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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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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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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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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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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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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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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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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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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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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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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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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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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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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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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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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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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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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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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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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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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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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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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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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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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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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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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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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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爆出累積確診２２例，分別於５／２５有３人確診，５／３１有２人、６／６日１人、６／８日１人、６／１０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１日１人、６／１２日１人、６／１３日３人、６／１４日２人、６／１８日３人、６／２０日２人、６／２１日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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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是萬華的大型市場，或者說，是北台灣最大的家禽零批場，只要是萬華人，沒人不知道這個地方，無論是做生意的還是一般家庭，都來過這裡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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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訝的是，當萬華人陷入一片恐慌之際，ＰＴＴ柯糞的反應是，「累積確診」不對，怎麼可以把５／２５日算到今天上，這是在製造恐慌，實在讓人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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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柯糞們是把過往以來至今累計的確診數，全都算在５／２５日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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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曾說過，確診數要看趨勢，５／２５日不過３人確診，從６月到現在，累積的２１人數字，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直到前天，都還有人確診，ｐｃｒ是有延遲的，這些數字，都還在通報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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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什麼「拿過去的數字算在今天的帳上」，而是「今天的數字跟過去一直有關連，不曾停止」，同一個地方，一直不斷出現確診數，就代表那個地方仍然有隱藏的傳播鏈，只是還沒被發現，尚未大爆發而已，神父希望，柯糞不要跟柯文哲一樣，士林長照了４８確診３死，他才學到了一課，恩，原來武漢肺炎是有潛伏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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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別忘了，北市府只有在６月９日、１１日、１８日三度出動快篩隊到環南市場快篩，共篩７８０人，有２人確診，但快篩率僅占攤商工作人數２８００人的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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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和北農有密切往來，原本排６梯次篩檢，剩３次，後面梯次的攤商篩不到，自治會長要求全都篩，市政府竟回「要支援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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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攤商排了３次隊，才找到自己的名字，市場處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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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不是每個人都有，是攤位抽幾位出來做快篩，沒有你的名字，就自己去外面做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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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華環南市場的確診趨勢，就是一直都有人確診，內部有許多隱藏感染源，ａｎｄ，柯文哲所謂以打游擊戰的方式，殲滅感染源，原來就是打到一半，跑掉，然後當作這地方沒事，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了，感染源被殲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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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記錯的話，６／１９日，柯市府關掉了剝皮寮快篩站，黃珊珊稱「萬華已不算是熱區」、「剝皮寮將設置這段抗疫過程紀錄，讓民眾知道萬華非常努力地在這場戰役中讓疫情降下來，功不可沒！」北市府則說，「在北市不斷努力下，萬華的盛行率已經明顯下降，證明當時的決策相當正確而及時．」柯文哲親赴現場，致贈醫院和醫護感謝狀，然而，後頭斗大的紅布卻相當刺眼，「謝謝柯市長、黃副市長，剝皮寮快篩站功成身退．」不知道是要謝謝醫護，還是謝謝他們自己，彷彿萬華的疫情已經終止，防疫馬到成功，一切歌舞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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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一時間，環南市場仍然出現確診，北農的群聚正在發生，然後是士林長照機構，差不多就是烈火正在熊熊燃燒時，一群人卻聚在外頭開營火晚會，他們高聲慶祝，屋內的火災已經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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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令人想起中共的防疫模式，疫情蔓延之時，馬照跑，舞照跳，當確診數不斷攀升，卻稱疫情「可防可控」，要人民「相信政府相信黨」，然後開始「武漢加油」，各種「抗疫英雄」出現，最後，直到現在，中國面對各國的質疑，居然大喊「武漢團隊應該得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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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看似在激勵武漢人，同理武漢人，實際上，是在遮掩真相，逃避自己的責任，要武漢的人們擱置懷疑，相信疫情已經結束了，問題已經解決了，不准抱怨，不要有聲音，於是武漢人的痛苦和懷疑，全都隱沒在一群正能量的打氣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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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打，越洩氣，越加油，越鬱悶，當所有人堅信問題已經不再發生，真正受苦的人，卻無法發出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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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神父說，萬華人，不要窮到只剩下打氣加油的聲音，不要冤枉到被各種滿溢的糖蜜，堵塞自己的嘴，那不是歌頌，是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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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疫苗，是安慰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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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自己的安危，和政客的利益掛在一起，任由他們代替你說話，任由他們來詮釋你自己，儘管那可能是好聽的，看起來和你站在一起，為你打抱不平，事實上，是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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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種話語，都有兩種意涵，而那背後，往往都別有深意，說著「功成身退」，其實是「功在他，資源可以撤了」，當剝皮寮撤的當下，前幾天無論在環南，還是北農，篩不到的都會叫你自己去篩，你自己去篩，去哪篩呢？去剝皮寮，然後就關門了，這顯然是第二十二條軍規，全世界沒有快篩站是只做３６天就「功德圓滿」，沒有一個確診數破千的區域是３６天後「不再是熱區」，沒有病毒還在潛伏的時候，疫情還沒穩定的時候，就說要撤走，因為「附近商家和居民認為生意受影響，連署希望遷走快篩站．」然後市府「從善如流」，這些打蛇隨棍上，就是欺民眾不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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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篩站，就是疫情嚴重之處的眼睛，因為快篩的邏輯，就是在風險處高的地方，才準確，才能避免偽陰偽陽的問題，就算疫情緩和了一些，這個眼睛仍然必須監看著，避免再度爆發，如果為了附近人的生意，觀感，就可以當作撤掉的理由，這就好像生病的人撤掉了自己的眼睛，以為看不到，就沒有事了，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犧牲整個萬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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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趣的是，剝皮寮將轉型為疫苗注射站，這是令「撤站」難以反駁的，環南市場快篩篩不到，也是因為「要支援打疫苗」，你不但不能反對，還得點頭贊同，因為打疫苗是好事阿，但是快篩還是要做啊，用好事來掩蓋壞事，一向都是柯市府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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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柯文哲整天嚷嚷著要疫苗了，因為打疫苗這件事，是最沒有成本的防疫方法，什麼都沒做，就喊著「打疫苗」，好像已經做了什麼一樣，不斷的要疫苗、索取疫苗，還可以掩蓋自己製造的問題，就連北農和市場處，別人問他，有做什麼防疫措施？呃，有阿，我有爭取疫苗，出一張嘴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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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賊頭賊腦式的防疫，上行下效，當柯文哲終於說出了新戰術，「北農爆發群聚確診，４０００人若要每週快篩可能太慢，因此全部抓去打疫苗」，稱這是「暴力處理」北市爆發士林長照機構群聚，接下來的戰略，就是「將太難處理的就先打疫苗」，把疫苗當成治療劑，這就像內射了以後才開始戴保險套一樣，疫苗產生保護力是在兩周後，就算打了再多人，也沒辦法遏止當下的傳播鏈和已經得病的感染者，當這個戰術動到了遊民身上，遊民也要優先打，就可以知道，這不是在打疫苗，而是在打麻醉劑，柯文哲施打在眾家媒體和市民腦中，產生了「阿北很會做事」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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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疫苗，是不能阻止當下正在傳播的病毒，只有快篩、疫調、匡列、隔離，才能阻止傳播鏈，在北農事件爆發前幾周，中央曾經要求北市府在北農設置快篩站，柯文哲的理由是「剝皮寮快篩站就在北農旁邊，所以才不設．」他說，自己是醫學專業人士，行不行他很清楚，旁邊就有快篩站，直接帶去剝皮寮做就好，沒有必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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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身就是在吐痰，又是一個瞞天大謊，剝皮寮和北農，一個在北，一個在南，相隔將近３公里，走路要半小時以上，而你自己就說北農的人來自全台各地，請問不設快篩，走路到剝皮寮，是要給鬼篩嗎？關了以後，出事又把剝皮寮團隊調到北農去，這不是在自打臉嗎？有何專業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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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模式的防疫，並不適用於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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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中共模式，第一，就是口號式的防疫，無論是什麼冷區殲滅戰，熱區圍堵戰，同心圓掃描，精準疫調追殺，再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台北做得到清零，這些都是在務虛，而不是務實，當市場處或北農，都開始柯文哲化了，別人問他做了什麼，他們說，我有畫同心圓阿，這就跟當初美中台三角型差不多，都是在麻痺大眾，我都處理好了，這裡已經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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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放任著疫病不斷蔓延，傷口不停潰爛，問題不停惡化，人們卻當作沒這回事，因為他說，他已經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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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一位ｓ小姐接受政論節目的訪談，她說，她媽媽在北農工作，是個派遣工，然後，突然有天，她周遭的正式員工突然都不上班了，她以為是請假，於是她向往常一樣繼續包著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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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問ｓ小姐，沒有人告訴她，那些人都已經確診了嗎？ｓ小姐氣憤的說，沒有，都沒有人說，她媽媽就繼續包著蔬菜，直到有天，發燒了，她覺得很不舒服，但是包裝很大量，需要有人做，她休息一天後，又回去工作，後來真的不行了，就躺在家休息，直到她的父親有天跌倒，送到醫院，然後，父親和母親都確診了，包括她的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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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說越氣憤，直到主持人問，她的爸媽現在怎麼樣了，她的聲音才垮了下來，說，爸爸已經過世了，十天後就過世了，然後２４小時就火化掉，也見不到最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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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聲音很令人動容，那是從最堅強到最脆弱的那一瞬間，她說，這個病毒是專門欺負老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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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媽媽同事確診，她並沒有被告知，等到染疫後，也沒有人來做疫調，公司也沒有一通電話過來，彷彿她媽媽不存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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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無言以對的是，她媽媽的其他同事打電話過來，說端午節可以過來拿粽子，他們才知道，原來她媽媽確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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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問公司現在怎麼樣？