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實的西遊記
　　貞觀三年（629年）秋八月，玄奘法師由長安出發了。
　　在《西遊記》中，玄奘出長安可是個無比盛大的場面。比如說，唐太宗封他為「御弟」，給通關文牒，賜千里良駒、盤纏、隨從，在文武百官和長安人民的簇擁下，玄奘風風光光出了長安。
　　但實際上，歷史上的玄奘其實是個偷渡客。別的不說，他是護照也沒有，簽證也沒辦，趁着月黑風高，做賊一般溜出了長安城。
　　這樣的出發方式，不但不體面，還冒着生命危險：一是非法出境被抓到了肯定不是個兒；二是縱然越境成功，當時的向西之路也非常危險。還記得嗎，這一年，可是唐太宗派遣李靖、李勣出兵攻打東突厥的時候。刀兵無眼啊，你說你這是哪根筋搭錯了吧。
　　玄奘大概沒考慮到這些問題，或者說，就算考慮到了，他也無暇顧及，甘冒風險。能讓人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無非那麼幾個原因，一是愛情，二是自由，三是大義。而比這三者更有驅動力的，則是對真理的忘我追求。
　　在長安的幾年內，玄奘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從名僧法常和僧辯那裏獲取新的知識，開啟新的智慧了。他曾經就佛法經義的疑問列出了100條問題，拿去請教法常和僧辯，可是，這些問題本身已經超越了那兩位的水準，更別提給出答案了。
　　法常流覽了問題單子，說：「我看，天下沒人能回答你這些問題吧？」
玄奘猶如被當頭潑了一桶冷水，十分沮喪。
　　法常於心不忍，又說：「這也不一定。如果是天竺高僧，應該能解決你的疑問。」
　　說者無心，可玄奘卻把「天竺高僧」聽進了心裏。他立刻找到幾名志同道合的僧人，大家聯名向政府提出遊學天竺的申請。
　　唐政府是個負責任的政府，他們當即駁回了玄奘等人的出國申請。理由很簡單，兵荒馬亂的，你們偏要往西跑，遇上敵人、亂兵，幾條小命不是白丟了？
　　申請被駁回後，聯名上書的幾個僧侶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宗教界人士也得遵守國法不是？當然，這些人不包括玄奘。
　　從蜀地私自回長安，已經違法了，再違法一次也不算什麼。畢竟，在他心目中，佛法遠遠高於人世間的法律。
　　其實，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在某個時期，心中都會湧起一種宗教情懷。這種情懷，跟具體的宗教並無必然聯繫，而是人心對萬事萬物的敏感，對世界本源和終極真理的好奇，對肉身和塵世超越的渴望。
　　如果留在長安，玄奘大約很快就能成為京城甚至國內佛教界的領頭羊。在同樣癡迷大道、具有高度精神自省能力的唐太宗度過軍事緊張期之後，他很可能親自召見玄奘。即使這並不意味着權力和財富，起碼也代表了光榮和地位。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
　　缺少對佛法的真正理解，沒有真正的了悟，所謂高僧也只是一個裝腔作勢的空殼。一切榮譽、地位、敬仰等附屬品只會帶來膚淺的、世故的生活，一種沒有意義的生活。
　　這絕不是玄奘為自己選擇的生活。他知道，無論如何，自己必須到佛法的誕生地去尋求幫助和提高。
　　天竺還很遙遠，一人一馬，盡力西行吧。
　　就在玄奘出長安的時候，李靖接到了討伐東突厥的命令。11月，李勣的部隊也完成了動員。而肅州刺史公孫武達和甘州刺史成仁重已經和進擾河西的突厥先頭部隊幹了幾場狠仗。
　　隨着二位李將軍的出兵，主戰場沿蒙古草原陰山山脈一帶展開，而西域局勢也開始風起雲湧。玄奘卻不顧一切地往西域進發了。
　　儘管悟空不在，玄奘還是受到了某種冥冥中的保護，一路上，總有人會幫助他。在順着流經玉門關的河流走了十多裏路後，玄奘已經出了國境。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此時，唐帝國實際控制的區域，已到達了西方的極限。玄奘，向故土眺望了最後一眼，毅然背向大唐，繼續孤獨的旅程。
　　不久，他來到了伊吾國。從這裏向西北跨越天山，再繞行中亞草原，便可進入天竺境內了。
