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之前有個說法，大概是說散文和小說的區別，在於散文是真實的，小說是虛構的。
　
這次分享的這篇文章，討論的也是散文，作者王充閭提到「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的看法，甚至舉了《史記》《左傳》中的例子來說明散文寫作時的創作技巧。
　
一起來看看他的說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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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想像與虛構 / 王充閭
　
一
　
如何處理好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這是歷史文化散文寫作中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散文必須真實，這是散文的本質性特徵，一向被我們奉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藝術，惟其是藝術，作者構思時必然要借助於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張開想像的翅膀；必然進行素材的典型化處理，作必要的藝術加工。兩者似乎存在著矛盾。尤其是，歷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獨一以「當下不再」為條件的存在。當歷史成其為歷史，它作為「曾在」，即意味著不復存在，包括特定的環境、當事人及歷史情事在整體上已經永遠消逝了。在這種情況下，「不在場」的後人要想恢復原態，只能根據事件發展規律和人物性格邏輯，想像出某些能夠突出人物形象的細節，進行必要的心理刻畫以及環境、氣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爾說，歷史的真意應是對「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學家選擇、整理史料，其實就是一種文本化，其間必然存在著主觀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沒有經過處理的史料。這裡也包括閱讀，由於文本是開放的，人們每一次閱讀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很難設想文學作品沒有細節描寫，因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與個性。《史記》中寫漢初名相「萬石君」石奮一門恭謹，就採用了大量細節。石奮的長子石建謹小慎微，有一次書寫奏章，皇帝已經批回來了，可是，他還要反復檢視，終於發現「馬」字有誤：這個字四點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筆馬尾，應當是五筆，現在少寫了一筆。他驚慌失措，唯恐皇帝發現了怪罪下來。石奮的少子石慶，一次駕車出行，皇帝在車上問有幾匹馬拉車，他原本很清楚，但還是用馬鞭子一一數過，然後舉起手說：「六匹。」小心翼翼，躍然紙上。太史公通過這些細節，寫出了當時官場中那種終日戰戰兢兢、恭謹自保的政治風氣。
　
明代思想家李贄講到藝術創造時，說一個是「畫」，另一個是「化」。畫，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觀的、物質的東西化作心靈的東西，並設法把這種「心象」化為詩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飛翔。這就觸及到散文寫作中想像與虛構這一頗富爭議的話題。近年來，隨著新生代作者的闖入，小說家、學者的加盟，以及跨文體寫作的出現，散文創作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特別是作家的主體意識在不斷增強，已不滿足于傳統散文單一的敘述方式，而是大膽引進西方的多種表現手法，吸收其他文學門類的寫作特點，輔之以象徵、隱喻、虛擬、通感、意象組合等藝術手法，意識流動，虛實相間，時空切換，場景重疊，使散文向現代性、開放性拓展。
　
事實上，早在「散文的想像與虛構」成為問題之前，有些作家已經在悄悄地進行著大膽嘗試了。出現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散文家何為的《第二次考試》，是一篇優秀的散文作品，曾經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可是，許多人都知道，它卻是經過想像與虛構，對真人實事進行大膽加工的產物。1956年上海合唱團招考新團員，一名女青年報考，由於考試前夕她在楊樹浦參加一場救火，弄倒了嗓子，以致影響了考試成績，但合唱團還是破格錄取了她。何為當時正在醫院休養，聽家人講述了這件事，便在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了藝術加工：設計出第二次考試的情節，加進了蘇林教授這個關鍵性人物，改換了女主人公的名字；文中陳伊玲身著「嫩綠色的絨線上衣，一條貼身的咖啡色西褲，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樹」，實際也並非如此，是作者為了加強形象的感染效果，從所住醫院一位實習醫生那裡移植過來的。
　
這個典型事例說明了，生活的真實是基礎，藝術的真實是手段。前提是散文是藝術，而且是一種側重於心靈表達的藝術。黑格爾指出：「藝術作品既然是由心靈產生出來的，它就需要一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它就是這種創造活動的產品；作為這種產品，它是為旁人的，為聽眾的觀照和感受的。這種創造活動就是藝術家的想像。」「在這種使理性內容和現實形象互相滲透融會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覺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還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感情。」
　
二
　
今年三月中旬，我率領大陸作家代表團訪問臺灣，到日月潭觀光，接待我們的是南投縣文化局長，他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同我們交談時，他直率地說，總覺得作家們想像力不足，有時過於拘謹。他說，有一次訪問日本，見到了楊貴妃的墓，便問有關人士「根據何在」。答覆是：「你們中國古代的白居易寫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詰：「楊貴妃不是死在馬嵬坡嗎？《長恨歌》裡分明講：『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答覆是：「《長恨歌》裡還講：『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海上仙山在哪裡？就是日本嘛！」博士說：「這種顛倒迷離的仙境，原都出自當事人與詩人的想像。」答覆是：「什麼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環還是貴妃，誰也沒有看清楚；所以才說『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就這樣，生生造出一個「貴妃墓」來，結果還振振有辭！
