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銷陶瓷與韓槐準｜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裡，外銷陶瓷的研究還是一個相當晚近的專門學科。它是介於陶瓷鑑定與歷史考古之間，既屬中國陶瓷史一部份，又是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不可忽視的涉獵範疇。

散落在世界各地，那些不會腐爛、晶瑩剔透的中國古陶瓷，或是完整器、或是數以千計、萬計的陶瓷破片，是令各國研究者嘖嘖稱奇的。

1968年，馬尼拉貿易陶瓷研討會之召開，是為外銷陶瓷研究樹立了里程碑。曼谷、雅加達的國立博物館都有豐富的收藏，即使是遠在非洲，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以及東非肯亞、坦桑尼亞甚至馬達加斯加島，都有大量中國古陶瓷的出土。

在日本，宋代陶瓷的出土遺址就有四十多縣，是日本歷史考古重要的器件。小山富士夫、三上次男，以及龜井明德等，都是著名的中國外銷陶瓷研究專家。

至於中國，60年代始，有陳萬里、夏鼐、朱杰勤、馮先銘、葉文程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工作。1980年，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成立，為該領域研究工作的開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續後辦有多項研討會，出版《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通訊》、《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資料》等刊物。

在台灣，吾師陳信雄是個異數。他在澎湖進行了多年的實地田野考察，搜集到一萬一千餘件遺落在澎湖的中國陶瓷器標本，考究出這些陶瓷多為宋元時期之器物，從而勾劃出一條文獻史料不曾明確記載的「宋元東洋針路」航道據點出來。陳老師認為，從考古及陶瓷器物質量的顯示，澎湖當是宋元時期中國外銷航運的一個中途站。這是台澎歷史溯源研究上的一大突破。

90年代初，我曾跟隨陳老師赴中國大陸及日本沖繩進行中國古瓷出土的考察。尤其是在沖繩，這個在明清時期曾是一個獨立國家的「琉球王國」，其獨有的特性，間接促使了我後來完成《琉球、滿剌加與明朝貢體制的關係─明代前半期兩個朝貢藩屬國的崛起》的碩士論文。

談及中國古外銷陶瓷的研究，不應忘記一位南洋的海南人：韓槐準。廈門大學葉文程在《中國古外銷瓷研究論文集》中，稱讚韓槐準是「研究中國古外銷陶瓷的第一人」。也就是說，在中文論述裡頭，韓槐準是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的先驅。這可是我們的「南洋之光」啊！

葉文程指說，韓槐準「他的足跡幾乎踏遍整個南洋，他畢生所做的工作是富有成果的，為我們開展這一領域的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榜樣，是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的」。

早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韓槐準就對遺留在東南亞的中國陶瓷發生興趣，並到處搜集及探研，先後在《南洋學報》發表了〈中國古陶瓷在婆羅洲〉、〈舊柔佛出土之明代瓷器研究〉等文章。又在1959年集合了他25年來的搜集和研究心得，寫出了《南洋遺留的中國古外銷陶瓷》（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這本百餘頁，附插圖68件的小書，是為中國古外銷陶瓷的最早一本中文專著。

連士升在為這本書寫序時，如是說道：「在中外歷史上，研究陶瓷，等於玩古董，這是富商巨賈，達官顯宦的附庸風雅的工作，普通學人多數不敢問津。韓先生不是百萬富翁，然而他膽敢研究陶瓷，而且搞得頭頭是道，這全靠濃厚的興趣，好學的精神，雄厚的魄力」。「除搜集陶瓷，研究陶瓷外，韓先生還有一個絕技，即種植紅毛丹。他的紅毛丹，色美、肉香、汁多、味甜。坐在密密叢叢的樹下，一面欣賞他自己所收藏的許多陶瓷，一面大啖新從樹上摘下來的金黃或殷紅的果實，胸懷坦坦蕩蕩，一心一意要與往古來今的大學者做朋友。在這個銅臭十分濃厚的商場，韓先生之所以能夠忘懷得失，專心讀書著述，這和他的遐邇聞名的愚趣齋的自然環境不無關係。」

