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眼中的媽祖』

讀資料時發現這位在台灣的法國記者ALICE HÉRAIT 文章挺不錯的。有興趣可以找來讀 。而且她也在法國獨立媒體Mediapart寫文...同道中人 :D

以下是她寫的有關媽祖進香，很適合介紹給家裡的法國人， 以後帶去媽祖廟安太歲就不用多解釋了🤭

----隨手翻譯如下---

Le festival de Mazu à Taïwan : un culte populaire au cœur de la vie politique
臺灣的媽祖慶典：政治生活核心的民俗信仰

大甲媽祖進香是臺灣最古老和最大型的宗教遊行活動。每年農曆三月，航海人的女神媽祖都會離開位於台中鎮瀾宮的家，前往嘉義的奉天宮。海神信仰帶來了節日氣氛，也帶來了政治爭議。在此回顧一下臺灣最受歡迎的慶典歷史。

4月9日晚，臺灣台中市郊區大甲的鞭炮聲響起，天空中彌漫著煙霧。晚上11點05分，鑼鼓和煙火響徹雲霄，朝拜媽祖雕像的儀式正式開始。人群漸漸圍攏，越來越緊密。時間越接近，越難以靠近鎮瀾宮周邊，這個著名旅程的起點。媽祖就像我們的母親，她的精神是純粹的慈悲，她是我們的信仰。50多歲的邱俊宏，一位志願者說：「當我們面臨困難時，我們向媽祖祈求，她會保佑我們，保護我們。」他和他的團隊每年一起來到這裡，為媽祖的朝聖活動維持安全。根據主事機關的說法，今年有30萬人參加了慶典活動，比往常多了三倍。

在寺廟前，不同的陣頭接踵而至，舞獅、舞龍、著戲服的女子表演......都是來向聖潔的女神致敬的。巨大的人偶代表著道教和佛教的神靈，由不同的劇團操作。晚上，蔡英文總統和各方政治人物也在媽祖聖像離開前趕來參拜。前國家元首馬英九--一個因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讓人又愛又恨的人物--出現時，仍然令人驚訝。現在是晚上11點05分，關鍵時刻，眼前這一幕極為虛幻：前總統被人群粗暴地推搡著，假裝抬著剛走出鎮瀾宮的媽祖神轎。

「媽祖是我們所有人的母親，她保護著臺灣」，一位女信徒在媽祖離開鎮瀾宮幾分鐘後感歎道。這位50多歲的女士慷慨地將印有神像的小禮物分發給想要的人。「我的生意很好，這要歸功於媽祖的保佑」，在人群散去後，另一位在寺廟前集合的朝聖者坦言。

「今年有很多朝聖者，很多年輕人加入了慶典活動，他們往往很有創意」，邱俊宏說。這位保安也是一位忠實的信徒，他對這個慶典的歷史充滿熱情，對於與一位外國記者分享他的回憶和照片感到興奮。2021年對大甲媽祖慶典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由於Covid-19疫情在5月前出乎意料地控制良好，當時無法出國旅遊的臺灣人轉而進行在地旅遊。雖然沒有來自國外的朝聖者，但據說參加人數翻了三倍。數位外交協會的成員說：「這個節日是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祈禱的機會」，這個非政府組織在媽祖進香的第一天組織了一次國際巡遊。不過命運的諷刺來到，臺灣本身將經歷一波確診疫情。即使就目前而言，狀況是有限的。

在臺灣流行的宗教中，媽祖信仰是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據說此信仰在10世紀左右起源於福建省的一個島嶼--湄洲，一開始只是一種地方性的信仰，並在宋朝時得到正式許可。許多故事都圍繞著媽祖的身影展開，不過大家都同意媽祖在世時姓林，是一個年輕通靈者(chamane)，能幫助窮困者預測天氣。漁民在上船之前，媽祖會告知天氣是否惡劣。在焦慮的時候，她會出現並拯救漁民。根據一些故事，她救了溺水的父親和兄弟，或者沒能拯救其中一個。還有人說她為了救他們而淹死了自己。「很多故事參雜在一起」，INALCO(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中國文學教授Vincent Durand-Dastès 戴文琛說。「該宗教的傳播速度相當快，沿著中國海岸線傳開，然後傳到臺灣，並傳至所有海外華人。[…]正如宗教在中國傳播時經常發生的那樣，在不清楚原因的情況下，受到地方和國家當局許可。」

