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2 直播重點整理（上集）🔗 https://wp.me/pd1HGm-iN

主題：究竟「有效自決」能否改變中華民國政權的本質、解決台灣在國際社會面臨的困境？

1.「有效自決說」的主要內容

2.「有效自決說」在法理論述上的問題

3.「有效自決說」在實際應用上的問題

4.「有效自決說」對實現建國目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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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自決說」的主要內容
1970年代陳隆志教授曾寫過的論文有探討的論述其實與我們法理建國論述差不多的，與我們差不多的地方在於他當時也主張台澎在二戰後主權歸屬未定，而他主張最終要是聯合國來協助台澎人民行使自決權，而我們主張的並不是要靠聯合國，聯合國是二戰成立的軍事政治同盟，當時中華民國仍舊在聯合國中擔任中國政府代表，還有聯合國成員現實上也是壁壘分明，所以要去期待聯合國可以協助台澎來處理台澎定位未定的問題可能性很低。比較有可能狀況，我們法理建國派主張台澎為原日本殖民地，從去殖民化的角度，台澎住民依國際法程序去殖民化來行使住民自決建國。

仔細看他當時持的立場是比較符合國際法上的主張。
後來他在海外支持著的台獨運動，被ROC政權列為黑名單。解嚴後才回到台灣。

當時民進黨創黨初期是有很濃厚的台獨色彩，但這路線在長期被洗腦的台灣人，對ROC的依戀太高，因此絕對不會想投民進黨，後來為了取得ROC政權的執政權無疑只能調整路線。

1996年ROC政權自由地區人民進行總統直選，民進黨推的彭明敏…KMT推李登輝，後來勝選是KMT李登輝。

為了在中華民國政權中取得執政權民進黨路線改往中間路線走，1999年5月8日台灣前途決議文就在這出現了，後來主張的說法是：台灣是主權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
與KMT主張的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正統中國就產生了些相似處，例如有中華民國，也有主權國家。

這時候陳隆志教授提出的論述就成為民進黨路線主張的依據，就是有效自決說。意即透過台灣人民因參與ROC政權的選舉來取得台澎領土主張，協助ROC政權民主程序，因此就讓ROC政權就變成台灣。台灣人透過參與選舉的過程確立台澎領土主權就屬於「ROC=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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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自決說」在法理論述上的問題
如果有看過我們問與答就會知道，一個國家是否是主權國家 （具有國家法人格）與 這國家各項屬性(體制、名稱、國旗樣子等等)是無關的。

而民主體制並不是主權國家的必要條件，國際上仍舊有許多主權國家不是民主體制。再來，民主程度並沒具有客觀標準，無法成為判斷是否為主權國家的判斷標準。若A國會因為民主化變成B國，若假使之後民主倒退難道會變成A過嗎？如果只倒退一點點，會就變成C國嗎？

中華民國政權治理手段民主化，只是治理體制內的改革，仍舊沒有改變它是中國流亡政權的本質。因此，並不可能因為民主體制、民主選舉而成為主權國家，或者是讓ROC政權成為另一個主權國家。

也不可能去動ROC政權的憲法，就可以讓台灣成為主權國家，台澎現在是ROC政權憲法中指的自由地區，而ROC政權憲法中的大陸地區，就是目前PRC政權治下的地區。
所以去改憲法把自由地區寫成台澎金馬，就有辦法取得台澎領土主權嗎? 不可能的。
第一，憲法不是主權國家的必要條件。
第二，憲法屬於內部自決權範疇，不具有國際法效力。意思是憲法隨你怎樣寫，也不可能因此取得領土主權。

再來，國際法上主權國家建國時一定是要公開主張正式建國，所以不可能偷偷摸摸的建國，或者回頭選一個年份來說台灣已建國。

事實上，中華民國政權在台灣的法理根據是：

中華民國政權依據盟軍《一般命令第一號》中的安排到台澎接受日軍投降，並為盟軍全體成員佔領代管台澎，這就是客觀史實。
依照國際社會所遵循的規範，「佔領無法移轉主權」，所以中華民國政權口中的「台灣光復」不存在，這就是客觀史實。
中華民國政權1946年行憲後第一任總統蔣介石於1949年親筆寫下「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托管地之性質」告誡陳誠，白紙黑字有憑有據，這就是客觀史實。

因此，是不可能透過有效自決說的這種內部自決權，就以為可以取得佔領地台澎。

再來，也不可能透過台澎住民參與ROC政權體制內的選舉，來讓台澎領土變成ROC政權的。ROC體制內選舉，還有1949逃難來台的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參與，為何ROC就變成台灣？台灣人拿ROC身分證投票選ROC總統，為何ROC就變成台灣呢？

假如ROC總統開放讓美國三億人口可以參與ROC體制內選舉投票，那今日美國領土是否會變成ROC的領土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讓可以決定腳下土地未來的人參與選舉就能取得領土主權的作法，合理嗎？再來，中華民國政權選舉還有讓移民海外，同時擁有他國國籍的僑民可以回來投票，所以這些移民海外的中華民國國籍人士可以決定台澎領土的未來嗎？