當年，南洋學會諸君以韓槐準的「愚趣齋」做為彼等學術交流的聚點。陳育崧曾記說：「愚趣園中，沉陰底下，暢啖紅毛五月丹，甘美清冽，直透肺腑，煩暑盡滌，主人又出所藏之唐宋元明清陶瓷器皿、珍品碎片，什然前陳，大談其南洋陶瓷史，而華僑史，而大伯公考，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這是南洋學會仝人的風趣，十幾年來，白雲蒼狗，風風雨雨，都打不斷我們這股傻氣。」

那是一段四、五十年代的微笑，令人羡慕不已。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市長需要的能力：從高雄看周邊國際情勢】

2018年選舉的時候，不只一位「第三勢力」的清新候選人和小編說過，他們認為統獨不重要，至少不是地方選舉重要的議題，民生才重要。然而時間過去，這樣的言論，看起來更像是包著糖衣的毒藥。


2018年的選舉，充斥著「去政治化」的操作，那些講著「人民厭倦藍綠鬥爭」、「政治零分」、「高雄全力拚經濟」、「政治留給台北」....語言的政客，最後被證實就是最愛政治權力、最熱衷選舉、最用力鬥爭政敵的那一位。而沒有顏色的某無色團體，也就是紅的最徹底的一群。


到底，為何特定勢力，一直想讓高雄人忽略國內外政經情勢的改變呢？


#高雄的地理位置

根據中國「九段線」的主張，整個南海都是中國的內海，然而，若以國際法上的200哩經濟水域，中國控制範圍僅到海南島以南的大陸棚邊緣而已，天差地遠。中國真正圖謀的，是南海的資源，以及控制東亞到東北亞的海運生命線。這樣的霸權主義思維，和美國秩序下主張南海自由航行，南海利益由周邊各國分享的既有現況有所抵觸，也讓窮兵黷武的中共政權，近十多年瘋狂在南海人工填海，增派兵力進駐。


其實，在冷戰盛期，美國在南海周邊有幾個補給基地，其中最南為新加坡、南海東側為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南海西側為越南金蘭灣基地、而南海北側最佳的港口，就是香港與高雄，第七艦隊停泊高雄這大家都知道，但其實在港英時期，美軍也曾頻繁以香港為補給據點，甚至持續到中國接收香港之後。


而只要控制了新加坡-金蘭灣-高雄-蘇比克灣這個四邊形，幾乎就能把整個南海掌握在內。當中國已經殘暴改變香港現狀，南海北側唯一的自由世界軍港與商港，就只剩下高雄，這就是高雄獨特的地位。


#中國的挑釁動作

中國是一個大陸型國家，要出海通往大洋，必須經過日本－沖繩-台灣-菲律賓到婆羅洲組成的「第一島鏈」，這對中國成為海權大國是非常大的阻礙，因此長年覬覦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在第一島鏈中，有兩個比較寬闊的缺口，北邊是宮古海峽，南邊是巴士海峽，這也是中國航母進出太平洋最常用的航道。


而高雄距離巴士海峽航程僅有兩百公里左右，是海巡與海軍最大的基地，從今年開始，中共的各種滋擾活動，包含加速入侵台灣灘盜採砂石、對東沙島的演習威脅舉動、頻繁的軍機軍艦繞台，乃至在6月6日高雄人民成功罷免韓國瑜後，自6月9日開始，共匪軍機頻繁入侵我國航空識別區，嘗試不斷壓迫我國空防，這些都發生在高雄西南方至東南方這個扇形範圍，200-400公里遠的海域上。


