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剛結束沒多久，今年夏天全台「瘋」奧運也劃下了尾聲。無論你是因為台灣奧運選手優異的表現而深感驕傲，或是因為奧運直播的歡呼或感嘆而終於發現隔壁有住人，我們的社會生活都在夏天與奧運密不可分。但是，經過了幾次奧運的檢討，舉辦奧運在國際間展示「國力」、「凝聚」國人認同感等優點，已經逐漸被奧運帶來的經濟虧損、城市發展遲滯等負面的影響所減弱。究竟辦奧運是凝聚認同與展示「國力」來得多，還是為一個國家與城市帶來負債以及產業環境與生活資源的排擠來得多呢？甚至是，奧運是否已經證明了政治與體育的密不可分，而不再有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的價值觀點呢？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要從最近十多年的奧運來討論奧運帶來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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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日本漫畫家大友克洋，開始連載動漫史上最偉大的鉅作之一《阿基拉》（ Akira ），神預測日本爭取到 2020 年的奧運主辦權。1988 年動畫上映，其中一幕更是令人震驚：奧運開幕前 147 天，東京陷入動蕩，民眾群集示威，在奧運的宣傳看板上，寫下了「停辦奧運」的標語。
三十多年後來看，這簡直就是精準的預測未來。
但，這真的是巧合嗎？事實上，跟許多人想像的不同，奧運的風光是近三十年來的事情。從二戰後到 1984 年間，「奧運」二字，名聲簡直臭不可聞，奧運的賽事主辦國更是經常陷入極大困境──不只因為美蘇冷戰背景、兩大陣營互相抵制，這邊參賽了那邊就拒出賽，也因為每屆奧運賽事毫無例外，都會出事。

奧運擺脫了噩夢般的二十年，形象一瞬間扭轉，然而當時就有人指出，固然奧運會開始營利，吸引了大批城市爭相主辦，但是這種過度吹捧的局勢，很可能只是蒙特婁現象的擴大版本，最終將導致奧運成為巨大的泡泡。大友克洋顯然正好身處在這個極度反差的時代，對於奧運這個正在成長的怪物，做出了他的判斷，最後不幸言中。
在討論奧運千禧年後的再度崩壞之前，我們先回來了解奧運的本質：就跟大家以為奧運就是無限風光的代表，忘卻了奧運曾經如何醜陋不堪一樣，很多人對於奧運的起源，有著錯誤的理解。

儘管口號冠冕堂皇，奧運背後就是各種金錢、政治、國際局勢的角力。例如：1904 年美國的路易斯奧運，89% 的選手是美國人，讓所謂的「國際賽事」成了笑柄。1912 年斯德哥爾摩奧運上，美國天才運動員吉米索普（Jim Thorpe）拿下五項跟十項全能兩面金牌，卻因為「曾經」在美國打過一個夏季的職業棒球而被取消資格，很多人認為實際原因只是因為他是一名印第安人。

再例如 1920 年的比利時奧運，這次賽事由一群安特衛普的一群有錢人主導，原本說好由他們捐款來主辦，但是後來卻變成了他們向政府借款來舉辦，同時在地方上修建了一堆品質極差的道路及旅館，導致安特衛普政府財務出現巨大赤字，而這些地方富豪卻利用這些活動與建設從中獲利。這個模式聽起來是否相當熟悉？是的，這個獲利方程式經過了一百年依舊有效，建商承包大量的工程，政府無止盡的舉債，不管賽會成功與否，最後錢都落進了建商及銀行的口袋裡，而政府則留下大量負債。在後來的日子，「安特衛普模式」讓生意人趨之若鶩，不斷說服政府投入大筆資金來承辦，這當然需要有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藉口，因此，展現「國力」跟「人種優越」 則是成為主辦奧運最大的理由。

奧運從無人問津進化為各國爭相加入的國力展示場，從百病叢生變成不可一世的搖錢樹，奧運的體制不停的轉變，在洛杉磯奧運終於迎來了頂峰：洛杉磯是唯一申請主辦 1984 年奧運的城市，但爭取主辦 2004 年奧運的城市，卻達十七個之多──這還不算進那些有意申請，但是基本條件實在欠缺的城市。跟可以預期的滾滾黃金相比，那些賄賂奧會官員的費用顯然微不足道，這期間，幾乎每一屆的奧運申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醜聞。而雅典奧運的龐大支出，讓每個希臘人背負了高達十年的債務，同時間接也讓希臘成為 2008 年金融危機的主角之一──諷刺的是，正是從十七個申請國中脫穎而出的雅典的下場，讓各國對於爭取奧運主辦權這件事，興趣迅速的消退，許多國家這才驚覺，舉辦奧運是一個龐大的陷阱。

