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肺炎疫情，全台灣本週三各級學校停止到校上課，許多公司則實施遠端工作，而台灣人宅在家救台灣，將迎來第一個週末。
　
今天陳時中則在記者會表示，希望民眾週末減少外出、避免聚會，週末兩天若能將人員流動降到最低，切斷傳染鏈，對防治疫情有相當幫助。
　
老實說，這五天都在家工作，導致對明後的週六、週日特別沒感覺（反正都是在家），而宅在家追劇、看片應該是本週末非常好的消遣活動。延續週二的舊文重推，這陣子會持續不定期在本版和大家聊聊我非常喜歡，且能在串流平台看到的電影，刷刷存在，提醒舊雨新知這些電影或重溫，或新看，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週二推薦《#婚姻故事》，今晚就推薦《#她們》。在評論《她們》之前，先簡單介紹這兩部作品的導演關係。
　
《婚姻故事》導演諾亞鮑姆巴赫、《她們》導演葛莉塔潔薇，目前處於穩定交往關係，育有一名孩子。這對佳偶於去年憑藉上述這兩部作品，雙雙入圍奧斯卡，是目前北美影壇最受矚目的情侶之一。
　
兩人在劇情長片的首次合作，應該要追溯到諾亞鮑姆巴赫 2010 年推出的《愛上草食男》，葛莉塔潔薇在片中演出「Florence Marr」一角。值得一提的是，《愛上草食男》是諾亞鮑姆巴赫和前妻珍妮佛傑森李共同編劇，珍妮佛傑森李同時是此片監製，也在其中演出。
　
到了 2012 年，葛莉塔潔薇則主演諾亞鮑姆巴赫的《紐約哈哈哈》，多數觀眾應該也是因為這部片認識這對組合，不過到了這時候，葛莉塔潔薇除了演出之外，也首度和諾亞鮑姆巴赫共同編劇，2015 年的《紐約新鮮人》同樣維持此模式。
　
2017 年，葛莉塔潔薇首次獨立執導劇情長片《淑女鳥》（她在 2008 年有聯合執導《Nights and Weekends》），大獲好評，隔年成為奧斯卡史上第 5 位提名最佳導演的女導演。2019 年便挾著強大卡司陣容，導出新版《Little Women》，以導演身份一舉躍入全球觀眾眼前。
　
同樣是 2017 年，諾亞鮑姆巴赫則有進軍坎城主競賽單元的《邁耶維茨家的故事》（那屆坎城還讓 Netflix 角逐金棕櫚），再來就是 2019 年，在威尼斯主競賽單元首映的《婚姻故事》，也收穫多數影迷的極佳評價。
　
至於兩人未來的作品計畫，則繼續互相幫忙。諾亞鮑姆巴赫執導的新片《White Noise》，將由葛莉塔潔薇主演（還有亞當崔佛）；葛莉塔潔薇執導的新片《芭比》，將由諾亞鮑姆巴赫共同編劇。
　
綜觀諾亞鮑姆巴赫、葛莉塔潔薇這幾年的創作軌跡，會發現這對佳偶的愛情相輔相成，且能量豐沛，聲勢蒸蒸日上，作為這對才子佳人的影迷，只有無限祝福。
　
🎬以下為《她們》評論：
　
葛瑞塔潔薇揮別《淑女鳥》的初試啼聲後，獨立執導的第二部劇情長片的《她們》更顯自信，全片散發著迷人、雋永的古典魅力，葛瑞塔潔薇精雕細琢、巧奪天工的將馬區家四姊妹的成長歷程，裝訂成一本乘載著回憶的手工精裝書，精致、細微地幽幽道出愛情、家庭、女性、抱負、婚姻等等面向，雖然極富沈甸的厚重之感，卻溫暖地包裹人心。
　
葛瑞塔潔薇最大膽同時也是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剪接」。對比 94 年的版本，葛瑞塔潔薇捨棄了常見的線性敘事，以自由度極高的非線性敘事，將今日與往昔七年時光的差距重新拼貼組合，靈動地交錯對比，揮灑出前後對照的「雙時空」，此作法使得《她們》極具創造性，對比舊版的平鋪直敘，葛瑞塔潔薇在此注入一股鮮活的生命力，情緒更為飽滿，深富渲染性。
　
在今昔交錯的「雙時空」敘事下，葛瑞塔潔薇刻意將攝影機運動方向左右變換，精準地以好幾組工整的對稱剪輯，不斷明示這群小婦人遭遇的困境與心境，映襯出苦澀與美好。諸如喬初回老家，獨自在街上行走的沈重感（行李掛身的包袱），下一顆鏡頭馬上切換四姐妹在街上的歡笑，並呈現輕盈感；喬與病重的貝絲在海灘上談心，對比的是四姐妹與四公子的戲水；劇場俱樂部的嬉鬧收到羅禮的鑰匙，換來的是人去樓空獨自打開信箱的蒼涼。
　
