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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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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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連署促習近平下臺運動新聞稿（第三號）

4月6日海內外21名華人發起要求習近平下臺，公佈疫情真相，保障言論自由等五大訴求的《吿國人書》之後，我們繼續不斷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的簽名，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來自中國國內。對於他們實名簽名的勇氣，我們對此表達敬佩。我們認為，在中國國內嚴厲鎮壓不同意見的環境下，仍然有這些國人參加簽名，充分說明我們的五大訴求具備民意支持的基礎。

我們認為，最近兩週以來，中共當局對於年初爆發的疫情，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追責和反思，相反，還試圖把習近平塑造成人民的救星，並在全世界發動以“甩鍋”為目的的“戰狼式外交”。這樣的行為已經導致全世界的反彈，很多國家都已經表達了追究中共當局的責任的態度。作為華人，我們更應當為國內的那些不能發聲的人提出我們的要求。我們認為，雖然官方已經宣佈疫情平緩，但是不能因為如此，就淡忘過去幾個月的災難。我們認為，最好的記憶，就是要求真相，追究責任。

在此，我們將公佈第三批簽名名單。同時，再次呼籲廣大的海內外華人響應我們的五大訴求，發出我們的聲音，為改變中國盡我們的綿薄之力。

同時我們也已經在自願的基礎上，建立了簽名者的網路社群。我們認為，簽名運動不僅是對當權者提出批判，也是人民的自我動員過程。只有人民通過行動凝聚在一起，我們才能發揮改變的力量。

習近平應當下臺，中國必須改變
----告國人書
2020年，冠狀病毒肆虐全球，無數生命消逝，無數家庭破碎，造成的直接損失和次生災害仍在持續。追根溯源，這次瘟疫既是天災，更是人禍。我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當承擔主要的責任。這表現為三個方面：

一、壓制言論自由，打壓公民社會：政府訓誡吹哨人並逮捕其他民間發聲者。李文亮醫生已逝，李澤華、方斌和陳秋實等人被員警帶走，至今下落不明。這是習近平主政以來變本加厲地推行強力維穩導致的惡果。

二、傳播謊言，隱瞞事實：在已知病毒可通過人傳人時，為了政治考量，故意暫停播報疑似病例，尤其是湖北兩會期間，五天來一直謊稱“沒有新增疑似病例”。更有甚者，湖北省及武漢市官方還繼續舉行萬人餐會和春節聯歡演出。這些疏忽，導致疫情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控制，病毒因此大規模擴散。地方官員已經承認，這主要是因為沒有得到上級指令的結果；而這個上級，層層追究，理應追責到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人。此外，在全球瘟疫爆發後，中國政府持續散佈虛假資訊，顛倒黑白，將疫情源頭歸罪於美國、義大利等西方國家。在腐敗的世衛組織協助下，欺騙世界，蒙蔽國人。這樣的惡行，沒有習近平的決定是不可能實施的。

三、草菅人命，嚴重失職：1月20日國務院認定病毒爆發為乙級疫情後，作為國家首腦，習近平對疫情隻字不提。武漢封城當晚，人民大會堂還在舉行春節團拜會。習近平對封城這樣人命關天的大事輕描淡寫，極力淡化武漢疫情的嚴重性，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損失。

綜上，這次瘟疫徹底暴露出中國極權體制的弊端，同時也讓世界各國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本質與野心。基於這次血的教訓，我們認為，為了防止下一次更大的災難，我們不能只有悼念，沒有追責。為了有一個更加良善的社會，我們更需要通過實際作為改變原有的弊病叢生的體制和政策。為此，我們提出以下五大訴求：

