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聽到最好的消息就是市長說的， 北市已經兩星期沒有不明感染源的個案了，全台也都降為零星個位數，回想起五月底疫情大爆發的那段日子，台北街頭不時有救護車鳴笛呼嘯而過的景象，讓人記憶深刻。

現在立院在吵3+11的會議紀錄，但指揮官定調疫情和調整機師隔離天數無關，其實我和先生常聊這個，也認為和隔離天數調整是否真的有關，尚待確定， 因為中央也沒查到真有機師去過萬華的足跡，既然萬華沒港口、機場， 病毒一定從某個地方傳來的，我們兩個醫生，可能醫院內隔離病房看多了，咸認為疫情散布是和旅館的隔離、管理是否嚴謹、確實有關， 管理不確實， 病毒在機師隔離中就已經經由某個管道傳播出去了，所以當初這家諾富特旅館到底歸誰管， 是地方，還是中央，才會有人如此在意而爭執不休。

不久前本院一位久違了的護理長突然出現在我眼前，大家心照不宣，這時間同仁會突然消失不見，都是去了某個特殊的防疫機構支援，他們須長時間過著幾乎與世隔離的生活，現在任務完成， 歸建醫院，她拿了市府贈送給防疫志工的紅色T–shirt 和市長頒的獎狀， 要求我拿回家給市長簽名。

那晚先生簽著、 簽著， 感慨起那段日子來，他說最初捨棄蓋方倉醫院，改利用防疫旅館和加強版防疫旅館 ，是因為疫情突然大爆發，要建什麼都來不及了，那時他每天去巡視防疫旅館、 篩檢站和醫院， 他說出去看才知道問題所在，他自豪地說防疫旅館是他發明的 ，大量篩檢站是他下令要設的，還說有天在某篩檢站看到確診病患在大太陽下苦等去處，回家後一個晚上絞盡腦汁，訂出確診者按症狀如何後送的SOP，隔天馬上發送給北市各大篩檢站和醫院，讓第一線人員能有所依循，記得有天晚上他回家跟我說，很欣慰現在病人的安置都上軌道了，他又突然冒出一句問我說，他剛送出SOP不久，幾天後中央也發布了確診者後送的SOP ，他說奇怪了，怎麼跟他寫的一模一樣。

心情好， 像老人家一樣寫些過去的回憶和大家分享…
最近名人的博士學位和論文又被大家掀出來熱烈討論，看了這些新聞，也勾起了我心中小小的遺憾…

年輕時， 自覺體力、記憶力和腦力都在中上之上， 心中湧起了再去唸個博士的念頭，加上我那老公不經意常在我耳邊耳語說他們家兄妹都有博士學位，更加深了我唸博士的動機，某天很嚴肅地問小孩：「 媽媽也去唸個博士好不好？」不料小孩全然反對，理由是不想當流浪三兄妹…

其實小孩說的沒錯， 爸爸幾乎在醫院， 要是媽媽也整天混實驗室，不曉得這個家會變成什麼樣子，一晃眼三十年過去了，現在回想起當初的決定，還真有那麼絲絲的遺憾在…

疫情最近看似又有一波新危機，為了確診者足跡，一下子發布了百萬則簡訊，搞得人心惶惶的， 收到足跡簡訊，民眾當然會恐慌， 反射動作就是跑去快篩，有些人做事的心態就是這樣，反正就是把簡訊發了，有通知到你就好了，後續沒他事，也沒他責任，往後急診被塞爆，累死醫護和嚇壞百姓，也不關他的事。

發簡訊前有沒有想過後續民眾的反映會如何？有想到通知地方政府準備好量能嗎？費用負擔也該先講清楚。

有些國家要打第三劑了，我們是要追求第一劑的覆蓋率，還是追求完整兩劑的保護力？ 想當然爾，沒疫情或每天僅各位數確診之下， 當然是拚全民第一劑，若是變種病毒肆虐，當然是要轉而追求第二劑的覆蓋率。

台灣除前三類打完兩劑的比率較高外，還有許多民眾打完第一劑、正在苦等第二劑的，他們多半有慢性病或年紀較大，在Delta病毒擴散威脅下，即使疫苗緊繃，仍該優先給他們打第二劑，才不會跟先前五、六月份一樣，重症住院又多起來， 且連帶帶來高死亡率。

