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作選篇（之45）
專權政治三元素
（此文原刊於2018年5月25日）
消除貧富差異、追求分配平等的社會主義，當然是很多人的理想，但一進入實踐，怎麼辦呢？國學大師王國維在社會主義思潮洶湧的1924年就寫道：「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即見矣。」
「俄頃即見」的不均之事，在王國維寫這段話的前幾年就由俄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現了。其後的歷史，不僅證明了王國維的預見，更由貧富不均進而至於權利不均。「少數人」成為壓迫大多數的超級特權階層。
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之一、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認為，追求共產主義理想者一旦進入實踐，也就是實行稱為無產階級專政即一黨專政，就必然會侵犯人權、剝奪自由、經濟崩潰，乃至全社會道德淪喪。因此海耶克認為——這樣的「理想社會」只能由壞人去建立。
他提出三個理由：
首先，社會上那些教育和知識越高的人，對事物的見解和趣味就越不趨同，他們極少贊同某種無須知識和思考判斷的價值和制度。專制政權為了籠絡大量人群，就要尋求一些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觀念，這樣就必然導致道德和知識標準最大程度地降低，從而讓人性共有的比較原始的本能佔統治地位。
什麼是人性共有的比較原始的本能呢？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食色性也，可以肯定所有人的原始本能都好色、好食，但如果說到交響樂，欣賞的人就少了。追求道德完善的人也理所當然絕對少於好色者。因此，專權政治必然採取愚民政策，教育經費固然要低於普世水平，更審查、封閉資訊來源，排斥創造性和獨立思考，把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送進監獄。政權所依靠的，是被原始本能控制的人，什麼馬克思主義只是誰也說不清楚的圖騰，真正的政治現實是以利益、物慾為導引，把越來越多的人「教育」成只信奉簡單的原始物慾信條的群氓。
第二，一切溫馴的、缺乏獨立精神而只重原始本能的人，只會接受一個現成的價值標準體系，只要大聲地、喋喋不休地向他們鼓吹這種體系，他們就會接受。支持極權的，正是這些思想模糊、容易受騙和動搖的群氓。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是：「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
第三個原因是，專權統治者巧妙地利用人性的幽暗，為人群製造敵人。人類對敵人的憎恨是天生的。順應人的這種天性，給他們製造敵人和仇恨，就會成為絕大多數低素質群氓擁護的領袖。
因此，那些想要獲得民眾無保留的忠誠的人，總是為人民製造敵人。煽動民族主義、挑起領土爭端、提醒屈辱歷史、指稱內部敵人，這些花招是糊弄人民的永遠有效的法寶。
（李怡）

20210706 黃偉民易經講堂

當警察害怕街上祭祀亡靈的鮮花時，這個政府就很虛弱，很岌岌可危了。

《論語》子路篇十六章：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政治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爭論，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感受。

葉這地方的行政長官，請教孔子，一個政府的施政學問。

孔子說，政治上，能做到在這裡生活的人都開心，其他地方的人，都渴望來這裡生活，這便是為政之道了。

獨裁專制的政府，都害怕人民談政治，但中華文化不是這樣的。

《論語》二十篇凡一百二十問，其中問得最多的，是問政。因為政治，是眾人之事，是實實在在的生活。

「近者說，遠者來。」簡簡單單說出了為政的大原則。這是一個政府的責任和成績表。

對一間企業來說，在裡邊工作的人都開心，以這機構的員工為榮；外邊的人，都想加入這企業。這便是成功的企業，不需要看市值，看股價。

對於一個領袖而言，跟隨你的人都開心，不願離開；其他人，都想加入你團隊，都想跟你，便是最大的成功了。

在個人而言，認識你的人，都以認識你為榮；不識你的人，都希望結識你，這便是一個人政治上，最大的成功了。

魯國的宰相季康子，兩度向孔子問政，第一次，在《顏淵篇》十七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政府的領導人，首先要以身作則，自己的思想言行要正，社會的風氣便自然端正了。

正字，上面一劃，下面一個止字，在一個社會價值的規範前，懂得停下來，在一劃前止下來，不能違反社會的核心價值。用政府的行政權力，超越社會的紅線，那便是不正，那便是歪邪了！

政府是由人組成，政府的政策也是由人來執行，官員的修養便起了關鍵作用。所以，孔子在《子路篇》再引伸：
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領導人的言行端正，就是一個良好政治風氣的開端，用不著嚴苛的法令，社會風氣會自然的隨住轉化，而歸於端正。

