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野人文化 @yeren_publishing_house 寄給我這本《#諾蘭變奏曲》，花了一週時間閱讀，同時搭配著諾蘭的電影相互對照，在影評人Tom Shone的訪談梳理中，他談及導演的成長經歷、創作啟蒙、豐富的文本參考，包含文學、繪畫與電影，以及種種與觀眾、與團隊、與自己的相互溝通。
當我們...
謝謝野人文化 @yeren_publishing_house 寄給我這本《#諾蘭變奏曲》，花了一週時間閱讀，同時搭配著諾蘭的電影相互對照，在影評人Tom Shone的訪談梳理中，他談及導演的成長經歷、創作啟蒙、豐富的文本參考，包含文學、繪畫與電影，以及種種與觀眾、與團隊、與自己的相互溝通。
當我們想起諾蘭，浮現的可能是近幾年的大作，於是便輕易和「大規模」、「大製作」劃上等號，但若我們回看最早期格局較小的《#跟蹤》（Following, 1998）或《#記憶拼圖》（Memento, 2000），一直到《#針鋒相對》（Insomnia, 2002）才第一次和艾爾・帕西諾（Al Pacino）、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等一眾好萊塢大明星合作，縱使早期創作規模比不上成名後的大成本製作，作品裡清晰可見的生猛和純粹，絲毫不會輸給後面所謂的「鉅作」。
諾蘭說，《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是「第一部展現電影可以成為任何樣貌的片子」，相同地，他的電影其實同樣遊走於藝術和商業類型的模糊邊界，其中格局大小的轉換也每每拓寬戲院體驗。
例如《#黑暗騎士》三部曲（The Dark Knight Trilogy, 2005-2012）仍是我至今認為最棒的超級英雄電影，《#敦克爾克大行動》（Dunkirk, 2017）的簡約則跳脫我們一如既往對戰爭片的期望，《#星際效應》是前衛科幻與極致古典的集大成，而《#全面啟動》（Inception, 2010）和《#天能》（Tenet, 2020）劇本線的複雜精細，一再又一再挑戰觀眾對電影的理解。
此書令人想反覆咀嚼的特點在於，它讓我們看見作品從何而來，創作者又怎麼樣與之抗衡，與之對話，與之共存。
作者多次談到諾蘭的雙重國籍，衍生出他對「家」的複合認同——在英國傳統公學校如軍旅般的嚴格生活，給予他重重限制，卻也轉變成養分；在倫敦大學學院（UCL）與背景紛雜的同儕互動中豐富生活體驗，在社團裡學習硬知識，或是在這座本身就是大型博物館、美術館和圖書館的倫敦城裡，與歷史、繪畫和文學相互碰撞，進而在作品中展現許多維多利亞時代的蹤跡。
相對地，在海洋另一端的美國，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巨大，大到當他再度回到狹仄的英倫時，都感覺自己又長大了。穿梭於英美異文化之間的成長歷程，那些不適與衝撞，都變成日後電影中的靈感，有的是一幕致敬場景，有的是對白，有的則是核心命題。
身為優秀的編劇，劇本寫作的「複雜性」可能更常被觀眾注意到，如《全面啟動》多度空間的時間軸該怎麼理清頭緒，如《天能》裡的「熵」應當具備足夠的物理知識基礎。然而，這本書告訴我們，從不只是那些表面上的費解令人苦惱，而是又回到最純粹的人性面——要如何在《敦克爾克大行動》讓觀眾感受到窒息感？如何在《全面啟動》中讓觀眾在乎夢境？如何讓《星際效應》裡的時間牽動家庭羈絆，成為一種「距離」？
這或許也解釋了我每每在看完諾蘭電影後，讓我久思的不是那些非線性劇情線，而是故事裡的元素，例如《敦克爾克大行動》最後出現的報紙、《星際效應》中關鍵性的手錶、《#頂尖對決》（The Prestige, 2006）裡觀眾看見魔術「被變回來」的表情，或《黑暗騎士》（The Dark Knight, 2008）宛如預言般的哥譚市社會，往往都使得諾蘭電影不只是冰冷和理性。
記得諾蘭多年前的一次訪談讓我記憶至今，他談及自己對大銀幕的著迷，他說自己小時候會跟著家人去倫敦萊斯特廣場劇院（Leicester Square Theatre）看經典電影，也談到他對「真實」的偏好，例如《星際效應》從沒有使用任何綠幕特效，一切都是實景搭設，也呼應了本書中對「看電影」的精準形容——「不用頭盔的虛擬實境」。儘管諾蘭早已從獨立電影界躋身好萊塢名導，他所保有的古典依舊存在，並深深影響著他的作品。