1. 自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此次防疫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故意隱瞞疫情，是本次瘟疫在全世界爆發的第一責任人，我們強烈要求習近平向全國人民道歉，並辭職下臺，以承擔責任。
2. 成立“武漢新冠肺炎獨立調查委員會”，邀請各界專家和媒體參與，徹底調查此次病毒的源頭，公開確診和死亡的真實數字。追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這次疫情防治中的失職行為，並提出相關責任人名單。
3. 成立專項基金，對在此次瘟疫中生命和財產受到損失的個人，尤其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武漢人民，給予國家賠償。
4. 應吸取教訓，建立機制，保障公民言論自由。我們要求：重啟李文亮事件的調查，立刻釋放民間記者李澤華、方斌和陳秋實，及維權人士許誌永等人，停止打壓因疫情批評政府的任誌強、作家方方，“發哨人”艾芬等。取締中央網信辦和國家網信辦, 禁止騰訊等企業強行收集用戶數據，隨意刪除用戶信息。關閉防火墻，開放網絡。
5. 停止推卸責任的外交與粉飾太平的宣傳，負責地向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報關於疫情的真實資訊，協助受害國家抗擊瘟疫擴散，重新樹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

我們認為，中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國，這片土地屬於每一個關心這裏的人。面對這場空前的人類危機，我們願意首先站出來，發起問責。因此，我們在此向所有國人提出呼籲：

如果你也認為這不是一場天災更是人禍，如果你也認為習近平應當為這次的災難以及過往的錯誤政策承擔責任，如果你不希望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如果你期待中國能夠有自由和公正，請加入我們的行列，用大規模公民聯署的方式，表達我們的強烈訴求，發出我們的聲音：

習近平，應當下臺！
中國，已經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了！

第三批簽名者名單 (共98人）

鄭宇碩 香港 退休教授
王天成 美國費城 政法學者
楊錦霞 美國紐約 founder of NY4HK
王安娜 美國華盛頓DC 媒體人
陳立群 美國紐約 義工
趙昕 美國舊金山 民運人士
唐元雋 美國紐約 民運人士
侯芷明 法國巴黎 NGO中國團結
何楊 美國新澤西 獨立紀錄片製作人
雲兒 美國新澤西 公司主管
梅冠雄 中國河北保定人 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學生
張俊傑 美國洛杉磯 學生
劉志利 美國加州 自由職業
邱孝斌 美國洛杉磯 自由職業
羅勇 美國聖地亞哥 廚師
朱永福 美國洛杉磯 學生
柳泉 中國湖南衡陽 失業工人
程文 美國華盛頓DC 作家
李奇超 美國 廣告業人士
林政緯 美國 軟件工程師
達爾 新西蘭 自由職業
莫怡真 中國廣東韶關 學生
惠波 美國洛杉磯 自由職業
Caitlin Ann Shieh 美國加州 學生
李奇超 美國內華達 廣告從業人士
林小真 美國紐約 愛好民主人士
盧玉珍 美國猶他州 商人
楊正果 中國河南南陽 高中學生
劉照暉 美國加州 廚師
孫述巖 美國加州 按摩師
艾匯龍 美國洛杉磯 介面設計師
艾健 美國洛杉磯 業務經理
李校毓 瑞典 攝影師
Carmen Tong 美國三藩市 學生
曾凱倫 台灣 美術老師
張會來 美國紐約 中國民主黨黨員
殷大評 台灣 房地產從業人士
徐曉東 美國加州 illustrator
呂易 澳大利亞悉尼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
林宸輝 台灣 法律系學生
童路 紐西蘭 基督徒
林式儀 紐西蘭 基督徒
雷昊嵐 美國三藩市 醫藥學工作者
李校毓 瑞典 攝影師
歐陽若宇 美國紐約 持不同政見者
吳昆 美國美國洛衫磯 倉庫工作人員
曾連天 香港 教育工作者
歐陽京 墨爾本 工程師
呂睿超 澳大利亞 工程師
孔天樂 澳大利亞悉尼 自由職業者
伍文君 中國 自由職業
李冠良 香港 遊泳教練
宋錦泉 美國洛杉磯 廚師
於映儀 香港 自由職業者
宋青 加拿大 經理人
易松楠 澳洲 工人
伍文君 中國廣西南寧 自由職業
Winston Wang 中國南京 高中生
青和浩日博 中國內蒙古呼和浩特 研究生
嶽劍 中國上海 培訓講師
辜仲翔 巴西 留學生
譚曉東 中國深圳 軟件工程師
張偉強 墨爾本 墨爾本民運聯盟秘書長
齊家貞 墨爾本 齊氏文化基金會會長、作家
高健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阿木 墨爾本 獨立中文筆會 作家
餘世新 墨爾本 漢藏文化交流協會召集人
梁友燦 墨爾本 民主中國陣線召集人
林紫紅 墨爾本 澳洲生意人
鄭彧 墨爾本 澳洲電腦工程師
楊曉鷗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潘晴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澳洲之聲創始人
盛文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高春風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羅雲賡 墨爾本 澳洲民運人士
蔣罔正 墨爾本 墨爾本民運聯盟副秘書長
陳壁立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貨運司機
陶文洪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汽車修理
張驚鴻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幼教
成雲滿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建築設計
克裏斯汀·陳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美容師
舒雲天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移民代理
江峰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律師
秦海泉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卡車司機
郭曉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職員
蘇同茂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廚師
李哲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房產代理
盛馬力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出租司機
韋祖良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房產仲介
沈鐵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中醫師
王傑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裝修
郭萍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理療師
孫莉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幼教
沈誌華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汽車修理
徐寒冰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導遊
吳秋萍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翻譯
陳樹林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出租司機
張立勇 澳大利亞民主中國陣線悉尼支部 職員