　　玄奘不打算在伊吾逗留過久，可是，他還是耽誤了一些時日。因為當時正值高昌使者訪問伊吾，言談間得知有位大唐高僧正在伊吾歇腳。使者回去後，立刻向高昌王彙報了此事。
那時的高昌王我們認識，就是前面說過的麴文泰。這個時候，高昌與唐的關係還很好，麴文泰聽說此事，便派出數十人馬，到伊吾迎接玄奘。
　　玄奘堅辭不果，只好跟隨使者來到高昌。一見高昌王，更麻煩了，麴文泰深深被大唐法師的風姿和見識所傾倒，哭着、喊着不讓玄奘走。
　　這可不能答應，玄奘拒絕了麴文泰開出的優厚條件，要求動身。
　　麴文泰聞言，換了一副臉色，說：「法師你違法出境，如果不肯留下，那我就按照規定，把你送回大唐去。」
　　玄奘不動聲色，說：「為了佛法，貧僧一定要到天竺去，雖死不易。」
　　利誘威逼都沒什麼效果，麴文泰也就不再勉強。不過，他仍然向玄奘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將來法師取得真經，從天竺回來的時候，請務必來我國停留三年，宣講佛法。
　　這一點，玄奘倒是答應了。可約定雙方都沒有想到，等玄奘回來的那一天，高昌國已經不復存在了。
　　麴文泰給玄奘寫了一封介紹信，請沿途的各國國王對高僧加以援助。他特別指出：此僧乃本人義弟。
　　看來，《西遊記》中唐御弟這個情節，是從高昌王那裏移花接木來的。
　　高昌王的信，並沒有給玄奘帶來很多的方便，有時還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比如說，焉耆國作為高昌的競爭對手，壓根不買帳，對玄奘不予招待。好在他們也不敢對大唐高僧怎麼樣，因此，玄奘便速速離開了焉耆。
　　再往西走，是一片綠洲，這便是龜茲國。在玄奘眼中，龜茲的意義並不僅限於一個西域小國，因為這是十六國的後秦時期的偉大法師鳩摩羅什的出生地。
　　鳩摩羅什的父親是天竺人，在即將繼任相位時毅然出家，離開天竺來到龜茲，被聘為國師。因被國王的妹妹逼婚，因而有了鳩摩羅什兩兄弟。
　　後秦弘始三年（401年），姚興攻滅後涼，親迎鳩摩羅什來長安。在隨後的十多年內，羅什悉心從事講法和譯經事業，主持完成了不下數千卷的譯作。著名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也就是簡稱的《金剛經》，就是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
　　更加巧合的是，鳩摩羅什法師也號三藏。藏，乃容器之意。三藏，也稱三法藏，是指印度佛教聖典的三種分類：經藏、律藏和論藏。
　　有趣的是，兩個三藏都曾把佛經翻譯的歷史發展推向更新階段，都是里程碑和分界線一般的人物。
　　話說玄奘在龜茲停留了大約60多天，終於等到天山之雪融化，道路開通，他繼續前進。
　　走過了最為艱苦的跨越天山之路，前面的路就好走多了。一天，玄奘終於抵達天竺。
　　在佛陀的故鄉，玄奘終於觸摸到了他連夢中都在追求的東西。當時，天竺與大唐關係還不錯，而印度的僧侶們對這位不遠萬里前來求法的唐僧更是熱情接待，毫無保留地將珍貴的佛典傳授給他。
　　在天竺居住學習的十幾年，也許是玄奘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吧。但是他知道，這裏並不是自己的樂土，他還要回到大唐去。
　　出發，永遠是為了返回。這也許是一切具有史詩意味的人生所必然經歷的過程，就像荷馬那部《奧德修紀》中的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一樣。玄奘踏上了歸途。
　　當玄奘再次進入西域時，大約已經是貞觀十八年左右。十幾年的時間，唐太宗和他的唐帝國，已經製造了一場滄海桑田的巨變。
　　早在北印度時，玄奘就聽到了高昌國滅亡的消息。這固然讓他歎息世事無常和虛妄，倒也提供了一些便利，因為沒必要去高昌履行諾言，他便可以不經天山南路，直接走西域南道回國。
　　玄奘越過帕米爾高原，沿崑崙山北麓，經由莎車、于闐等國，前往沙洲，也就是今天的敦煌。
　　貞觀十八年（644年）孟秋，玄奘歸國的消息傳到了唐太宗耳朵裏。當年，他是一個心存疑惑的年輕僧侶，如今，已成為蜚聲中外的大法師。