更值得一提的是「生與死」的對比，貝絲兩次重病的結果，都是以喬熟睡時的臉龐特寫開展，喬夢醒、下樓，這兩場戲幾乎是同樣的分鏡與鏡位，不同的是喬的腳步從倉促化為沈穩，可看做角色成長的轉變，更能讀出貝絲生與死的結果，葛瑞塔潔薇細膩地呈現死亡降臨時的感受，蘿拉鄧恩飾演的母親一轉身，身後的貝絲已然缺席。
　
除此之外，葛瑞塔潔薇也對比了四姐妹在「選擇」後的生活樣貌，喬選擇獨自在紐約教書、梅格選擇與老師結婚後的貧窮、艾美選擇前往歐洲修習藝術活躍社交圈、貝絲因良善選擇照顧弱勢染上猩紅熱而後身體每況愈下，四姐妹都在自身特質的選擇下走向彼端的未來，沒有對錯，只有選擇，葛瑞塔潔薇做的只是交互剪輯，將「選擇」與「結果」的概念強而有力地具象化。
　
這些對比，都是葛瑞塔潔薇身為導演，更擅於利用影像說故事的醒覺，不過此等剪接方式，在一開始觀眾尚未入戲的狀況下，或許會將距離拉遠，使得需要耗費心神解讀時序，但葛瑞塔潔薇這次的大破大立，仍舊值得肯定。
　
除了剪接，葛瑞塔潔薇同樣懂得利用「色調」做出對比，七年後的現在是冷冽、灰色調，七年前則是溫順、暖色調，拆開檢視，葛瑞塔潔薇刻意為之的結果，便緩緩述說了韶光荏苒，成長的苦澀滋味，此種滋味，更是本片藏在女性主義大旗下的另一道鮮明主題，而喬的這句獨白：「我想念過往的一切。」，舉重若輕地點題，餘韻繚繞。
　
縱看《淑女鳥》和《她們》，即使年代不同，但主題核心都不脫青春少女的成長紀事。電影藝術往往是真實經驗的再造與複製，導出《淑女鳥》的半自傳作品後，不難發現葛瑞塔潔薇將自我投射進《她們》，不管是 19 世紀還是 21 世紀，加州、麻州還是紐約州，葛瑞塔潔薇都透過手中的筆，肩上的鏡頭，超越時空，直指當代，雜揉了女性的理性與感性、迷惘且自信、柔軟而堅毅的百種姿態。
　
這群小婦人也同樣活在潔薇編劇的《紐約哈哈哈》、《紐約新鮮人》中，宏觀地提煉出女性的真實樣貌。這正是幾百年來人們的共同經驗，葛瑞塔潔薇的《她們》也映照出處於成長階段與成熟時期的眾生相，極富普世性。
　
此外，葛瑞塔潔薇也透過蘿拉鄧恩與黑人女性的對話，進一步點出南北戰爭對美國感到羞恥的自省，外表是男性的戰爭，內在卻由女性承接，進一步寫出男女於戰爭中的位置，畫龍點睛般的論述，這是 94 年版本未見的。葛瑞塔潔薇也懂得嘲諷與幽默，在創作者與評論者間做出詼諧的互動關係（喬與教授的爭執），似乎大聲疾呼地「警告」這些自以為是的書（影）評人，更拿勃朗特三姐妹下手（知名英國文學三姐妹），這些都是葛瑞塔潔薇在沈重之餘的輕鬆之筆。
　
最後，當 94 年版和原著小說的結尾都是喬與教授結婚，在傘下相擁、熱吻的互訂終生作為圓滿結局，葛瑞塔潔薇的《她們》顯然不同意此走向，特地將這段結局做出巧妙改編，以虛構小說（Fiction）的意象與現實做出區隔，標新立異地讓喬在書中互許終身，自己則持續於現實生活獨走，此更動既滿足了書迷，同時充滿喬的人設風骨，更以原著作著露易莎・梅・奧爾科特終生未婚呼應喬的狀態。
　
而喬重返出版社，與主編攻防，這時的喬已無生澀與稚嫩，游刃有餘的在出版社將馬區家的故事完整收束，而片頭男性的權力支配，片尾女性的拍板叫陣，遙相呼應男女地位從絕對的「上與下」逐漸轉換成「平等周旋」，此時此刻的喬，在生命的積累中，已然長成屬於她的特有樣貌。
　
不管喬是否為了銷量同意主編將結尾修改成符合時代的「完美結局」（結婚），喬都已做出溫柔的妥協，當時喬在貝絲死亡後感受「渴望被愛」的那份「寂寞」，正是影片最後的反思，葛瑞塔潔薇並非一味執拗地否定「婚姻」（也利用姑姑、梅格的價值觀平衡了喬），經歷過「寂寞」、「被愛」、「愛人」的洗滌，反而能精確地知道箇中差異（正如同媽媽問喬是否愛羅禮），並做出選擇。可以想見喬的未來，對於愛情有了主見，不再只是附屬男性或隨波逐流於時代底下。
　
對於葛瑞塔潔薇而言，或許生活並非永遠只有愛情與婚姻、家庭和孩子，葛瑞塔潔薇橫跨幾世紀譜寫出心中的小婦人，不卑不亢地告訴女性能害怕、能退縮，但也請保持果敢與溫柔，抓住榮光與財富，無論童年或成年，不斷與自我對話、她人共處，希冀最終能走出一條屬於「她們」的康莊大道。
　
《她們》能在 #Netflix 、#myVideo 等串流平台觀賞。