現在有機師確診， 有人就說該給他們打第三劑，但疫苗不夠 ，又讓人打第三劑， 當然會引起打不到第一劑的人的不滿(有人說是相對剝奪感) ，不過第三劑應是打完第二劑後的6-8個月才有需要 ，不是當下迫切要考慮的，所以要避免現在面臨的break through infection，回過頭來想想當初該怎麼做最好？

常有這種新聞報導， 說某某人打了兩劑什麼什麼的疫苗，仍被感染，或某某人混打什麼什麼的疫苗，還是照常染疫， 其實報導這種單一個案，臨床上沒意義， 醫學是要用統計數字服人，利用文獻和國內大規模的統計資料，跟大家說現在變種病毒的突破性感染，是打哪種疫苗組合最容易 ？

有人會專注疫苗的副作用，先前有人說莫德納第一劑會有強副作用， AZ 第二劑較無， 說什麼第一劑打AZ而第二劑混打莫德納(德國總理就是) ，就像是被火車撞兩次一樣，是自討苦吃，其實 一般非高風險民眾打疫苗，自然是先求無副作用， 再求效果， 而我們這種高風險行業， 打疫苗無非是想求得更好的保護力，五月中旬前台灣無嚴重疫情，醫護當然都想等保護力較好的疫苗進來，大家想像一下，一個醫院若有醫護確診， 整個醫院和接觸到的病人，還有自己的家人和個人足跡，衝擊之大，難以想像。

AZ 和默德納都是歐美廠牌，醫護用自己專業判斷、選擇對自己保護力最好的疫苗，為何會被網軍打成唱衰AZ？過去就曾領教過台灣第四軍所向無敵，哪裡都能出征，什麼議題都能黑，但還是請頭子約束一下，要黑也請不要選這種和防疫有關的議題。

五月中諾富特事件爆發後，當時我們做第一線的，幾乎都打了當時只有的AZ，要近距離照顧病人， 至少要保護好自己，避免染病變重症，當時不打疫苗，或想等其他疫苗，除非做逃兵，自己說不幹了，否則醫院也不敢派你去做前線，此後莫德納進來， 就有聲音要求開放給高風險者混打，想必有人看到了一些數據報導了，若當時能及早開放混打，台灣現在會不會比較不會有這種突破性感染？

很多同事第一劑注射完之後，終於等到打第二劑的最後期限了(10-12週) ，算算都到第12週的最後了，眼見混打無望， 紛紛在八月第一週的最後期限打了第二劑AZ，甚至有人為了等到中央開放混打， 一直等到周五下午下班前一小時才無奈才去打第二劑 ，結果隔天下午指揮中心就說可以混打了，結果是很多二類身分的人(他們比一線醫護大量施打的時間稍晚一點)因此得到混打的機會。

機師若當初混打 ，會不會有較佳的保護力？會不會較不會有突破性感染？他們的突破性感染，應不至於到重症的程度，但會引起社區和學校的恐慌，因為台灣的防疫就是追求清零，混打會不會比較能清零、避免突破性感染？不知道，事後之師了， 真正高風險的都打完二劑了，現在談這個已經沒多大意義了。

混打開始後，不知道是誰就已經說過：「已經太遲了…」

《今天我只是把那時本院員工期盼混打，盼到天荒地老盼不到的過程寫出來而已！》

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下）之一 （文字版）

我們應該努力讓自己不只把注意力只放在疫情數字的控制上，以免見樹不見林。而要更關注一些根本的問題。
上一集我們已經談過一些課題，這一集我們先來談政府的角色與作為。

1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劉紹華教授，去年曾經寫過一本書，
談疫情時代的一些關鍵詞。
這次我問她，過了這段時間，會不會再加新什麼關鍵字。
劉教授說她會加「專家」這個關鍵詞。
為什麼？
劉紹華教授說：每天疫情指揮中心向大家提出報告，也說他們有個決策委員會。但是她問我：「你知道是哪些人嗎？」
這些人到底是誰，媒體要不到資料，法律學者也要不到資料。
她說：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許多民主國家裡，這是不會發生的事。
即使在臺灣也一樣。
在這一次疫情爆發之前，我們政府的運作也沒有這樣。
這麼重要的一個單位在決定這麼多重大的事情，裡面有所謂的決策委員會，但其中有哪些專家、委員，卻沒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以前是沒有發生過的。