領土主權只能由國家來主張，住民具有的自決權，就是我們可以透過自決權決定台灣跟澎湖的未來、主權歸屬。這並不表示說台灣跟澎湖的主權現在是在住民手上。

再說一次，領土主權是國家才能夠主張的權利。它不是個人或一群人去主張的東西，譬如說像我一個人，我來主張：「我是台灣人，我主張說台澎的主權屬於台灣人民！」然後我跑去其他國家說我要主張台灣跟澎湖的主權，不會有人要理我。

還是需要有國際法法理程序，選三條路：1. 建國；2. 成為另主權國家的自由邦；3. 併入另主權國家的部分。
選建立一個主權國家，再用這個主權國家來主張行使台澎領土主權，雖然權利的根源必須是台澎住民來完成，但不能直接說台澎主權等於台灣人的。

舉例：
如果要開統一發票，必須要成立公司才可以。
假設統一發票等於台澎主權；公司行號等於國家；成立公司行號的人等於台澎住民。
所以台澎住民行使住民自決權建立一個國家，就好像我們成立一家公司來開統一發票。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不可以開統一發票，換句話說台澎居民沒辦法擁有台澎主權。
但一個人可以開設公司來開統一發票，換句話說，台澎住民可以行使自決權建立國家，才能行使對台澎土地的主權。

台灣人以前被ROC政權洗腦認為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後來台灣本土意識抬頭後，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就大幅上升。但台灣人對土地的認知並未達到一致，仍舊是有人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人，也有人認為自己同時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這就會讓這個「有效自決」產生分歧，這些認知不同的人透過ROC政權選舉要怎麼從台澎主權未定變成已定呢？

要如何讓台灣已定變成主權國家？而讓ROC政權本質就消失呢？

要如何讓台澎領土主權從未定變已定又變成主權國家？而讓ROC政權本質就消失呢？

有效自決說的論述主張沒辦法找到一個台灣主權已定的時間點。也找不到ROC政權等於台灣。
請問現在國慶日是幾號？現在是民國幾年？

有效自決說其實是為了政治目的提出來的論點，內容與國際法不符，也直接違背行使自決權的國際慣例：在行使自決權決定腳下土地未來時，住民必須很清楚知道自己正在決定土地未來，不可以將「根本與決定領土歸屬無關的行為」硬拗說是有自決效果。有效自決說的論點無法通過檢驗。

台澎住民被ROC政權長期洗腦下，根本不知道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如果主張台澎人透過參與ROC政權選舉會讓台澎領土歸屬於ROC政權想代表的國家，而且還不能質疑，這不就是詐欺嗎？憑什麼要被害人接受？認定台澎人在被洗腦的情況下投出來的票具有自決效果，怎麼可能會是合理合法的呢？

台澎人若還是在被洗腦的情況下投出來的票怎麼可能會是合理合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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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效自決說」在實際應用上的問題
有效自決說實務面遇到的問題，給大家看看幾張圖片：

圖片出自ROC政權海軍陸戰隊臉書粉專
中華民國政權海軍陸戰隊的標誌，看到秋海棠加上小蕃薯了嗎？

很多人其實不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理由，就是依據中華民國政權為中國取得台澎主權，這個光復台灣的騙局，就是它的法理依據。

而「九二共識」中，中華民國政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有的「共識」就是「台灣是中國一部分」，「沒有共識」的地方是這個「中國」是由哪個政權作為合法政府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了確保自己能坐穩「中國代表政府」的位子，當然會去追殺「在法律上」也能被承認是中國代表政府的中華民國政權。

中華民國政權從 1949 年開始就逃到台澎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打壓、緊縮中華民國政權國際空間的同時，若台澎人搞不清楚狀況，把台澎跟中華民國綁死在一起，而忽略《舊金山和約》台澎法理地位能切割中國與台澎最佳法理依據，那台澎被中華民國政權帶衰，陷入一中兩政權的泥沼而不自知，不就是台澎人自己搞不清楚狀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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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權在2021年祝賀「臺宏建交」八十週年。請問回推建交年份1941年，台澎當時還是領土主權屬於日本的唷！台灣有可能跟宏都拉斯建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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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新聞在報導「2017年巴拿馬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為中國政府」時，都會標題下成「臺巴斷交」，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的與台灣建交，而中華民國外交部發布了一個聲明，說兩國邦誼超過一世紀，從1910年開始。請問1910年時台灣在哪裡? 這時候台灣是日本的領土！

啊1910年的時候中華民國在哪裡？還沒出世耶！所以這邊說超過一世紀，從1910年開始算，那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是什麼角色？他覺得自己是台灣？還是中國？還是大清帝國？

