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國黨派出的市長候選人都是這等貨色？】
文：李雨蓁 Lí Ú-chin

被民意唾棄的「被罷免人」韓國瑜，今晚將回到高雄，推薦李眉蓁為他的繼任人選。


很多高雄人都很好奇，為何中國黨在高雄，只剩下這樣的貨色能競選市長？


言必稱庶民的韓國瑜，當然不是「菁英」，但頂多是「墅民、土豪」，而不是「庶民」，他象徵了黃復興黨部與數股非主流利益的合流。然而在中國黨打倒在高雄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爽的要死的時候，背後顯示出來的警訊，卻是中國黨人才培養系統的徹底崩潰。因而在韓國瑜被罷免後，只能推出學歷造假，連話都講不清楚的二流派系政二代李眉蓁。


全台第二大黨，把高雄人藐視到這種程度，恐怕連在地的一些中國黨支持者都不一定能接受。


這篇文章又是一篇長文，但若你是「解嚴後」一代，我們邀請你花點時間，了解中國黨是怎樣在高雄政治佈局，怎樣培養地方到中央的行政人才，卻佈局佈到全盤敗退，連在地市長的人選都派不出來；又是怎樣不得先用叛將，再被一個養出大批親衛軍的黃復興鐵藍+雲林土豪挾持的？


#省轄市時代的派系政治

這個故事當然很長，最關鍵的那年，還是1979年。


當年7月1日，高雄升格院轄市，資源變多同時，其實很重要的就是「#再也不用選高雄市長了」，每一屆市長，從此都會由中國國民黨直接指派，在選舉制度改變前永無政黨輪替可能。這招，在台北升格時中國黨已經嚐過甜頭。中國黨在台北市長的選戰中，先是意外輸給黨外的高玉樹，好不容易做票贏回來，卻又被美國警告首都市長作票試試看而再輸。在台北升格後，終於可以無後顧之憂，任意的安插自己人。


在1979年以前，高雄市長大致上是派系輪替的格局，由於高雄是1920年代後才快速成長的移民城市，因此在早期，高雄的地方政治由外縣市移民基於同鄉情誼產生的派系維繫，大致分為澎湖派、台南派，和本地政治家族三大勢力。


在實施地方自治後，第一、二任市長謝掙強是澎湖派，第三任市長陳武璋是台南派，但在陳武璋任內，由於十全路開闢工程、愛河原木浸泡等案圖利岳父，而被議員巫義德發動高雄史上的第一次市長罷免，但中國黨動用國家機器，硬是透過威脅利誘，讓已經連署罷免的市民紛紛放棄，巫義德也被列為重點觀察名單，但他仍然繼續爭取「真普選」（國會改選）而被警備總部以「中（華民）國版國安法」逮捕，判處十年徒刑，顯示雖有選舉，但沒有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空間。


然而，中國黨也發現陳武璋的施政引發眾怒，因而第四任市長提名本地派的陳啟川參選，並連任到第五屆。陳啟川家族實力、名望都足夠，震得住各方，但在他卸任時，中國黨因再次提名過了風頭的台南派陳武璋，引發認為應「派系輪替」的澎湖派不滿，導致中國黨分裂，雖然在選戰過程，中國黨不斷打壓政敵，黨外的楊金虎（也是台南出身）仍意外當選第六屆市長，成為第一位非中國黨籍市長，亦是戰後學歷最高（台大醫科，日本醫科大、南洋大學博士）的市長。


不過，楊金虎並非堅持民主改革的堅定反對派，在中國黨統治的環境下，也受到「中央」種種政治干擾，不得不妥協求生，在任內將壽山和愛河改名「萬壽山」與「仁愛河」來諂媚蔣介石，但又涉及市府顧問洪劍鋒「賣官鬻爵」案，詳情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結果就是楊金虎一屆任期結束就被收押，官司纏訟17年，至死都未定案。


1973年，中國黨提名本地出身，政商雙棲的前市議會議長王玉雲競選，擊敗已退黨的「澎湖派」謝掙強成為第七屆市長，這顯示了兩點：


一、派系與中國黨的結合大抵只出於利益，而若得到黨的加持，一對一廝殺大致都能獲勝。
二、到了1970年代後，高雄成為人口近百萬的工商大城，早期同鄉移民的「人親土親」影響力漸漸減弱，地方的家族取而成為政壇要角。


有趣的是，王玉雲原本僅小學（公學校）畢業就出社會發展，但擔任議長後，竟然取得「日本產能短大工商管理系」學位，引起對手謝掙強質疑。謝掙強敗選後還一狀將王玉雲告上法院，控告偽造文書（學歷），並向庭上表示，如果王玉雲能從頭到尾把26個英文字母寫完，他就不姓謝，改姓王。當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揭發中國黨籍的政治人物偽造學歷還是不了了之，眉蓁若活在當時可能會很羨慕吧！


#官派時期

在王玉雲連任第八屆高雄市長就任期間，高雄升格直轄市，「高雄市長」這個職缺在升格後，與台灣省長、台北市長並列，成為層級最高的地方行政首長職位。由於中央部會官僚和行政首長政務性質仍有不小差異，因此當時黨國想培養的重點對象，大多要經歷「院級地方首長」歷練。但對中國黨來說，高雄在他們眼中最低下，因此也成為一個「入門級」職務。


在高雄升格院轄市之前，中國國民黨的選舉要擺平各方不同的派系勢力，還要抗衡黨外逆襲，升格之後就沒這種煩惱，因而王玉雲當完任期後，中國黨不再讓地方派系出任市長，在院轄市官派時期，前後共指派四位市長，分別是楊金欉、許水德、蘇南成和吳敦義接掌高雄，其中楊金欉和許水德卸任便升任台北市長。以下我們就簡單介紹為何是這四位。


楊金欉是「台電幫」出身，典型的「技術官僚」，他能獲派素無淵源的高雄市，是因為擔任行政院長的老長官孫運璿力挺。楊金欉剛進台電時，被派到水力發電廠，就曾讓前來孫運璿留下好印象。因在台電表現優異並曾赴沙烏地阿拉伯擔任技術團團長，1978年在台電協理任內被拔擢擔任台灣省建設廳長，又以黑馬之姿出任高雄市長。但僅做不到一年就「升任」台北市長，是史上任期最短高雄市長，看來只是來高雄過水，但孫運璿中風後，楊金欉身體亦有狀況，政治道路最高止於台北市長。