　　太宗微微一笑，他並沒有忘記當年那個最年輕的僧人。
　　記得在玄奘離奇失蹤後不久，長安寺院的長老們曾經向太宗彙報：由於申請赴天竺留學遭到拒絕，玄奘很可能已經偷渡出境了。
　　太宗聞言道：「這個和尚挺大膽嘛。」但他臉上並沒有發怒的表情，語氣中似乎還有一絲隱約的讚賞。
　　長安的和尚們放了心，不久後，高昌王來長安朝見，自然也將玄奘的事情報告了太宗。十幾年間，唐太宗也會零零星星聽到一些玄奘在天竺的消息，瞭解到玄奘在修行上的精進。
　　漸漸地，唐太宗開始盼着這位大膽的和尚回來。
　　玄奘在於田時，向皇上呈上一份請罪書，詳細報告了冒犯國法的經過，並提出自己馬上即將歸國領罪。這封請罪書被商隊的高昌人帶回了長安。
　　雖然玄奘心裏無所畏懼，但當長安使者飛奔而來，對他說皇上原諒他的一切罪責，並熱切期盼他回國時，玄奘心裏還是感到了喜悅。
　　在沙洲，玄奘又一次上奏長安，因而得知唐朝近期內將會向高句麗派出遠征軍，而太宗本人也將東赴洛陽，指揮軍隊。
　　這個消息讓玄奘吃了一驚，他立刻從沙洲啟程，趕往長安，希望能在皇上動身前見上一面。
　　當然，玄奘急着見皇上，不是為了皇上能夠接見他，表揚他什麼的，而是為了向太宗申請建立譯經場的經費和幫助。
　　數萬里往返，17年歲月，僅僅是偉大事業的前奏罷了。玄奘從天竺帶回來657部經書，需要招募一批通曉經典和梵語的僧人進行翻譯。不然，對於普通人來說，佛經何異於廢紙？
　　然而，玄奘緊趕慢趕，回到長安時，已是貞觀十九年（西元645）正月七日了。這時候，太宗已經前往洛陽，坐鎮長安的是西京留守司房玄齡。
　　房玄齡幾天前便接到了太宗從洛陽發來的詔令：使有司迎接之。房玄齡立刻展開準備工作，但沒想到，急於謁見的玄奘，提前趕着回來了。
　　有司還沒出動，聽到消息的長安人民卻從四面八方趕過來了。聽說大法師將從運河碼頭上岸，大家都往碼頭邊跑。一時間，擠了個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玄奘沒辦法，只好在碼頭過了一夜。等官差來開道時，才進入了長安朱雀大街的都亭驛。街道兩旁已經站滿了人，人們跑來領略這位為佛法觸犯國禁的大法師的風采，近20年時間，玄奘的事蹟早已成了長安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玄奘在長安沒待幾天，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洛陽去了，抵達之日是正月二十三日。見到太宗的日子，是二月一日。
　　洛陽儀鸞殿上，當世兩個意志最堅定的人會面了。
　　針對玄奘西遊之事聊了一番後，玄奘盤算着向皇上提出興辦譯經場的事。沒想到，皇上突然說：「大師德才兼備，沉毅堅忍，不如你還俗，來朝中輔佐我吧。」
　　玄奘吃了一驚，趕忙推辭道：「玄奘自幼傾心佛法，皈依佛門，以普度眾生為己任。還俗之事，萬萬不可。」
　　太宗說：「有何不可？以你的才華，咱們君臣聯手，打造太平盛世，這不是普度眾生嗎？」
　　玄奘說：「經邦濟世必以儒，玄奘對儒學一竅不通，怎麼能輔佐君王治理天下呢？還是讓我以佛徒的身份，通過譯經，解除眾生心靈的魔障吧。」
　　太宗話鋒一轉，說：「好吧好吧，不逼你還俗了。不過呢，既然你已經到過西方，不如再跟我到東邊轉轉吧。一來增加你的見聞，二來我有些事想向你請教。」
　　沒想到，玄奘依然拒絕了太宗的邀請，此時他心裏只裝著譯經一件事，對於遠赴遼東浪費個一年半載的時間，相當不情願。
　　唐太宗就沒有繼續勉強，他答應支持玄奘的譯經工作，但也做了一些保留。因為，當玄奘提出到河南少林寺去譯經時，太宗堅決不許，把他留在了長安的弘福寺。
　　接下來的19年時間，玄奘從著名的旅行家變成了著名的翻譯家。從他譯經的過程和成果來看，他之前說自己不懂儒學，其實是個謊言。
　　沒錯，大師也是會撒謊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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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 #中國歷史 #歷史大人物 #吳承恩 #西遊記 #玄奘