如果政府的領導人，官員，本身不正，僅以嚴苛惡法來檢控欺凌，要求市民依從，結果只會適得其反。

季康子第二次問政，記錄在《顏淵篇》十九章：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
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和所有不學無術的領袖一樣，以為用權力，用重典，拉晒反對的市民，殺晒不聽話的人，便可以強政勵治！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殺晒唔聽話那些，令其他人歸到我正道這邊，聽聽話話，何如？怎麼樣？

孔子回應他，政治不是這樣的，一味靠武器力量，拉拉鎖鎖，殺人就能成功？

首先，領導人，官員，要以身作則。

政府官僚善，領導人善，社會風氣便自然跟著善化了。跟著引用了一段千古名言作例子：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中國人說的風氣，便從這裡而來。

德，是一個人的內心價值觀。一個領袖，應該先從政府造成一種風氣。這種風氣影響施政，最後影響社會，像大地的一陣風吹過，草便會跟隨著風的方向，倒向那邊的呀！

孔子的學說主張，重點是政治責任在上不在下。

社會出了問題，應該由居上位者負責。

風氣，是由上而下的。

《春秋》只責備賢者，因為，執掌權力和資源的人，要對社會，對時代，負起全部責任。

魯國的季康子之外，齊景公也問政於孔子。

齊國是春秋戰國時的強國，由太公望姜子牙立國，立國信念是：「舉賢而尚功」。很功利，所以，是春秋五霸第一個稱霸的諸侯。

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當時齊國大夫陳氏專政，齊景公又多姬妾，想不立太子。所以，他問政於孔子時，孔子這樣回答：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中華文化的政治哲學，是建立在一套倫常的文化基礎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責任，責任在上不在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第一個是名詞，第二個是動詞。

君君，領導人要做回一個真正的領導人。領導人的意義，不在於權力，他有他的責任和道德要遵守。

臣，是下邊的人。下邊的人也有他的責任和角色。但下邊是被動的，他會被上邊拉扯影響。

所以，當君不君的時候，領導人違反了領導人應有的責任和道德時，下邊的人就臣不臣了。

父父子子的道理也一樣，大原則是責任在上不在下。

父親沒有盡父親的責任和道德，暗指齊景公因寵信愛妾而欲廢太子，那時子不子的後果便會出現了。

齊景公似乎收到孔子說什麼，所以，接著說，如果倫常失序，大家都沒有做好自己角色，即使齊國是經濟大國，他本人連飯都無得食了。

除了這些執政的領袖問政外，子路也有從原則上，請教過孔子為政的首要基石。

《子路篇》第三章：
子路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
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子路某日問孔子，假如衛靈公請孔子出來主持衛國政局，第一件事，他會做什麼呢？

孔子說，第一件事，是正名。

孔子的意思，是要先確立社會的價值追求，文化信念。

子路聽了，吓，有是哉！唔係嘩，正名有咁重要麼！人家說你迂腐，真的是啊！名正不正，有什麼關係呀！

孔子的意思，執政，先要把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搞清楚，民眾才有努力的方向，安居樂業的總目標。

子路的反應是，這些抽象的東西，有這麼重要麼？

孔子罵他，你這傢伙，真是野蠻無知！唔識就唔識，唔識唔好扮識。蓋闕如也。

跟著，孔子說，政治的重心，當社會的價值追求不確立，施政時做什麼都會自相矛盾。

施政的道理說不清，什麼政策都無法推行。沒有政策，便沒法有一套社會規範，和文化信念。

沒有文化信念的政權，單靠法律刑罰，也不能達到政府的期望，也不能在社會推行公義。

刑罰不中，社會無法推行公義，民眾便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因為什麼都犯法，動輒得咎，不知如何生活？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這個名，是思想文化的內涵。名不正，當一個政府，思想不正，心懷鬼胎，各有私心，老百姓不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所以，孔子說過，為政之道，第一步要搞好思想文化的問題，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安居樂業的總目標方向。

中華文化的思想，是講得出，做得到的，而且是平實合理，符合人性，邏輯上要站得住腳，不是空洞理論，「超英趕美」，「為人民服務」，「只為別人，毫不為己。」，「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之類。