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BBC中文網】遭遇疫情歧視的美國亞裔何去何從？

儘管她並不在美國出生，劉文的美國生活沒有絲毫「不美國」之處。她去看橄欖球比賽、煲美劇《慾望都市》、在慈善組織裏當志願者。

在新冠疫情之前，31歲的劉文對自己是住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的東亞裔人士這件事，並沒想得太多。「實話說，之前我真不覺得我在這兒很顯眼，」她說。

但情況如今不一樣了。新冠病毒在美國讓超過10萬人喪命，而亞裔身份可能在此招來橫禍。對於包括劉文來內的許多人來說，他們已感覺受威脅。

據劉文說，幾個陌生人在當地超市裏朝她一名韓裔朋友喊髒話、推搡她，還要求她離開商鋪。這一切只是因為她是亞裔，而且當時戴著口罩。

包括紐約州、加州和德州在內的多個美國州份，都有東亞人士報稱被吐口水和拳打腳踢，甚至還有一宗被刀刺的案例。

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偏見遽增，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否曾親歷過暴力、欺凌或更不堪的不公待遇，都開始思索自己在美國社會的位置。

「五年前剛來到美國時，我的目標是盡快地適應美國的文化，」劉文說。

「不過疫情讓我意識到，因為我是亞裔，因為我的樣子或者我的出生地，我永遠無法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在她的朋友經歷那場超市爭端後，劉文下定決心買她人生中的第一支槍。「如果奧斯汀都到了這個地步，那我們可能真的需要買槍了，」她對BBC說。

紐約市和洛杉磯市的警方稱，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而舊金山州立大學與多家倡議組織表示，他們合辦的報告中心從今年三月至今，接收到超過1700宗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歧視報告。

在包括德州、華盛頓州、新澤西、明尼蘇達與新墨西哥在內的13個州份，警方都處理了上報的仇恨事件。

批評者說，位高權重者為情勢火上澆油。無論是總統特朗普，還是民主黨總統競選人拜登，都遭遇到了一些指責，因為他們在談論中國在疫情中的角色時使用的措辭，不同程度上助長了反亞裔的情緒。

而對於很多亞裔美國人來說，他們在遭遇偏見的同時，感覺自己身為美國人的身份認同也遭到攻擊。
在美國的反亞裔的偏見有多嚴重？

為數眾多的亞裔美國人與身在美國的亞洲人形容，他們在此的境遇在新冠疫情暴發後急轉直下。

金伯利·哈（Kimberley Ha）稱，她在二月留意到這樣的變化，當時她在紐約遛狗，一個陌生人開始朝她大喊。

「他喊道：『我不怕有輻射的中國人'然後開始指著我大叫，『你們這樣的人不應該在這，滾出這個國家，我不怕你們這些人帶來的病毒。』」金伯利是一名華裔加拿大人，在紐約生活了超過15年。