而美日也對於中國的擴張都有反制動作，上週，美國罕見的在太平洋部署三艘航母，其中尼米茲號與羅斯福號更在菲律賓海進行了聯合演習。同時美軍偵察機也頻繁出沒在巴士海峽，在6月24日就有2架P-8A、1架P-3C、一架RC-135、以及一架KC-135出沒在巴士海峽上空，並進入南海偵查，顯然在偵測共軍是否有異常活動。當外在的威脅越來越近，市長當然也必須好好思考這些變化會不會反過來影響城市的產業經濟等發展。


#高雄地方政府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那到底，這些周邊情勢的變化，與高雄地方政府何干呢？


大概可分兩方面，一是高雄的經濟產業發展、二是防堵中國滲透基層的作戰。


在經濟方面，高雄這三十年來，面臨製造業外流後的轉型問題，然而在貿易戰與武漢肺炎發生後，「台商回流」變成進行式，高雄幾個招商中甚至籌劃中的工業區詢問度都大大增加，同一時間，為了建構去中國化產業鍊，外商對台灣的興趣也大增。而高雄更是中央發展國防產業與風電產業的重鎮，美國商會去年對於韓國瑜刻意貶低這方面的投資機會就大感不可思議。若是地方政府親中反美，對於台商脫中、國防風電這些議題都反對或不關心，高雄的經濟轉型自然會受到重挫。


在防堵中國滲透方面，高雄因為有著海陸空許多軍事基地、有著不少機敏產業、更有著相當於國門的海空雙港，這些都一直是中國覬覦的資產，在平時，中國會從各方面買收間諜獲取情報，在戰時，中國會藉由滲透民政系統、警政系統，來癱瘓我國的動員準備，甚至開後門讓搞破壞的第五縱隊進入，這是共產黨過去擊垮國民黨的方式，但同樣作為中國政黨，國民黨此時卻顯得一點防備之心都沒有。


當一位市長的幕僚、樁腳們，都是那種去中國「進修」，去中國「經商」、「交流」，獲取大量利益的貨色，就算他表面上表現的義正辭嚴，表示絕不出賣國家，我們也要對他所說的話大打折扣。有一個最簡單判斷的指標，當中國相關媒體直接間接放出有利某方的新聞，說某人某黨是兩岸交流的好朋友，這某人某黨，就絕對不能讓他控制可能影響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源！

中國人的出海　｜　知史百家

安煥然

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有這麼一首《泉南歌》：「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南宋文學家，福建莆田人劉克莊在《泉州南廓》二首中也如是說：「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惟有桐城（即泉州）南廓外，朝為原憲暮陶朱。海賈歸來富不貲，以身殉貨絕堪悲。」

中國人衝向海洋，尤其是福建閩商的勇敢出海，始於唐宋。中國與海外的交通，古已有之，但在唐朝以前大抵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東南亞商舶來中國為多，中國人主動之出海遠航未成氣候。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在《華僑》（1995）一書中指說：中國人之海上活動，始於唐代中期（公元8至9世紀），至北宋（公元11至12世紀）更是劃時代的擴展。南宋、元、明（公元13至16世紀）則是其世界最初之海上帝國期的確立。

陳高華、陳尚勝《中國海外交通史》認為：宋元兩朝是中國歷史上海外交通鼎盛時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廣，都是前所未有的。廈門大學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一書中更是說得直接：「宋元時期，中國商船的活動範圍，北自朝鮮、日本，南至爪哇和蘇門答臘，東起香料群島，西及阿拉伯和東非。這是近代以前中國民間商船空前絕後的壯舉。明初官方組織的鄭和下西洋，其活動範圍也沒有超過宋元時期的民間商船業已開闢的龐大交通網絡。」

宋晞教授的統計，從1012年至1258年的266年間，宋代商人出海貿易朝鮮半島高麗者多達129回，人數五千餘人，其中，福建泉州商人高居首位。

海外華人移往東南亞，基本上也是從宋代開始出現（相關論述可參見陳碧笙《南洋華僑史》，1989）。宋代文獻已有記述中國人在海外「住蕃」、「住冬」的記錄。有的甚至「住蕃十年不歸」。