接下來三位，許水德、蘇南成、吳敦義則是延續蔣經國「催台青」風潮下，逐漸成為中國黨主流的「本土藍」地方政治菁英。


在1970年代，中國黨政權在長期堅持僵化與脫離現實的外交政策下，最終走進死巷，退出聯合國，也和美國漸行漸遠。當時蔣介石的生命已如風中殘燭，稍微務實一點的中國黨人也都知道「反攻大陸」無望，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佔領的這個島嶼再也分不開，於是實際領導人蔣經國，在1973年掌握大權後，一面繼續鎮壓反對運動，一面把把中國黨加入本土化的成分，推動了「催台青」政策，提拔台灣籍的官僚進入政府較高層位置，讓台灣菁英有支持政府的誘因。


在蔣經國統治下，台灣人能做到最大的實權行政長官職位是「台灣省長」，而在內閣裡面只能做到「內政部長」，而與外交、國防無緣。這隱含著你們台灣人跟英國統治下的印度、馬來人一樣，地方可以給你們族人「自治」，提拔你進中央政府已經是極大恩惠，但我們「中華民國」的法統還不能直接給你。至於打破這點的人叫李登輝，其政治手腕實在無人能及。


1931年生的許水德，教育界出身，歷任高雄市、屏東縣、台灣省教育，社會等公職，在王玉雲任內擔任市府秘書長，自創「水車哲學」，認為現實與理想要兼顧，屬於處事圓融之官僚，卸任後出任台北市長。


1936年生的蘇南成，曾退出中國黨，在1977年參選台南市長當選，其貼近民眾，舉辦活動，大興土木的風格，已是嫻熟於選舉的一號人物，當選後被蔣經國再度「收編」回到中國黨，於1985年空降高雄，任期中和地方家族派系為主的議會頗多摩擦，在1990年卸任後轉任國策顧問，侯任國大代表與議長。


接下來這位，大家就很熟悉了，他是年輕許多，1948年出生的吳敦義。


台大畢業，由中國時報記者從政，歷任台北市議員，南投縣長，當時是中國黨培養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末代官派市長，他和議會的關係稍微圓融，也順利當選第一屆民選市長，然而，吳敦義任內市政格局突破不大，無法解決市民關切的交通、環境等議題，而在1998年敗選。


吳敦義在1998年的敗選，以及接下來2000年中國黨失去政權，李登輝被趕出黨內，讓中國國民黨地方的發展，從此走上另一條道路。


最大的直接影響，就是中國黨差不多忘了有高雄這個地方。


#後李時代的地方崩潰

在後李登輝時代的中國黨，黨內保守勢力復辟，排擠所謂本土藍，先是造成一波親李登輝人士出走，仍有強大勢力的黃復興黨部等死硬組織，從此對「台籍人士」充滿戒心，並將中國黨路線帶向極端化，在李登輝之後，20年間，竟然沒有所謂「本省人」再度代表中國黨參選總統！


當「高雄市長」不再是個可以培養領導人的方便空缺，而天龍人也不願意「下」高雄深蹲打辛苦選戰，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的副市長黃俊英兩戰皆墨後，只能再次由派系中擇人出戰高雄市長。


然而，在長期地方勢力缺乏向上發展機會的狀況下，地方派系以佔領議會，鞏固地盤為優先，在高雄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幾大家族紛紛跨足地產、金融等多元產業，形成政商複合集團，既然中國黨殖民體系不容許本土派進入層峰，那對政二代而言，守護家族的地方利益，就比起政治上的專業更加重要。


再者，由於中國黨既失去地方執政權，又不願意從頭培養專業素人參政，在沒有一套世代交替的遊戲規則下，地方黨部放任小諸侯政治分贓，割據一方，卻又沒有一個明顯霸主。在金權政治影響下，2002朱安雄議長賄選案中，許多家族雖被牽連其中，包含李眉蓁父親在內，但都隨即派出妻子兒女出馬競選，更令年輕一代選民感到厭惡。


因此，當中國黨要從地方政治人物中挑選市長候選人，不是自己有案底、就是家族或樁腳涉案，就算我們看本人就好，這些地方議員的學經歷或談吐，大多一看就是靠爸才有辦法從政的。


在2010年黃昭順慘敗，首次落居第三後，中國國民黨迫於無奈，只能在2014年啟用叛將楊秋興出戰。可以看出，在韓國瑜出現之前，中國黨地方人才庫已經山窮水盡。


#中國黨引狼入室

韓國瑜的背景特別之處，是作為黃復興鐵桿深藍出身，但又娶了雲林地方砂石派系的女兒，成為中國黨「外省權貴」和「本省派系」的匯流，因而能調動許多高雄境外資源參與選戰。


但在韓國瑜靠著矇混詐騙的風格獲勝後，沈溺在勝選中的中國國瑜黨，不知耕耘地方，治理能力一塌糊塗，把高雄當墊腳石落跑，惹惱93萬高雄人，進而將他罷免成功。


韓國瑜任內，其實也沒有培養任何人才，一幫挺韓市議員在議會荒腔走板的護航，一下唱歌，一下追蹤器，當主子被罷免後，要從這其中挑人出戰，還真是不容易的任務。


因此，我們就看到李眉蓁，一個二流政治家族，講話講不清楚，比韓國瑜還草包的地方政客，竟然雀屏中選。在短短一個多月的選戰中，鬧出申辦已經截止的亞運與世大運，用抖音拍片侵權，發明丹丹沒有的食物，論文整本抄襲還不誠懇道歉，主張全民種甘蔗釀蘭姆酒，全市引海水沖馬桶.......除了給予市民一些樂趣外，只是讓中國黨難堪而已。


中國黨在高雄提名這些人選，等於在羞辱全部高雄市民。


事實證明，中國國民黨永遠沒有下限，而且從來都輸得不夠慘。明天再一次出門投票教訓中國黨，讓他們連陳其邁的1/3票數都拿不到，早早瓦解進入墳墓，才是唯一正途。

挖出了好多我們的歷史啊～

與王堅院士有關的日子

本文來自杭派工程師。撰文 | 猛哥；視頻 | 阿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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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他是學界翹楚，比爾·蓋茨最信任的人之一。
11年前，他受馬雲之托，在阿裡掀起技術革命。
從“騙子”到“雲計算開拓者”，十年一覺“飛天”夢。

他就是王堅，中國工程院新晉院士。

1

那年，李開復37歲，受比爾·蓋茨之托，帶著一項使命飛抵北京。

甫一落地，他就到處尋找電腦使用者介面領域的頂尖人才，跑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沒有。後來，北京大學電腦系圖形學老師董士海給他指了條道。

董士海在視覺化領域深耕多年，熟諳學界，他想了想，說，“有一個，在杭州！”