她的同事回答，沒有什麼事發生，就像以前一樣營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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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個巨大而無視生命的機器一般，當有人捲入齒輪縫中，它看見了，無語，然後繼續轉動，發出嘎茲嘎茲的聲響，彷彿只是捲落了一小片鐵屑一樣，這一個被包裝得好好的芭樂，這一個，被隱藏得很好的，負責供應大台北蔬果的生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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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人，這就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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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台北各處，環南市場有攤商的女兒確診，父母照常去擺攤，市府沒有匡列，沒有篩檢，所幸自治會主動請他篩檢，然後他們自己消毒三天－這跟市場處說的每天都有消毒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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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發生在６月２０日的通報，抓接觸者、篩檢、消毒，全都是民眾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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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長照機構，６月８日出現確診者即通報，９日機構自費快篩，篩出一位確診者，衛生局僅在電話一端遙控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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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日出現第三位，１４日發現事態嚴重，開始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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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是，台北市知情後卻不做疫調、隔離、全院快篩，只有要求落實分艙分流、加強清消，事後卻指控機構隱匿，稱該機構並沒有通報、清空住民和清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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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把自己應該做的事，直接轉嫁到對方身上，這令人想到台北市政府之前發新聞稿直接指控萬華基層醫院卸責一樣荒謬，這幾乎成為了他們的ｓｏｐ，惡人先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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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似乎也根本忽略了他們的指令不可行，一個機構根本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獨自處理一個群聚的疫情，他們好像在幻想，「恩，什麼都不做，他們自己就會變好」，他們只要像個客人一樣，在旁邊點餐提出需求就好了，分艙分流，長照機構沒有空間，分人照顧，沒有人手，接觸者需隔離，恩，去哪隔離？這些躺在病床上沒有自理能力的人誰管？這應該是公家機關要介入的事情，卻沒有積極介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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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機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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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甚至有要求長者們自己去快篩站，但長者都插管了，根本無法去快篩站，我們已經等了好多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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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所有住民的肺，像花火一樣，被點燃，噴發，喘息，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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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慘的還在後頭，副市長黃姍姍居然說，「北市衛生局全面接管未耽誤任何時間，全程都有向家屬說明，開說明會，無人有任何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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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出面痛斥，黃珊珊說謊，根本沒有說明會，他們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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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能靠精神勝利法，烙的狠話一次比一次還狠，想的方法如此天馬行空，應該腳踏實地去做的，卻不必去做，柯文哲口中的每一次殲滅、殲滅、再殲滅，由副市長複頌，殲滅不了病毒，卻殲滅不少台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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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也不是靠自我安慰，我常說，這社會氛圍有點奇怪，不是極度悲觀，就是極度樂觀，極度悲觀以後轉變成極度樂觀，這是不正常的，引用一個瘋子當作是哲學家的話語，絲毫不查的媒體，傳遞自身自私的渴望，前幾天，還看到各大新聞台引用柯文哲的話語，說可以解封了，這是一種依據，市長說他會清零，可以開放電影院和美術館，呃，市長說，台北清零沒問題，麻煩的是同島一命，病毒會從外縣市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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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媒體再怎麼不正常，或想解封想瘋狂了，或是缺乏編輯台，也不用如此，諸如此類的同心圓（其實是匡列）、冷區殲滅戰（其實是疫調），熱區圍堵戰（其實是篩檢），真的不用如此不學無術，不斷地放送這些柯學名詞來說得煞有介事，愚弄大眾，做為媒體，作為市長，請試著說人話，人民聽得懂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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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中國的防疫模式，就是剝奪你的認知，試圖掩蓋真相，使異議者、吹哨者禁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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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說，他對「北農群聚」這個用法有意見，他說，北農是陸陸續續感染的，不是群聚，北農組成不僅是萬華人，還有北北基，外縣市的人，不一定是在北農感染的，不要說北農群聚感染，沒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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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群聚是群聚，取而代之的，就更多群聚，士林長照群聚，北藝工程群聚，環南市場群聚，群聚的概念被脅持了，群聚並不存在，如此一來，就是把群聚當日常，人們習慣各種各式各樣的群聚，就像看到小貓在街頭巷弄裡展開貓的聚會，小鳥聚在一起歌唱，那不是群聚，是美妙的交響樂，是城市的共鳴，關於病毒的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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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不能說，萬華是破口，很快的，整個台北都成為了破口－很不可思議的，北農、環南市場，都在萬華裡，當市長說著萬華不是破口，副市長要求別人道歉－破口消失了嗎？沒有，一個接著一個冒出來，為何？人們被鼓動否認事實，當作一種同情和維護，事實上，是被蓋布袋，在裡頭被悶殺，你要求他們做一點，恩，基本的事，他卻詫異地回答，我已經幫你制裁了污辱你的人了阿？當人們提出一點質疑和真相，他們說，你在污辱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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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各種群聚爆發的現在，一隻柯糞在市長臉書留言「謝謝阿北沒有拋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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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比悲傷還悲傷的故事，你的萬華不是你的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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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能說，「我講一個比較慚愧的，其實全國２０幾個縣市民眾，現在是一起陪雙北在坐牢．」這位市長便開始指控，病毒都是外縣市帶進來的，北農的確診者都是在外縣市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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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北農被圍堵起來，變成不能碰觸也不能介入，不能評論也不能被認知，一種難以言喻的地帶，裡面的人惶惶不安，外面的人罵聲連連，但是那個地帶是模糊的，我們不能定義，也不能清楚裡頭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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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在圍堵疫情，是在圍堵其他人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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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不是在安危傾頹之間，強迫你堅強；不是在虛弱的時候，讚嘆你功不可沒；不是在你不安之時，欺騙你一切歲月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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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人需要的是，不要失去自己的感知，讓自己的危機意識被麻痺，不要讓真實隨著虛偽一同腐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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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偽善和同情與同仇敵愾，來掩飾一群人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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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之中，要避免的，是公正世界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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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對我是公平的，壞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若是別人發生了壞事，一定是他自己做了不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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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段，會造就檢討被害者，前段，「別人的不幸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則會造就一股莫名的自信，越到了危險的地方，越想像自己是安全的，屬於一種「擱置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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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成就這種「公平」，開始對每件事展開極度樂觀的想法，於是明明處於險境之中，卻還要完成一種「我執」，做跟平常一樣的事，或者是，去做你平常根本就不會去做的事，讓自己處於風險之中，也正因為完成了這種執念，每一個僥倖的心態，都成為了對自己的公正世界感到祥和的平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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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危險，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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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每一個危險，讓自己更加危險，更感到安全，這是在測試這個世界，屬於一種極度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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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觀的假定，別人總是安全的，他們有能力，可以維護自己的安全，而這份假定，並非出自於同理，而是來至於自私，對方的安全建立在必須使我優先安全的想像上，換句話說，對方是為了我們而存在的，我們主動消除了對方真正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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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看到報紙上的市場爆發了感染，儘管你很常去，我們會在看到當下篤定的說，「不對，我一定是安全的．」因為我去的地方是他邊緣的角落，儘管爆發感染，我去的地方，也一定是幸運的不帶有病毒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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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們會簡單的去否定感染，想像那並不是真的感染，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接著，我們會去否定別人去辨識他，當有人指出感染源，我們會抓著對方的手說「不對，那個地方並沒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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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公正世界觀偏誤，放在個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放在牽涉他人福祉的公職身上，是不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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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士林長照，對方通報了，但我想，「事情一定沒有那麼嚴重」，其實是「它必須不嚴重」，這是為了我自身的幻想，我堅信機構會處理的很好，他們會自己分流，分艙，他們會自己隔離，他們會自己篩檢，他們要自己出錢做ｐｃｒ，這對應的是一種幻想，「那個地方不會有病毒，不會爆發感染」，當這個幻想破滅後，對方根本沒有能力自己處理好自己，我們就會轉而破口大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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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農的事件，剛開始確診１８名員工，北農說當中有所謂的「人力公司派遣員工」，不能算是台北農產的員工，他的視野，基本上就把某些人排擠出去，沒有真正的蘇格蘭人，萬一他染疫，他就不是蘇格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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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柯文哲將北農確診者，區分為台北／基隆／新北是一樣的，他說目前為止確診的人台北市占不到一半，新北市、基隆市的一大堆；他說，疫調時他發現跨縣市疫調是一個問題，因為感染者戶籍不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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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因為人員感染後來到北農上班，可是其戶籍不在台北，所以在疫調時，他們發現這種跨縣市的疫調，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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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的疫調只侷限在台北，剩下的，就不關他的事，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從頭到尾，都不認為北農有爆發群聚－至於散出去會怎麼樣呢？假定他們都是安全的，他們會自己保護自己，或者不會那麼嚴重，這就是「壞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採取的抉擇，當其他地方縣市拼命匡列自身和北農蔬果市場相關的對象，他卻當作這些人都不存在一樣，不屬於這裡，明明用常理來看，「擴散全台」這個更大的風險，無視，以至於產生跟正常情況完全不符合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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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南市場也是相同的，只篩檢了３分之一的人，剩下的人呢？他們也是攤商，他們也繼續在市場，然後，仍然不斷持續出現確診，但這不重要了，我假定了「這樣就安全了」，「他們必須是安全的」，於是問題持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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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風險存在一定的範疇，人們會正視他，測量他，並試圖解決，但當風險超過了一定的範疇，人們自然而然產生了防衛機制卻是，恩，那不會發生，我認定他是安全的，我假裝他是不用理會的，因為「去想會變得很麻煩」，「事情會變得很嚴重」，於是，採取的不是面對，而是逃避，不是行動，是停止行動，這是為了「繞過危險趨近於危險」，產生的，不理性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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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題放著，自然會消失，隨著時間過去，就會被遺忘，直到災禍發生，徵兆開始出現，這樣不理性的思維，採取的是否定事實，或者是，責怪所有企圖破壞這個和諧想像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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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指著每個破口，覆蓋以安全，我們下意識地認為，他會自然而然的轉變成安全，但是現實往往並非如此，問題放著不管，只會越來越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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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什麼當危機尚未解除，卻想像危機不會發生，一切都很安全，沒有什麼，是比這更危險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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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座認知的棺材，而台北市長將他抬進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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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建議，中央指揮中心，趕緊介入台北，等到棺材板打開，那就來不及了，我說的白話點，請陳時中取代柯文哲指揮台北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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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不只是台北人的願望，也是台北衛生局、疾管科，殷切的盼望，每個人心中都有顆大石，儘管不能說，但心理都知道答案是什麼，他們士氣嚴重低落，他們舉步維艱，他們害怕被市長臭罵，恐懼的心已經蒙蔽了他們的雙眼，綁縛了他們的行動，他們僅學著自保，回溯到避罰服從取向的嬰兒，這讓他們不敢也不願去看那些危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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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在和時間作戰，每一分每一秒，病毒都在蠢蠢欲動，稍一不慎，就是歷史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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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的市長，似乎回到了原點，依舊還在嘗試錯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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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樣的學習和實驗背後，都是試圖呼吸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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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指揮中心介入台北的防疫工作，唯有如此，防疫工作才能重新啟動，萬華，台北，台灣，乃至於台北市長，才能獲得救贖，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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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神父的菸　祈禱曙光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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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超長文一讀（讀完可能已經放lunch），對於理解現時的社會環境，提供了很好的洞見。