現在知道為何蔡政府拒絕佛光山捐贈疫苗因爲他們不認為星雲大師是台灣人，a joke!

真愛台灣 哭一次吧！
作者：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

我李國深，民國十六年生於中國江蘇江都縣，12歲時，因為父親在日本 發動的南京大屠殺失蹤，尋父不着，就在棲霞山出家。我在出生地揚州住了12年，在南京和鎮江住了12年，在台灣住了66年了，我90歲了。

回想民國38年春天，我率領僧侶救護隊，在太平輪沉船失事後幾天，飄洋過海抵達台灣基隆港。60多年來，我在台灣，承受台灣同胞的照顧，台灣米水的滋養，讓我能夠弘揚佛法，完成我發展佛教的願望。對於寶島台灣，我的感恩是無窮的。

儘管如此，我在台灣住了六十多年，台灣並未承認我是台灣人，反而我周遊世界弘法如美國、澳洲，短暫居住過的城市給了我十多個“榮譽公民”。一直到這幾年，我住過數十年的宜蘭市公所才賞賜給我“榮譽市民”的認可。於此，我也非常感謝了。

時至今日，我仍不禁遺憾，在台灣超過一甲子，甚至馬英九、陳水扁，他們都比我遲到台灣，但他們能做“總統”，我卻連做個台灣人都不能，所以只有自稱“台灣中國人”。

記得1989年，我回到闊別四十年的故鄉探親，家鄉的父老也不認識我了，都説：“這是台灣來的和尚。”我不免慨想我究竟是哪裏人呢？後來我只好説，只要地球不捨棄我，就做個“地球人”吧！

當我跟移居世界各地的華人説“我是地球人”時，馬上得到熱烈的共鳴。或許同樣遠離家鄉，客居異域，都有一段顛沛流離的悲情故事，既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但和中國又距離那麼遙遠，在血源、種族上，大家是改不了的中華民族，於是就一致認同我，跟隨我做地球人了。

正如先賢 唐朝 鑑真大師，在旅居日本十餘年後，自知老邁無法還鄉而説的遺偈：
“山川異域，日月同天，
寄諸佛子，共結來緣。”
我對手足同胞也是一樣，
大家今生有這樣的因緣，
希望來生再結炎黃子孫的緣

66年漫長歲月，我隨着台灣經歷了戰後初期百廢待興的刻苦艱辛；從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時代，當然也經歷篳路藍縷的十大建設時期，我為台灣的百花齊放，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而感到與有榮焉。乃至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見證了自由民主帶給台灣的美麗與哀愁。你們66歲以下的人，能解我跟台灣成長的心情？

我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也曾因不實的密告坐過牢獄，在槍林彈雨、多少次的死活中，僥倖地延長了生命歲月。尤其來台初期，我受過警察不止百次以上的調查，謠言、耳語、省籍問題，以致我投宿無門、衣食無着，可以説，我在台灣也有過一段辛酸的歷程。
所幸，出家人一向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性格，我曾經數度環島，走過台灣兩、三百個鄉鎮；我跋涉過溪水河川，也曾在農村睡過豬舍牛房；我翻越高山峻嶺，行腳過八仙山、太平山；我也多次在南北台灣的神廟前，或農家的曬穀場上佈教宣講；我領略寶島各地的人文風光、自然景觀。

我曾在半夜上阿里山頂看日出，也曾徒步到日月潭，與原住民好友“毛王爺”談心，還與他讀國民小學的女兒“三公主”合影。對於阿里山、日月潭，我也和現在的大陸人一樣充滿嚮往。
鄭成功管理過的新營、下營、柳營、左營、台南赤崁樓等地方，也曾令我發思古之幽情。我留連在高雄紅毛港、花蓮的海港，我站在野柳女王頭的一旁，望着大海，自豪於中華文化隨着海水流遍十方，可是這片大海，怎麼把我們兩岸同文同種的同胞隔得這麼遙遠？令人不禁感傷。

