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一年．評論系列】社運變形記
2020/6/8 — 10:17

Ovid 是古羅馬三大詩人之一，全名是 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八年五十嵗的時候被羅馬帝國始皇帝奧古斯都流放到黑海之濱，在那裏終老，原因一説是因爲揭露了皇帝的私隱。2017 年，羅馬市議會替他平反。他的最重要著作是神話史詩 The Metamorphoses，中譯《變形記》，全詩五六百頁，我大學畢業之後那年讀過一半長的簡本，印象深刻。中文維基這樣介紹：

「全詩共十五卷，取材於古希臘羅馬神話。根據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回』理論，變形，即人由於某種原因被變成動物、植物、星星、石頭等。這一線索貫穿全書，是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大匯集。故事按照時間順序敘述，由宇宙的創立、大地的形成、人類的出現開始，直至羅馬的建立，凱撒遇刺變為星辰和奧古斯都建立統治為止。」

今年世界醖釀巨變，去年下半年在香港發生的事乃不可忽略的元素，香港成爲了二次世界冷戰的 ground zero，而這座名城裏的人，也在經歷著意識板塊潛移。格局如此宏大的現世史，非我這支禿筆可以描述萬一，我只能懷著對詩人的敬意寫下一點心得。

2019 年香港的抗爭史無前例，社運脫胎換骨，一如《聖經》所説，年輕人憧憬異象、老者做新鮮的夢，儘管槍林彈雨血肉模糊硝烟吹滿城，還有那處惶恐與勇毅之間的九千手足正在思考著坐穿牢獄的心理準備。

然而運動最令我驚詫的，除了那每一震撼人心的無數細節本身，就是所有那些細節共合衍生出的一種前所未見的浪漫，從 6.12 占領立法會「去罩示真身」那一幕到後期理大留守戰飛索求生，那一筆一筆濃烈超現實，都是香港近四十年民主運動裏從來未有過，不是在文學藝術裏創成而是自生活本身釋出，並不需要巧匠加工。分析這浪漫的出現，對比一直以來的缺無，或者是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有效切入點。

我大膽地指稱，之前三十多年的民主運動基本上不是内在產生、即不是在香港人文化 DNA 裏孕育成；而是個別先行者從外國經驗和理論裏學習得，加上來自中國的專制主義外力造成民衆心中的恐懼與排距，兩者於是結合，生成了八十年代至本世紀一十年代的代議民主運動。這個民主運動予以自己的使命，就是尋求《基本法》似有若無地許諾了的真民主雙普選。然而，就是連《基本法》這部讓民主運動元老領導及參與者安身立命數十年的文件，也是外來的；香港人當時要求的「三腳櫈」並未能實現。

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文化意識兩大來源 - 中國傳統文化和英國殖民文化，儘管包含這些那些好東西，卻幾乎都沒有民主成分 。孫文的民主革命活動在香港一掠而過，而且在中國失敗了，只留下淡淡一抹苦澀，再從外面引進因此必要；否則香港人只承襲那兩種舊文化的話，近年的中國專制主義入侵必定勢如破竹。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先行者還是功不可沒。

可是，如此引進而非與生俱來的民主觀念還只是一種理性認知，民衆知道要取得要實現還得付代價，因此會猶疑。這就好比一個小市民心儀一部在櫥窗裏看見的高端凌志，看看叫價，就會覺得自己的老爺豐田還不錯，便是有問題，修補一下還可以多用幾年。況且，文化引進還有一個水土問題，便是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也不可能 plug and play。當年流行歐美的肯德基初度來港銷售卻鍛羽而還，因爲接受它的文化條件不具備；烤鷄如此，況乎民主。

因此，在量的方面，香港人對單純民主的需求有限度，加上中國的專制主義本性並不願意給予太多讓步，這個供求關係決定了在歷次香港選舉投票中觀察到的「六四黃金分割率」，而這個比率平衡，前幾年還因中國國力上升等因素而有輕微下降。在質的方面，老一輩的民主追求止於付出體力和時間參與大體平和的靜坐與游行。這種質與量的民主訴求，顯然生不出多少浪漫。

然而，深刻的轉變大約在五六年前首先在戰後第三代香港人當中出現了。這新生代有第二代無意中爲他們種下的前世命定、與生俱來的香港人認同，很快擺脫了先輩單薄無所恃的地球村觀念和那遠看很優美、愈近愈恐怖的大中華主義。這種籠統地稱作「本土」的意識，也同時把外來的民主觀念本土化、感性化。