此人就是王堅。

李開復又多方打聽，大家都說王堅是國內研究“人機界面”最優秀的一個人。

人機界面，是人與電腦之間傳遞、交換資訊的媒介和對話介面，是電腦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王堅生長在西子湖畔，卻南人北相，身材高大，總是頂著一頭亂髮，挎著黃色軍用挎包，衣服皺巴巴，走路一顛一顛，脖子前伸，全然不關心外界的書生派頭。

細數王堅的經歷，完全稱得上是一個“異類”。他生於1962年，被打上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烙印，癡迷大飛機，卻在1980年考入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專業，讀研期間常去浙江大學旁聽電腦課程，他的碩士論文《人機交互和多通道使用者介面》是中國第一部人機交互的論文，後來還影響了航太工程。

這多少算間接圓了他的“飛天”夢，也許是覺得不滿足，很多年後，他乾脆直接上陣，帶領一幫年輕人編造另一個版本的“飛天”夢，歷經挫折，每當下屬們洩氣時，他總會講，過去“那麼多優秀的工程師一輩子連造飛機的機會都沒有”，相較之下，現今一切堅持都是值得的。

1990年，王堅獲得心理系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92年就晉升為教授，1993年又列為博士生導師，並擔任心理系系主任。1998年8月，杭州大學與浙江大學合併，王堅新增了一連串耀眼的頭銜：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理事、浙江大學工業心理學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

不過，李開復一門心思要找到他，可不是因為這些頭銜，而是另有緣由。他給王堅發出郵件，邀請他來京參加一個典禮。


2

1998年11月5日，北京天氣蕭瑟，長安街兩邊的白楊樹正在凋零。

但與北京火車站相去不遠的國際俱樂部門庭若市，來了300餘人，均為中國電腦業的翹楚，包括18位院士、56位教授、4位大學校長、9位系主任、27位研究員、7位所長、1個總工程師、1個高級工程師和1個總裁。

此外，還有29個政府官員和美國駐華使館的1位外交官。

王堅沒有到場。但這個小插曲絲毫沒有影響李開復的好心情。

科技部部長及教育部副部長先後登臺致辭，此外資訊產業部及中科院等官方機構都贈送了花籃。

這些官員和學者聚集一堂，只因美國微軟公司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研究院。

微軟CTO 奈森·梅爾沃德是敦促比爾·蓋茨做出此項決議的“推手”。當天，他在祝賀視頻中說：“因為人才是成功研究的先決條件，我們決意追隨人才，到人才濟濟的地方開設研究院。”

李開復進一步解釋說，微軟中國研究院的初衷是“彙聚中國本地的優秀人才和微軟公司自己的專業人才，彙集其思想。”

此話當日與會者都未給予足夠的注意。只有王選（北京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電腦漢字雷射排版技術創始人）隱約覺得微軟志不在此，“有眼光”，還有“遠大戰略。”

1999年春節前，微軟中國研究院開始大規模招攬人才，觸角幾乎覆蓋了所有一流科研院校。

《經濟日報》說微軟中國研究院“一網”就“網”了十幾位拔尖人才。


3

儘管1998年的秋天，李開復和王堅沒能見面，但兩人在通了五封郵件後，再次約定見面。

李開復出差時，曾專門去浙江大學找王堅，沒見上，後來微軟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沈向洋（剛宣佈從微軟離職。此前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美國工程院院士）去浙江大學做演講，李開復囑託他去與王堅見一面，仍然緣慳一面。

李開復只好在郵件上邀請王堅北上，“看看研究院。”

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執著，這令王堅既驚訝又感動，他回信說：“我來北京看你。”

1999年1月10日，李開復終於見到了王堅。沒有寒暄，開門見山。談話只有半小時，但對聰明人來說已經足夠。

當王堅回到杭州時，一封電子郵件已在等著他，那是李開復發的。儘管李開復很希望王堅能夠加盟微軟中國研究院，但抹不開情面直接挖人，畢竟浙江大學校長潘雲鶴是微軟中國研究院的顧問。

李開復只是提出可以和王堅的實驗室合作，這讓王堅很開心，覺得大展宏圖的機會來了，但幾天後，他給李開復回信說，要到微軟中國研究院做訪問學者。

導致王堅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作為系主任和副院長，需要參加無數的冗雜會議，這令他不勝其煩。

1999年的春天剛開始，王堅來到微軟中國研究院。接觸越深，李開復越希望王堅把“訪問”變成“加盟”。

最後，還是王堅自己捅破窗戶紙。到了夏天，他向李開復明確表示要到微軟來工作。

王堅被任命為多通道使用者介面組的主任研究員，組員有張高（中科院博士）和韓堅（清華大學博士）兩個年輕人。

以潘雲鶴的身份和學養，自然不能阻攔王堅的出走。

那個夏天和潘雲鶴一樣心情複雜的還有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黨委書記李生，他是哈工大電腦系的老系主任，也是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候選人（因為選擇提副教授沒有繼續讀博，張大鵬遂成為中國人工智慧領域第一個博士生）。

李開復給李生寫了一封信，說要挖走三個人，即：荀恩東、王海峰和劉挺。

荀恩東，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工作了兩年，後被引入香港科技大學，現在北京語言大學任教，研究機器翻譯和語法分析。

劉挺，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呆了一年，又返回哈工大教書，現在是哈工大人工智慧研究院副院長。

王海峰，是中國最早做搜索的一撥人，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後，李開復親自帶他。一年多後，跳槽到東芝中國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深得李彥宏信任，2019年5月出任百度空缺了10年之久的CTO。

巧合的是，同月，中國工程院公佈了2019年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所涉專業為“人工智慧”方向的候選人共有五位，分別是王海峰（百度），沈向洋（微軟中國），楊強（微眾銀行），莊越挺（浙江大學），鄭慶華（西安交通大學）。

候選名單中還有兩位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企業人物，分別是李彥宏和王堅，均位元列工程管理學部“新興交叉領域工程技術創新管理”專業。

一個月後，第二輪評審的候選人名單公佈，李彥宏、王海峰、沈向洋落選，王堅仍在列。

能PK掉沈向洋和王海峰等老同事，足以證明王堅的卓越，此時他的身份是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20年前，當王堅離開杭州來到北京時，創業失敗的馬雲正帶領一幫人從北京折返杭州，希冀東山再起；當王堅正式加入微軟中國研究院時，馬雲與“十八羅漢”在湖畔花園創辦了阿裡巴巴。