在蒙古時代，忽必烈授予媽祖《天妃》(la concubine céleste)的稱號。 清朝康熙皇帝將她提升為《天后》(la concubine impériale céleste)的稱號。戴文琛說：「這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一旦一個宗教被註冊並開始發展時，一個神靈就會得到晉升」。戴文琛教授提到了官方寺廟的設置，如建於1732年雍正皇帝治下的鎮瀾宮，以及臺灣的非官方寺廟：「有官方的信仰，也有自發性的崇拜。[......]當清國到達臺灣時，他們來到了仍然有很多原住民的宜蘭，並在那裏建立了關帝廟和媽祖廟。同時也有許多來自福建沿海想避開國家控制的移民，帶著他們的媽祖前來。」

與歐洲人的想法相反，經濟發展和思想自由化並沒有讓臺灣人離開他們的宗教。相反地，在1970與1980年代國家經濟繁榮時期，以及隨後的民主化進程中，宗教慶典的重要性開始上升。臺北中央研究院現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康豹（Paul Katz）說：「大型朝聖活動在1980年代初才開始。它們的發展有多種原因：臺灣的經濟增長使人們，特別是婦女，有更多的休閒時間」。

研究員康豹繼續說：「為了獲得選票，一個政治人物必須對他的選民表明同理心。在農村地區，去寺廟是一種方法」。1987年戒嚴令解除，臺灣的宗教民俗學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1970年代末期開始的地方選舉和隨後的全國選舉，讓政治人物受邀參與寺廟活動。寺廟成為政治集會和爭論的場所。

女神挑戰兩岸現狀

1987年也是臺灣海峽兩岸恢復朝聖活動的一年。鎮瀾宮趁機確立其成為第一座供奉媽祖寺廟的合法性，表明恢復湄州和臺灣之間的宗教交流。進香路線經過香港，因為當時還不允許兩岸直航。

2000年陳水扁當選後，媽祖成為政治爭端的核心。來自民進黨的第一任總統以支持獨立的立場而聞名，他被泛藍聯盟和其他幾個贊成與中國統一的政黨推動，組織了一次從臺灣到湄州的直航進香之旅。福建的中國官員加入這場論戰，並取得金門和澎湖小島同行的支持，他們意識到從臺灣直接前往中國的進香者可以為臺灣的政治格局帶來象徵性的意義。民進黨的知名人士，如當時的副總統呂秀蓮，抨擊鎮瀾宮委員會的成員利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而陳水扁總統則認為直航進香團會對中國的宣傳有利。

然後，政治爭論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在進香的前幾天，媽祖出現在國會議員曾蔡美佐的夢裡，她也是臺灣一個重要寺廟的董事長。據她說，媽祖建議採用間接進香路線以打破鎮瀾宮與政府之間的對立情勢。寺廟委員會成員隨後決定以平常方式進行進香活動。

（圖片是網路上找的，原文連結裡的圖片比較有趣）
https://asialyst.com/fr/2021/06/02/festival-mazu-taiwan-culte-populaire-coeur-vie-politique/

千年媽祖｜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大海，神秘莫測，資源無限。就在中國海洋事業崛興的時代，一個海上女神隨之升起。祂就是今天我們俗稱的媽祖。

媽祖信仰與宋元的福建閩人航海活動有著密切關係。媽祖的顯靈和神跡，大部分與護佑沿海航行者有關。人們對媽祖形象的形塑，一開始就賦予祂具有控制海濤風向的靈性，深具護佑航海人員性命安全的神格職能。

媽祖的誕生，一般認為是在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誕生於福建莆田湄洲嶼，是林姓人家的女兒林默娘。

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宋太祖取代後周，但此時東南諸國未滅。五代「十國」中的閩國，雖在公元945年為南唐所滅，但漳泉等地仍為王審知、陳洪進等所割據，直至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才納土歸降於宋朝。因而，公元960年媽祖林默娘的誕生，應說是在注重海洋事業發展的「十國」末年。

有關媽祖的文獻，就目前所知，最早是南宋的文人集子和方志。媽祖在南宋以前的事跡，均是南宋以後的追記或附會。要至南宋以後，才有了當時代的媽祖文獻。

在宋代，興旺的海上絲綢之路出現了新的主角：中國海商。尤其是在南宋以後，中國海商，特別是福建閩商的海上活動更是蓬勃。媽祖信仰於這段時間出現，絕非偶然之巧合。這與中國海洋事業興勃、當時代的民生經貿背景，以及興勃的閩人航海事業之社會條件和背景起著某種互動的發酵作用。

