品標榜著「天然」卻一點也不天然，還添加了一堆讓人上癮的物質（例如糖）那麼，這又該算是誰的責任？

最主要是因為工業革命之後，人們就像是罐頭一樣，沒有思想地渡過每一天。我曾經也有個案對我說，每天加班到很晚，到家都累了，只想追劇洗洗睡，那還會有什麼力氣經營所謂的斜槓人生？

在書中提及我們因為生活型態的轉變與工業化的思維，早已失去了以前農業社會中滿滿的凝聚力與共同為了生活打拼的連接性，過度強調個人的結果，反而讓我們更難以理解自己在群體中的角色。

畢竟人終究是群體生活，找不到定位，也找不到意義感，內心的空虛自然會想要往最方便的事物索取、探尋，卻越發空虛。

而想要擺脫生活的空虛感得先找回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與歸屬感、與群體的意義感（還蠻符合寶瓶時代的）而不是瘋狂消費填補內心的空缺。

【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盧斯達：如何評價吳孟達在香港文化系譜的地位？】

香港政治局勢惡劣，市民精神壓力巨大，但沒有短期可見出路，任何問題都可以引起精神火藥庫的火花。例如吳孟達逝世，如何評價？認真深入回答，其實亦是一個重要問題。所謂整理國故。如何看待過去的遺產，是介定和建立群體意識的重要步驟，也是不斷會出現的問題。

清末志士面對烈強壓迫、政府腐敗，也要重新看待滿清遺產，例如多民族帝國的現況，於是有排滿革命和五族共和兩條路線；例如 2000 年帝制，於是有君主立憲和共和革命兩條路線。30 年代起日軍攻打整個東亞，中國面臨亡國，錢穆便寫了充滿愛國主義的《國史大綱》。至於吳孟達，他在近代香港的普及文化，有重要身影，但後期到了中國投資和拍戲，已經鮮有現物香港文化現場，而且晚年也在微博上護旗，表達愛國愛黨之情。此一死，有人懷念，但也有人一往無前，批評吳孟達投共投中，應該春秋筆法善善惡惡，不能含混。

爭論一起，自然也有人討論其中的標準不一。例如遊戲直播界的達哥，其實只是對香港當時的事情多少沉默，就受到黃絲網民巨大壓力，但吳孟達在社交網絡墨落無悔，「罪證確鑿」，為何又得到春風化雨的溫情懷念。那麼備受賤視的楊千樺又是否要「平反」呢？雖然行頭不同，但楊千樺的歌和戲，也算是膾炙人口於一時，只是跟習近平握了一下手，就遭追殺至今，是否用刑過烈？

「吳孟達問題」難答，在於他的能量巨大，而當年的香港電影經過不斷重播，當年的香港又是黃金時期，對於香港乃至東亞各國的影響力，已形成一種超越理性的 nostalgia。然而「人死為大」並沒有思考深度，只是一個教條，並非吳孟達死了就不能批評，否則中文不會有「蓋棺定論」一詞。

對於 90 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我們在 2000 年代剛剛「有性」 (《少林足球》已經是差不多最後一套)，品味的真正構成和凝固則在更後期，對吳孟達的記憶，可能都是在「道地星期日影院」後設地重構的。他的表演固然出色，但他對當下香港來說的確已是故人。事情跟上一代和新一代之前爭論許冠傑的地位一樣。事實上不論是許冠傑還是吳孟達，其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他們和香港的關係。如果香港有一個系譜和宗廟，他們放在甚麼位置，這才是跟我們切身有關。

大部份人一生都是好壞兼有，但如果他們的成就特別大，後世就會面臨如何詮釋的困境。說到底，我們爭論的是一種對吳孟達的史觀問題。他的歷史已經大致明白了，我們對他的歷史卻是未水落石出的。

基本事實，是吳孟達有份一齊製造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他和很多人一樣，是香港的文化資本；但也跟很多人一樣，他晚年已經離開香港到中國發展。我們不必像老文青和鄉愿一樣信奉人死為大、政治歸政治電影歸電影、或者以自己一己好惡出發，我們不妨擁抱這股席捲香港的本位意識，確信吳的功業和罪惡都是證據確鑿，兩者皆是真實。然而當你將香港視為一個辯證的實體，也就會明白事物的發展階段，同一件事會映照出不同差異。在這個對立又統一的「香港故事」之中，有善人也有惡人，也有善者變惡，也有惡者變善。即使是惡人，也是歷史的一個進程。

我們都在父祖輩的罪孽之中誕生，例如中國文化，例如民主回歸，這些事情都是我們不同意但也要一併承受。對吳本人的政治立場不需要全盤接受，也可以認可他對歷史的貢獻；討厭吳但也可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褒揚卻不代表你全盤認同。褒貶其實都有辯證的成份。