在東南亞海域從事遠洋海洋貿易，叫得出名字的宋代中國海商，計有北宋時期前往占城（今越南南部）的華商邵華、「綱首」（船主）陳惟安、陳應等人。綱首吳岳的船舶到占城貿易，並載回了占城國王進奉的物品。

宋代中國海商之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泉州大商人王元懋。他精通多種語文，泛海經商占城，深得占城國王寵信，把公主嫁給他。王元懋在占城住了10年才回歸中國，遂成巨富。

南宋，官僚張俊曾派一老卒，携50萬貫資本造船採辦絲綢、瓷器出海貿易，獲利數十倍。另有泉州綱首朱紡，駕海船至三佛齊國（即室利佛逝），「往返不期年，獲利百倍」。三佛齊是當時東西海上交通之要地，主扼馬六甲海峽，是島嶼東南亞盛極一時的海上帝國。宋代曾任提舉福建路市舶司的趙汝适，在其所著的《諸蕃志》書中記載的蓬豐（即彭亨）、登牙儂（即登嘉樓）、吉蘭丹等馬來半島邦國，均是當時三佛齊的屬國。

在闍婆（亦即爪哇），《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有一位舶主大商人毛旭（建溪人），經常往來其間，後來還當了闍婆使節的响導，促使闍婆朝貢中國。

在「東洋」部分，宋代海商已打通菲律賓、婆羅洲的海道。《諸蕃志》記載中國海商每到渤泥國（即今汶萊、東馬）貿易時，「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當地人喜愛中華美食，中國商船到往，「必挾善疱一二輩與俱。」

中國人之廣泛出海，至元代更是達至另一高峰。文獻所記，有元末往返高麗、爪哇的泉州商人陳寶生和孫天富結拜兄弟。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曾記說「刺桐及蠻子之商人」在爪哇「大獲其利」。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蠻子」是指中國商人，「刺桐」就是泉州商人。宋元時期，尤其是福建泉州海商，特別活耀於海上貿易。

元代汪大淵，是偉大的航海家，曾親自從泉州乘船航向東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至阿拉伯世界，甚或非洲。其著作《島夷志略》所記，更是處處華蹤。長程遠洋貿易的魅力，促使東南亞各地「每歲望唐舶返其地」，備受禮遇，「尤敬愛唐人」。

宋元時期，福建泉州是世界性的大海港。1292年馬可波羅就是乘中國船隻從泉州出發，下南中國海，過馬六甲海峽，渡印度洋，至波斯灣的忽里模子。14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圖塔在印度的喀里克脫（今卡利卡特）港口看到13艘中國商船。他認為，印度與中國的交通貿易，皆操之在中國人之手。「中國舶商欲往大食（阿拉伯世界），必自故臨（今印度奎隆）易小舟而往」。元代官方文書《通制條格》卷二〈雜令．蒙古男女過海〉中指說，從泉州出發海貿者，至「回回田地裡，忻都田地裡」。「忻都田地」指的是印度次大陸諸國。「回回田地」指的就是阿拉伯世界。

著名學者寺田隆信說得明確：其實早在有宋一代，中國海外貿易就已呈現了空前活躍的局面，特別是從11世紀末到12世紀這段時期，是中國遠洋航海的發展時期。當時的中國商船，不僅航至印度、波斯，其船跡也擴展到東非沿岸。「中國商船『戎克』之名傳到遙遠的西方，並一直流傳到現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出色而又最勇敢的航海者。」

中國人這種超越性的海洋事業的氣象，非始於「突如其來」600年前的明代鄭和，而是在至今一千年前的宋元時代就早已開展了。今人只談鄭和，不識宋元閩商，那是對中國海洋發展史的一知半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