　
歷史散文創作講求真實，關於史事的來龍去脈、真實場景，包括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舉止行為，都應該據實描繪，不可臆造；可是，實際上卻難以做到。國外「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與歷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脫離不了文本性，歷史文本乃是文學仿製品」，「歷史還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論點，我們且不去說；這裡只就史書之撰作實踐而言。錢鐘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有過一段著名的論述：「《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如後世小說、劇本中之對話、獨白也。左氏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當然耳」。「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口角親切，如聆罄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原來，「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其實，早在先秦時期，孟軻讀過上古時的典章文獻彙編《尚書》中關於「周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的記載，就曾提出過疑問，從而說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話：「盡信書，不如無書。」到了宋代，當學生問到「《左傳》可信否」時，著名理學家程頤的回答是：「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們再來看被奉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範的《史記》。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詳細記錄了鴻門宴的座次，說是項羽和他的叔叔項伯坐在西面，劉邦坐在南面，張良坐在東面，範增坐在北面。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交代？因為有范增向項羽遞眼色、舉玉玦，示意要殺掉劉邦的情節，他們應該靠得很近；還有「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而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蔽劉邦，如果他們離得很遠，就無法辦到了。司馬遷寫作《項羽本紀》大約在西元前94、95年前後，而鴻門宴發生在西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當時既沒有錄相設備，而戰爭年代也不大可能有關於會談紀要之類的實錄，即使有，也不會記載座次。那麼，他何所據而寫呢？顯然靠的是想像。
　
三
　
中國文學史上還有一個典型事例。《古文觀止》中有一篇《象祠記》，作者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陽明。當時，貴州靈博山有一座年代久遠的象祠，是祀奉古代聖賢舜帝的弟弟象侯的。當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誠地祀奉著。這次應民眾的請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並請流放到這裡的王陽明寫一篇祠記。對於這位文學大家來說，寫一篇祠記，確是立馬可就；可是，他卻大費躊躇了。原來，據《史記》記載，象為人狂傲驕縱，有惡行種種，他老是想謀害哥哥舜，舜卻始終以善意相待。現在，要為象來寫祠記，實在難以落筆：歌頌他吧，等於揚惡抑善，會產生負面效應；若是一口回絕，或者據史直書，又不利於民族團結。反復思考之後，他找到了解決辦法：判斷象的一生分前後兩個階段，前段是個惡人，而後段由於哥哥舜的教誨、感化，使其在封地成為澤被生民的賢者，因此死後，當地民眾緬懷遺澤，建祠供奉。《象祠記》就是這樣寫成的。其中顯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憑空虛構。因為《史記·五帝本紀》中，有舜「愛弟彌謹」，「封帝象為諸侯」的記載。據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別開，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謂良苦。
　
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伯羅奔尼薩斯戰爭史》中，演說辭佔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認：「我親自聽到的演說辭中的確實詞句，我很難記得了，從各種來源告訴我的人，也覺得有同樣的困難，所以我的方法是這樣的：一方面儘量保持接近實際所講的話的大意，同時使演說者說出我認為每個場合所要求他們說出的話語來。」
　
顧頡剛在《古史辨》中說：「我以為一種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當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確，何況我們這些晚輩。」這話不假。我們都看過《羅生門》這部影片，對於事件的真相，在場親歷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說，「史，就是人們口上的一撇一捺。」看來，堅持歷史事件包括細節的絕對真實，「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當然，這種想像必須是有限制的，要在尊重客觀真實和散文文體特徵的基礎上，對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進行經驗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藝術加工，必須避免小說化的「無限虛構」或「自由虛構」；特別是有些散文種類是不能虛構的，比如，關於現實中的親人、友人、名人的傳記以及回憶性、紀念性文章，都是寫作者同時代的親歷親見親聞的事，與事涉遠古或萬里懸隔迥然不同，必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絕不應隨意地想像、虛構。須知，這類散文美學效果的實現，是借助於其內容或主體的豐富而特殊的客觀意蘊，真實與否，影響是至大的。

