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Ｔ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ＯＫ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Ｅ。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Ｄ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ＸＸＫＯＬ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ＤＪ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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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政治人物的下台與上台：我不可以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 陳文茜：戴高樂五講》

音頻：https://m.qingting.fm/vchannels/287003/programs/11183298/

法國巴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各種羞辱、各方綏靖主義（投降主義）下仍奇跡般的被保留了下來，它光復了！

可是你們很難想象，原本戴高樂應該叫民族英雄，他應該享受榮耀，可是在二戰以後沒多久，他主動選擇立即下台了。

很多人對歷史的記憶是跳躍的，是沒有細節的。

我今天要講的第五講就是戴高樂在二戰後立即下台的智慧。俗話說政治人物上台容易，下台難：轉身的背影要優雅。但身處權力中的人，往往會迷失於權力的虛榮，並且恐懼失去權力後的落魄。這是平凡人的毛病，他或她只是一時之選當上了大位，這裡頭太多諂媚，太多虛名，也太多利益。下台，對一個政治人物如斬首，如何瀟灑？如何優雅？

但戴高樂不是平凡的人物。他帶著使命感走入權力，帶著遠見流亡海外，帶著愛國之心打回巴黎。這一生，他始終不是一個只為權力謀利的庸俗政治人物。

他隔海看到了英國，看到了他最忠誠的盟友丘吉爾的下場。

丘吉爾在大戰時組成了戰時內閣，丘吉爾無私的把反對黨領導者艾德禮變成副首相，而這個副首相在戰爭之後不到二個月發動了對他的不信任案投票，也就是倒戈，丘吉爾只好解散國會，舉行大選。

最後由於艾德禮以謊言告訴民眾，「你看我們雖然是戰勝國，但我們每一個人卻像乞丐一樣，每天仍然領奶油、麵包，我們是乞丐國！」

我曾經在丘吉爾九講中告訴各位，這實在是太不講理。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之所以可以一直抵御希特勒，除了英吉利海峽之外，很大的原因是丘吉爾固執地把所有的工廠下令變成軍工廠；而英國民間的民生物資全部從美國進口。

我曾開玩笑說，養一隻雞、要生個蛋，也要需要時間：但英國人不給丘吉爾生蛋養豬養雞的時間，他們像豬一樣愚蠢地選擇相信艾德禮。這場戰後不過三個月的大選，丘吉爾輸了，下台了。

好笑的是，艾德里上台以後以為拿到了權力，但是權力是榮耀也是檢驗。抱歉，雞蛋也沒有、奶油也沒有、麵包還是沒有，什麼都沒有。這是我在講丘吉爾的故事時告訴各位的。

沒有多久丘吉爾就去了義大利的莊園裡畫畫，開始寫他的《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1951 年他沒有浪費時間嘲笑工黨，也沒有不甘心，也沒有發言，他沈默，他知道時間會拆穿艾德自己挖的坑，自己造的謊言。老百姓會看穿這一切，但丘吉爾也看穿了這些老百姓；六年之後他所領導的保守黨又贏了，他又回去做首相，但他也完成了人生最主要的文學作品，1953 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在二戰時期倆位像知己一樣的朋友，戴高樂親眼目睹英國發生的一切。

那個時刻，法國是戰勝國，是世界超級四強，擁有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地位：但和英國不一樣，因為法國幾乎沒有抵擋希特勒，所以農村很快就恢復了生產力。

法國光復後一年，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瞬間恢復到 1939 年大戰之前的狀態，所以法國情況比英國好太多了。但戴高樂也是很快就下台，而且是他自己選擇的。

純粹一個原因——他認識到所謂老百姓，太現實。

法國的人民在那個時刻所要的不只是戰勝國，也不只是物質方面的滿足，他們很感激戴高樂：但是對他仍然不滿。

戰後法國左派崛起，許多左派知識分子開始攻擊他，並且引發共鳴。很大的一項原因是很多法國人認為戴高樂代表太強烈的權威，一種「父權」形象。戰爭時期他們需要戴高樂爸爸，戰後他們要個人的自由！

我常常覺得法國文化一方面有著強烈的英雄崇拜情結、另一方面又有著強烈的反英雄傳統.如一個精神分裂的社會。這是我長期看法國歷史的一個觀察。

很少國家像法國這麼崇拜所謂的英雄，也很少國家像法國這麼喜歡擁抱無政府主義。所以這個國家很容易一會兒左一會兒右，而且左非常左，右非常右。這是法國最大的特徵。

戰勝之後，人們很感念他，但請記住，所有的感謝往往不會超過一年，丘吉爾甚至只有三個月。

1946 年的元旦，戴高樂對全法國人民說：

「如果你們不重視這個政府，它必須擁有絕對的權威來恢復戰後的秩序、戰後的責任，你們終有一天正如我所預料的，會陷入一種絕境。到時候你們一定會後悔當初所做出來的選擇。」