我問劉教授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說這就是因為一旦我們把控制疫情的數字放在一切事情之首的時候，當然其他的事情都會放到其次，不受注意。
這麼重大的事情，決定的專家卻隱形了 ，這不是民主社會的常態。

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李建良教授，也有同樣的觀察。
他說：現在防疫權力這麼集中的情況，稀釋了法規上的一些正當性。
衛福部部長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源來代行閣揆的職掌？
真正的指揮官是誰？
真正出了重大的問題，誰要來負責？
都是不清楚的。

疫苗的分配也是。到底有哪些科學基礎、價值選擇、政策衡量？
打疫苗的順序，又實際上是由誰來決定的？出了問題，如果要追究決策環節的時候，到底是誰要負責？
決策的透明度、決策的過程，到底是根據什麼標準跟流程做出來的？
這些目前也都是不清楚的。
所有這些，都是當政府在一切以疫情控制為最優先的時候，所忽略的事情。

2.
另外，當然還有公民權益的倒退。
劉紹華教授指出：去年疫情爆發之後，只禁止滯留湖北的臺灣人返臺；從別的地方返台的人卻沒有這種限制。
一個民主國家，把公民的基本權益做這種限制，是不該有的情況。

劉教授說：在這個過程裡，提出質疑，就會被要求團結；有不同的意見，又很容易被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她說：從去年開始，中央的政策都在喊全島一致，一直到最近，所謂的要不要解封這樣的事情，才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她認為，這是因為亞洲經過威權文化洗禮的地方，都容易就以為團結就是整齊劃一。
但她說，看教宗這本書就會知道，像教宗講的團結， 就比較像是禮運大同篇裡面所講的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如果不能容納多元的聲音，那到底怎麼形成一個社會的共識？怎麼形成真正的所謂生命共同體呢？」她問。

政大公共行政學系杜文苓教授也說：在一個社會裡面怎樣調節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讓不同的意見可以創造出新的思考和解方，是極關重要的。
杜教授說：教宗在這本書裡面講 「不同意見 可以保留高音處的和弦」。這樣才可以使得社會的聲音更繽紛，更豐富，不落俗套。

此外，李建良教授也指出：就是疫情期間很多會議都採取網上會議的時候，視訊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效率會減弱，重要的決策很容易就被輕鬆通過。
而線上型式的利弊就是，一方面有利於資訊的傳播、記錄，
但不利的一點就是公共政策會如此決定。
李建良教授也特別提醒：數位足跡的資訊掌控跟使用，事後如何還權於民，或者說是如何還私於民，這些事情也都是政府應該事先就清楚說明的。不能等到人民要求說明一點，政府才做一點。

3
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公民社會的課題也非常關鍵。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的林文源教授，這一年多來一直在密切觀察臺灣在疫情時代所發生的種種現象。
他說：就像世界經濟在疫情爆發之前重視全球化的長練，而疫情爆發之後開始注意各地區的短練，台灣對疫情的關注和因應，也有長練和短練。

林教授說：臺灣的疫情，其實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
今年五月之前，很容易讓人覺得台北就是全台灣，非常中心化，也像是重視的是長練。
而今年五月之後的第二階段，才開始更注意各地當地的現象，在地化的討論和因應。

林文源教授觀察上半場的另一個現象是 ：大家的討論都好像參加政論節目，而下半場則出現比較多的個人化的行動，實質考量。
假新聞很多，但是主動對抗假新聞，補資訊漏洞的人也多起來。
「臺灣跟中國的較量，從過去政府之間好像是長程飛彈的較量，改為現在民間的巷口的肉搏戰。」他說。