▍後記：
雖然我此刻不在台灣，沒辦法親自感受這本書的重量和紙張質地，但我走訪書中提到諾蘭在倫敦生活過的蹤跡，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站我到了倫敦西區的布盧姆斯伯里劇院（Bloomsbury Theatre），這座劇院的地下室就是當年倫敦大學學院電影社的辦公室，而諾蘭則是彼時電影社的社長。數十年後的平日下午，街上幾乎無人，我推開大門，裡頭坐著兩位工作人員，可惜疫情關係，戲院的門仍舊緊鎖著。
他問了我「你想去戲院嗎？」
我點頭回應。
他先是皺起眉頭說「現在還沒開放。」……接著臉上露出一抹微笑「不過很快就會重開，我也很想念電影院，到時見！」同時雙手做出祈求好運（fingers crossed）的動作。
諾蘭電影中的「變奏」（variation），在於類型，在於劇本，在於時間，但變化萬千背後所本的樂章，仍然是對電影的熱愛，對戲院觀影的信仰，而《諾蘭變奏曲》這本書細緻托出這層面容——在走上得獎臺之前，在成為導演和編劇之前，在被大家認識之前，那位和無數人一同坐在戲院裡視野被打開的觀眾——他的電影世界。
▍全文：
諾蘭電影的前衛與古典——讀《諾蘭變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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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彼特104 在 普通人的自由主義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為什麼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
史家多側重歷史人物對歷史發展的影響，史景遷說清末自強運動的改革失敗，原因在於領導人物不行，改革關鍵的十九世紀中後期，曾國藩、文祥皆已死，恭親王下野，左宗棠遠在西北，能臣僅剩李鴻章一員，大權在握的慈禧，沒有領導能力、創新能力 ，不能在適當的時候給改革助力。史景遷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本有可能在清末發生，他給李鴻章這些儒家官員很高的評價，因為他們的能力、道德和毅力，成功地鎮壓了太平天國，「他們面對新挑戰時，有想像力對付，可以發展架構來應對外國關係，收取關稅，建造現代船隻和武器，並且開始教授國際法律和現代科學的基礎。」如果有強有力的皇室領導和有決心的軍機處，清朝也許可以恢復一些以前的實力。
但經濟學家怎麼看呢? 人很重要，但如果結構出了問題，均衡的力量都指向滿清必亡，領導人是誰，不重要。這是柏克萊的經濟學教授Brad DeLong最近跨界寫的萬字長文，分析「為什麼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所得出的結論。我從來都不喜歡左派多舌的DeLong，但這長文非常有意思，而且和我的看法相去不遠，值得一推。
DeLong認為大清國在十九世紀的危機，有三個成因。第一是滿清朝廷從一開始就是虛弱的，人少的滿洲異族要統治三億漢人不是容易的事，滿州貴族的統治方法是己身的漢化，加上容納漢族菁英的異己之見，這作法與蒙古人的高壓統治相反，讓清朝的壽命較元朝長，但卻弱化中央朝廷。既身為異族，又處於弱勢，清廷是無法進行明治維新的。同樣面對改革開放的壓力，日本從上到下，可以團結在天皇下進行維新，這是民族純一的日本勝過大清國的地方。
第二個成因是真正掌控國家的儒家貴族，這個地主-官僚-學者三合一的綜合體，不但在滿州皇族的縱容下，缺乏對皇室的忠誠，更被訓練成無能的一群人。中國的外患除了塞外的蒙古、女真以外，並不像歐洲的爭鬥那麼劇烈。滿州人用分化制住蒙古後，大清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並沒有真正的外患，威脅滿族統治的，反而是內憂。因此清廷不鼓勵士大夫習武，清國軍事實力之弱，在太平天國起義的時候，充分顯露。