[#沈旭暉隨緣家書📖：極長文慎入]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我們無須深究「後物質時代」這類名詞，而且名詞其實並不新，早在五十年前，就由今天的殿堂級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提出。簡單來說衣食足才會知榮辱，假定當一個世代成長時朝不保夕，追求基本經濟需要，就是人生的一切，由此而生陪伴終生的價值觀，相信賺錢養妻活兒「四仔主義」就是所有責任，認同任何能夠保障賺錢環境的強大國家和法規，現在的一切「存在就是真理」，每天都在盼望「收成期」。但到了下一個世代，由於社會的物質生活已相對富足，即使解決了「土地問題」，也不代表解決了一切，新一代會轉而追求民主、人權、自由、尊嚴等價值觀。就算不談這類普世主旋律，很多朋友除了年輕人、還包括不少同輩翹楚，都在體制下感覺不被重視，尊嚴受損，這是客觀存在的「情感政治」。

不少前輩始終就是一句回應：「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為甚麼要犧牲社會穩定，追尋一己理想這麼自私？」然而所謂的「社會穩定」，是不能大而化之的，必須更細緻地談論。我們在香港式宏大敘事的「社會穩定」，是不是只關注上一代價值觀和精英階層，而未有顧及新一代？而「穩定」本身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心靈和價值觀的。作為示威主導力量的青年，也許是物質、心靈皆呈現危機，但情感危機比物質匱乏更嚴重。就算明天集體能「上樓」，他們的抗爭性格也未必會減退，就算不是在前線，也會用其他方式參與，直到範式轉而出現那一天。這波運動超越了通過「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的單一範疇，而直接追求更高一層的價值觀；前者不少朋友會不同意「佔領馬路」和「爭取民主」的關係，後者卻直接呼喚每人心中最深層的信仰，因此雖然衝突更多，得到的共鳴和支持卻更廣泛，這正是單純強調「總之衝突就是不對」的一代人難以理解的。