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無所苟而已矣。不能隨便說一 些自己不會實行的空話。像說愛國，但錢盡調去外國，子女往美國英國送，又說打倒英美帝國之類。不愛這個國家文化歷史，不愛護這塊山河大地，不愛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卻妄談愛國。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政治道德，是心口一致的。不是說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話，不會遵守的空洞政策。

整本《論語》，都穿插著這些政治智慧，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從這本經典，來印證今日香港特區政府的缺失，便知道香港之病，病源在那裡？香港人痛苦的在追求什麼了！

劉伯溫的「謀臣」悲劇：一廂情願想做帝王師｜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智謀文化的早熟和發達，是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在這種文化的催生下，中國人特別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兩大偶像，一個是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另一個就是元明之際的劉伯溫。歷代人們給這兩位附會了很多神異的傳說，傳說中，他們不僅神機妙算，而且還能呼風喚雨。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批評神化諸葛亮的《三國演義》時說，孔明先生被描寫得不大像一個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劉伯溫也被後世的許多傳說扭曲得厲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

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神異傳說之外的劉伯溫

劉基，字伯溫。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鄉青田縣南田山武陽村（今屬浙江文成），按元朝當時的行政區劃，屬於江浙行省的處州路。

江浙地區向為人文淵藪，劉伯溫的家鄉武陽村雖然是個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縣城有150多里之遙，但讀書的風氣不衰。劉基的曾祖還曾在宋朝為官，傳到劉基父親這一代，雖非顯第，但無疑是一個中國傳統農村典型的小門小戶的讀書家庭。在這種背景下，劉伯溫從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明史》上說，劉伯溫「幼穎異」，特別聰明，他的老師即對其父親說，劉伯溫不是池中物，長大後必然光宗耀祖。《明史》還記載，「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所謂象緯之學，就是通過觀察天象和占卜來預測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學問。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這種學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輔之於縝密的思維和明晰的判斷，其所謂預測往往也有應驗的時候，這就更給這門學問披上了奇異的面紗。

《明史》的這兩點記載非常重要，因為它基本勾畫出了劉伯溫的兩條人生軌跡：一個是深受傳統儒家教育，作為「儒者」的劉伯溫；一個是搖鵝毛扇，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兩者不可偏廢，毋寧說前者還更為重要，但可惜經過野史和民間的渲染，也許還包括劉伯溫後人有意無意的「改造」，作為「謀臣」的劉伯溫「壓倒」了作為「儒者」的劉伯溫。於是乎，本來是一個不無悲劇色彩的傳統知識分子，在各種離奇怪誕的傳說中，成為一個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於是江湖術士之流了。

作為儒者的劉伯溫，照例要重走前輩讀書人循環往復的那條道路。至順四年（1333年），23歲的劉伯溫參加元王朝的科舉考試，考中進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滿25歲的成年男子才能應考，據當代學者楊訥考證，劉伯溫虛報年齡為26歲，終於矇混過關。不過，只要是憑真才實學，在舊時，這倒是讀書人的一段佳話。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進士的劉伯溫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縣任縣丞。所謂縣丞，就是縣令的屬官，官階還不夠「七品芝麻官」，屬於正八品，略相當於今日之副縣長。

官階低倒沒有什麼，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進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終究是抑制不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劉伯溫運氣差了一點，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個衰世。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元王朝最大的問題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馬上得天下，仍然「以馬上治之」，加上元朝對漢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終沒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的時候，元王朝的統治機器更加遲鈍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備兩個重要表徵：其一就是吏治大壞，單靠一兩個志士仁人已無法改良，上層階級貪圖享樂，文恬武嬉，空前的社會危機迫在眉睫，他們卻有意無意視而不見，徬彿「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內」；其二，在草野中已經萌動著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順帝當政時期，自然災害不斷，而吏治不良。

飽讀詩書，從書齋昂昂然走出的劉伯溫，儒家知識分子那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幾乎與生俱來，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後只能抑鬱求退。按照史書的記載，他在江西，「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為得慈父」，想來頗有政績，但「豪右數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強貴族處處和他作對，最後只好離去，於1340年回到家鄉。江西短暫的五年仕宦經歷，並未使劉伯溫對元政權完全失望，這之後，他又謀到了一個江浙儒學副提舉的官職，這是負責地方教育事務的一個崗位，僅比縣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屬於從七品。志大才高的劉基對此當然也無法滿意，好歹幹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辭職了。辭職的理由是身體不好，後人於此有所爭論，不過不論劉伯溫當時是否真在患病，他對元政權的灰心，卻是越來越明顯地表露了出來。這從他辭職後所著的那本名著《郁離子》中即可看出。