那段時間整個法國雖然物質生活恢復了，吵吵鬧鬧各種主張都有，從極左到極右。

1946 年 1 月 20 日剛巧禮拜天，那時候丘吉爾已經下台半年了（1945年7月），戴高樂可能看到了丘吉爾下台，預知了自己的危機：他做出重大決定：主動下台！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英國的皇室看見「不得了，都上斷頭台，殺光了」，趕快全面深化君主立憲，就是要保住皇室的頭，所以英國的皇室一直保留到今天。這次倒過來，丘吉爾先被趕下台，戴高樂已經從他的好朋友，也是他的恩人身上看到了民眾是如何無情地拋棄他們曾經崇拜的英雄。

我覺得這是人性，所以以後你們如果覺得有一個人稱你叫恩人，請記住他只會感謝你三個禮拜或三個月或一年，過了就沒有了。

戴高樂完全看清楚這件事情！（其實人要看清楚這事有多難，但偉人，我覺得就是了不起！）

我前面告訴大家很多關於戴高樂在每一個最光榮的時刻、每一個最挫折的時刻，都會提醒自己：

我的堅持是對的，不要忘記，從此不能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1946 年 1 月 20 日禮拜天，戴高樂召集了一個內閣會議，通常內閣會議不可能在禮拜天召開，除非非常緊急的狀況，所以那些內閣成員以為法國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到了總統府以後，戴高樂走進會議室，面容嚴肅，跟閣員一一握手，然後請大家就坐。他什麼話都沒有鋪陳，第一句直接宣佈：我要退休了。

我們看現代，全世界每個人都在想辦法維持自己的權力，怎麼有這種人，沒有人逼退他，也沒有黃背心燒街抗爭，自己主動宣佈退休？

戴高樂認為他的命運是恢復法國的偉大，一旦法國人民覺得已經不需要一個強大、團結的法國，或者是他們討厭這樣的人，戴高樂式的使命感，使人們在戰後覺得太沈重。

既然如此，戴高樂認為他的人生任務已經完成了。

之後他說到做到，戎馬半生，使法蘭西恢復自由與尊嚴的戴高樂將軍，離開了總統府的位置，離開了將軍身份，一無所有，走出愛麗捨宮，沒有帶走任何一個禮物，沒有保留任何頭銜，成了一介平民。

我自己常接觸一些擁有權力的人，其實很多人對一些有權力的人的印象與這個人實質的品格，真相差距很大：往往溫文儒雅的人內心很狠毒，往往看起來高傲嚴肅的人其實很溫暖，戴高樂正是如此。

一恢復平民身份的戴高樂，和以往莊嚴硬邦邦的形象完全不一樣。過去他認為我既然是代表愛國的情操的領袖，就要尊貴、正直、高水準風範；但變成一介平民以後，他的鄰居們說他非常斯文有禮，而且很溫暖，也很重視家庭關係。

戴高樂的私宅在巴黎東北 150 里洛林省境內的拉帕斯立，房子造型相當樸實，一般法國鄉村有的石頭的房子，在小叢的樹林，也不是什麼大莊園；他的樹林外就有一個相當廣闊的厚重的大草原，周遭的環境某個程度跟戴高樂的性情很像，相當的簡樸、嚴謹。他自己也把日子過得跟整個社會保持距離，很徹底。

這個地點對戴高樂來講很重要，因為 1968 年那一次下野，整個法國的戰後嬰兒潮鬧哄哄，他把修憲公投交付給民眾投票，輸了，於是依照諾言下台，也是回到這裡。

有一些他的廚子後來做了一些相關的記錄：他的生活很簡單，有點像軍事紀律，全家早上 8 點在一起吃早飯，吃完以後，戴高樂回到書房裡處理信函、閱讀書籍，還有寫作，他寫作的能力沒有像丘吉爾那麼好，也沒有那麼勤奮，但是他很安靜；接近中午的時候他會停止工作去散步，做做運動，他說這樣中餐才吃的下。

對法國人來說，中餐是一天主要的一餐，和中國人重視晚餐不同。

但戴高樂中午只喜歡在鄉間花園喝杯酒，有時候喝一杯水，再加上一些簡單的三明治就可以了；通常下午會在書房裡消磨時光。

我發現所有了不起的人都很愛閱讀，在閱讀歷史跟哲學的書籍中，他們會找到自己所在的地方，理解他們所處的時代，而不會跟著外面鬧哄哄的東西，心情起起又伏伏。

戴高樂很愛他的家，而且珍惜家人相處的時光。所以晚間完全是家庭所有。他規定家中全家小孩早餐一起，晚餐一起。夫妻感情很好，他們很喜歡在花園草地上散步閒逛；兩人共有三位子女，第一個是女兒叫伊麗莎白，兒子叫菲利浦，第三個是女兒叫安妮。他們大部分的生活時光也都是在家中度過，訪客就是一般的人，他們也不會特別想要再繼續和巴黎的上流人士往來。