附：
1. 我們的簽名郵箱是 dialoguechina2020@gmail.com，請支持者將你的姓名，居住地，職業發到這個郵箱，我們再一一整理；
2. 我們已經設立了簽名運動的專屬網頁，我們將不定期更新，隨時報導新的簽名名單，媒體報導，以及相關的文章等，網址是：http://cosignforchina.blogspot.com/
3. 我們也設立了簽名運動的臉書專頁，網址是：：https://www.facebook.com/100232288322176/posts/100240108321394/
4. 我們開設的推特公眾號是：
全民驅習萬聯署
https://twitter.com/JKQncOpDbLMtMvu

萬人連署促習近平下臺運動工作小組
2020.4.18.

【市民前進到糖廍里】

了解這個市，然後，改善它

秘密空中花園。華江整宅

糖廍里120年前屬於下崁庄下石路。120年前，下崁庄約略在今日的廣州街以南、西藏路以北形成的狹長地區，與南邊的加蚋仔庄以無尾港溪(今日西藏路)為界。

「糖廍」念作「糖部」，「廍」原意工房或房屋，糖廍就是台灣古代的製糖處所，後來台灣人就把製作蔗糖的工廠通稱為糖廍。早在清康熙末年，已經有福建楊姓移民家族在下崁庄，約略是今日萬華大理街一帶建廠製糖，漢人在加蚋仔庄開墾種植甘蔗、麻竹、茉莉花，加蚋仔採收的甘蔗就送到下崁庄的糖廍。

台灣早在荷蘭人統治時期就種甘蔗、煉蔗糖，明鄭時期在鄭經推廣下，台灣成為東亞重要的蔗糖出口地，為台灣賺取大量資金。清朝佔領台灣後，繼續明鄭的蔗糖產業。明清時代販賣蔗糖是非常賺錢的行業，就算身為製糖工人，薪水也是普通工人的數倍，所以清朝東南沿海的居民常常想前往台灣工作，廣東省甚至流傳「台灣錢、淹腳目」的俗語，那個時候台灣人也稱製糖是「作一冬、食三冬」的工作。

日本治台後，日本人也重視製糖產業，清代台灣的製糖產業依然非常傳統，台灣機器煉糖則是從日本統治開始。日本人在台灣大力推動機器製糖，1910年日本人木下新三郎、高橋虎太聯合板橋林家共同創立「台北製糖株式會社」，工廠選在今日大理街一帶的舊糖廍，甘蔗則採收自桃園大溪的甘蔗田，是全台灣最北邊的現代化糖廠。台灣人把這一塊製糖廠周圍稱為「糖廍」，這也是糖廍里里名的由來。