一個是風頭正勁的學術明星，一個是屢敗屢戰的創業者，誰能想到這兩個人將來會有交集，並作出驚天之事。

機緣就是這麼神奇。


4

在微軟中國研究院，專家學者們得以全心全意投入基礎研究，而不用操心經費及產出。

在王堅看來，研究院要做的就是提出新概念，“我們不是要改進現有的而是要提出新的，不是把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做得更好，而是要做人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

即使是三流的開創也要比一流的跟隨更加艱難。所以，王堅一直給自己出難題。夏天開始的時候，他帶領張高和韓堅全力投入“人機界面”的研究，改進中文輸入法就是他加入微軟後的“首秀”，結果“驚豔”。

1999年10月18日，李開復帶領微軟中國研究院的6個研究員（王堅、李勁、周明、高劍峰、沈向洋和張益肇），抵達微軟美國總部，親自向比爾·蓋茨彙報。

李開復著重介紹了中文輸入方面的研究，比爾·蓋茨非常感興趣。回京後，微軟中國研究院專門舉辦了一次新聞發佈會。

王堅最後上臺，他說“做研究不一定隨大流。”

2001年，微軟中國研究院更名為微軟亞洲研究院。2004年，王堅出任常務副院長。他的主要成果包括：SQM大規模資料處理系統、數位墨水、支援亞洲語言的無模式切換使用者介面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世界上首次推出手寫數學公式識別器，並在胡錦濤主席2006年訪問微軟時專門為主席和夫人作了演示。

王堅深受比爾·蓋茨信任。他帶的組是研究院裡當面和比爾·蓋茨討論問題最多的小組。

微軟正處巔峰期，微軟亞洲研究院兵強馬壯，王堅有足夠的空間去大展拳腳，直到一個叫劉振飛的人找上門來。


5

劉振飛，現阿裡巴巴合夥人、高德總裁，不過2008年他找到王堅時，還是淘寶網技術保障總監，他因為資料上的技術難題，想挖王堅的手下，結果被跳票，他索性直接去挖王堅。

王堅當時帶人所做的專案正和資料相關，通過海量資料分析瞭解使用者習慣、優化軟體反覆運算。有人寫郵件給王堅，描述了他在比爾·蓋茨面前提到軟體的資料分析，比爾·蓋茨說你應該去找王堅。

劉振飛畢業於北京大學，是王選院士的高足，眼光可謂毒辣。

那年夏天，阿裡巴巴CPO彭蕾（阿裡巴巴創始人、合夥人，現任Lazada董事長）親自找到王堅，一見面就說：“我們現在很差，就希望你來拯救我們”。

她說的是阿裡巴巴的“登月計畫”。

頭一年，馬雲召集阿裡巴巴的高管們在寧波開了一次戰略會，決定要把淘寶、支付寶、B2B 等子公司的底層資料打通，實現“商業新文明”。為此，阿裡巴巴迫切需要尋找一個技術“救星”。

王堅就這樣進入了彭蕾的視野。

彭蕾說，阿裡巴巴的資料就是一座金山，但不知道如何挖掘，現在是坐在金山上吃饅頭。

王堅心動了。

2008年11月18日，阿裡巴巴宣佈，王堅博士正式加盟阿裡巴巴集團，擔任首席架構師一職，直接向馬雲彙報工作。

馬雲表示：“王堅博士將幫助阿裡巴巴集團建立世界級的技術團隊，並負責集團技術架構以及基礎技術平臺建設。”

彼時，阿裡巴巴高管中不乏技術牛人，比如中國開源第一人章文嵩。他本碩博均就讀於國防科大，師從電腦學院泰斗胡守仁教授（我國第一台億次銀河巨型電腦研製的設計者和主要領導者之一），1998年創建LVS（Linux Virtual Server），2000年，Google搜索“wensong”會出現上千萬條記錄，2009年加入淘寶後，帶動了一系列開源運動。

但為何馬雲偏偏如此相信王堅？

除了都充滿理想主義氣息之外，在阿裡巴巴安全團隊負責人吳翰清看來，原因是“王博士是唯一一個能把技術講得連馬雲都能聽懂的人。阿裡有很多技術VP，但他們都沒有王博士這本事，所以他們也只能做到VP，而做不到CTO。”

被馬雲任命為CTO是王堅加入阿裡巴巴差不多四年後的事情，卻招致了這家公司史上最強烈的反彈。

阿裡巴巴已很長時間沒有CTO，上一任CTO還是吳炯。

吳炯曾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後赴美，1989年畢業于密西根大學，1996年加入美國雅虎，負責搜尋引擎和電子商務技術的開發。他1997年結識馬雲，2000年初成為阿裡巴巴的天使投資人，2000年5月正式加入阿裡巴巴，擔任CTO，領導開發了阿裡B2B網站，淘寶網以及相關系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2005年阿裡巴巴合併雅虎中國後，他還主持了雅虎中國搜索事業部的工作。2008 年離職，專做投資人。

兩相對照，吳炯的光環太矚目了，而王堅進入阿裡巴巴後，卻成了名噪一時的“騙子”。

6

一切皆因阿裡雲所起。

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向全世界宣佈：“美國要在十年內，把一個美國人送上月球，並將使他重新回到地面。”從此，美國雄心勃勃的“阿波羅登月計畫”開始實施，共分為“水星計畫”、“雙子星座計畫”及“土星計畫”三步。

雖然沒有關於阿裡巴巴“登月計畫”的具體時間表，但顯然也採用了分步走的策略。2009年9月10日，阿裡巴巴成立十周年的日子，阿裡雲成立了，它要為阿裡巴巴“登上月球“提供無盡的算力。

王堅擔任阿裡雲首任總裁，他對400多名團隊成員說：“如同電力是工業社會的底層設施，雲計算將取代傳統IT設備，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底層設施”。

雲計算這項新技術的雛型來自上世紀70年代，1963年，DARPA（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畫局）向麻省理工學院提供津貼啟動MAC專案，要求麻省理工學院開發“多人可同時使用的電腦系統”技術，這產生了“雲”和“虛擬化”技術的雛形。

2003-2006年Google發表了四篇文章，分別是關於分散式檔案系統（GFS），平行計算（MapReduce），資料管理（Big Table）和分散式資源管理（Chubby）。至此奠定了雲計算發展的基礎。

2006-2008年，亞馬遜、Google、微軟、IBM等巨頭相繼推出雲服務生態系統和雲計算平臺。

這樣看來，中國雲計算起步並不算晚。但先行者註定孤獨。阿裡雲成立之初，雲計算在中國還是個新名詞，外界充滿不解。

一個令阿裡雲老員工們記憶猶新的細節是，公司剛成立的前兩年，他們出差用餐時，開發票的服務員總是“好心”地將“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加一個字“阿裡雲電腦有限公司”。

