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之前有個說法，大概是說散文和小說的區別，在於散文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
　
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也是散文，作者王充閭提到「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的看法，甚至舉了《史記》《左傳》中的例子來說明散文寫作時的創作技巧。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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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 王充閭
　
一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著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復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難設想文學作品沒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石奮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長子石建謹小慎微，有一次書寫奏章，皇帝已經批回來了，可是，他還要反復檢視，終於發現「馬」字有誤：這個字四點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筆馬尾，應當是五筆，現在少寫了一筆。他驚慌失措，唯恐皇帝發現了怪罪下來。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那種終日戰戰兢兢、恭謹自保的政治風氣。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新生代作者的闖入，小說家、學者的加盟，以及跨文體寫作的出現，散文創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特別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在不斷增強，已不滿足于傳統散文單一的敘述方式，而是大膽引進西方的多種表現手法，吸收其他文學門類的寫作特點，輔之以象徵、隱喻、虛擬、通感、意象組合等藝術手法，意識流動，虛實相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使散文向現代性、開放性拓展。
　
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像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嘗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像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裡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黑格爾指出：「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像。」「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覺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局長，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直率地說，總覺得作家們想像力不足，有時過於拘謹。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答覆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裡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答覆是：「《長恨歌》裡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裡？就是日本嘛！」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像。」答覆是：「什麼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環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就這樣，生生造出一個「貴妃墓」來，結果還振振有辭！
　
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歷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孟軻讀過上古時的典章文獻彙編《尚書》中關於「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就曾提出過疑問，從而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了宋代，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著名理學家程頤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們再來看被奉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範的《史記》。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詳細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說是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範增坐在北面。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交代？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大約在西元前94、95年前後，而鴻門宴發生在西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而戰爭年代也不大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何所據而寫呢？顯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著。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復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說，「史，就是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這種想像必須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徵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都是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的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懸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借助於其內容或主體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真實與否，影響是至大的。

為何高端疫苗不應取得EUA？

就目前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發展來看，未來必將流感化，疫苗是年年都要施打的，為長遠之計著想，台灣亟需國產新冠疫苗，國人也應該支持力挺，這一點殆無疑義。然而，疫苗的研發是科學而非政治，應該按照正規程序進行，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名正言順的為國人健康把關，方為台灣之幸。

可惜的是，蔡政府橫柴入灶，用政治力強行護航高端取得EUA，反而毀了高端。因此本人主張停止高端疫苗的EUA，並從疫苗預約平台下架，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沒有任何民主國家，非專業的政府領導人可以介入疫苗的審核及授權，唯一例外是蔡英文。五月份，高端臨床二期結果報告未出爐，成功與否未可知，蔡英文就宣稱七月可施打。這不是政治力介入，什麼才叫政治力介入？蔡英文是個不必對國會負責的獨裁總統，話已出口，大家自然全力配合，卻也讓高端失掉其正當性。

第二，目前已無緊急使用授權的必要。緊急使用授權(EUA)，是在國家有緊急的公衛狀況，且沒有適切、已獲准及可用的替代品下(No adequate, approved and available alternative)，才可在經充分審查程序後授權緊急使用，以挽救生命。美國目前因為已至少有三款緊急授權疫苗：Pfizer/BNT, Moderna, Johnson Johnson，所以不再增發緊急授權，而是朝向疫苗能從緊急使用授權提升至完全認證（Full approval），成為一般商品，由廠商對消費者負完全責任。
台灣的選擇更多，WHO已批准六款新冠疫苗可做緊急使用，不論獲贈或購買，都已陸續到貨，也就是已有「可用的替代品」，根本沒有緊急授權高端疫苗的必要。

第三，高端疫苗沒有獲得EUA的資格。目前所有獲得EUA的疫苗，皆是通過人體實驗到第三期，高端卻連完整二期都沒完成。且審查會議委員人選、過程、審查意見、價格，全被蓋牌，國會一再質詢追問也不肯公布，是最不透明的政府，如何讓人民信服？

第四，高端自吹品質優良，與美國生技大廠Novavax疫苗同等級，用蛋白次單位為抗原，然而兩者有以下幾點不同：
1.抗原蛋白質來源不同，Novavax用秋行軍蟲，高端用倉鼠。
2.Novavax用專利奈米顆粒技術聚合棘蛋白形成奈米顆粒，再與也是專利的佐劑Matrix-M混合，讓多個抗原蛋白聚合形成奈米顆粒，有效提高免疫反應(單純蛋白疫苗刺激免疫反應不強，需添加佐劑) 。高端根本無此技術。
3.Novavax中和有效抗體1800，高端662。
4.最重要的是，Novavax第三期實驗完成三萬受試者，至今猶未能獲得美國FDA的EUA，高端第二期實驗只完成三千例，是完全不同層次的疫苗，又有何資格通過EUA？

第五，衛福部食藥署在6月10日，自行制定了一個有高度爭議的EUA標準，並據此通過了高端疫苗的EUA，完全可視為是為高端疫苗量身訂做，如此標準，令人懷疑。

蔡政府為挺高端，前期百般阻撓國外疫苗採購，導致八月疫苗青黃不接，又將預約平台選擇疫苗方式，從手動勾選想打疫苗，改為將所有疫苗預設為想打的選項，趁此機會誘騙民眾打高端，是邪惡的操作、無恥的行為。選擇高端者，應視為參加第三期人體試驗，給予受試者的待遇及保障。

國會在野立委對此提出多項質疑，然而獨裁的政府利用多數暴力，置之不理。台灣司法改革是個笑話，就是偏綠民衆，也過半不相信司法的公正，但我們相信台灣仍有正直法官，故提出訴願，停止高端的EUA。並期待高端繼續努力，能成為獲得完全認證（Full approval）的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