本土化了的各種政治訴求，已經不限於那其實處處隱藏殺機的外來《基本法》。港人治港和真民主雙普選並不需要什麽法源，更不是什麽中央恩賜、剩餘權力，而是不正自成的，所有須要法源和恩賜的東西都是假的；先輩要經歷三四十年生聚教訓才得出的結論，在新生代中凴直覺取得。繞過《基本法》達至民主，唯有通過自決、獨立。這種認知是感性的。

本土意識是發自内的、防守性的，比先輩的進取性拿來主義的民主訴求性質不一樣。你向北京要時間，北京給你五十年；你向北京要民主，北京不給你哀怨，卻僅止於哀怨。但新生代不這樣：你要來奪走我的 birthright，我就跟你拼命。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前世命定、與生俱來，所以不知所起。去年的運動，原原本本就是這種先前以爲只在文學藝術裏才有的浪漫。但它不生於文學藝術，而源自新生代抗爭者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因此連他們的口語和想象也都是浪漫的。

他們以「手足」互稱，這個先輩們只會在文言文學裏碰到才不覺得生硬的詞語，他們卻是那麽自然而然地用上；但是，那些在前綫電光火石之間以自己的軀體抵擋警棍和子彈的抗爭者，除了用這個詞語互稱，沒有更合適的。這個用法，已經超越先輩們的生活經驗。前綫不願「送頭」，卻欣然「攬炒」，突破了先輩們的語言習慣、抗爭道德和安全底綫。他們願意捐棄生命，卻堅持要勝利、要幸福，為互勉而創造出「煲底相認」的童話，悲涼凄美艷麗盡在其中，更不是我們這些乾癟得早已滲不出荷爾蒙的老一輩能夠想象出。「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香港的新生代要跟民主自由戀愛，反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演了自己編譜的《牡丹亭》，湯顯祖那兩句話，卻恰好是新老民主運動的分野。

方法論

去年的運動期間，還有一個常用詞：「進化」。這個詞既指抗爭路綫觀念上的轉化，特別指和勇結合、新派不駡老派，老派支持新派，起碼不割席、不語「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用得更多更頻繁的，是在抗爭的手段方面，包括宏觀與微觀。

第一代民主派的抗爭方法論師承共產黨馬列毛，教頭是司徒華。華叔在七十年代的教師工會抗爭中，取得成績；其後他有份領導的民主運動，戰績卻未如理想。這套方法論强調統一領導，分清主次矛盾，訂定階段性目標，搞統一戰綫，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注意有理有利有節的運動節奏，靈活交替使用和平的群衆運動和武裝鬥爭（最後這招華叔當然沒有使出）。

毛的方法論，在一個訊息高度流通、兩極化歸邊完全明顯而且已經達至相當穩定平衡的系統内部很難有所作爲。要大幅改變六四黃金分割率，必須强力衝擊改變影響這個平衡的某些關鍵因子，這點過去十多二十年的實踐證明做不到。但是，就算做得到，也是無效的了，因爲如果單純玩選舉游戲，中國使出 DQ，民主派便是支持度大幅增加，也是徒勞。

因此，在選舉游戲以外實力懸殊有利中國的情況底下，民主派唯一出路便是作不對稱抗爭。其一表現，便是以無臺博弈政權的超大臺，在抗爭期間發展出以 autonomous cluster為單位的分散式動員。這種動員和運作方式特別有利於試錯和進化。誠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衆起碼爭取到某程度的主動權。E 世代的抗爭方式顯然不必和以往的一樣。

毛的抗爭方法論在他那個時代可謂登峰造極，但有兩個原因不能適用於香港的群衆運動。其一是徒弟打不過師傅，任憑你華叔的《矛盾論》讀得怎樣通，人家對你的思路和招數瞭如指掌，打壓用的資源卻比你多強無限倍，你怎麽可能不被對方壓倒？其二是施展毛的那一套需要搞三刀兩面；統一戰綫裏的「同路人」，一早認定是最終要一刀幹掉的。毛在 49 年後説過一句有名的話：「以我的估計，鲁迅如果活到今天，要麽是関在牢裏還要寫，要麽是識大體不做聲。」能夠玩這樣的手段，需要特別骯髒的人格。年輕世代連世故也未懂，以其少艾純真的德性，怎能夠接受那種鬥爭方式？