【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

【盧斯達：除「前景仆街」外，黃大仙籤文還說了甚麼？】

亂世過年，傳媒紛紛求籤問事。今年給出的籤文，以香港人的角度來解，可謂大多仆街。

顏回、蘇武和孔子

《蘋果》問黎智英前程，大仙說「顏回樂道」，也就說他沒有放棄西式民主主義，最終在政治上餓死；

問法治，大仙說「蘇武牧羊」，也不是徹底仆街，因為故事說漢朝武將蘇武出使匈奴，到埗後當地情況生變，蘇被扣留不准回國，被人發配西亞利亞附近放羊，歷盡千辛萬苦，但歷史書認為他終無失節，最後也能歸國，看來是並未絕望，會有人堅持下去；

《東方》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孔子聞衛樂」，孔子討厭衛國音樂，因為孔子喜歡周政，也就是（想像中）一切依封建禮樂行事。他喜歡的音樂應該是雅樂，雅樂追求的境界是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合乎中道；而衛樂是激烈的、觸動情緒的、使人如痴如狂的。

你可以說是喻示香港的主旋律已經改變，所以香港人不忍聞之，不喜歡不習慣。在我看來，卻可以是代表香港以前那個西中合壁、兩邊不得罪、中庸之道的雅樂時代已經過去，整個香港和世界彌蔓著激烈和變革性的意識形態，由封建家天下走入百家爭鳴、國族互相攻打的亂世，所以孔子惡衛樂，是指溫吞和善的社會賢達（孔子）將面對大勢已變。

孔子其實是斯人獨憔悴，因為其他國君、思想家、食客的經濟，都打開了局面，進入古典文明的全盛時代。這籤，你可以解情況仆街到痺，也可以解為一種對「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即將出現的預言。

朱元璋和功臣

《蘋果》問香港整體前程，大仙給出「朱洪武登基」。這又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問題是你當自己是朱元璋還是功臣。可以是說朱氏終於成功推翻了異族統治，也可以說香港人是朱氏登基之後被殺光的功臣，但香港人又怎會是跟隨朱元璋打仗的功臣？更加接近朱元璋功臣這個歷史生態位的，是香港的中國和本地官員、建制派政黨和武裝力量。

由於異族（中國想像中的受外國勢力指使的香港示威）已經被誅殺，功臣鳥盡弓藏的時候已經在倒數。建制派現在開始內戰，既爭下一屆大位由自己的人上，也在爭不想淪為斬首示眾爭取民心的棄子。

《蘋果》問傳媒，大仙說「韓文公被貶」，又是一支聽來仆街到震的籤。表面上可以說傳媒是被貶的韓愈，但故事裡他為何被貶則有點複雜。當時韓愈的皇帝唐憲宗要迎取佛骨入宮供養，韓愈上奏大力反對，皇帝一怒之下就將他流放到潮洲，女兒在途中病死，求命運好似真是凍過水。

大仙用韓愈的深意

這支籤的靈秀處，不在被貶，而是韓文公。

韓愈在他自己的時代，是一個文學思想運動的旗手，也是個宣傳家，所以他是一個 KOL 。韓的時代任務是屌柒佛教和道教，認為儒家思想要重新提振起來。類似的人物在很多年之後的日本也出現，將軍之後德川光圀（1628-1701）在自傳就自述為「尊敬神儒而駁斥神儒；崇敬佛老而排斥佛老」，透過否定外來事物來肯定自己的本土性（神道）。