由五四運動、英國脫歐到AO抗爭：「後物質主義」，沒有想像中離地

要回應「為甚麼要挑戰社會穩定來爭取理念」這問題，我們不妨先參考三個古今中外，彷彿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一脈相承的案例：

1. 在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參與群眾包括身旁大量中間偏建制的傳統精英，他們不會負責衝進立法會，但在各自的崗位挑戰自己相屬的制度。例如有在外資投行或中資銀行工作的高層朋友私下捐錢支援，甚至在內部抵抗機構的政治動員任務；又有政務官朋友用種種方式表達對政府處理修例行為的反對，親自撰寫反對政府DQ議員的樣板官僚信供網民修改呈交選舉管理委員會，並通過筆者這樣的友好社交媒體廣傳，讓社會不斷理解內部討論過程的獨裁與粗疏。坦白說，這些朋友都違反了狹義的專業守則和「政治中立」、顛覆了各自的秩序，而且間接損害了自身的物質利益，但他們知道根據所謂「行之有效」的既定程序，改變不了政府與中資銀行，動搖不了潛規則；他們雖然高薪厚職，卻感到自己精神蒼白，甚至認為對下一世代有所虧欠，亦慢慢明白自己對社會的官方主流價值觀（if any）有所不滿。

2. 英國脫歐公投後，政壇從未穩定，目前執政保守黨內正進行新一任首相選舉，根據YouGov的民調，保守黨員的取態非常值得研究：他們當中的61%認為，就算脫歐會「嚴重損害」英國經濟，也應該落實脫歐，反對的只有29%；63%及59%認為就算脫歐令蘇格蘭及北愛爾蘭獨立，「分裂國家」回到小英格蘭，還是要進行；有54%保守黨員甚至認為，就算脫歐摧毀自己所屬的保守黨，也必須支持。這樣的「焦土」邏輯，顛覆了「留歐派」的一個主要理據，就是公投時「脫歐派」誤導脫歐能改善經濟，才令公投通過，但事實卻是不少人的選擇是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為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尊嚴，自願承擔物質生活的風險。