「儒者」與「謀臣」的悲劇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隊攻佔了浙江處州（今浙江麗水），因為在故鄉的聲望，劉伯溫和另外三個當地著名知識分子—葉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應天（今南京）去見朱元璋。《明史》記載了這四人與朱元璋見面的場景：「太祖勞基等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朱元璋表現出了禮賢下士的態度，向他們請教如何統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說：「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業。


劉伯溫從此開始了為朱元璋充當謀臣的人生新路。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劉伯溫，這麼快就倒向一個傳統觀念中的「亂臣賊子」，其中當然有多層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傳一個「西湖望雲」的故事，說劉伯溫早在投朱之前就發現金陵（即南京）有所謂「天子氣」，所以決心「輔之」。這無疑是無稽之談。劉伯溫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緣於對元政權的失望；其次，此時朱元璋的一些作為契合劉伯溫的期待—朱元璋部隊的軍紀相對較好，朱元璋本人比較能夠禮賢下士，朱元璋表現出了強烈的統一天下的願望，這些都是他區別於其他群雄，而對劉基這樣知識分子具備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還有兩點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驅除異族政權為號召；二是此時的朱元璋已經意識到，要想統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壞是不行的，還必須著手於建設，而要進行建設的工作，又必須依靠縉紳階層，儘可能維護他們的利益。

早在劉伯溫辭官隱居期間，他就在《郁離子》中說，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時之政，明法度，肄禮樂，以待王者之興」。而此時的朱元璋，頗有一些「明法度，肄禮樂」的氣象，他成為劉伯溫心目中正在興起的「王者」，不是一種很自然的事情嗎？

關於劉伯溫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的作用，雖然不像傳說中那樣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識分子一起，幫助朱元璋在亂世中恢復秩序，是值得歷史肯定的。

朱元璋統一天下，劉伯溫和其他開國功臣一樣得到了封賞，這似乎實現了他的人生抱負，但作為儒家知識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劉伯溫自覺背負了一種新的使命，這就是「導君於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而就是在這方面，劉伯溫開始品嚐苦澀的滋味，因為在朱元璋這樣的雄主手下討生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伯溫入明後活了七年有半，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他先後幾次受封，又幾次被打發回鄉。從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經歷中，可以看出「伴君」確實是一件危險係數極高的工作。當時南京從夏天到秋天一直沒有下雨，求雨也沒有效果，劉伯溫藉機指出了三條弊政：一是陣亡將士的妻子數萬人都被迫住在「寡婦營」，不許外出；二是為營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屍體暴露不收；三是敵方頭目既然已經歸誠投降，就不適宜充軍。古人認為天象由人事決定，劉伯溫借求雨的機會進諫，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請，可過了十來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劉基還鄉為民」的處罰。但劉伯溫被免職僅三個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從家鄉赴南京，恢復了其官職。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後，再一次被賜歸。

如果說第一次被貶，劉伯溫由於功名之心未滅還滿懷惆悵，那麼他後來的被放歸，則更像是一種自我放逐。這不僅因為明初同僚的傾軋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的程度，更因為他對「聖意難測」有了更深的理解，對在雄主手下討生活充滿了憂懼，深知只有韜光養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劉伯溫到底是讀書人，儘管他感覺面前這個曾經與自己共過患難的人越來越難以捉摸，但在反覆放歸、召還的過程中還是要戰戰兢兢地盡儒者的本分。他勸朱元璋，「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體面，不應動輒羞辱，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對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將王保保不能輕敵妄進，結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將徐達在追擊王保保的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

憂讒畏譏的劉伯溫準備在家鄉終老，但善於占卜的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災進一步演變成人禍，中國大地，一時飢民、流民、盜匪四起。

死因成謎

隱居的劉伯溫，竭力洗盡鉛華，表現得像一個不識字的老農，也不和地方官吏來往。他知道，有一雙天眼在盯著他的一舉一動。《明史》上這樣繪聲繪色地描述他的謹慎：「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家鄉的父母官因為始終見不到劉伯溫，所以換上便服求見，正在洗腳的劉伯溫對上門的客人當然不好拒絕，升火做飯以待客，但當縣令以實相告時，劉伯溫馬上變色，自稱小民，便立即退避。