雖然韓崇拜孔子，但沒有孔子的淡約，言辭激越張揚，最終惹怒皇帝。他同時是一個中原中心主義者。他排斥佛教，是說佛教是來自西天（方）的，不是我們本土產生的事物，而且佛教會破壞君臣父子的倫常，子女不孝順父母、父母拋親棄兒出家，整個社會綱常大亂，儀式鋪張浪費錢，寺廟不徵賦遙役，是國家稅網和人力資源的漏洞。韓愈如果是四五十歲為主體的傳媒行業中人，也就是強調自己愛國，但愛文化中國而不愛黨國的情況，但皇帝接受不了，獨愛西天法術（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改朝換代多，故國遺民一波一波，各有信仰，但因為中央政權並沒有辦法統一思想，通常只是消極應付。例如商紂王被滅，周人設了「三監」這個國安處來監視原來的商遺民，後來卻是三監自己帶頭作亂，但中原的東西兩邊，自此就處於兩個大鬆散傳統。東邊慢慢成為「齊魯之地」，是傳統和文化深厚之地；西邊則逐漸荒蕪但卻是有生力量的發源地，被異族入主，後來成為秦人的領地。

西天之法講求的卻是整個國家劃一服臉的嚴密組織，而且名山大川（生產資料）被國家霸佔、鼓勵人民向政府提供不服從法律的貴族情報，那便是後來在「西邊」開始的商鞅變法。

韓愈當然可以附合為上一代香港的主流思想界，上承新儒家的文化中國說和民國史觀、中接火紅年代的社會派進步思想，後來則有全球化背景下北進殖民的頭啖湯和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他們也談本土的，社會派學生講的就是要關心香港本土社會，但同樣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本來以前的皇帝也可以接受，以前「愛國者」的定義很寬，就想不愛黨國，但廣義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和外國人眉來眼去，也當是次要敵人。

然而唐憲宗不接受韓愈說話難聽但終究是為了國家好，等於中國不接受香港要真實自治而能不影響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韓愈肯定要被貶。

貴族幻覺的退潮

不過故事的後來也很詼諧。韓愈被鐵拳打完之後，晚年也上表向皇帝認錯懺悔，恭順近媚，皇帝也終原諒他，改派他回去江西做官，不用待在荊楚嶺南「野蠻之地」。也許有一天香港的傳媒也會獲得寬待，誰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歷史故事說，自韓愈死後，古文運動就暫時失去能量，到了 N 年之後才被宋人承接，因為上承分裂亂世而出的宋人也很需要建立自己的本土性和正統，又重新講起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所以清通易明的議論文和散文又流行起來。

尊王攘夷和香港人建設民主中國從而保障自己的假設，其實十分類似。尊王攘夷是說尊了王，但具有實際能量的國家四處「攘夷」，即香港在有自由有權力的自治狀態，並且認同中國的主權，但可以自行其是，這便是上一代的爭取路徑。大帝國不談尊王攘夷，因為它本身就擁有一切權力，不用迫於形勢而授權其他外判商，而是樣樣自己來。所以東周的戰爭，是一班貴族之間的有限內戰，而後來的戰爭卻是趨向種族和平民鬥爭。國家體制的成熟，其真實後果是在政治鬥爭和戰爭中將更多平民捲入。

例如近幾百年封建王朝對「雲貴之地」的特別統治、蒙古人毀滅了宋朝和遼朝、漢人被元朝殖民之類，大帝國的形式定了下來，小共同體分立情況下產生的尊王攘夷就不會再有現實意義，因為你已不是貴族，戰爭也早就擴張到平民階層。

韓文公被貶，也就是香港人被貶，不能再自欺欺人認為自己也是貴族、認為香港是中國的兄弟之邦，而是受其直接統治的平民。一國兩制「轉變」過來，香港人爭取和計算的方法和心態，也會隨著自我認識的轉變，面貌一新，歷史再也不能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