1 糖廍文化園區
台北製糖株式會社成立六年後被台灣製糖株式會社併購，改名為台北製糖所，1943年因太平戰爭戰局惡化，日本政府下令蔗糖減產，台北製糖所停產蔗糖、所有工廠改為戰略物資儲存倉庫。戰爭結束後台糖接收台北製糖所，依然將廠房作為倉庫使用，由於廠區緊鄰台鐵縱貫線，所以庫房曾用於貨物轉運，後來台糖將部分廠房出租給草創期的中國時報，這也是糖廍里時報大樓的由來。台糖配合政府政策，將廠房用地捐出蓋國宅、闢建馬路，到了1990年整個廠區僅剩3間老倉庫及一小段運糖小火車(五分車)使用的月台。原本台糖想將殘存的廠區租給西園醫院作為老人養護所，遭到當地居民反對，因在地保護古蹟意識加強，台北市政府將這些殘存的糖廠設施指定為市定古蹟，經過整修後於2011年對外開放，是為糖廍文化園區。
糖廍文化園區臉書粉絲團

2 私立愛愛院
愛愛院舊名愛愛寮，成立於1923年。來自淡水中上家庭的施乾，畢業於工業講習所(今台北科技大學)，1919年在總督府商工課任公務員，1921年進行台北貧民調查時發現艋舺地區乞丐問題嚴重，甚至還有一家三代均為乞丐，施乾決定要解決乞丐問題，隔年辭去工作、向親戚借款在台北製糖所附近購買1000坪土地成立乞丐收容所，最初命名「愛愛寮」，收容約30名乞丐。
施乾在收容乞丐方面有幾個原則，首先嚴格審查是否需要收容救濟、其次為教導基礎謀生技能、再來則是給予必要醫療協助。在經過教導與救濟，確認收容人可以自給自足生活，收容人即可返回社會。施乾除了親自進行救濟工作，也自費出書描述如何減少乞丐數量。
施乾的行為確實減少艋舺街頭乞丐數量，經新聞報導後連日本裕仁天皇都知曉其人，1928年裕仁頒發獎金資助施乾，日本宮內省(今日的宮內廳)也連續八年每年給予獎助金500圓(1930年，台北公學校教師月薪約30圓上下)。1933年，愛愛寮更改體制為財團法人台北愛愛院，經營總算步上正軌。日本富家女清水照子也在1933年與剛喪妻一年的施乾結婚，施乾1944年過世後，清水照子代施乾擔任院長直到2001年過世。
愛愛院原本收容乞丐、老人、孤兒，1973年後配合政府政策，以收容男性老年人為主，逐漸轉型為老人安養機構。1991年後正式轉型為老人安養機構，除了弱勢老人，自費老年者亦可接受評估入住。
愛愛院目前院長為施乾的小兒子施武靖先生。

3 華江整建住宅
1970年動工隔年完工的整建住宅，又稱為華江國宅，屬於華江計劃第一期的一部份。住宅位於和平西路與環河南路路口周圍，共計16棟分布在柳鄉里、華江里、青山里、糖廍里四個里。當年曾有許多建築師參與華江整宅的設計，至今仍未能打破這個紀錄。華江整宅的特色為一樓店面挑高，二樓有騎樓連通每棟整宅，形成全國獨一無二、天橋連通各住宅的奇景。大部分整宅三樓有採光迴廊，三樓住戶利用這空間種花植草，形成居民口中的秘密空中花園。華江整宅當初設計構想一如南機場整宅，國民住宅整合眾多公共設施，還有整宅居民共用的超大型水塔，每戶坪數卻較南機場整宅多出至少50%，同時華江整宅居民同質性較高，管理容易也比較好，所以華江整宅雖老舊卻不會髒亂。

P 華江整建宅通往二樓的樓梯間，可以看到老舊生鏽的管線與電表箱，隔壁華江里已經貼出公告將請廠商來維修。

p糖廍文化園區的其中一座倉庫充作展場，展示台北製糖業簡史，還有台北萬華區行政區劃分演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