那數十年，我在北宜、北橫、蘇花、南迴等公路留下腳印；蔣經國先生開拓中橫公路，我在太魯閣燕子口、九曲洞，不止數十次徘徊，欣賞台灣雄偉奇妙的寶地山川，也曾為修築這條公路的數百名殉難工作人員祭悼祝願。我發願將佛法的真善美，散播到寶島的每處角落。經過汗水淋漓、雙腳踩過的每一寸土地，我與它產生了生命的連結，血脈相通，你能説我不愛台灣嗎？

回憶60多年前，在那個威權的時代，佛教在台灣並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我憑藉青少年時期對佛教建立起的虔誠信仰，不斷到各鄉鎮、漁港、農村去佈教，因為化世益人就是我的責任。我們敲鑼打鼓地喊道：“各位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咱們的佛教來啦！咱們的佛教來啦！”

那些聽到我呼聲的民眾，他們也無懼於蔣夫人宋美齡以異教徒身分的權威壓制，都站出來跟我一起共同呼喊！”台灣的父老兄弟，大人、小孩魚貫的拿着小板凳坐下來，專心聽着跟隨青年弘法隊員唱歌、説故事。我們跨越語言、地域的隔閡，信仰裏純淨的善美真心，我們彼此交融，心意相通。 　　

那時候，一般人都嫌台灣花不香、鳥不語，《波茨坦宣言》記載，中日戰爭後，台灣歸還中國，是犧牲二千多萬人的生命，以血淚換取的勝利代價。因此，我懷抱一顆中國人的心情熱愛台灣，比起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的無邊罪惡，我更慶幸國民黨光復台灣，讓台灣重回中華民族的懷抱。

每逢台灣發生災難，我都能感同身受。從1951年花蓮大地震、1959年台灣中部八七水災、到1999年的921大地震等等，無懼地震、颱風、水患，我們募集物資前往救災，希望帶給災民一點幫助。我們協助捐建和修復十餘所學校，供給學童午餐。

莫拉克八八風災時，我在南部道場成立災民安置所，為了尊重他們的信仰、心中的價值，請來牧師為這許多原住民證道，並且在佛光山設置基督教會的禮拜堂。之後，也捐建了霧台、桃源、長治鄉等八座圖書館。

對於宗教間，我主張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例如，我曾將天下文化等出版公司給我的版税，捐給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慈濟醫院，也鼓勵信徒一起捐款協助。對於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園區修道院的興建，我也曾在艱難中五年分期捐獻五百萬，聊表祝賀的心意。為了支持南投阮泰賢神父的發心，我也撥出一百萬，響應他重建天祥教堂。屏東萬鑾聖母院的老修女要返回故國西班牙，聽聞她缺少經費，我親自把機票、路費送到修道院，感謝這許多修女數十年對台灣的服務。

為了感念台灣神道寺廟的友誼，我為媽祖創作了一首《媽祖紀念歌》，並且在佛陀紀念館成立了“中華傳統宗教聯合總會”。每年他們參加朝山聯誼，彼此歡喜交流，都是種種的美好因緣。

我發起百萬人興建大學，感謝前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成功大學前校長翁政義、文學才子龔鵬程、管理專家陳淼勝、前“教育部”政務次長林聰明都來擔任我們佛光、南華大學的校長。他們不嫌棄我童年失學，幫助我完成對社會教育的心願。

六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弟子、信徒們為台灣在世界辦了五所大學、十六所佛教學院，我辦了電視台、報紙、出版社、中小學等，如今想來，台灣佛教能有現在的盛況，我也自覺這六十多年，對台灣人心的淨化和佛教的振興，有了一點馨香的供養。也很感謝海內外各地的佛光人及認同我的朋友們，大家一起為兩岸、為世界和平努力不懈。

佛光山大雄寶殿前面，有二十四棵挺拔的松柏，我把它們都看作是中華文化的二十四孝；我又從大陸運來比樓房還高的鐘乳石、太湖石、晚霞石等，與先前在福建鐫刻的十八羅漢，它們像磐石一般安住在佛光山；尤其，我們突 破過去傳統，在十八羅漢中，特地立了三尊佛教史上的女羅漢，表達我一生倡導男女平等的主張。我們建設的佛陀紀念館，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因它而看見台灣。

