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發現世界上沒有困難可以挑戰的話，我活著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宏碁集團創辦人 #施振榮 每天早起醒來，總是思考著社會還有哪些問題待解決。雖然60歲就從企業界退休，至今仍心繫國家社會與世界未來。

而「王道」，就是他終身奉行的思想，並持續不懈地四處推廣「王道」的精神：不僅是古代君王治天下的政治理想，而是「大大小小組織的領導之道」，即使身為一個小家庭的家長，負擔養家責任，也需要懂得 #領導方法。

他在創業開始就發現傳統文化的一些瓶頸，一盤散沙、師傅留一手、中央集權、家天下等，都成為企業組織發展與創造價值的障礙。因此，有別於傳統企業組織文化，施振榮以 #人性本善 為出發點，建構一個利益共同體，如同集體創業，讓全員入股，也信任員工，充分授權，分散式管理，「工作我盡量外包，責任絕不外包，我就扛下所有的成敗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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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

【盧斯達：「人之初善本性」— 東方文明欠缺權力制衡的濫觴】

出身中國的導演趙婷新片奧斯卡豐收，自己亦得最佳導演。在台上，趙似乎回應自己舊訪問提到「中國遍地謊言」而引起中國網絡狂轟濫炸的事件，說道：

「這是最瘋狂的一次，事情有變得困難的時候，想講出中國發生甚麼事。我小時候跟哥哥一起鬥背唐詩，當中《三字經》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是令我畢生受用的一句說話，在我的生涯中遇見很多人都是善良的，這是個信念，感謝啟發我繼續下去。」

大致被儒家推崇的「善本性」，其實是使中國文明圈持續付出代價的國學思想。我們不自覺相信，也不自覺付出代價。孔子經常談「仁」，孟子則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附合東方人常見的「關聯思考」，用物理現象來說明主張，其實物理是形而下，人性則是形而上，兩者拉在一起，是否屬於論辯家的取巧就見仁見智。荀子的體系較為龐雜，也更現實，擁孔批孟，尤如江戶日儒的前奏，他直接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人做好事其實是後天的「偽」，而人「虛偽」是好的，而教人虛偽的方法就是教育，即用禮樂來將人們引導到虛偽，世界就會有道德，就會和平。

後來義理精深的佛教傳入，儒家理論也要「完善」來競爭。例如中國文明討論「佛性」，一般講法相信，眾生皆有佛性，都有可能解脫成佛，正如一般講法相信，人皆性善，都有可能成為聖人。佛教傳入之後，中國似乎越來越多討論形上世界的傳統。根據人皆有佛性的講法，儒家的善性論也被改進為二元。道學家這樣設定：人性本身是善的，而人類具體的惡行，是慾望掩蓋，本性不出的結果。只要壓抑慾望 (即個人)，本性 — 即人的善良 — 就會回復。

孟子說人的惡行 (不仁) 是由於「陷溺其心」，到唐朝的李翱，再到《三字經》，大概都是這條理路。到佛道思想席捲之後的中世，宋明理學就更加沒有走出那條路，只是更加複雜，並總結為理氣之辯。朱熹仍然如此，將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及「氣質之性」，即美好的形而上世界，和不美好的現實世界，人順從天地之性，就會表現出本來全善的人性，氣質之性則是人人不同，滲雜個人利害和慾望之後，可能不善。從孔子到宋明理學，變化就十分明顯。孔子主要講現實世界，更說未知生，焉知死，而後來的人則為其後設了一個超越的世界，以補充孔學開始時的「仁」只是倫理關係而不具超越性、宗教性的結構問題。

為甚麼中國人對「性本善」有如此強迫症的認同？大概並不是各門各派思想自由競爭下的結果，而是隨著帝國建設路徑的配合行為。儒教作為帝國官方的意識形態，自然不具備太多思想自由，而是功利多於思辯。例如主張性惡的荀子就有很長時間被打為異端，日本人為了高舉作為形而上依歸的天皇，亦長期批判談過人民革命權的孟子。朱元彰亦刪去孟子的激烈發言。多年來中國歷代官方和教育推廣「性本善」，是因為現實中有皇權的全面管治權，就算秦政以來有很多地方仍然「帝力於我何有哉」，大一統主義混一天下的理想，官方仍然是要求的。大一統就是所有的權力要收歸國有、收歸君主，「王治」不斷向外嘗試擴張。善性論的社會，傾向一切由權力的寡頭「主持公道」。