3.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也有溫和派和激進派，後來的歷史學家傅斯年是當時的溫和學生代表，左翼學生領袖匡互生屬激進派，並帶領示威學生燒毀了被指「親日賣國」的交通部長兼財政部長曹汝霖的大宅，毆打在場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史稱「火燒趙家樓」。北洋政府即時反應是「嚴懲暴徒」，但後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了全部學生；匡互生則獲毛澤東高度推崇為「革命苦行僧」，正是他後來提拔沒有大學學位的毛澤東為教師，間接影響了中國歷史。這些學生都是全國精英，北洋政府的管治也有其社會秩序可言，但學生相信根據官方程序，不可能令外交政策改變，同時相信即使一時改變不了，也要通過通過挑戰「物質秩序」，向全國傳達「後物質」訊息。因為比起衣食住行，外交問題和國家尊嚴，自然是一般大眾較難觸摸 （特別是北洋時期，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仍然在建構初期），但學生堅信國族尊嚴比起個人安危、利益更重要。每年參與愛國團體紀念五四的長輩，如能勿忘初心，就會明白「後物質」總有比物質重要之時。

這些案例之間、與香港的抗爭青年之間，自然存在大量不可比性，但都反映了一點：經濟溫飽、社會穩定、「存在就是真理」，並非所有人全天候必然選擇。每人由「物質」轉向「後物質」追求的臨界點都不一樣，共同點卻是當他們意識到現有的穩定秩序，正正是破壞種種「後物質」追求的同一秩序，盲目做一個模範生，同時等同性格分裂的摧毀自己的理想；而秩序內部容許的渠道，根本不可能改變那個秩序本身，頂多是形式主義的小修小補。於是他們慢慢發現，追求的意識形態和理念，根據循規蹈矩的政府框架，贏的機會永遠是零；今天建制要捍衛的物質世界，和自己追求的後物質世界接近完全對立，既得利益之外的一大群人，只會被追求「物質穩定」的一代無限期壓抑，唯有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結果，「物質世界」的秩序被衝擊的視角效果，又令上一代躁動不安，加強以「廢青搞亂香港」的文攻武衛回應。整個社會如何回應這種嚴重撕裂，選擇王道還是「群眾鬥群眾」的歪道，全賴當權者一念之間的抉擇。

十點代表未來的「後物質年代」：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後物質少年」不一定是少年，也包括了任何不願接受「四仔主義」、不甘心被一層價值嚴重扭曲的房子綑綁一生的同代人，與及追求思想自由多於純物質享受的成年人。雖然矛盾不是今天才出現，但隨著全球化來臨、資訊科技發展、國際關係變幻，即使不認同這些追求的朋友，也應該正視客觀現實：物質時代屬於過去，後物質時代屬於未來，後者數十年內會逐漸成為主流，以有限度的物質衝擊前者，會得到越來越多理解和認同。就像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並不如不少長輩所料，會令民情逆轉和喪失支持。為甚麼？

我們可以參考以下十點觀察，這也是滲入未來學的「國際關係2.0」和物質時代的「國際關係1.0」差異所在：

1. 已沒有甚麼可以再輸：當物質的winners，也是losers

在昔日社會，社會結構的穩定、和物質世界的穩定，隱隱然是掛鉤的，因此上一代常常假設，唯有生活基本富足、個人又「九唔搭八」的「廢青」，才會追求理念。這理論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令社會進一步兩極化，真正控制資源的一群，只屬於收入最高的0.1%，令不少集齊「四仔」任務的傳統中產、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本來在社會應有的地位，有車有樓、反而對社會更不滿；青年看到他們的上一代也不外如是，何況連上一代的位置也得不到，自然不覺得有任何希望。不少人以為特朗普一類極右政客、與及其激進「另類右派」支持者都是「losers」，其實不少物質上相當富有，也有如律師或大學教授專業人士，根據傳統定義都是「winners」，只是他們自覺不能達到自身的理念（例如自尊、公平），轉而認同自己是「弱勢」，就像前述那些情願英國經濟政體倒退、也要脫歐的保守黨員一樣。隨著全球化令資源累積在極少數人手中，不管有多少資產、也自居弱勢的人會越來越多，更因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優劣瞭若指掌，當連他們也對社會制度失去希望，他們對衝擊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自然比一般人大。

2. 與（鄺）神同行之後：當傳統精英只重利益，不再彰顯價值

《英國政治與國際關係期刊》新近發表了一個研究，指過去不少英國首相均表明與社會「同行」，但當比較政綱與施政，卻發現句句落空，結果令反政治、反制度成為青年的最後選擇；歐洲綠色力量的崛起，即為後物質主義的典型。上一代相信，政府施政未能解決經濟問題，他們認定「年青人沒有責任心及同理心，只顧目的不論後果」，但其實傳統精英表面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但理念上並沒有與他們「同行」，才是動盪根本。就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光譜上居然同時得到極右領袖馬琳勒龐和極左領袖梅朗維支持，參加者雖然被燃油稅、富人稅等號召上街，但其實都在追求各自的後物質理念，不滿中間妥協的政府，唯有社交媒體能成為共同身份認同。鄺俊宇在反《逃犯條例》運動成為代表人物，被認為不像民主黨前人般只計算選票，願意承擔支持激進行動的風險而不切割，加上來自草根、非傳統精英出身，又是網民熟悉的愛情治癒系KOL，當上「後物質少年」代言人，自有其原因。

更典型的還是衝進立法會後發表演說的港大畢業生梁繼平，他港大畢業後到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可說是後物質少年中的精英，以「青年是loser所以作反」的邏輯，就無法理解他的行動。無論是否認同其行為，都不能否定他在嘗試通過激進行動喚醒社會的後物質思維，其行動不是為了某些具體利益，而對個人利益甚至是自毀型的。至於有年輕人輕生明志，變成烈士，更是大部份「物質老人」無法理解的外星物種，卻因真的出現了並成為風氣。以這些案例，再回看我這一代身邊的一群奇人異士，特別是我身旁那些已經經濟自主、有了社會位置、而依然在各自崗位努力的朋友，大數據、智慧地圖、機械學習、人工智能都俯拾即是，就明白每人心理始終有一個夢，只是在日常生活不顯露出來而已。