到了 2013 年，東京在爭取主辦權的競賽中脫穎而出（此時參與競爭的正選城市只剩下五個），相較於北京奧運及里約奧運所象徵的大國崛起，日本最大的目的是為了 311 大地震之後的復興。到了 2017 年，東京奧運的經費已經超過了一百三十億美金，這差不多是日本政府所能承擔的極限了，更悲慘的是 2020 年發生了襲捲全球的武漢肺炎疫情，奧運陷入停辦危機，日本政府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宣佈東京奧運延後一年，延後一年的追加預算需要將近二十七億美金，使得整體經費接近倫敦奧運的一百六十億美金。日本政府宣稱的省錢奧運成為空談，而這還不包括日本民間的旅遊業者，這幾年來為了因應奧運旅遊潮所做的投資，如今比賽延後一年，還必須封館比賽，支出超出預期，卻又幾乎沒有回收，尚未正式開幕，就已註定成為虧損最嚴重的一次奧運。

東京奧運的困境是一場意外，但也是可以預期的結果。奧運的開支不可能大幅減少，縱使不會像北京奧運或索契冬奧那樣毫無上限，也不會少於這次東京奧運的規模；這也就是說，奧運帶給主辦國的效益只會越來越少。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奧運多達一萬五千名運動員的規模看來確實驚人，但奧運的比賽內容卻逐漸失去吸引力，這也是時代轉變的結果。雖然奧委會在上個世紀末追緊時代腳步，開放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依然比不上隨著科技及產業進步，迅速進入世人眼光的職業運動賽事──除了足球界長期以來不讓頂尖選手參加奧運，過去非常倚賴奧運才能增加知名度的田徑賽事，也因為電視轉播高水準的巡迴賽事，改變了收視與關注的習慣，現在很多運動的職業選手，都已經不以參加奧運為生涯的最高殿堂。由於疫情，東京奧運許多選手也順理成章的放棄奧運的參賽權，在成功吸金的項目，奧運能否繼續號召頂級選手，而許多被認為雞肋的冷門項目是否應該保留，或許，這會是奧運的下一個世紀挑戰。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story-journalism-22-the-road-of-olympics/?fbclid=IwAR2fScZvaO_KsXB5ZaLv-Y_zxaO1R-PcsrZ20N26b-h9tNbW_SU9Aph2PVE

二戰以來首次！！ #Y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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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40「移民與交流月」快樂！為了彰顯這個月的主題，我們將分享一些AIT官員非常鼓舞人心的家庭歷史。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AIT發言人孟雨荷的家族故事：

照片中的人是我的外曾祖父母，他們兩人都來自俄羅斯帝國，經歷了艱辛的長途跋涉，最後落腳美國。他們倆都在年紀很小時就逃離了家園，以躲避「反猶騷亂」（Pogrom）（這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在俄羅斯，徹底摧毀猶太村莊並奪走上千猶太人生命的一連串精心策劃的屠殺暴行）。我的外曾祖母芬妮是在1907年，和她媽媽及她的三個兄弟姊妹來到美國的，當年她11歲。她爸爸早他們幾年前就搬到了美國，一直努力工作，好存錢把家人也帶過來。最後，他們從俄羅斯啟程，翻山越嶺，橫跨歐洲，來到了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然後再坐船，在三等艙裡展開漫長的海上旅途，直到抵達紐約的埃利斯島。我外曾祖父山姆抵達美國時身無分文。他和芬妮是在紐約市成衣區的血汗工廠工作時認識的。山姆晚上上夜校，白天則一面超時工作，最後終於存夠了錢，讓他得以成立了自己的事業。接下來，他也開始出資協助他和芬妮的其他家人前來美國；等這些家族成員到了美國，他便幫助他們成立自己的事業，大部分是賣些雜貨的小生意。我的外曾祖母總是說，她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那天，是她的生命中最驕傲的一天。山姆和芬妮有一女二子，兩個兒子都曾在二戰中戰鬥；他們家族中任何一代人都從來不會錯過投票的機會，因為對他們來說，投票是項神聖的特權，不該被視為理所當然。我外曾祖父的商店後來大為成功，叫作「費德曼居家用品店」；今天這家店在曼哈頓的麥迪遜大道上，由我家族的另外一支經營。-- AIT發言人孟雨荷 #ImmigrationandExchangeMonth #AITat40 #AITat40Celebration

These are my great-grandparents on my mom’s side, each of whom made the long journey from the Russian Empire to the United States. Both of them fled their homes at a young age to escape the Pogroms, a series of orchestrated massacres that destroyed entire Jewish villages and took the lives of thousands of Jews in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Russia. My great-grandmother Fanni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age of 11 in 1907 with her mother and three siblings. Her father had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several years earlier and worked hard to save enough money to bring his family over. They made the trek from Russia across Europe to Antwerp, Belgium, where they began the long sea journey to New York’s Ellis Island in the steerage class of a ship. My great-grandfather Sam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penniless. He and Fannie met while working in a sweat shop in New York City’s garment district. Sam went to night school while working long hours during the day and eventually saved enough money to open his own business. Then he began to pay for other members of his and Fannie’s families to come to America. When they arrived, he helped them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oo, mostly small stores selling sundries. My great-grandmother always said that the proudest day of her life was the day she was sworn in as an American citizen. Sam and Fannie had a daughter and two sons, both of whom fought in World War II. No one in their family (of any generation) ever missed an opportunity to vote, since they considered voting a sacred privilege, not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My great-grandfather’s store grew into a thriving business called Feldman’s Housewares, which is being run today by another branch of my family on Madison Avenue in Manhattan.---AIT Spokesperson Amanda Mans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