媽祖一開始就具有「護航女神」的職能，具有支配大海的神力，能預知海上風濤變幻，拯救護佑海上遇險之船民，是「航海者有禱必應」，具有水神，而且是海神的神格。

南宋真德秀《聖妃宮祝文》指說媽祖是「凡航海之人仰恃以司命是用」。吳自牧《夢梁錄》更說媽祖「其妃之靈著，多於海洋之中，佑護船舶，其功甚大」。媽祖在南宋時期的福建沿海地區，已是庇佑海上活動者的守護神。

由於媽祖的「護國庇民」之神功，自宋代以來，屢受歷代朝廷敕封。從北宋宣和五年朝廷賜廟額「順濟」，媽祖崇祀正式收編進入官方的宗教體制開始，南宋受封14次，從「夫人」晉升為「妃」。元朝之時，因為護佑海運漕糧有神功，朝廷又把媽祖封號由宋代「妃」爵晉升為「天妃」。明代庇佑鄭和下西洋等有神功，保持「天妃」封號。清代，康熙23年攻克台灣、澎湖之後，媽祖地位更是獲得提升，由「天妃」晉升「天后」。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天后聖母」、「天后宮」之緣由了。

媽祖被收編進入古代帝制王朝的傳統儒教宗法系譜，也被佛、道吸納和融合，納入佛道神系之中。李丑文《靈惠妃廟記》指該廟在「至順三年（金山僧）僧德煥募眾重修」。元代，莆田黃四如《聖墩順濟神廟新建蕃厘殿記》提出了媽祖「即普陀大士千億化身」之說。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更是具體化地指說，媽祖的出生，是因為其母親夢吞南海觀音給的優鉢花，懷孕生下了媽祖。所以，媽祖5歲的時候就能誦觀音經。佛教經典還有一部《觀音大士說天妃娘娘》。佛、道及民間信仰的交融，影響所及，明清以後，許多的天妃宮、天后宮往往建有觀音堂、佛堂或配祀觀音，也有不少觀音廟以媽祖為陪祀。

在道教方面，《宋會要輯稿》〈張天師祠條〉記有媽祖合祀於張天師廟內。另，前引之元代黃四如《聖墩順濟廟新建蕃厘殿記》也說媽祖「即姑射神人之處子」，亦可推斷，至少在元代，媽祖信仰已含有道教色彩。《道藏》〈洞神部〉收有《太上老君說天妃救苦靈驗經》。據推斷，這是明初永樂七年之文獻。由此可窺，在明初，媽祖已被纳入道教的譜系之中。

謝重光教授《媽祖信仰：建構東亞共同體的重要精神資源》一文指說，媽祖信仰與儒、釋、道三教融合的基礎，在於媽祖信仰分布地域的廣大和信眾數量的巨大。這就使得儒、釋、道三教都不能無視媽祖信仰，必須想方設法接納祂，以壯大本教的力量。至於媽祖信仰與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過程，既可看作是媽祖信仰對三教成分的吸納，也可看作三教對媽祖信仰的改造。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真正的海洋開放：宋元時代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中國商人之積極出海興販，始於晚唐五代十國。至宋元時期，中國海商的船跡已遍歷東亞、東南亞及印度洋各地，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要角，甚至連當時的阿拉伯商人亦喜乘搭中國的船隻來華貿易。

中國海商的崛起以及其主導海洋事業的優勢地位，使中國在宋元期間的海洋發展進入了一個空前的輝煌時代。《宋會要》記載，當時「漳泉福興化，凡濱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備財力興販牟利而已」。南宋的泉州和廣州是世界性的大商港。這種生機勃勃的海外貿易氣象，宋元時期造船術等物質科技基礎趨向成熟，宋元王朝所探取的海洋開放政策，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相對於中國以農立國的歷史傳統，宋元兩朝的立國精神頗為特殊，深具很強的海洋性基因。劉子健在《兩宋史研究匯彙》指出，南宋的立國特質，在於它是以整個東南靠海地區做根本，來控制從長江此岸以南，一直到廣東，這樣的一個幅地，用「靠海地區做根本」，是中國歷史上，在近代以前絕無僅有的。南宋可謂是個「背海立國」的國家，以杭州（臨安）為中心的南宋政權，由於其政經中心的南遷，南方沿海，或為治安，或為維護及收取海上市舶之利，都成了南宋政府必須要去重視的問題。