當萬華茶室事件爆發後，固然有很多人在污名化，但是也很多 NGO 的從業人員在關心這些弱勢者，為她們發聲。
所以他說看到民間很多人在主動論述，幫我們釐清社會的樣貎，因而可以準備未來可以做什麼事情。
因此，林文源教授說他看到很多人像是在日常生活裡進行個人的社會運動。

許多其他學者也有相同的觀察。
杜文苓教授說：如果只看主流媒體，會只看到對立立場的相互指責，看不到社會有什麼其他自主性的力量。
但事實上，杜教授說，像社會出現對萬華茶室的污名化之後，出現很多自主性的草根力量在行動，協助街友、性工作者。
她說，這是我們社會可貴而重要的力量，也是我們面對未來挑戰的靭性力量。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趙恩潔教授提醒要注意兩大結構性的問題。
第一是要注意資本的不平等。
她提出所謂 COVID 難民這個概念。
她說，這一次疫情的傳播，全世界皆然，都是因為有些人可以搭飛機在空中到處旅遊 ， 所以造成了快速的全球性蔓延。
然後等疫情爆發之後，以臺灣為例，很多人就因為臺灣安全，就回到了臺灣；可是等到臺灣的疫情爆發，疫苗又短缺的時候，這些人就又馬上又離開臺灣，
再到其他可以打疫苗，他們認為更安全的地方。
趙教授認為這是一種資本的不平等。
有些人有條件一直這樣飛來飛去，不但造成了病毒的傳播，又能夠這個及早找到自己認為安全的避風港。
相對之下，社會裡比較弱勢的人，沒法像他們這樣移動的人，居於非常不利的情況。

趙教授提醒的第二點，是大規模農業和養殖動物的問題。
養殖動物從以前開始就是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目前當然更是我們要小心的源頭。
而她看到現在許多人因為這次疫情，已經改變自己的注意，
改為開始注重在地的生活圈，發展農業自主。
她認為這也是公民社會裡大家在實踐勇敢夢想的行動。

4
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溝通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劉紹華教授說，所謂觀察問題，並不光是說「看」到問題就可以。
光是「看」，也可能會「睜眼說瞎話」。
她說：觀察問題，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需要「景深」。有了景深，才會觀察得立體化。
劉教授說，但是臺灣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家都很貼近，所以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經常難以產生必要的「情緒距離」和「眼光距離」，也就難以產生「景深」。
她說：這一點是需要我們注意的。

對於如何溝通，台北醫學大學林益仁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林益仁教授長期觀察原住民文化，參與原住民的活動。
他說：台灣的地理很特別。從海平面上升，到亞熱帶、溫帶，甚至到高山是寒帶。 所以我們的植物生態非常多元。
林教授說我們的社會也是一樣。人口有非常有多元的各種背景，和澳洲一樣也是墾殖社會，但是擠在一個小很多的土地上。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我們社會的對話，可以參考原住民的這個方式。
他說，泰雅族裡面有句話話叫「 sbalay」。
「balay」就是真相，「sbalay 」就是找尋真相，和解。

所以當泰雅族碰到他們族裡面出現爭議的時候，就會把大家找來，都坐在一起 ； 你把你看到的講出來，我把我看到的講出來，他把他看到的講出來 。
林教授說，通常大家把自己所看到的東西都講出來，轉了一圈之後，
大家大致就會有一個答案出來了。
所以，林益仁教授認為：這是我們可以向原住民借鏡參考的一種溝通跟對話的模式。

我們談過了疫情時代為什麼不能只是關注每天確診人數、死亡人數這些表面上、結果性的指標，卻不注意其他更根本、更原由性的課題之後，下面最後一集，我們來談一下疫情時代，我們為什麼需要勇敢地夢想、有一個美好的夢想，以及台灣想要進入國際社會所該有的準備。

謝謝大家。
我們最後一集見。

確診案例高雄趴趴走？陳麗娜：防疫公開透明，不可粉飾太平

全台疫情嚴峻，高雄防疫是否夠力？高雄市議員陳麗娜今(17)日質疑，4月曾有一個到哈薩克洽公，持陰性證明回台卻確診的案例，他是公司上班時都沒戴口罩，高雄市衛生局是否沒掌握？讓他趴趴走，是否會對高雄疫情產生影響？高雄市長陳其邁回應，疫情部分要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統一說明。