3. 虛擬世界：當抽象概念化為現實

根據物質世界的定律，一些東西受制於客觀現實主義，爭取不了、就是爭取不了，這也是不少傳統學者、運動前輩對抗爭的思維，因此會不斷根據自身經歷，提議青年只應爭取客觀限制下能爭取的事，即所謂的「又傾又砌」到運動要「見好就收」。數年前就說過，根據現實主義，成功爭取某些訴求的機會接近零，但是根據建構主義，卻恰好相反，這是成功的希望所在。雖然我們談過不少建構主義概念，認為只要改變規範、常態，最終也能改變現實，但對不少人而言，這始終太抽象，也太漫，當時不少朋友不認同，認為是太消極，但這正是水滴石穿的關鍵。

何況今天的互聯網3.0世界，提供了一個對「物質世界」有效的替代品：上一代認為那是和現實脫鉤的虛擬世界、是「假」的，但對未來世代而言，現實世界才是真正的「假」，虛擬世界卻越來越「真」。在現實世界即時爭取不到的理念，在虛擬世界卻能凝聚龐大社群，成為主導意識形態，參與其中，能夠得到價值觀的滿足、龐大群體的認同和實踐自我的肯定，這些都是在現實世界不能獲得的。何況在互聯網的點擊率經濟，廣傳的虛擬內容也能變成經濟產業鏈，虛擬的掌聲也能化作實質影響力，只要在這個世界成功爭取，就是在現實世界撼動不了，也比甚麼都不做符合人性。換句話說，平日我們看見不少人的衣食住行、按章工作，只是看見他們的肉身；他們的靈魂，卻早已在另一個空間生活，能夠改變「現實世界」的時空固然最好，但就是改變不了，也有了另一個世界的關懷，不會再覺得自己是零，相信只要略盡綿力，自然「好人一生平安」。後物質世界的成熟，從此有了自己的「超穩定結構」，和長輩橫行的現實世界，逐漸成為平行時空，直到上一代人「壽終正/內寢」為止。

4. 後物質身份認同：從《魔獸世界》案例談起

上一代相信社交網絡是信任的基礎，有生意往來的比只見過面的可信，有共同組織背景的比外來人士可信，因此晨運客比不常見面的兒女可信，擺街站的比空降下來的可信。然而，在後物質時代，即使大家在現實生活中很忙、素未謀面，也可以因為共同的目的及價值，成為一生摯友，產生比起物質關係更穩固的聯繫。我們不妨參考這個活生生的故事︰2014年，一名《魔獸世界》的忠實玩家Mats離世，這位因為身體殘障而不曾離開奧斯陸家中地庫的玩家，其葬禮卻有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國籍、不同階層的人前來悼念；他們在現實世界均不曾認識Mats，卻因為同屬一個名為「Starlight」的公會，因為「魔獸世界」彼此相遇，最終在現實世界集合，紀念這位名為Lord Ibelin Redmoore的公會成員。這種身份認同，不是上一代可以理解，也不是上一代以利益分化可以瓦解。回到現實，蘇丹情報部門去年已滲透反政府人士網絡，希望瓦解他們的團結，最終適得其反，因為那份身份認同過了臨界點，是能夠超越物質利益語言的。

5. 烈火青春2.0：突破地理限制的Nomad與VR

近年世界各地的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少在虛擬世界的積極參與者，都無須身處現實世界的現場，但他們的「集氣」，卻能為現場的同路人提供足夠底氣。由於他們沒有傳統政治枷鎖，對抗爭目標的問題旁觀者更清，往往能突破前人不敢想的潛規則：在過去兩個月，全球不少媒體把蘇丹、香港抗爭相提並論，原因之一，正是兩者都是由「後物質身份認同」主導運動。其實上一代人也不是不懂這概念，例如八十年代的經典新浪潮港產片《烈火青春》，英文名就是「Nomad」，講述當時迷茫青年的漂泊心境，最終甚至聯繫上日本赤軍，我第一次看這電影時已是千禧年代，對湯鎮業與夏文夕電車上的一幕，至今難忘。

今天不同的只是，身份認同能通過網絡突破地域阻隔，此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和後代，只要心生同一認同，都在參與反《逃犯條例》運動，他們可以通過文宣、登報、起連儂牆、翻譯媒體報道等，「以自己方式參與運動」；就像只要在網上社交媒體尋找「#BlueForSudan」、「#TurnTheWorldBlue」等hashtag，不同的圖片、直播視頻、演講等就會直接呈現面前，你是否在蘇丹、是否知道巴沙爾為何人，其實不再重要，因為直播影片及圖像，足以填充個人情感體驗的「虛擬真實」（VR）。質疑這一切又是外國勢力支持的長輩，恐怕確是活在另一個時空，而又不願意正視時代已改變，令人欷歔。在可見將來，「後物質」可能逐漸比「物質」更能觸動人，以虛擬的「第一身」透過鏡頭面對軍隊的暴力，比起利益的感召，反而更即時、更直接，甚至可能因為影片重播功能這個「VR」體驗，最終令重視利益及行動理性的人改變，完成社會動員的最後一步。

而作為一個群體的香港，透過網絡動員，令本來應該只是本地問題的政治運動，通過國際和移民網絡，擴散到世界多國。而事實上，不少朋友親身目睹抗爭現場的時候，會有很大情緒反應，產生實實在在的大腦分泌，這不是物質補償可以比擬的個人經驗。由於在極端資本主義世界，金錢或者物質補償的意義，已經被極限壓縮，即是說錢已經不再罕有，但與「戰友」出生入死﹐或者與素未謀面的「連登巴打」一起籌備全球登報「反送中」等，這些經驗在這個物質過盛的世界，令不少人感受到「現實生活」稀有的自尊覺醒和「自我實現」，因此「後物質」的邏輯，就壓倒了物質的邏輯。