面對北亞遊牧民族的南壓，宋朝軍事積弱，但在經濟活力上，宋朝一點也不積弱。只要看看《清明上河圖》，就能感染到那種商貿活絡的景致。兩宋之所以能維持三百多年，可以說是以經濟財富來換取和平的。為了應付龐大的戰費，宋朝政府已清楚地認識到海貿商稅的巨額收入，可資成為國庫重要財源。宋神宗就曾說：「東南利國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命令臣下「創法講求」，希望借由海貿「歲獲厚利，兼使外藩幅輳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宋神宗的這一番話，反映了北宋歷代國君積極重視海外貿易的態度。

到了南宋，整個形勢更為緊迫，宋高宗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施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又說：「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

蒙古滅宋，至元代後期，大抵仍是沿襲宋制，「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元代蒙古統治者實際上也沿襲了宋朝的海洋開放政策。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認為，這是一方面征服者為被征服者更先進文明所征服，另一方面蒙古統治者沒有正統的中國統治者所擁有的那種根深蒂固的重農抑商思想，而是富有創新和銳意進取的精神所致。

宋元的積極和開明的海洋政策，不僅反映在遣使招徠海外蕃國商人使團來華貿易，同時還獎勵中國民間商人之出海興販。宋元時期設置的市舶司，其職能是「掌蕃貨、海舶徵榷，貿易之事」，意即徵收海貿商稅。不僅掌管外國船舶事項，亦管理中國商船出海手續及徵稅事務。與此同時，宋元政府對能招誘舟舶，使抽稅物貨達一定數量的中國海商，給予封官或升遷的獎勵。例如綱首（船主）蔡景芳因招誘舶貨，使市舶司收得海貿商稅息錢98萬緡，而獲補官承信郎。福建和廣州的舶務監官如果能讓政府抽買乳香每及一百萬兩，亦能升遷一級。

在這種積極獎勵的海洋政策之下，南宋建國之初，在其他經濟制度尚未穩固之際，其市舶商稅曾經一度高達全國總收入的20%。後來的海貿市舶之利，一般上也維持在全國總收入的4%至5%的比重。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北宋設立市舶司的地點有廣州、杭州、明州（寧波）、密州等地。南宋則有廣州、泉州、杭州、明州、溫州、秀州、華亭、江陰軍和澉浦等地。元代則是泉州、廣州、溫州、杭州、慶元等地。掌市舶司者，都是掌管海貿事務的專業官員，宋元兩代設市舶司據點之多，體現了宋元官方對海外貿易之重視。

比較看看其後之明代中國，僅廣州、明州、泉州（後移往福州）三地。由於海禁政策的長期施行，明代市舶司其職能已轉變成僅是專管海外蕃國使節團往返之事，而不再是中國海船下海興販徵稅之部門。鄭和下西洋不過是代表明代官方船隊的大規模出航，惟這時候的中國民間海船卻是片板不許下海，除非「走私」當「海盗奸民」。

中國北京中央電視台錄製的《海洋中國》系列講座紀錄片，受邀的中國學者亦誠實地論說：「其實鄭和下西洋亦可謂是明初海禁政策的延續。」當我們在大事誇談鄭和之際，鄭和的此項本質，不可不察。研究歷史必須是嚴謹而且要洞察深入。至清朝，即使「收復」台灣開海之後，清朝政府亦僅是把中國的海洋對外通口，局限在廣州一隅。其基本國策仍是封閉的。19世紀鴉片戰爭，西方的船堅利炮打到中國國門，沉醒多時的中國才如夢初醒，卻也驚慌失措。

反觀宋元，並沒有施行嚴厲和長時期的海禁政策（即使施行海禁，也是特殊原因，屬暫時性的應變政策）。這與明清兩朝長時期的海禁，民間片板不許下海的封鎖政策，實有天壤之別。陳希育指說，宋元政府能正視海貿對國家的重要作用，這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總的說來，宋元兩朝對中國民間商人海外貿易的政策，比起唐代以前，乃至後來的明清二代（包括鄭和下西羊時期），都要來得開明與積極。

中國也是海洋性的國家。惟其真正的開放，是在宋元時期。這是熟悉中國海洋史發展的共識。縱然宋朝武功積弱，縱然元朝是「非漢族」的蒙古人所建立的國家。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