王堅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帶過來的林晨曦等人成為阿裡雲乃至中國雲計算的最初班底。

林晨曦，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亞洲第一個ACM全球大賽總冠軍，2005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他和同事們“每天思考著全人類命運這樣的宏大未來，從不為經費擔心。“ 有一天，王堅把他和孫冰（奧林匹克資訊學競賽冠軍）叫到辦公室，說他和馬雲聊得非常好，打算去阿裡，準備做雲計算，如果他們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王堅的遊說很具有鼓舞性，他說，“雲計算這件事非做不可。如果我們所有的資訊計算都必須通過國外的系統，那麼未來的中國不堪設想。”

林晨曦和孫冰很快就做出了決定，“其實很簡單，我相信王博士。只能選擇相信。“

儘管阿裡雲是2009年9月10日才宣佈成立，實際上早幾個月前就開始運轉了。林晨曦記得很清楚，阿裡雲第一個員工在2008年10月24日入職，正好是1024。“冥冥註定，阿裡雲和代碼脫不開關係。”

林晨曦成為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入職後“兵荒馬亂，十幾個人邊寫代碼邊四處招人。”

阿裡雲當時辦公室在北京上地，沒有空調，夏天很慘，工程師們只好買來一堆冰塊，放在臉盆裡降溫。此外，辦公室還經常停電。

有次馬雲來京，專門去阿裡雲辦公室，想看看工程師們到底在做什麼。林晨曦打開電腦想給馬老師看看，不巧還停電了，馬雲只好坐在辦公室等了半個小時，直到電力恢復。

環境確實太差了。許多工程師來面試，一看樓裡這麼破，就不想來了。林晨曦趕緊解釋，這只是暫時的，新的寫字樓還在裝修。

饒是如此，在那個破舊辦公室裡，2009年2月1日，阿裡雲工程師寫下“飛天”第一行代碼。

“飛天”是阿裡雲為了“登月計畫”而做的分散式運算系統，其英文名是Apsara——吳哥王朝的阿僕薩羅飛天仙女，寓意希望為人帶來幸福。

“飛天”是想將全球數百萬台伺服器連成一台超級電腦，讓任何企業、機構和個人只要聯網就能獲得即開即用的計算能力。

關於“飛天”，林晨曦有個通俗的比方：

有一波人不知天高地厚，想做分散式系統，好比大家把腳綁在一起，單、雙報數，然後同時邁步。人數少時，這很簡單。但是當人足夠多時，就不簡單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邁腳，但實際上不是，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同時性具有相對性；有人邁左腳，有人邁右腳，有些人兩隻腳一起邁，就有人摔倒了，摔倒的人會把邊上的人帶著摔倒，這是分散式系統遇到的第二個難題；還有第三個問題，那就是異構，有的人長得高，有的人長得矮，步伐不一樣，就會帶來困難；還有很多動態環境下帶來的不確定性，路面有石頭，或者颳風下雨……最後還是走到了終點。

可誰也沒想到，“終點”那麼遠，“走”得好辛苦。


7

馬雲對王堅是百分百支持， 要人給人、要槍給槍，阿裡巴巴內部各路精兵強將都彙集到阿裡雲。

有一次元旦年會上，王堅把馬雲叫來給工程師們打氣。馬雲說他不懂技術，但很尊敬搞技術的人，認為技術大牛都是俠客，還說“程式都是bug 組成的”，贏得了全場的掌聲。接著，馬雲更是豪氣的說“登月計畫”是一定要做的，先砸10 個億，不夠再砸10 個億，直到做出來為止，再次贏得了全場的掌聲。

一開始大家都志得意滿，意氣風發，覺得一群技術牛人在一起還有什麼是做不出來的？

但現實是，沒有先例可循，阿裡雲得從零開始。

在林晨曦看來，“阿裡雲就像是一個軍隊，在攻佔一個看起來不可能攻克的山頭，一批衝鋒者倒下了，下一批衝鋒者接著頂上。其實是很悲壯的，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到底能不能成功。”

工程師們的黃金時間只有幾年，不願意在黑暗中一直摸索。各種爭吵和懷疑出現。壓力實在太大，很多人只在團隊呆了半年就走了。

甚至從微軟亞洲研究院追隨王堅而來的人也在放棄。2010年，一位老部下離開阿裡雲時，深情又失落地對王堅說，做雲計算的感覺就像集體合圍抱一棵大樹，誰都知道最終大家的手會連在一起，但誰也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在何時。

2011年底到2012年初，是阿裡雲最艱難的時候。

在阿裡巴巴外部，業界都不看好雲計算。中國IT 領袖峰會上，李彥宏說“雲計算這個東西，不客氣一點講它是新瓶裝舊酒，沒有新東西。"馬化騰則認為"它是一個超前的概念，目前佈局為時過早。"

在阿裡巴巴內部，大家都在看王堅的笑話，譏諷他是糊弄馬雲的“騙子”。其它部門的技術leader們都虎視眈眈，就等阿裡雲解散，然後去“瓜分”工程師。

有一次一群人吃飯，劉振飛問王堅，外面那麼多人罵你不靠譜，看你好像不在乎。眾人都愣住了。王堅埋著頭，想了半天說了一句，“我這就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當王堅被燙的體無完膚時，馬雲又添了一桶開水。2012年8月14日，他發文任命王堅為CTO，全面負責規劃、制定和實施集團技術發展戰略。

阿裡巴巴內網徹底炸了，反對之聲洶湧不止，概而言之就是：王堅不懂技術、不懂管理，浪費資源無數，不被追責，反而高升，難以服眾。

沒人知道那段時間王堅承受了多少壓力。“有時候堅持是很難的，有時候放棄是很難的，進退維谷，但是具體到做飛天這件事我覺得堅持是很難的。”

關鍵時刻，又是馬雲撐了王堅和阿裡雲一把。他在內網公開回應：“博士是人不是神，博士的不足大家都知道，我瞭解的也並不比大家少，但博士了不起的地方，估計很少有人知道。假如，10年前我們就有了博士，今天阿裡的技術可能會很不一樣”。

為此，王堅對馬雲無比感激，後來寫書時，把這段話作為前序。


8

因為“理想主義”和“太執著”，王堅被認為是阿裡巴巴最像約伯斯的人，他的書架上也有一本沃爾特·以撒森寫的《約伯斯傳》。

約伯斯不好相處，以“現實扭曲力場”著稱。無獨有偶，王堅身邊人也能感受到他的“現實扭曲力場”。

那幾年，阿裡雲的工程師們一旦決定留下來，就會成為王堅的“腦殘粉”，他們堅信王堅的方向永遠正確。即使錯了，也是他們這些執行者錯了，“能力無法匹配博士的要求”。

王堅極具感染力，總喜歡給部下講雷達的故事。在二戰勝利前夕，《時代》週刊封面本來要刊登雷達的照片，都已經通知發明雷達的團隊了，這是一件無比榮耀的事情。結果發行前，改為刊登原子彈的照片。雷達團隊非常沮喪，因為從整場戰爭來說雷達的意義才是最大的。