性惡論的社會，則傾向分權、立法規、以合約行事。如果要建立一個人與人之間，甚至官與民之間互相制衡的社會，就要談性惡論。如果談性善，出問題時就不會是權力制衡不足，而是涉事者「陷溺其心」，不夠發揮性善的天性罷了。即使是暴君，也只是一時陷溺，並不是皇帝制度有問題。中國人解釋「偏差行為」和罪惡來源，是「個人化」的，與社會多數無關。

基督教以來的歐洲則不自覺走向另一條路。人的性惡被標榜出來，從神話故事人類吃魔鬼禁果，背叛上帝開始，到教庭經常強調的可怕地獄，以及課金贖罪制度，都充份說明基督教世界觀曾經過份、病態而自虐地強調人類本身的罪惡。由於人本身是罪惡的，所以人不會相信人，只會相信無形的神，而社會和國家制度亦漸傾向分權。為甚麼漸漸發展到 N 權分立，有些國家判案要由素人陪審團會審，都是出於這種互相提防的思維。

法國大革命之後，也興起了「反啟蒙主義」，裡面的思想家考察革命期間革命派各種可怕行為，就進一步論定罪惡的人類如果沒有管制，就必然爆發出來。17世紀的霍布斯認為人為了避免率獸食人的自然狀態，只能立一個群體的合約，將權力交給 lesser evil，即公權力，也就是《聖經》中的海妖「利維坦」。當然後來很多國家的發展，都沒有完全遵從霍布斯血淋淋的主張，政府內部也有分權，但一般而言民選領袖會下台，都是因為人們不相信人，不相信權力久在一人手中，可以避免腐化。政府分權還不夠，還要有法院、傳媒去制衡。同樣是英國人留下的「絕對權力帶來絕對腐化」之語，就充滿性惡論的氣味。

黃仁宇評論明朝社會的意識形態，經常談主流思想不處理「私」的問題，導致社會特別是社會賢達極為虛偽，而且只能用道德口號鼓舞和推動政策，卻不能在「數字上」管理社會。不承認人性之私，而只談人性本善，可能妨礙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也下開蘇聯思想在中國成為主流的結構。宋儒以道德殺人，進展到後面以「政治道德」殺人，其實是一脈相承。極為相信性本善的傳統，開出現實中的滿地謊言，大概有一種因果關係。

武斷地說，充滿病態和自虐觀念的中世紀，開出了民主自由可以生根的現代西方。不相信人的意識形態，開出了制衡權力，因而最終令個人人權受保障的結果，而性善論則沒有。性善論在藝術家的世界似乎順理成章，亦是做人有期盼的根基。哪一種觀念其實都不會具體改變人類社會中罪惡的數量，不過性善論的傳統則無疑構成制衡機制的嬴弱。

性本善其實是一種美學，一種山水畫一樣的境界。在更好的社會，藝術光景和冷酷的社會建構，其實是分開來的。人們有自由以美好柔軟的靈魂擁抱世界，但社會體制仍然是充滿防人之術，權力永遠被質疑和分散。而東方社會往往將個人和社會混一而治，個人精神境界與社會制度混在一起，呈現「道德化的政治」，是皇帝有權全面管治的理論依據，防衛和自我武裝則是性善論的異端。因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不需要制衡人或者皇帝的權力，只要「教化」就好，或者用自由主義者心儀的「小組討論」就可解決問題。

性善論也經常被設定為「成為聖人」的初階路徑，一個永遠只能依靠好人好事的社會，最後就只能請求最大的聖人，即皇帝，去主持公道，那肯定不會太公道。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靠聖人主持公道的社會，善的口號和權位一定會被竊據，就一定會產生很多竊鈎者誅的惡人。一個人相信善本性，可以令人良善，一個社會相信善本性，卻會輔就走向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