而且這些儒家貴族，階級翻身的方法就是讀經考試，科技、商業這些都被視為末流，不但不鼓勵學習，甚至鄙視。清初康熙對歐洲已經相對先進的科技，其實充滿了興趣，但這些掌權的儒家士大夫，很快的把對洋人事務的鄙夷，寫入後來帝王的基因裡。當科技以船堅砲利的形式進入中國的時候，只懂孔孟和政治鬥爭的儒家士大夫，已經在先天上處於弱勢，只有挨打的份。林則徐禁煙搞出來的鴉片戰爭，就是一次對科技鄙視的總算帳，葉名琛的「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正是儒家貴族無能為力的最佳代表
對科技的輕忽，嚴重的後果，不只是軍事上的。
DeLong的第三個成因，就是經濟上因為科技落後而有的巨大後果。中國在宋朝時達到經濟、政治、文化的最高峰，因為稻米科技的發達，人口大幅增加。中國南方一年三穫的稻米，是了不起的糧食革命。但七百多年後，中國還是只有宋朝的科技，稻米的生產從好事變壞事，因為人太多了。人變多，但地還是一樣多，沒有科技讓稻米產量增加，人口增加就變成馬爾薩斯「人口論」裡的悲劇。明清的飢荒規模前所未見，都是人口過多造成。據研究，十九世紀中國人均日卡路里，僅有1300卡，而一個現代人約要3000卡左右才算有足夠熱量，一比就知道為什麼那時的「中國人那麼虛弱」，為什麼腦滿腸肥的地主，那麼容易激起民變，人人都是皮包骨，地主痴肥活像外星人，不視地主為仇寇才怪。明、清、國民黨的民國，不都是這樣亡國的? 李自成、洪秀全和毛澤東，都是農民起義，背後的糧食問題，正是明清中國治亂的源頭。
但為什麼西方的科技沒有進到中國?
亞當．史密斯所處的十八世紀，歐洲人就驚訝於中國的貧困。中國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世界最富有，土壤最肥沃，最有文化，最勤勞，也是人口最多的國家，既便是無產的農民也是相對的富裕。勞動工資遠超過需要扶養一個家庭所需。」史密斯有一個理論，說明為什麼在十八世紀，中國就已經窮了: 因為中國不和外界貿易，所以無法學習和改進別人的點子，中國注定要停滯，「一個國家，如果忽視或鄙視對外貿易，就無法和不同法律、機構的地方做生意。」停滯的經濟會經由馬爾薩斯的人口危機走向極端貧窮，人口會繼續成長，但經濟不會，沒有科技的進步，持繼增加的人口，「彼此間的競爭，會把工資壓到人性所能持受的最低程度」，在那麼低的工資水準下，兒童營養不足，容易生病死亡，而婦女的體脂過低，受孕不易。
這是歷代中國人口穩定眾多，但嬴弱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紀不是中國的世紀的原因之一。
但中國為什麼要鎖國? DeLong只有簡短地碰觸到為什麼歐洲的發展不同於中國，他說「歐洲的國王、教士、地主尋求一個強有力的軍隊來保護他們，以對抗下一個征服者威廉、腓特烈大帝、法蘭索瓦一世或是拿破崙」，為了活命，歐洲的君主們競爭取得最好的科技，也競相創新以求領先於敵人，開放是為了生存，而開放帶來了更多的點子和機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這相對於穩定的中土大地，很明顯地不一樣。當身處紫禁城的皇帝，看著廣大的土地，有著所有需要的一切，外國人只想來分一杯羮而無法給予任何東西的時候，對外貿易只有麻煩，外人只會生事，把國門一關，一切就沒事了。為什麼不鎖國?
我同意這點，我常想，如果中國的戰國時代再久一點，民主的概念不一定只會出現在古希臘或是英美，諸子百家的競爭，爭的不只是軍事勝利，更是人類政治哲學的優勝劣敗。但秦始皇之後，這些就沒有了。大一統的中國，就是後面所有逐鹿中原的豪傑所有的唯一概念和夢想了。
但話說回來，看著漫長的千年興衰，談中國史，註定就是瞎子摸象，各說各話了。用盡千萬字，也說不完這興衰，DeLong的中國簡史，看看就好，原文連結在此。
http://www.bradford-delong.com/…/why-was-the-20th-centur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