我愛台灣，認為我是台灣人，但不能否認，我還有大陸的故居、我的祖先、我的師長 前輩，我不能不與他們共依共存。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江蘇宜興 的祖庭大覺寺早就化為草嶺荒山，但到底那是我窮苦歲月時接引我入佛的寶地，也是成長我慧命的地方。感念大陸政府鼓勵我重建祖庭，現在的大覺寺超越過去舊有的建築多倍以上，藉此，也表達對國恩家慶的回報之意。

台灣2300萬人最可貴的資產，就是百姓的慷慨善良，遺憾的是，每到選舉，少部分人強烈的意識形態，讓台灣族羣分裂，社會對立衝突，人民與政府相互抗爭，選民與政黨交相指責。在藍綠的政爭之下，台灣人的温和有禮，可以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

我毫不隱瞞反對“台獨”的想法，因為我生逢亂世，一生歷經北伐、土匪橫行、軍閥割據、中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當時生靈塗炭的苦難，時隔八十年，記憶猶新，因此，對於兩岸之間，我主張和平，因為戰爭的後果將是不堪設想。

我終其一生，推動實踐僧信平等、男女平等、自他、宗教平等的行動。而對於兩岸和平、世界和平，則是我畢生的盼望。我衷心的希望，台灣不要再有人我對立的禍患，不要只有藍綠、沒有對錯是非善惡的觀念。大家不妨想一想，假如沒有了“中華民國”，我們的前途還能夠和平安寧嗎？大陸政府還會這麼優厚的待遇我們嗎？為了台灣的未來，我期盼藍綠的惡鬥、媒體的扭曲報導，都能停止下來。

經常有人説：世界最美的風景是台灣，因為人。最近又有人説：世界最醜陋的地方也是台灣，因為媒體造謠説謊、謾罵批評。為什麼短短數年，台灣從最美麗變成最醜陋了呢？所有居住在台灣的人，我們都應該深思檢討。

許多人説台灣的崩壞，是不負責任的政客、盲目的選民與造謠的媒體所造成，三者惡性循環，扭曲了民主的價值與法制的精神。更令人憂心的，在政治選舉的操弄下去中國化，對於中華文化、國族意識、家族源流的漠視與遺忘，讓許多人背棄自己的傳統，忘失了自己的根源。就像陳之藩 先生所説的，成為一株“失根的蘭花”。

這裏我們所説的中國，是五千年中華文化孕育的歷史中國、文化中國、全民中國，是民族血肉相連、不能改變的中華民族。你説，我們能稱作英國人嗎？我們能稱作德國人嗎？我們能稱作日本人嗎？所以，坦誠的告訴大家，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這是無法改變的歷史事實。

所謂“木有本，水有源”，台灣人的祖先，哪一個不是中國人呢？除了李登輝先生之外，大家都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現在，台灣有少數人倡議“台獨”不肯 講中國話，主張要講台灣話。請問台灣話是哪裏的話？台灣話不是福建話嗎？福建話不也是中國話嗎？福建也是中國的啊！你能不講中國的福建話嗎？

在全世界，台灣是保存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也以中華文化的傳統為榮。中華文化重視春節、中秋節、端午節、清明節……，你能説你不要農曆春節過年嗎？中秋月圓，你能説你不要家庭團聚嗎？清明慎終追遠，你能説你不要為祖先追思掃墓嗎？在台灣，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接受中華文化的滋養，這是我們共同的根源，你否定它，不肯接受中華文化，難道你要做一個宇宙人間無國界、沒有根的遊民嗎？

俗諺説“呷果子拜樹頭，吃米飯惜鋤頭”，曾經我見過一份資料，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編的《地方誌》，記載當時的台灣隸屬揚州管轄。我不禁歡喜，原來六十多年來我沒有離開過揚州。飲水思源，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應該找出自己的根在哪裏？我的父母親在哪裏出生？我的祖父母來自哪裏？我的曾祖父母又來自何方？我曾親聞習近平主席説 “兩岸一家親”，我們能否認這種同根同源的事實嗎？