每次王堅講這個故事時，聽眾都很興奮。他總會用“你們在做從來沒有人做過的事情，不要怕犯錯”一類的話來鼓勵大家，然後眾人就覺得在做著一份無比光榮的工作。

2012年8月，王堅把每年一度的阿裡雲“飛天獎”頒給了全體員工，頒獎詞是一句略帶悲情的話——“堅持就是偉大”。

那年下半年，淘寶系“去IOE”完成，“飛天”已經跑得比較順暢，林晨曦可以放心離開了，“我在阿裡四年，其實相當於呆了十年。阿裡雲是一年走完了正常研發兩年半的路。人的頻率調快了兩倍半。”

離職那天，他和同事們在西湖國際旁邊的一家小館子聚餐，氣氛有點沉重。王堅開玩笑，“我們不應該這麼自私，晨曦不只屬於阿裡。”

那是一種什麼感覺呢？

林晨曦覺得不是傷感，不是難過，恍惚覺得：“在阿裡雲的四年，像是過完了一輩子。以後的事情，都是下輩子的。”

榮光時刻到底來臨。2013年8月15日，“飛天”5K系統上線提供服務，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單個集群超過5000台伺服器的通用計算平臺，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對外提供這種能力的公司。

阿裡雲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同年12月，啟動“登月計畫”。

“去IOE”完成後，阿裡雲沉澱了一套“商業-開源-自主” 軟體交互反覆運算的工程管理方法，成功服務國內關鍵行業客戶超過20萬家，推動了國內企業向雲計算的全面轉型。

後來，那些早年離開的工程師，一直在想，阿裡雲最終能成功，王堅的堅持是不是唯一的原因？

有一次，林晨曦和老同事們聚會，為這個問題一直聊到淩晨3點，結論是：“如果換一個人，也許早就掛了10遍了”。

在2012 年的阿裡雲年會上，王堅走上台，他緊攥話筒，幾次抬眼望向遠處，幾次欲言又止，最終泣不成聲。


他說：“這兩年我挨的罵甚至比我一輩子挨的罵還多。但是，我不後悔。只是，我上臺之前看到幾位同事，他們以前在阿裡雲，現在不在阿裡雲了。”

這其中就包括吳翰清，2012年9月離職創業，就在“飛天”即將展露曙光的前夕。走之前，王堅約他長談，臨別時，他流淚說：“博士，其實我一直是相信你的！”

兩人相對，淚眼凝噎。

當吳翰清創業後，才深深體會到王堅的不易。“現在我回想起來，王博士是一個典型的理想主義者，他沒有太多的創業經驗和產品經驗，僅憑著一腔熱忱帶領著一群同樣熱忱的工程師們在做世界上最難的技術之一。走了很多彎路，也傷了很多人的心，但也栽了很多樹，讓後人乘了涼。”


9

乘涼者甚多。

阿裡雲趟出一條路後，國內雲計算熱潮興起，2013年就此成為中國雲計算的轉捩點。UCloud和七牛雲等協力廠商雲計算企業成立，騰訊開放平臺也是這一年對生態企業開放，AWS高調入華。

2014年9月19日，阿裡巴巴在美國上市。在上市故事中，阿裡巴巴一再強調的核心業務之一是“雲”和大資料，業務戰略是“雲+端”。這個基於“雲”的宏大敘事，正是始於六年前王堅掀起的內部技術革命。

技術底座已經構築，接下來就是高歌猛進。

馬雲再次展現了善於點將的本領，用阿裡小貸負責人胡曉明（現為螞蟻金服總裁）接替王堅，擔任阿裡雲新CEO，給這家技術公司注入商業基因。

到2016年，阿裡雲營收規模已躍居亞太第一，全球第三，連續數年保持三位數的增長。

同年，王堅卸去阿裡雲總裁及阿裡巴巴CTO兩職，專任阿裡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

目前，40%的中國500強企業、近一半中國上市公司、80%中國科技類公司是阿裡雲的客戶。

在阿裡巴巴內網，王堅被貼上各種各樣的的標籤，出現頻次最高的有：“遠見”、“先知”、“堅定”、“堂吉訶德”……

但這個被稱為中國10年來最成功CTO的男人卻說，“我是一個既得利益者。”

2018年，王堅受邀參加央視《朗讀者》節目，誦讀了喬恩·克拉考爾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回憶起阿裡雲的創業史。

他對董卿說，計算像是一口井，井裡有著最珍貴的水資源。隨著大家對計算需求的增大，要有人想辦法把井水變為自來水，讓它順暢地流入尋常百姓家。這個過程看似簡單，實際上需要建水廠、鋪管道、做水龍頭、裝水錶等一系列環節的精密配合。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新理念的接納，因為第一口自來水從水龍頭裡流出之前，沒有人相信。

在阿裡雲出現之前，國內也沒有人覺得這個新技術能推動社會進步。

王堅說，他願意做那個引水的人。領著一群年輕人，去做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做過，只在他們腦子裡存在過的東西。

2017年，中國電子資訊技術年會上，王堅代表“飛天雲作業系統核心技術及產業化”專案接過科技進步特等獎的獎牌，這是該獎項設立15年以來，首次頒發的特等獎。

中國電子學會鑒定認為：“飛天系統核心技術完全自主可控，總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準……對我國乃至全球互聯網產業發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推動作用，是以企業為主體的雲計算核心關鍵技術自主創新的成功實踐。”

有人在知乎上寫下這樣幾句話：“10年前，我也覺得博士（王堅）是個騙子。現在看看，我覺得他是個偉人。我覺得沒有這些別人嘴裡的偏執狂，世界又怎麼可能被改變。”

10

道不孤，必有鄰。

王堅現在更多扮演的是阿裡巴巴技術先驅的角色，當下研究旨趣是“城市大腦”，開闢以資料資源為關鍵要素的城市發展路徑。

人類最偉大的作品是城市，但也帶了“城市病”。在王堅看來，“城市大腦”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讓城市的資料流程動起來，產生價值。