如此小心的劉伯溫還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處有一個叫談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險要，所以成為奸人躲藏之所，劉伯溫便派兒子劉漣入朝反映這一情況，建議在此設立一個機構負責巡查，但劉漣繞過了中書省（當時明王朝政府的中樞機構），直接向皇帝奏陳，引起了執政大臣的嫉恨，他們誣陷劉伯溫看中了談洋這塊地方，準備作身後之墓地，只是由於談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兒設立機構，以此驅逐百姓。中書省準備借此興起大獄，這時的劉伯溫雖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說個明白。

劉伯溫面對朱元璋，「惟引疚自責而已」，意思是什麼辯解的話都不說，只承認「我錯了我錯了」，朱元璋沒有再窮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還是給了劉伯溫一個下馬威。朝廷祭奠孔子，儀式結束後，祭祀用的肉分給重臣算是一種榮譽。劉伯溫沒有參加祭奠儀式，卻接受了肉。朱元璋說：劉伯溫是學聖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參加祭奠卻享受祭品？學禮學到哪裡去了？下令停發其一個月俸祿。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發一個月俸祿也是小事，關鍵是皇帝行動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長的：他就是想讓劉伯溫沒面子。由此可見最後一次入朝的劉伯溫，其處境之尷尬。

處境和心情都惡劣，劉伯溫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賜歸田裡，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劉伯溫卒於家中。

劉伯溫的死因，歷來有三種不同的說法：一說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說朱元璋是毒死劉伯溫的主謀；三說是病死。其實從情理上思考，劉伯溫當時已經患病，而且又不是當權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舉？胡惟庸毒死了劉伯溫的傳聞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後來朱元璋為除掉胡惟庸，有意給其羅織了一條新罪名。但他沒有想到，後世同情劉伯溫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為滿足，又懷疑到他自己頭上，這真是一種諷刺。

與劉伯溫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劉伯溫死的前後表現出來的態度，更耐人尋味。

劉伯溫還在朝的時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賜給了李善長、胡惟庸、宋濂三人，卻偏偏沒有給劉伯溫，這反映出朱、劉君臣關係在劉伯溫死前，已比較冷淡。劉伯溫病重被賜歸，朱元璋頒發了一紙詔書，對二人君臣一場進行了一次總結，其中既責備劉伯溫當年不早早歸附，也稱揚其功績，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當皇帝後，對劉伯溫的安排和處置都是符合「國之大體」的。對劉伯溫來說，得到這樣一份詔書，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劉伯溫君臣二人，在身份認識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劉伯溫雖被人們看成「謀臣」甚至「術士」，但他更自居為「儒者」，然而讓他沮喪的是，朱元璋也更多願意把他當成「謀臣」和「術士」。在一次誰是當今大儒的討論中，朱元璋就曾經輕蔑地說，像宋濂、劉伯溫這樣的人哪配稱「大儒」？

朱元璋為什麼不願意承認劉伯溫為「儒者」？原因很簡單，儒者都有「導君於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傳統觀念中，應該是帝王師。做「帝王師」，這堪稱千百年來中國文人的最高理想，劉伯溫也不會例外。問題是，這種理想很多時候只是文人的一廂情願。自信心太強的雄主們是不承認有什麼「帝王師」的，否則那豈非意味著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比他更高明嗎？朱元璋是這樣，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這樣。一個迂腐的讀書人尹嘉銓寫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漢書·張良傳》中的一句話：「學此則為帝者師矣。」雖然他一再說明「不敢以此自居」，卻在一場文字獄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憤憤地責問：「你要做帝王師，那把我往哪兒擺？」這就是雄主們從心底裡討厭帝王師的關鍵要害了。乾隆還有一句痛斥紀曉嵐時脫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畜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意思更為透徹，原來在帝王眼裡，所謂國事其實不過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義上的老師，都不過是他養著好玩罷了。至此，「帝王師」這頂紙糊的桂冠被乾隆輕蔑地吹了口氣便破碎了。

在現實的無情打擊下，劉伯溫的「儒者」、「帝王師」之夢最後破滅了沒有？不知道。我們清楚的是，他臨終前留下遺命，告誡子孫不得為官。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2009年第8期藍版，原題為「在雄主手下討生活不易——真實的劉伯溫與朱元璋」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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