6. Uberization與3D Printing，反映「物質世界」代表的「超穩定結構」是騙局

根據傳統管治思維，要捍衛一個保障既得利益者的隱形秩序，而又要令一般人接受，最理想是從視角效果入手，鼓勵所有人保衛這個秩序寄生的物質世界，因此破壞一塊玻璃，會比「超穩定結構」侵蝕一個社會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更容易刺激一般人的條件反射。但科技的發展，正潛移默化改變這樣的假設，因為現在我們知道，原來自己3D打印一座房子出來，可以如此便宜；原來繞過商場購物、繞過的士公會坐Uber，可以方便那麼多；於是我們對各行各業本來的壟斷性尋租，有了最落地的認識，開始意識到「存在不是真理」，反而是一場又一場的尋租騙局。新一代的思維，逐漸認為除了真正有文物價值的古蹟，絕大多數的「客觀存在」，其實門檻甚低，都是可以上傳的、備份的、複製的，過份強調後者的不能撼動，只是上一代人逾時的概念，反映了一份不願言明的虛怯。即使是一些同情運動的傳統精英，也會開始表示，玻璃可以換，但人命死掉就換不了。

物質貧乏世代或許會認為「香港」是他們「挨返來」的，所以「守護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唔好搞我後面」，拉後腿窒礙物質香港的發展。但對後物質世代而言，「守護香港」更大程度上是「守護香港的靈魂」，如果毀壞建築可以「修復」香港的靈魂，他們會願意成為死士，只望留一個「有血有肉」的香港給下一代。「捍衛物質世界，去捍衛超穩定結構」這道公式，還可以長期奏效？不可能的。自從互聯網3.0出現，世界秩序已天翻地覆，即使是我們一代人，都有了心理準備，要有能力在任何時空短時間內重建生活，而不是依戀於一層用四十年心血換來的斗室，近年我們經常提倡創投、slasher生活，就是這原因。而對新生代來說，只要政治問題「理順」了，他們有信心在短時間內重建香港，也是基於同一邏輯。

7. Slasher的人生觀：當保障制度亦再不存在，何況玻璃？

對上一代而言，物質世界是有一定定律保障的，當年低價買入的房子、或輕易獲批的公屋，早年的退休金與長期服務金，這些結構，令他們的利益，和立法會那一塊玻璃，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但在新世代眼中，早已沒有任何工作有保障可言，靠幾分工作養活自己的「slasher」模式，逐漸成為主流；至於房子，越來越多人覺悟即使終有一天能持有物業，也要完全受制於不可控的外圍因素，反而會為了按揭而勞役一生，情願漂泊四海，反而自由自在。《獅子山下》體現的超穩定社會，其實一早就不存在，只是對它的信仰仍然在上一個世代的人心之中，而我們的世界，早就變成風險社會。例如「長工」、「終身聘用」，對現在的人已經等如Fax機一樣是史前文物。就算是曾經出產「鐵飯碗」政府內部，也出現越來越多合約公務員，相信再多二十年，世上將不會有長俸這概念。

這心態的改變，令新世代對現有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充滿犬儒和先天不信任，不像上一代，會對「一物不能破壞」的現實社會，產生安享晚年的移情作用。政府建築物代表的是結構上層的破壞，而對上一代人來說，自己的利益和感情，都處於一個有先有後、有本有末的金字塔之中；但新一代想像中的世界，是去中心化的，個體才是重要，既然沒有「大台」，政府、大企業，也不是自己人生或公民權利的大台。未來的人生觀，接受了人生的無常，又怎會強求一草一木的永恆？

8. 由個人心理到群眾心理：無力感、存在感、情感勒索的釋放

資訊科技的發達，也令一些個體在現實世界本來不容易被釋放的情感，能夠通過集體途徑，有效宣洩出來。例如個人的「無力感」，本來在現實世界的表達就是「無力」，但在虛擬世界，個人無力感互相印證後，在同溫層內就會廣獲共鳴，變成「一定要做一些事」的動力。又如「存在感」，對物質時代的人而言，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因為有了物質生活就是「存在」，「存在」就是真理，即使缺乏「存在感」的長輩，也可通過到公園「打賞」唱遊大媽，參與各式各樣的「蛇齋餅粽」團，得到備受重視的快感；但對新世代而言，後物質的存在感卻能在虛擬世界獲取，繼而大家會討論哪些行動會得到進一步肯定，於是幾乎所有群組，都有成員每天尋找新議題，行動不一定是為了直線結果，同時也是為了後物質層面的認同，每一個「LM」、「Pish」，成為後物質世代的一碗碗心靈雞湯。就算青年的行動不受上一代的認同、甚至被強烈反對，但也令他們覺得本來冷酷的世界，也起來反對或支持自己，因此長期被忽視的無力感漸漸消退，形成「大腦獎勵機制」。

還有另一個概念「情感勒索」，也在近年廣為普及，月前寫過關於衛斯理小說《背叛》的文章，就曾有所介紹。總之在個人層面，以往不少人被上司、老師、父母不自覺的「情感勒索」而不自知，或沒有宣洩渠道，直到和其他不認識的人在網絡交流，才發現這是世代交往之間的常態，也洞悉了回應之道。總之，傳統物質世界有不少潛規則，都是建基於「個人無力感不能和大眾分享」這前提上；前提一打破，物質世界的穩定性，同樣一去不返。

9. 同溫層的輿論戰：「社會整體輿論」重要嗎？

傳統思維認為，任何激進行動都不會得到「社會主流輿論」支持，而任何一方要爭取「社會主流輿論」，最終都要訴諸溫和策略，所以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復常態的。問題是，甚麼是「常態」，卻是建構出來的。在目前的網絡世界，上述假設已不一定成立，因為有了演算法主導的互聯網3.0，各方都情願活在自己的同溫層中，而不太在意所謂「社會整體輿論」，所以近十年在世界各地，都是呈現兩極化現象，本來的中間意見被拉薄了，兩極回音壁的聲音則加厚了。放回香港，在過去一個月，在兩極的同溫層當中，都是不斷流傳對方的「黑警」、「暴民」暴力片段，都自認為屬於主流意見，至於誰是「主流」，卻已經失去被理會的價值。青年行動者之中，更有不少人相信「根本沒有主流輿論，行動成功了就會塑造出有利自己的輿論，只要贏了就會有人支持」的看法，這卻是回應了上一代的基本價值觀：「存在就是真理」。既然結構如此，各方使用激進手段的制約越來越低，「後物質世代」一方如是，「物質世代」一方亦如是，差別在於前者更傾向針對物質的毀壞，後者則往往更直接針對追求後物質時代的人，而那些場景，又會反過來令前者產生烈士式的殉道情懷，乃至一發不可收拾。