解決交通問題，並不是“城市大腦”的唯一功效，它是未來城市新的基礎設施，可以在城市的建設發展中做出更多貢獻。

互聯網、資料、雲計算，這三者始終讓王堅念茲在茲，在他心目中就如同火，新大陸和電，足以改變世界，值得用一生去探尋。

英雄所見略同。李開覆沒有看走眼，馬雲也沒有看走眼，他真是一個純粹的技術人。

2014年，吳翰清重回阿裡雲，回首往事，他說時光本身無法倒流，如果能穿越到那個時間，他可能不會選擇離開，有可能選擇在這個公司把這個事情做成。“其實我從王博士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堅持，其實他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個人的軌跡，有一點顛覆我的世界觀。”

被改變的不止吳翰清一人。

如今，阿裡巴巴技術大牛雲集。許多人，無論是才智，還是年華，都不遜於10年前的王堅。當國家給予民營企業技術人至高榮譽時，對他們而言，風好正是揚帆時。

王堅的故事，重新定義了阿裡巴巴工程師這個群體，他們腳踏實地，但高舉理想主義旗幟，不墜青雲之志。保不齊，若干年後，他們之中會湧出又一個院士。

十年一覺“飛天”夢，譭謗也好，讚歎也罷，對王堅來說，皆為過眼雲煙。他撰有《線上》，結尾如此寫道：

什麼是對技術的熱愛？你真的相信技術會改變很多東西嗎？你有沒有足夠的自信和熱愛去捂暖這條蛇，哪怕它蘇醒以後可能會咬你一口？當你熱愛一個東西的時候，你很難預料最終的結果。

但是“如果困難出現，就要戰鬥到底。“ 那是他最喜歡的《進入空氣稀薄時代》中的一句話。

參考資料：
1.《追隨智慧——中國人在微軟》，淩志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 《道哥：王博士》，吳翰清，道哥的黑板報
3. 《阿裡雲第一任技術總監的故事》，林晨曦，阿裡雲橙
4. 《雲之戰》，孫宏超，騰訊深網
5.《雲計算深刻改變未來》，張為民，科學出版社
6.《王堅：一個預言家的命運》，張寒、周欣宇，人物

Ulysses Yang的翻譯好文，有女兒的父母值得看看：
　
「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最近比較少上臉書，但我無意間看到了一篇近期由朝日新聞評論，關於一位研究日本佛教思想史的女性研究員西村玲於2016年自殺的新聞。我看了內文，發現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同時我理解絕大部分人對英文文章有距離感，所以我全文翻譯出來，希望大家看一下（特別是人文學科的同學）。

＊＊＊
【研究員的自殺反映了無希望的博後人生】

西村玲(Ryo Nishimura)的日記表達了她的夢想，她想在實現職業目標的同時，還有著快樂的家庭生活，但隨後又進入了一個反映她混亂內心的黑暗轉折。

｢那會比其他任何事都還要危險，並且事情會更糟，｣她寫道。｢所以我會將事情保持原樣。我必須這樣做才能活下來。｣

這位一度前途大好的研究員，對她的問題尋求著一種｢奇蹟式的解決之道｣，藉以｢重置自己的人生｣。

但奇蹟從未發生。

這本從2015年11月開始記載的日記才開始寫不到三個月，這名43歲的日本思想史博士就離世了。

在財務不穩定、求職困難和破碎婚姻的煎熬下，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是一個日本病態笑話的縮影：｢一旦你進入了博士學程，所有的道路都導向毀滅，尤其是人文學科。｣

［得獎的研究員］

西村玲在東北大學就讀，她在2004年取得關於佛教史的博士學位，主要研究１８世紀的重要思想家和僧侶－德門普寂。

她隨後搬回她父母在西東京多摩市的房子，並全心進行研究。

隔年，她獲得了由日本學術振興會頒發的傑出博後生資格，該頭銜提供每月約４５萬日幣的獎學金長達三年。

｢有這筆錢，我可以買一大批研究用的書。｣欣喜若狂的西村告訴她的雙親，並承諾她自己要更努力研究。

她決定每年出兩份研究論文和四份會議報告以符合獎學金的期許。

西村帶了大量的佛經到她二樓的房間，除了和父母在餐桌吃飯以外，她很少離開那裡。

但是即使在用餐的時候，她也會快速而不停地談論她的研究。

｢我希望我可以用塑膠膜把自己的頭包起來，這樣我記得的東西就永遠不會漏出來了。｣西村曾經這樣說，在餐桌上帶來了一陣歡笑。

她在2008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備受好評。她在2009財政年間獲得了年輕研究人員的JSPS獎和日本學士院的另一個獎項。

在當年獲得日本學士獎的六位獲獎者中，只有兩位具有人文背景。西村是第一個以宗教獲得研究獎的人。

｢她帶領一群年輕的研究人員開拓了新的學術場域，並一個接一個地取得了成果，｣為西村提供指導東京大學的佛教學者和榮譽教授Fumihiko Sueki寫道，他。｢她幾乎是無與倫比。｣

然而，在傑出研究員資格和獎學金補助結束後，她的生活開始走下坡。

西村的衣、食、住都依靠父母。為了支付她的研究開銷，西村在一所私立大學擔任講師，並在其他職業學校和文化中心從事兼職工作。

為了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研究資料，西村依靠支付學費註冊為旁聽學生(auditing student)。