在接下來幾周裏，她留意到她在公眾場所遇到的「大概十人中有一人」，在看見她時顯得怒氣衝衝。「我從來沒有感受過這種程度的敵意。」

而在美國的另一端加利福尼亞州，23歲的麥迪遜·法萊米爾（Madison Pfrimmer）聽說過針對亞裔的攻擊，但「並不認為它像人們所說的那麼常見」。

今年四月，她在洛杉磯一家超市裏為一對年長的中國夫婦幫忙翻譯，據她說，這對夫婦遇到了一名憤怒的女子。這人持續用粗言穢語謾罵他們，還朝他們扔水和噴灑不明液體。

「她高喊，『你們怎麼敢來我家人購物的商店，你們怎麼敢來毀掉我的國家。你們就是我一家人沒法掙錢的罪魁禍首』，」有一半華裔血統的法萊米爾回想道。

法萊米爾說，她嘗試與那名女子爭辯，但對方譴責她為那對夫婦翻譯，還朝她扔了一瓶水，淋濕了她的腿部與腳部。

當他們一行人在櫃台排隊付賬時，那名女子又走過來，朝他們噴了似乎是空氣清新劑或消毒劑的東西。她還跟著那對年長夫婦到他們的車旁，一邊拍他們的照片，一邊高呼「這是你們的錯」，用髒話罵中國、「那些骯髒的人」以及「共產主義」。

「我跑向那對夫婦，用國語告訴他們快進車裏，我幫他們把買的菜放進車裏，從窗戶把蛋遞給他們。」那名女子則開著她的車，一路尾隨法萊米爾，直到法萊米爾把車開近一個警察局。

「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 （STOP AAPI HATE）數據庫收到來自45個州份與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新冠病毒相關歧視報告，加州和紐約州的案件佔了其中的大部分。

這些事件涉及的種類廣泛，其中口頭騷擾最常見。但推搡、肢體攻擊、職場歧視、禁入場所、打砸等等，都涵蓋在數據庫當中。而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成為目標。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研究亞裔美國人的張華耀（Russell Jeung）教授管理這一數據庫，他發現在許多案件中，當事人「被朝著咳嗽與吐口水」，因此他新增了這一類別。

那正是泰德·嚴（Ted Nghiem）的親身遭遇，他生活在費城，是一名37歲的越南裔美國人。在三月，一名男子朝他高喊「滾出這裏，是你造成了新冠病毒」，但他當時並沒有太在意。

然而，同月不久後，另一名男子在兩人擦身而過時朝他吐口水，這讓他「在一、兩天內都感到鬱悶」。

「我通知了警方，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後續……幸好我並沒有染上什麼病。」

"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數據庫收集的事件來自網上的自主報告。BBC通過採訪及分析美國媒體報道發現，自1月起在美國有超過100起疑似針對亞裔的事件，其中約一半的案件已上報警方。

一些事件到達了仇恨犯罪的標凖。紐約警方指，他們已調查了14宗與新冠病毒有關的仇恨犯罪，其中涉及15名亞裔受害者。

而在加州，一名老人遭遇鐵棍襲擊，一名青少年則因被襲而送院治療。

在德州，一個亞裔家庭在超市中被刀刺傷，其中還包括了兩名分別2歲和6歲的幼童。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獲得的聯邦調查局（FBI）報告，"嫌犯表明他用刀攻擊該家庭的原因是，他認為他們是把新冠病毒傳染給他人的中國人"。實際上，受襲家庭為南亞裔。

有亞裔人士報稱，由於其族裔背景，酒店、Uber司機等拒絶為他們提供服務。

馬特（並非他的真名）是一名華裔美國人，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家急診室工作的醫生。他稱，有多名患者表示曾有亞裔人士在他們周邊咳嗽，因此要求住院治療。

他經歷的反亞裔偏見似乎更為切身，當時他正嘗試治療一名相信感染了Covid-19的病人。

"我穿戴著防護設備，走進房間作自我介紹。當他們聽到我的姓氏時，他們的反應是'不要碰我，我能見另一個醫生嗎？你可以不要靠近我嗎？'"

馬特說，許多其他少數族裔面臨著"更顯性、更嚴重的歧視"，但他依然擔心類似事件會打擊醫護人員的士氣。

"這是一個壓力相當大的時期，我們的工作量大了很多，時刻穿戴著很不舒服的防護裝備。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暴露在Covid-19中。"

「如果他看起來像是華人，他就被攻擊」

新冠疫情最初在中國武漢暴發，總統特朗普因此把炮火瞄凖了他口中控制疫情不力的中國政府。

今年較早前，特朗普多次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批評者稱這一詞匯並不區分中國、中國政府和華裔人士。