歸根到底，方法論不是 value-free 的，什麽樣的道德體系就會發展出什麽樣的方法論與之匹配。去年的抗爭方式，與老一輩民主派的認識南轅北轍。當時，一位民主派老朋友見抗爭完全不按毛當年證實有效的章法，擔心會吃虧，我就以這兩點給他解釋。

殺機條款

《基本法》是中國法律，基本上不可信賴，裏頭隱藏的殺機太多 - 幾乎每一則看似開明的條款，都有起碼一則相應的殺機條款。舉例說，第 22 條第一款申明中央和其他中國的政府機構不能干預香港内部事務，但第二款馬上說，如果中央政府有需要在香港設立機構，經...中央政府批准便可。還不止此。這樣寫成的一部法律，條文有爭拗，作最終解釋的是人大常委會；殺手鐧不夠用的話，還有附件三。

如此危險的一部法律，視之爲定海神針，而且豪無準備當北京露出真面目、合法地動用那些殺機條款打壓香港的時候該怎麽對應，是民主派先行者的一個失誤。這個失誤，直接導致一衆同情香港的西方國家至今也視《基本法》為寶典，要求中國尊重它，真是一大諷刺。

導致這個失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以爲中國不懂法律，輕視了四千年的中國式法治傳統，未曾深刻認識到中國沿著這個專制法治軌跡慣性運行乃無可避免的事。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的法家，一開始就説明白了是為專制君主服務的，代表人物韓非子論法、術、勢，其中的術，就是帝皇術，專門保護君主對付心謀不軌的臣子；其所謂法，則是對付人民的，説白了就是鎮壓機器。西漢自武帝以降，實行的管治是「儒表法裏」，只有宋朝的某些皇帝表現好一些，卻被中國史家譏為積弱。文革後期搞「儒法鬥爭」，法家更上層樓。《基本法》就是這個專制的法治傳統主導下的產物。

民主派先行者的第二個失誤是以爲九七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英殖時期的法律實踐大體上得以延續乃《基本法》發揮威力，殊不知那不過是中國的韜晦計加上國際大形勢底下的產物。這個錯誤看法加深了部分香港人和很多外國政要對《基本法》的美麗誤會，以致遲遲未能瞭解到在這部中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香港的危機早已深植不明白原來裏頭的開明條款非常脆弱，最後不堪一擊，而香港在法律層面基本上無險可守，要靠其他非常困難、代價非常大的辦法。如果早一點明白《基本法》的終歸不濟事，民主運動的策略和抗爭手法會有早一點的進化。幸好，去年的矛盾爆發，終於暴露了這個真相，不僅香港人知道，全世界也知道了。

上面三段文字，分別從情、理、法三方面回望去年的香港，所發生的事，其影響所及，俯拾即是，上周六四悼念表現出的質變，便是其中之一。面對中國的步步壓迫，香港的社運，從爭取民主向追求獨立的更根本層次進化、變形。那是民主派自己無意也無法做到的，習縂、林鄭和他們的高官黑警勞苦功高。

《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

〈美股盤後〉暗黑星期一掀腥風血雨 道瓊狂瀉千點費半崩近5%

週一 (24 日) 武漢肺炎擔憂席捲金融市場，華爾街暗黑星期一降臨，恐慌指數 VIX 飆近 50%，美股掀起猛烈拋售潮，所有板塊慘遭大屠殺。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全球，中國境外約 29 個國家 / 地區淪陷，尤其是伊朗、義大利和南韓週一冠狀病毒病例激增，觸發投資人避險情緒，美元、日圓、金價揚升，美債殖利率驟降。
30 年美債殖利率摔至歷史新低 1.89%，10 年期美債殖利率跌至 1.369%，接近歷史最低，3 個月和 10 年期殖利率曲線倒掛加深。高盛將第一季美國 GDP 成長預期從 1.4% 下調至僅 1.2%。