有一個很特別的故事，我剛剛講他們第三個女兒叫安妮。安妮從小是一個智障的小孩，得了蒙古痴呆症，有些虛榮的父母親，會想把她藏起來不讓外界知道，有些父母親就會覺得「我怎麼會生這種小孩」。

戴高樂怎麼對待她？

退休後他花最多的時間疼愛安妮。安妮呢？雖然很笨，對音樂有一點感覺，所以戴高樂花很長時間陪伴她，幫她放很多不同的唱片、讓她聽收音機📻裡各種音樂節目，然後記錄下安妮喜歡哪一些特別的歌曲；也經常對她講很多的故事，完全不會嫌棄。

他的太太伊馮娜，喜歡在花園工作，編織衣物，到附近的村鎮裡買先生喜歡吃的乳酪及肉皮。

戴高樂剛離開總統職務時，他曾經想要組織政黨，但後來他看到了丘吉爾的狀態，和丘吉爾通了書信，知道丘吉爾在寫《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丘吉爾告訴他說，這些人是不知感恩的，等一段時間吧。他接受了老朋友丘吉爾的建議，很快的就打消了念頭，聰明人，完全沒有想要保持權力，準備隨時東山再起。

於是，就在離巴黎 150 里的鄉村石頭屋裡，他看著一屆一屆的政府在巴黎倒台，他對法國整個政治的走向也越來越悲觀。某程度他心灰意冷，覺得這不該是他曾經努力來的法國，那個時刻他根本不想再從政。

有的時候他會在日記裏這麼寫：

我希望我能夠為法國再做出偉大的貢獻，法國不該是如此。

有的時候他又會寫：

這就是我當初努力的偉大之火焰？現在已經完全熄滅。

所以你感覺得到他自己的拉扯，因為法國那個時候的狀況實在是太可笑了。

到了 1958年，也就是戴高樂離開法國總統位子整整 12 年了。法國有多荒唐？他們已經換過了 23 屆法國政府，12 年換了 23 屆！

我只知道法國人換情婦很快，還不知道他們換政府速度這麼快。

所以有的時候時局太亂，你寧可離場，保持距離。

丘吉爾等了六年東山再起了，12 年，戴高樂有辦法一個人在鄉下這樣過日子，了不起！當然，他看到國家的處境很難過，想要救這個國家，但也很瞭解，不可為！所以在他的日記中，不斷地出現各種不同相反的聲音。

1958 年 5 月 13日，有一群法國的高級將領，他們不願意接受當時的法國總理菲姆林處理阿爾及利亞的危機模式，於是致電給戴高樂，請求他重掌政權。對戴高樂來說，他的信念和身體中，一直都有一個部分是他必須對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

但這一刻他就立刻衝出去嗎？想一下，如果是你會怎麼樣？

他保持了沈默，沒有回復那封電報，因為他認為如果他回復這些將領的話，他們會搞軍事政變。

他認為如果要取得權力，必須是合法的。

所以我一直非常佩服戴高樂。

到了 5 月 19 日，過了 6 天，戴高樂召開了一場記者招待會，這是他多年來第一次的公開露面。他告訴法國人民，他瞭解法國人民這個時刻有著強烈的危機感。

某個程度來說，當時的法國中央簡直就像他所預言的，既有的體制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他認為要解散國會，要訂一個新的憲法——既要總統，也要總理，也就是後來很著名的「雙首長制」。這個總統要有絕對的權力，但也要擁有絕對多數的選票。

當他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一些知識分子立即攻擊他「你是獨裁者」，這是巴黎知識分子的特色。但是同一個時間，阿爾及利亞的危機越演越烈。

我剛才忘了告訴各位，在上一講我們談到，每次戴高樂的遠見被人們攻擊的時候，都有一個時局的發展會挽救他。好比戰前他選擇流亡，人們開始批評他，結果維琪政府貝當跟希特勒見面，就挽救了他。這次也是，當他不斷地被左派知名知識分子罵是獨裁者的同一時刻，阿爾及利亞危機一直擴大，那個時候戴高樂決定重返政壇，就在巴黎和他的鄉間別墅，來回奔波了好幾趟！