陳麗娜指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曾公布一個前往哈薩克恰公後回台的案例，他3月底持陰性證明回來，隔離14天後正常上班。在公司內沒戴口罩，4月28日因為又要出國，去做核酸檢測而發現是陽性，公司內匡列了6人，但之後這6人繼續上班也沒戴口罩。她質疑，這是否對高雄疫情產生潛在風險？市府是否以粉飾太平、鴕鳥心態來處理高雄疫情？陳其邁指出，他曾對中央提出建議，疫調要由地方公布，週日中央也宣布適用。而他個人評估，這個個案住院後PCR陰性，CT值33，代表可能是舊感染，可能有病毒的碎片在裡面，疫情指揮中心大概認為傳染風險很低。

陳麗娜強調，以近期小港確診者的例子，大家都知道足跡在哪，也做了消毒，不過越早知道在哪就越能控制，是否疫調足跡部分被隱匿？可能是由於政府的規定，使得他們不得不隱瞞，明明越早知道確診者在哪就越容易控制，卻讓他們主動隱匿起來？以哈薩克案來說，她知道在高雄，但衛生局卻說人並不在高雄，這應該要讓大家都很清楚。CT值33還是有潛在傳播風險，同事也沒戴口罩，這是對的情況嗎？高雄市政府螺絲是否鬆了？所以她主張，疫調足跡應早上9點就要由地方公布，讓人民知道高雄的情況怎麼樣，不是數字漂亮就是好事。

疫情日趨嚴峻，外送需求大增，陳麗娜也關注外送員的管理問題，若外送員染疫，容易成為破口，她呼籲經發局應要求各業者做好防疫措施。同時，最近民眾採買物資，使得傳統市場人潮大增，但又能如何落實實聯制或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她呼籲經發局要積極管理，推動落實防疫。

老是用問A答B的方式逃避，一直北部醫院北部醫院，鄭文燦都出來開記者會了，難道他不是桃園市長嗎？

先講，我個人認為這次染疫的醫護人員很值得尊敬，國家該補貼，該額外賠償的費用一定要給，而且多給都沒有關係。因為他們是在明知有感染風險的狀況之下勇敢執行勤務，這可不是為了自己啊！跟一直說謊的紐西蘭及伊朗裔長榮航空機長天差地遠，所以該幫他們兩人爭取的權益一定要給，加倍我都不反對！

但問題是指揮中心遮遮掩掩，一堆綠營民代側翼出來說不要多問，不要多知道，連個桃園都說不出口，更別提是哪家醫院了，請問這樣到底是安撫了誰？你當民眾都白癡，一聽到醫院名稱就會拿著火把跑去要燒死人嗎？我粉絲團還一堆智障側翼說這是造謠，拿來政治鬥爭爽得很，結果呢？現在都裝死不出來了！

【資訊越透明、防疫越有效】這句話不就是蔡英文總統講的嗎？怎麼現場會昨天晚上還說是謠言，今天早上周玉蔻就知道的比所有人都多，講得還比政府記者會詳細，只有親政府媒體人可以透明，其他人通通不准嗎？請問周玉蔻消息來源是誰，指揮中心要不要處罰周玉蔻破壞民眾對防疫政策的信任？要不要查誰洩密？要不要懲處她在確定傳染源之前就亂傳謠言？

在那邊住院的，看病的，足跡有交錯過的民眾為什麼沒有知的權利？今天早上該院門診急診還照常開設，為什麼民眾不能擁有知情退避權，一定要讓民眾處在無知的狀況下擔心受怕？而且醫院名稱不能透漏，結果民間企業的資料直接被指揮中心公開：【大江購物中心、星巴克國際店、振宇五金行桃園國際店】，他們難道比醫院更不需要被保護嗎？同一間醫院上個月還被爆出檢測分流不確實，結果連名字都不能透漏，這樣要如何監督？如何讓民眾避開這家已經被檢舉有疏漏的醫院，這到底是護短還是避免民眾恐慌？

事實上，民眾還是恐慌，而且恐慌到以為每家突然關店消毒的商廠都有危險，不公開透明，只想資訊管制，就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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