就像跟希特拉過從甚密的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 (Leni Riefenstahl) ，她有著可堪進入人類遺產的藝術成就。她的《意志的勝利》令我感動不已，感嘆人類可以達到如此的技法和成就，但那感動不代表你認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

吳在微博上認中，我們不可能干涉他人的身份認同。畢竟所謂想像的共同體，其實真係想像，也是自由的。我對他也沒有研究，不知道他內心世界，但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東西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之中。正如瑞士也深受外國文化影響，有德語有法語，並不妨礙瑞士自己有一個傳統。中大先賢、南來文人也是中國人，但也可以在香港的系譜中。只要我們不把他們當作需要全盤認同的偶像，有自己的史觀，有強烈的意志和主體意識，他們也只是歷史的一部份。

甚至我們的傳統中都一定有邪惡的事物。九龍城寨、黑社會、五億探長等等，都是我們的陰影，但經時間無限的洗刷之後，也成了一個景觀。中共視之前的 2000 年為封建社會，固然有歷史學的疑點 (因為封建制度起碼早在劉邦和漢武帝的時代已經被放逐，晉朝有短暫復興但不得善終)，現在講到 5000 年文明史，其實也是挪用的，但這就是意志力的體現。沒有「封建」，就沒有破脫封建的偉大。子的合法性，在於他洗脫贖還了父祖的罪孽。歷史都是神話，甚至宗教。耶穌為甚麼偉大，因為他為人類贖回了父祖輩即阿當的罪孽。沒有舊的，變不出新的。

所以對過去的事，劃出一個範圍，有範圍之內，都是遵從「批判 — 團結 — 批判 — 團結」的節奏，雖然批判，但也都是「我們的」。共同體是想像的，也是無中生有的，少不免要挪用別人的現成材料。吳孟達是中國人，但他的戲劇也是我們的，也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事物。

這就令人想到張保仔（1786－1822）。之前我們都在慶祝香港開埤 180 周年，其實香港的時間系譜可以劃得更大。 張保仔是廣東歷史人物還是香港歷史人物呢？這也是辯證的。弔詭的地方就是，張保仔死的時候，香港還應該是新安寶安的一部份，還未有「香港」此一獨立概念，但有了香港，就可以追認張保安是香港的英雄先驅。他代表的是「海洋中國」，靠自己在遠洋東南亞的民間商業網絡，就自給自足，與清廷對立，完全表達了如何實行「山高皇帝遠」。

香港不是也有遷界令實行後的廢墟和人道災難嗎？這就是香港受大陸波及和殘害的歷史隱喻，而這事也一再輪迴。張的海盜集團卻根本不在陸地，他代表了海盜信奉的自由精神。他的最後一戰據說是在赤鱲角海面。雖然他最後兵敗，接受了清廷招安，這一轉折，我們可以視為失節，但失節也是「我們的」。就像香港的政治運動，有離開的前人，有後來者加入，有人堅持有人轉變，不會永遠是同一班人走下去。

好的必須學起來，中共評價自己的歷史人物，也是無限而狡黠的兼容。網民參考他們的歷史點評學，也照法泡製了一個戲仿，我覺得很有深度，如下：

//「XXX 是偉大的電影工作者，是偉大的喜劇表演家、藝術家和實踐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的回憶和香港電影品牌的創立和發展，為香港推廣粵語文化的成效，為香港觀眾、台灣觀眾和海外華人觀眾共同文化的締造和香港台灣演藝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虛擬文件《關於 2019 以來某些藝人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佚名，202x //

這不只是中共，連日本都是如此。19 世紀末，隨著培里叩關，日本分裂為改革派和守舊派、倒幕派和親幕派，於是後來便有了新撰組此一幕府招請的武裝力量。後來新撰組戰敗，幕府也解散，日本組成了明治新政府，隨著維新而成為列強之一。如此看來親幕派便是站了在「歷史錯誤的一邊」，但日本人對自己的想像共同體非常「有愛」，二戰以後逐漸多人歌頌新撰組，視為忠義之士，為當中的很多武士立傳。不論成敗，都是日本歷史的一部份。

俊美而虛弱但劍術高超的沖田總司、為幕府在北海道死戰到最後一刻的土方歲三等等，這些與「正史」未必一樣的形象，現在都成為了現代日本膾炙人口的文化之一，不讓「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坂本龍馬一方專美。有正有反有合，完成了屬於日本自身的文化辯證。

對於作為表演家的吳孟達，也是如此。他是親中的，但「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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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楊漢群

嘉賓 :
吳凱宇博士，輔仁媒體容樂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