當時的總理菲姆林承認自己沒有辦法控制大局，於是辭職不幹了，法國幾乎是屬於無政府的狀態。

戴高樂在廣播節目中告訴那些認為他是獨裁者的人：

我沒有企圖傷害過國家任何多數人的基本權利，相反的，從戰前到戰後，我都盡力的在恢復它！更何況我已經 67 歲了，我為什麼要在 67 歲的年紀開始做一個獨裁者？

5 月 31 日傍晚，事隔 18 天，法國政府宣佈戴高樂終於同意出面組織新內閣。

這些很愛變心的巴黎人，聽到消息後，瘋狂了，所有天主教堂的鐘鳴不已，市民們情不自禁地一遍一遍唱著馬賽國歌，然後衝到街上很浪漫的跳舞......那夜法國徹夜未眠，尤其是巴黎。

這個國家的人民真是太善變了。

6 月 1 日，戴高樂正式宣誓就任總理。

這次他再回來的時刻他已經瞭解法國人難搞。請注意，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本來寄希望於英國跟在歐陸的法國人起來起義，結果沒有反應，後來是靠北非；他對北非是很熟的，所以他到了阿爾及利亞時，當地的法國人把他奉為英雄，而且他們說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但戴高樂沒有吭聲，因為他打從內心並不同意。

他目睹了當地的回教徒和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混雜而居自安其業的景象，他其實有一個自己內心的看法，認為當地的阿爾及利亞回教徒，應該擁有跟法國人相同的權利；他認為法蘭西的殖民帝國時代一去不復返。

其實當他上台的時候，他已經下定決心想讓阿爾及利亞自治了，可是他太瞭解法國人的善變。

於是在登上台的時候，他沒有說出任何他的這些主張，就像當時巴黎被光復時，把兩只手舉起來，比出「V」字，只說了一句話：我瞭解你們。就這樣。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為了讓自治這件事情可以達成，他知道在當地的回教陣線組織太激進，所以他先出兵，目的就是逼回教激進陣線和巴黎政府談判，然後他才宣佈考慮讓阿爾及利亞獨立。

你能想像戴高樂又將面臨一個風暴了！

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驚訝透了！本來覺得戴高樂是我的英雄，叫你來處理阿爾及利亞危機，保住法蘭西的這塊殖民地，結果你在主張什麼？阿爾及利亞獨立？

我告訴你偉人就是這樣幹的。

於是，戴高樂和法國軍隊包括陸軍僵持了將近兩年，當時叫他出來組閣的人，本來是希望他把阿爾及利亞打的片甲不留，法國可以繼續統治這裡，沒想到他主張是如此。

他和陸軍之間的衝突到什麼狀況？

那個時候的激進分子是巴黎的，不是阿爾及利亞的，巴黎的激進分子幾乎每一天都到巴黎市內各個地方投放炸彈，汽車內，建築物，咖啡館內，街頭示威也是家常便飯，甚至有人試圖暗殺戴高樂。

一個文獻顯示出來，法國軍隊當中，某些陸軍將領甚至策動了兩次政變的陰謀，但沒有成功。

接著，當他知道有人要對他發動政變陰謀的時候，他在危機的前夕，向全法國的廣播電視發表了他堅定、但很少見的感性演講，他希望全法國人民支持他，防止法國淪為一隻破碎的玩物，他認為和平談判才能解決問題。

1962 年，在他苦口婆心的和陸軍對峙兩年後，先是派兵鎮壓了國家試圖軍事組織，再處理好幾次可能發生的政變陰謀，還有不斷的在電視在廣播中向全法國人的遊說，長達三年，終於他讓法國人點頭同意，阿爾及利亞獨立！

在這個過程當中，他當然是受傷慘重，而那個時候支持他必須擁有更高權力的人，只佔了 60%，比他恢復上台下跌了20%左右。

戴高樂在那次憲法修正之後，再次的就任，這次他的職位是總統，他的就職演說激怒了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人，尤其是激進的右翼法軍將領。

但是我剛剛說了，到 1962 年，他說服了大家，這真的很不容易。

一個人得到了權力，經過了 12 年，年輕的你有理想，自己決定下野可能是天真，經過 12 年，有的人就會覺得「我當時都敢下台，現在為什麼不敢下台？」有的人會覺得「我好不容易得到了權力，我一定要緊抱著它。」

但戴高樂不是，他就是戴高樂，他永遠記住他自己在戰爭中對自己寫的那句話：我不可以對不起戴高樂這個名字。

於是他在日記中寫下：

儘管一位政治家意志堅強、不屈不撓、廣受各方擁護與支持，組成穩定的聯盟關係，但如果他無法掌握他所身處的時代的特性和脈動，無法堅持他的理念，他最終還是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