特朗普稍後呼籲保護亞裔美國人，稱「疫情蔓延不是他們任何形式的錯誤」。但這並沒有停止一些人怪罪華裔美國人或攻擊其他東亞裔人士。

張華耀教授稱，他收到的反亞裔事件報告之中，四成來自華裔人士，但大部分案例發生在其他東亞裔人士身上。

「這是種族定性的例子：『他看起來像是中國人，他就被攻擊』。」

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又成為種族歸納、種族貌相，指的是依照某人的族裔特徵，來認定其犯罪或涉嫌某種行為。

來自韓國的23歲大學生吳多賢（Dahyung Oh）記得，早在2月，在美國疾控中心建議佩戴布口罩之前，她站在紐約地鐵月台上，旁邊一名女子充滿敵意地瞪著她。

「她開始向我靠近，指著我說『為什麼你不戴口罩，你應該要戴上口罩』，」吳多賢稱。

這名女子自己也沒有戴口罩，吳多賢認為她「被針對」了，「因為我們周圍十幾二十個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當下覺得非常憤怒，我因為身為亞裔而被針對，又因身型嬌小而更容易被人當作攻擊目標。」

這次事件沒有以暴力告終，不過吳多賢是幸運的，紐約在3月出現了兩宗無關聯的案件，都是亞裔女性因沒有戴口罩而遭遇襲擊。同時，許多人又因戴了口罩而被騷擾。

張華耀教授表示，對遭遇歧視的亞裔人士來說，口罩可能造成"雙輸"局面，因為"如果他們戴口罩，他們會被懷疑感染了病毒，而如果他們不戴口罩，則會被質疑感染了還疏忽大意。"

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美國，在英國和加拿大都有多起針對東亞裔人士的襲擊，引起了高度關注。溫哥華警方稱，今年至今已受理了20宗反亞裔的仇恨犯罪案件。

與此同時，在中國出現了針對非裔人士的歧視情況。有報道指，數百名非裔居民未被確診新冠肺炎，卻被趕出家門丶強制檢疫和沒收護照。包括一家麥當勞快餐店在內的一些餐廳與酒店禁止非裔人士進入。

「我認為這跟以往的危機時期一樣，某一群體的人通常會被當作替罪羔羊，」紐約市人權委員會主席馬拉斯（Carmelyn P. Malalis）說。她指出，艾滋病危機和伊波拉疫情時也有類似情況。

馬拉斯認為，在疫情之前，「針對亞裔的含蓄歧視」就已存在，但由於報導甚少，公眾對此的意識並不高。「人們認為種族歧視是黑白對峙，沒有意識到歧視是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她表示。
為什麼亞裔美國人仍被看作局外人？

在美國的亞裔人士來自多元的族裔、國家和背景，他們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與身份認同。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美國約有2000萬居民是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約6%。這其中包括了亞裔美國人，以及在美國生活、學習與工作的亞裔人士。

在亞裔美國人當中，一些族群，例如不丹裔美國人，較高比例是出生在美國以外的移民。而包括日裔美國人在內的其他族群，則更可能在美國已生活多代。

每年，單單是從中國到訪美國的遊客就有300萬人。

但無論是對自我認同為亞裔美國人的人士、希望成為美國人的人，還是僅是到訪的亞洲人來說，在美國針對亞裔的種族偏見都一視同仁。

亞裔美國人有許多共同的經歷，例如他們在疫情之前就已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

「種族，就如許多社會分類一樣，是一種任何人一眼就能看見的類別，」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戴比·馬（Debbie Ma）博士說。「正因如此，人們很容易對這些類別加以標籤與刻板印象，例如，東亞裔人士是外來的，儘管他們實際上並不是。」

她在2008年參與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在紐約出生的華裔演員劉玉玲（Lucy Liu）與英國演員凱特·溫斯萊特（Kate Winslet）之間，來自各種族裔背景的美國受訪者們更傾向於認為後者是美國人。

馬特醫生說，經常有人跟他說「你的英語說得真好」，問他真正的家鄉是在哪，儘管他已向對方解釋了他生在美國。

張華耀教授則說：「儘管我的家庭在美國已經開枝散葉到了第五代，我依然被認為是一個外國人。」

這導致人們的亞裔長相、馬博士稱之為「我們明顯帶有的特徵」，成為亞裔人士在疫情期間被針對的原因。

這並非族裔首次被用來邊緣化或針對在美國的東亞裔人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珍珠港襲擊後，大批東亞裔美國人被囚禁。在19世紀，諷刺東亞人的漫畫被用作種族主義宣傳，用來排斥來自中國與其他東方國家的移民。