最近，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女士呼籲“禮失求諸野”，在我們認為，如果能“禮失求諸佛教”，更是人間美事。因為信仰必定是人類的基本權利，我希望台灣人民能夠重建新的信仰，樹立道德、講究慈悲、安定身心，人人做好事、説好話、存好心，用因果業報等，幫助社會次序更加穩定，祈願人人幸福，家家平安。

我一生愛中國、愛台灣、愛中華文化，我和大家過去的祖先一樣，在怒海餘生中來到台灣，因此，惟願國泰民安，別無他求。寄語台灣那許多本土派的人士，不要過於歧視外省人；居住了六十多年，我不算台灣人嗎？台灣會這麼狹隘嗎？難道大家的祖宗先輩不是渡海來台的中國人嗎？

現在，這一本趙無任的《慈悲思路·兩岸出路》即將出版，我深有同感，假如我們兩岸慈悲，共同以中華文化救台灣，還怕未來沒有出路嗎？藍綠兩黨如果也有慈悲，還怕未來沒有友好的希望嗎？在此心香一瓣，祝願大家平 安吉祥。是為序。

#名人堂-洪蘭
要讓人聽見台灣 就聯想到幸福
(圖為示意)

聯想力是個很奇妙的東西，一個字，一個音符，一個味道都會勾起一連串的回憶，像瀑布一樣，一瀉千里，停也停不了。

前一陣子長賜輪卡在蘇伊士運河動彈不得，我看到「蘇伊士」三個字，腦海裡便浮出小學國語課本，法國人李西蒲開鑿蘇伊士的故事，也浮現父親聽到我在背「李西蒲大騙子，你要餓死我們嗎？」的課文時，皺著眉頭，不以為然的表情。

父親說開運河不是等閒之事，成語「信口開河」，就是形容一個人不負責任，隨便承諾他根本做不到的事。運河對民生很重要，因為水有浮力，可載重貨，是最便宜的運輸工具。中國以前每年漕運就達四百萬石，隋煬帝在歷史上被罵為昏君，但是他開了永濟渠、通濟渠，造福了缺糧的北方百姓。唐朝皮日休的詩說「應是天教開汴水，一千餘里地無山。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他把隋煬帝開運河跟大禹治水相提並論了。

在美國讀研究所時，有同學來自紐約州北部水牛城，他跟我吹噓伊利運河（Erie Canal）的偉大，說五大湖，甚至加拿大南部的貨物，通過哈德遜河運出了大西洋，成就了今日紐約市的商業金融地位。我一聽它才三六三英哩就笑起來，隋煬帝的大運河可是二千七百公里，而且早了一千五百年，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不幸的是，挖運河勞民傷財，結果「隋亡為此河」了。

自古聖賢多寂寞，因為大部分人短視，只顧眼前（不然怎麼會有「飲鴆止渴」成語？）其實秦始皇、隋煬帝有勇氣去做他們認為必須要做的事，很不容易。只因歷史是後人寫的，人為了替自己行為正當性找理由，就抹黑前朝。最近殷墟考古發現，殷紂王可能不像史書說的那樣無道，因為當時人口增加，社會富足，商民似乎沒有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要勞周武王來伐紂，替天行道。

執政者除了有魄力，還需要懂得做事方法。春秋時，楚莊王要把馬車底盤提高，以利戰爭，孫叔敖勸楚王暫緩下令，由他先宣布：天象顯示，不久會有大雨。老百姓聽了，便把家的門檻增高來擋水。門檻高了，馬車進不來，人民就自動把車子底盤加高，達到楚王的目的。司馬遷在《循吏列傳》中，把孫叔敖放第一位，可見孫叔敖在他心中地位。

台灣現在弊病叢生，其實不是沒有人看到病源，也不是沒有人指出解方，而是選舉頻繁，政客為選票，不願去做不能馬上立竿見影的事。看到以色列不下雨，卻不缺水，沒有石油，卻不缺電，我們的降雨量是全球平均的二點五倍，卻水電均缺，叫老百姓怎吞下這口怨氣？

于右任說，「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去私心，選賢與能，沈痾自然能起，把養網軍的錢拿來施政，政府不必大力宣傳，人民自然有感。

要使人們聽到「台灣」就產生幸福的聯想其實並不難，台灣原本就是個「寶島」啊！

（作者為中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中央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