美股週一開盤，標準、那指直接跳水，跌破 50 日均線下方，道瓊摜破至 100 日均線下方。隨著債市警鈴持續大作，金融股重創，原油暴跌，能源股挫跌，蘋果帶頭下殺，晶片股重創。
終場四大指數全面收黑，費半崩近 5%，道瓊狂瀉逾千點，道瓊、標普兩大指數經歷 2 年來最大單日跌幅，抹去今年迄今漲幅，那指迎來 2018 年 2 月以來最糟交易日。
週一 (24 日) 美股四大指數表現：
▪ 美股道瓊指數下跌 1031.61 點，或 3.56%，收 27,960.80 點。
▪ 標普 500 指數下跌 111.85 點，或 3.35%，收 3,225.90 點。
▪ 那斯達克指數下跌 355.31 點，或 3.71%，收 9,221.28 點。
▪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 89.82 點，或 4.75%，收 1,891.05 點。

科技五大巨擎腥風血雨，單日蒸發 2300 億美元。蘋果 (AAPL-US) 下跌 4.75%；臉書 (FB-US) 下跌 4.50%；Alphabet (GOOGL-US) 下跌 4.29%；亞馬遜 (AMZN-US) 下跌 4.14%；微軟 (MSFT-US) 下跌 4.31%。
道瓊 30 檔成分股全線跳水，面臨猛烈抛售。聯合健康 (UNH-US) 大跌 7.84%；美國運通 (AXP-US) 大跌 4.97%；Visa(V-US) 大跌 4.80%；思科 (CSCO-US) 大跌 4.96%； Exxon (XOM-US) 大跌 4.68%。
費半成份股全面重挫，AMD 領跌。AMD (AMD-US) 大跌 7.81%；Nvidia (NVDA-US) 大跌 7.07%；美光 (MU-US) 大跌 3.47%；英特爾 (INTC-US) 大跌 4.01%；艾斯摩爾 (ASML-US) 大跌 4.40%；高通 (QCOM-US) 大跌 4.26%；賽靈思 (XLNX-US) 下跌 2.90%。
台股 ADR 集體收跌，台積電 ADR (TSM-US) 下跌 2.64%；日月光 ADR (ASX-US) 下跌 2.70%；聯電 ADR (UMC-US) 下跌 2.29%；中華電信 ADR (CHT-US) 下跌 1.45%。
焦點財報和個股
防疫概念股保護傘撐起，防護服和口罩製造商 Alpha Pro Tech (APT-US) 大漲 25.26%。
美國藥廠吉利德科學公司 (Gilead Sciences) 研發的藥物瑞德西韋 (remdesivir) 成為武漢肺炎疫情的緊急治療方案，吉利德 (GILD-US) 逆勢上漲 4.59%。
美國視訊會議軟體開發商 Zoom (ZM-US) 受到青睞，有望成為在家工作、網路上課的好幫手，其股價上漲 3.19%。
支持美國全民健保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在內華達州宣稱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聯合健康、信諾等健保公司大跌近 7%。
波克夏海瑟威 (BRKa-US) 下跌 2.99%。周末公布最新財報，Q4 歸屬於母公司純益報 291.6 億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波克夏帳上現金仍高達 1279 億美元，僅略低於前一季的歷史最高點 1280 億美元。
股神巴菲特上週於《致股東信》不諱言警告，未來美股「可能發生任何變化」，不排除出現大幅修正的情況，甚至幅度可能達到 50% 及 50% 以上。
華爾街分析
今年迄今，武漢肺炎堪稱美股最肥的黑天鵝，美股四大指數週一「確診」直送「負壓病床」。
The Opportunistic Trader 公司創始人 Larry Benedict 表示：「人們並沒有完全定價，可能會開始對股票進行 10% 至 15% 的修正。」
Independent Advisor Alliance 首席投資官 Chris Zaccarelli 表示：「全球股市已開始消化債市數周來的消息，即全球經濟成長可能因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擔憂而受到重大影響。」
FTSE Russell 全球市場研究董事總經理 Alec Young 表示：「市場討厭不確定性，而疫情帶來市場面臨的最不確定宏觀風險，投資者亦敏銳地意識到，許多人一開始誤判病毒對經濟的嚴重性，他們現在更願意考慮最糟糕情況。」
牛津經濟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美國首席經濟學家 Gregory Daco 表示：「目前的直接風險是財務狀況。真正的影響很小，但是波動性很大，如果美元上漲，股票下跌，那將是直接打擊。」

市場預期聯準會近期出手降息機率大增，最快 4 月降息的機率達 54.5%，6 月降息機率高達 76%。

https://m.cnyes.com/news/id/4445696

【全球股市觀察站】2020-02-24(美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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