時至今日，一些亞裔美國人仍形容他們感覺「處在試用期」，需要去證明他們是美國公民。這一情況在疫情暴發後明顯惡化。

曾以民主黨人身份競選美國總統的楊安澤在4月時撰文稱：「對族裔背景一定程度上的鄙視和疏離，已變成了明顯的仇視甚至攻擊。」

他呼籲亞裔美國人「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展示我們的美國特質」，例如幫助鄰居、捐獻防護裝備、穿上美國國旗顏色「紅白藍」的衣物。然而，批評者譴責楊安澤的言論是在怪罪受害者，並且他似乎內化了一種觀念：由於其族裔背景，亞裔人就是不夠「美國」。

特朗普總統與拜登的競選團隊都遭到批評。特朗普的一個競選廣告裏形容拜登對華軟弱，其中展現了一連串拜登與中國官員共處的短片。

然而，短片裏還包括了駱家輝（Gary Locke）的畫面，他是一名華裔美國人，曾任美國前駐華大使。人們譴責特朗普的競選廣告暗示駱家輝是中國官員。

與此同時，拜登的競選廣告也被炮轟，因其中強調在疫情旅行禁令實施後，「特朗普仍讓四萬名旅客從中國進入美國」。不過，這些旅客當中許多人或是美國公民。

兩個競選團隊都否認上述廣告涉及排外主義或針對華裔美國人。

在美國的亞裔如何回應攻擊？

對於一些人來說，反亞裔情緒的高漲感覺明顯且危險。

目前並沒有全面的數據記錄各族裔人士在美國購買槍支的數量，但根據槍店老闆們的反饋，亞裔強制購買者和整體的槍支銷售數量正在上升。

49歲的華裔美國人臧東慧在紐約皇后區組織了社區巡邏隊，巡邏隊的微信小組中有200多名成員，他們輪流開車在社區中巡邏，向警察報告可疑行為。如今巡邏隊以棒球棍自衛，但臧東慧希望未來他們可以持槍巡邏。包括他在內的十多名巡邏隊成員最近已申請購買槍支的許可證。

臧東慧形容自己是保守主義者，他相信華裔美國人應該武裝自己，「以防社會動蕩與犯罪急增」。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讚正這一看法，舊金山和平組織的共同發起人梁國雄（Max Leung ）就是反對者之一。該組織近日定期在唐人街巡邏，並稱巡邏有效減少了蓄意破壞與盜竊的案件。

「儘管我深信並且十分支持自衛，我們並不鼓勵成員們持槍巡邏，」梁國雄說：「我們希望在組織內建立促進和平、而非以暴制暴的文化。」

藝術家與喜劇演員也受到啟發而發聲，譬如華人說唱歌手Jason Chu，他發起了名為「仇恨是一種病毒」的倡議活動，還寫了一首關於反亞裔事件的饒舌歌曲。他說，想以饒舌來展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人們有多麼荒謬」，以及「強調亞裔美國人屬於這個國家」。

「我們在美國不是過客，我們在這裏出生，這是父母養育我們的地方。我們想說，仇恨不屬於我們的國家。」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說，人們希望這番對歧視的全新認識，能讓美國的亞裔族群變得更強大，與其他的少數族裔更團結一致。

馬特回想起，在他成長過程中曾聽到不少針對非裔美國人的負面評價，其中有的來自亞裔美國人。

相反的是，「如今我看到許多亞裔美國人為艾莫德·阿伯裏（Ahmaud Arbery）申訴」。非裔美國人阿伯裏2月在喬治亞州郊外慢跑時被槍殺，兩名槍手說他看起來像是個盜竊案嫌犯。

馬特留意到，亞裔美國人群體近年來在政治領域的聲音更大了，在其他領域也越來越亮眼。「我的很多朋友看到這些反華人的言論，對於談論其他族群面臨的歧視更感興趣了。」

張華耀則目睹一些亞裔美國人「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利益，作為一個政治組織或群體動員起來」。他說，來自不同階層、教育背景和族裔的亞裔人士如今因疫情相關的歧視而「發現了他們共同的經歷」。

「我們在一同面對種族定性這一過程，希望終有一天，我們會團結在一起對抗歧視，以共情心對待其他同樣面臨種族定性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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