10. 5G時代：未來世界的平行時空

為甚麼說「後物質少年」屬於未來，而「物質老人」屬於過去？我們再前瞻一下，只要科技發展再進一步，VR、AR等更發達，今天的種種虛擬接觸，都能化為實質，猶如Mysterio可透過AR科技創造「元素眾」，再在世人面前將其「撃倒」，滿足自己成為後Ironman時代的權力慾望。對一般人而言，現實（舊）世界的不可取代性，就會進一步降低；而通過虛擬世界建立自己國度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我們不必把思維僵化在政治層面上綱上線的「主權」、「獨立」等概念，事實上，今天世界各地的電競、手遊KOL，都在建立屬於自己的「世界」和「國度」，設定自己的社會階級和認同，這固然受惠於5G時代的網絡速度，但也同樣源自上述觀念的改變。試想假如十年後的香港，政治比今天更高壓，但只要互聯網的自由繼續，而科技按今天的趨勢發展，通過虛擬實體、擴增實體，新一代都能在自己建立的「國度」「生活」，偶爾「回到」現實世界的，感覺就像「出國」，認為那空間根本不是屬於我的。軀體活在斗室，心靈釋放到虛擬世界的宇宙，其實已經是日常生活一部份，就像平日在辦公室、課堂、會議室，有多少人肉身在內，靈魂同樣在室內？不過是科技讓「靈魂」的後物質部份，得到越來越紮實的寄託，那時候再把視野侷限在身旁的一磚一木，實屬可笑。就算在「現實世界」繼續維持超穩定結構，只要「後物質少年」找到自己的空間，就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話語權和經濟生活，「超穩定結構」希望減少衝突、限制不穩定新一代的企圖，最終也會因為平行時空的戰線不斷增加，而徒勞無功。

物質世代 Vs 後物質世代：人生的選擇・人類的抉擇・我們的一代

「後物質少年」Vs「物質世代」是永恆的矛盾，但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更多誘因，令更多人開始以「後物質」凌駕「物質」的態度生活。雖然「物質世代」也會使用網絡動員，但他們的價值觀是完完全全依附在物質時代的，一旦脫離了客觀現實環境，整個論述也難以存續，所以就是也有長輩圖的「網絡同溫層」，卻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後來者加入，以譚詠麟、陳百祥為代表的一代價值觀，可能就是最後一代了。因此，在這個歷史轉折當中，世代矛盾會比從前更尖銳，這不但涉及兩套價值觀的正面交鋒，也捲入此消彼長的科技突破環境。

最令人憂慮的是，當「物質世代」試圖將「後物質世代」的衝擊簡化為「反暴民」這「核心價值」，同時卻不斷以「物質衝擊」的方式回應，例如撕掉甚至燒毀「連儂牆」上的告示、攻擊守護的民眾，警方以寧枉勿縱方式對待示威者與記者、展示被「後物質少年」衝擊的肉體等，結果只會令「後物質世代」豁出去，「拆一建十」、「連儂人」、「遍地開花」之後，相信唯有進一步的「物理衝擊」，才能保障核心價值，成為「物質老人」決戰「後物質少年」的悲劇。

既然如此，我們對社會上已出現、正出現、將出現的陣痛，更應該以同理心易地而處，代在盲目妖魔化和美化之間，認清客觀事實，尋回自己的初心。說起來，身邊一代人雖然遠離了前線的年齡，但從後物質少年，都各自找到自身的共鳴。以自己為例，自從回到香港，比起第一份工作，收入可能比十年前多了十倍，但快樂指數比起十多年前，則下降了十倍不止。昔日到一個陌生地方旅行，總能找到思想上的激盪，一切無拘無束，不像現在到了百多個國家，由於在某地難以名狀的枷鎖，卻總是若有所失。曾經很努力催眠自己接受準時回家看TVB、只為賺錢然後瘋狂享受的生活，但演技始終不足，就是做不到。朋友間閒談都有同感，不知道這是mid-life crisis，還是別的，結論其實是價值觀的空虛，單以物質生活填補，只是飲鴆止渴。「物質世代」並非來自單一政治光譜，正如兩極都習慣假定一切稍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是利益主導，例如在這裏寫一萬字的文章，不是收了美國錢美化抗爭、就是為求一官半職顯示理性，總是把自己層次的物欲投放在別人身上，心理上稱之為「self-projection」，而不明白那些有正常能力的人，又何須受制於這層次的枷鎖？再回看抗爭現場那些單純的青年，卻沒有這種酸溜溜的負能量，只有追求目的的行動力，要是回到他們的年齡、代入其心境，要找到不參與其中的理由，實屬不易。

最後，還是說回國際關係的大趨勢吧。面對「後物質時代」Vs「最後的物質時代」，世界各國的終極回應，不出兩大思路。一是像內地，國家富起來後，總不可能永遠保持GDP高速增長，「後物質世代」也會早晚出現，但相信政府會在他們成為主流前，已確立牢不可破的「智慧城市」，通過「電子信用系統」一類大數據管治一切，達到高度規劃化、高度效益主導的「美麗新世界」。二是像歐盟，通過明確規範資訊科技對個人自由、私隱及權利的侵蝕，和提倡追求GDP以外的慢活態度，變相鼓勵了對價值觀的進一步追求，逐步邁向通過科技帶動「無工作收入」，來解放個人無可取代的創造力，進入人類的下一種社會型態。選擇哪種模式，自然人各有志。然而香港這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為一個「物質概念」正被導引走向何方，和主流香港人心目中的「後物質香港」應走往何方，正朝往徹底南轅北轍的方向，非大智慧不能導向多贏結局，令人憂慮。這時候，政府官員做的卻是埋首寫網誌宣示「施政新風格」，依靠警隊作為最後防線，繼續出席酒會剪綵粉飾太平，關門問「何以至此」、和「何不食肉糜」前後輝映，並以為還有任何人care行政會議內的名字是張十一還是李十九…… 離地至此，未來如何撕裂，怵目驚心。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5日-16日

https://simonshen.blog/2019/07/14/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