一位資深的學者，無法忍受目睹著她的掙扎，在2012年給了她一份檢查佛教文學英譯的工作。

西村接受了這份工作，並且很開心地看到她的年收入超過200萬日元。

但這份工作只持續了一年。

西村將她的簡歷發送到20多所大學，尋找一個學術職位。

一所大學要求她提交六份自己的創作，以作為申請過程的一個環節。每份複印都要花費數千日元。在這個縮衣節食的時期，她決定將它們複印並寄送給大學。

除了一封又一封的拒絕信之外，她沒有得到任何回饋。

她的申請材料和一封信同時被寄回，該信寫著：｢我們很抱歉，但我們無法奉行您的意願……。｣

西村懷疑一些大學甚至沒有看她的簡歷。

她用一個迴紋針來固定申請表格，但退回的材料幾乎沒有跡象顯示，迴紋針曾被移動過。

她沒有收到任何大學的解釋，關於她沒有得到這份工作的原因。

她家庭生活的現實開始陷入困境。她的父母年紀越來越大，她找不到穩定的工作。

這些情況導致了一個步入歧途的抉擇：｢我要結婚。｣

2014年春天，西村在餐桌上向她震驚的父母解釋了她的婚姻計劃，稱其將｢打開一扇救生門｣，走出她發現自己已受困其中的洞。

她在網路上認識的未婚夫，大她超過十二歲。當他們結婚時，她不知道他有嚴重的個人問題。

2015年4月，西村離開了她父母的家，開始了與丈夫的新生活。

但婚姻很快地惡化，西村開始自責並且患上了精神疾病。

2015年11月6日，她在日記中寫道：｢我幾乎病了，我決定離婚，但他拒絕了。我承認我蒙蔽於試圖找到生活中的安全感，但很難真正承認這一點。｣

西村的日記顯示，她的情緒波動歸咎於幾個主題：她對研究的熱情，她渴望與丈夫和孩子度過穩定的生活，以及她處理生活現實的痛苦。

12月7日，她寫道：｢當我和父母一起吃飯和喝茶時，我感到非常高興。但我自己毀了那幸福，現在它無法挽回了。｣

她在2016年1月7日的日記寫道：｢說實話，我想活下去。但是怎麼活？我希望活得快樂又陽光，並再次與大家一起歡笑。但似乎我必須經歷很多麻煩才能達成。｣

她終於讓她的丈夫簽署了離婚協議，並在2月2日遞交到市政廳。

當天晚上，西村自殺了。

在寫給她父母的遺書中，她寫了：｢我認為我沒有未來｣和｢我不能繼續努力下去了。｣

這對父母經常如此教他們唯一的孩子：｢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並且付出大量的努力。你可能不會變得富有，但你可以過上自己的生活。｣

他們的女兒領略了這些價值。

她的母親和父親都是編輯，他們灌輸女兒大量的書籍。西村在2歲時已擁有50本書。她很快就學會如何閱讀和寫作，並在幾年內成為一隻書蟲。

當她沒有書讀的時候，西村會大聲誦讀報紙廣告或鎮內招牌上的東西。

她的父母對於西村這樣，為成一名研究員的童年準備感到非常自豪。

但現在，她75歲的母親說：｢事後看來，我已經無法判斷它是好或壞。｣

她81歲的父親說：｢現在大學不是在尋找知識分子。他們只是在尋找方便的勞工。我的女兒意識到了這一點。｣

［學術工作的缺乏］

由於警覺到與歐美相比，日本缺乏博士生的現象，日本政府在90年代將高等教育的重心從大學轉移到研究所。

研究生人數飆升，但許多大學面臨財務問題，並且教學職缺沒有增加。

這在學術就業市場上創造了黯淡的前景。

根據文部科學省(the education ministry)的數據，2007年完成博士課程的人數為16,801人，是1991年6,201人的2.7倍。

然而獲得教職的博士人數在同期增長相當緩慢，僅從1,520增加到2,191。該領域的競爭非常激烈，找到工作的機率從1991年的1：4.1躍升至2007年的1：7.7。

即使在大學獲得職位也不能保證長期任職。

在政府鼓勵大學經濟自主的政策下，文部科學省在2004財年開始削減對國立大學的補貼，使學校依賴基於申請的競爭性專案補助。

大約在同一時間，大學開始招聘更多具有任期限制的“非常規”教師以及兼職講師，這個職位被認為很容易填補。

根據東京地區大學兼職講師工會的統計，全國大學的講師目前約有一半是由兼職人員擔任。

在工會和日本女性科學家條件改善協會(Jap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onditions of Women Scientists)進行的2017-18調查中，711名兼職講師中有69%的人表示他們的年收入不到200萬日元。89%的人說他們每年的收入不到300萬日元。

｢兼職講師的職位曾經是學術社會的最底層，現在卻連得到都很難。｣工會秘書長Noboru Shida說。

此外，大多數有空缺的全職職位都有任期限制，這使得博士學位持有人很難制定長期計劃。

“博士之路是條毀滅之路。” Shida說。“栽培出的人才已被丟棄到水溝中。”

這現象對於人文學科，一些雇主認為｢沒有用｣的學術領域來說，前景更為黯淡。

根據文部科學省收集的年度數據，約有30％的人文學科博士在近幾年中，既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接受進一步的教育。該百分比是全學科博士學位的平均水平1.5至1.8倍。

那麼在人文學科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人會發生什麼事？根據該部的數據，其中近20％被列為｢死亡｣或｢行蹤不明｣。這一比例高過於全學科平均博士生的兩倍之多。
（OS：這太可怕了…）

為了給年輕博士提供更安全的研究環境，該部開展了一項計劃，資助僱用年輕研究人員的研究機構。

然而，大部分工作都轉到了科學與科技領域。

2017財政年間，在該部門“優秀青年研究人員領導倡議”下聘請的72名研究人員中，只有一位是人文學者。

一位30多歲，專門研究平安時代（794-1185）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員，在3月底完成了他私立大學講師的任期後。他沒有找到新工作。

｢我會繼續尋找研究工作，但與此同時，我會依靠失業救濟過活，｣他說。｢我也可能會成為兼職或臨時工。｣

他補充說：｢我每次在便利商店看到年齡在40到50歲之間的職員時，我都不禁想知道這個人是否也是研究員。｣

西村的死在學術界似乎並不是一個異常現象。

2018年9月，一名46歲的男子在九州大學福岡校區被發現因火而死。

他曾在那裡的博士課程中學過憲法，但在2010年就輟學了。

根據一名認識他的榮譽教授表示，這位前學生努力維持生計，他除了擔任兼職講師，同時也在倉庫和包裹遞送公司做粗工。

然而，即使在晚上，他也一直回到他已結束研究的辦公室。

在校園搬遷計劃期間，大學管理部門發現了這位前學生，並要求他淨空辦公室。

在9月7日的早上，辦公室發生一場可疑的火災後，該男子的屍體被發現在一個攜帶式汽油罐和一個煤油桶旁邊。

［需要保護他們自己］

｢我認為許多研究人員對西村的故事感到震驚，並認為，『這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病理學家Eisuke Enoki在｢朝日新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Enoki撰寫了關於日本博士學位問題的文章，解釋了問題的背景。

｢首先，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常規學術職位非常稀少，以至於即使是一位前景光明的研究人員（如西村）也不被接受，｣Enoki寫道。

他還質疑了招聘流程，特別是女性候選人，是否公平公正。

傳統的統一就業體制主要集中在新畢業生的集體招聘，這是系統性問題的一部分，因為｢這些公司不願意僱用30多歲或有研究經驗但更年長的人，｣Enoki寫道。

根據Enoki的說法，對於大學畢業生和研究所畢業生，特別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學生來說，獲得工作的機會是有限的。

但他說，研究人員自己需要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並應該學會如何在學術界之外保護自己。

｢許多研究人員認為『沒有學術工作的人是失敗者』｣。難怪他們一旦發現自己屬於該類別就感到絕望和認命，｣他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