來回顧一下中華民國政權建政的歷史脈絡。

//中華民國在 1912 年是建（立）政（府）而非建（立）國（家）。無論是孫文等人在 1912 年 1 月 1 日成立的「中華民國（南京府）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在同年 2 月 12 日成立的「中華民國（北京）臨時政府」，都只是「在法律上可以被承認是 China（中國）國家政府的中國政權」，並非建立有別於原本名為「Empire of China（大清帝國）」的「China（中國）」這個國家的另一個國家。所以，中華民國政權不應該說自己在 1912 年「建國」，而應該說自己在 1912 年「建政」，就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 1949 年所做的事情一樣。而 1912 年建政的中華民國政權所代表的那個主權獨立國家，是原本名為「Empire of China（大清帝國）」的China（中國），而這個國家不是從 1912 年才成為主權獨立國家，而是在 1616 年就建國，當時的國號叫「後金」。//

所以主張說「台巴斷交」的人不對啊，真的跟台澎無關！那主張說「中巴斷交」也沒有真的斷交，巴拿馬只是換承認中國代表政府而已，中巴從未斷交。

中華民國本質不變，就是中國政權。

因此主張台灣早就透過直選總統建國的人，思考一下中華民國外交部說的邦誼一世紀是什麼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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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瓜地馬拉官方網站上寫了與中華民國建交是1960.11.1，仔細看上面寫 China(Taiwan)，這代表什麼意思？中華民國台灣？

1960年ROC政權還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喔！國際社會是看不到台灣。所以瓜地馬拉建交的對象絕對不是台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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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例，梵蒂岡跟中國中華民國1942年建立邦交，台澎這時候在哪？是日本的。可以看到梵蒂岡網頁上在中華民國（政權）國旗旁寫的是 China.

歐洲唯一一個承認ROC政權是中國代表政府的是梵蒂岡，是1942年建交的。這時候台澎還是日本的領土，所以梵諦岡建交的對象絕對不是台灣。

所以中華民國等於台灣嗎？中國是台灣嗎？還是中國在台灣？

不要讓中華民國用台灣的名字在國際上招搖撞騙，真的想要台灣跟他國建交，麻煩透過國際法程序來完成建國法理獨立。千萬不要把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是中國代表當做承認台灣。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歸零會如何？不會怎樣的！這個身份仍舊存在。而盟佔代管身份也仍舊存在。

之前直播正好有談到關於所謂的「台灣邦交國」是否是真的？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台灣有邦交國嗎？https://wp.me/pd1HGm-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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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從1991.5.1開始歷次修憲，第一句話都是「為因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仔細看看還有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中華民國大陸地區的定義。

中華民國自始至終一直把對面當作自己的領土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咦～這時候就會有人說：所以要「國家正常化」呀！
那就是還不清楚中華民國只是中國政權，不是主權國家喔！ROC政權是可以被承認為中國主權國家的合法政府代表，但它不是主權國家唷，而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意即沒有任何主權國家領土範圍涵蓋台澎，因此不存在「國家」可以來搞正常化。

所以，浪費時間改ROC政權的東西到底要幹嗎呢？

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不屬於中國(包含ROC)，這個事實才是真相。台澎住民要知道台澎不是主權國家，欠缺國家法人格，這需要依國際法程序建國才有。

如果以為台澎是主權國家了，如果以為ROC等於台澎，只需要國家正常化，而不知道根本還沒有國家。
就會一直是走在方向錯誤的路上。

只靠改ROC政權的東西為什麼沒用呢？大家可以看看這篇👉🏻內部自決權 vs 外部自決權、民族自決權 vs 住民自決權、自決權的行使 https://wp.me/pd1HGm-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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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澎被捲入一中兩政權的困境，可以從中央法規中看出端倪：在全國法規資料庫搜尋🔍「公債」可以看到民國38年（1949年）6月以前公債法規，這些都還有效喔。1949年6月時台澎領土主權是誰的？日本的喔！而中華民國政權當時還在中國本土喔！

這些公債都是用在中華民國大陸地區領土上的，各種借款蓋中國建設。

所以以上這些跟台澎有什麼關係？

希望台澎人可以不要掉入這個陷阱題，台澎領土主權歸屬未定可以行使外部自決權來建國，才能真正切割一中兩政權的困境，建立以台澎為本的主權國家，台海安全直接提升，更可以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不能再拿中國內政當藉口打壓台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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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直播時間的關係，關於【4.「有效自決說」對實現建國目標的影響】，留待下週直播再來說明。
如果你很關心台澎法理地位的推廣進程，歡迎你加入推廣法理建國的行列，與我們同行：）

林忌：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對香港工商界訪京團表示，北京除了派軍隊之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不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這個話是算數的」。而今日的事實是甚麼，大家有目共睹。

當時鄧小平提出的「愛國者治港」，更聲明「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即不需要贊成中共的制度，更聲稱只要「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不管其政治信仰，無論是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甚至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而如今則把「愛國者」三字上綱上線，改寫成要「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甚至是更可以無限伸延的「發展利益」，以至要「愛共」。

後來，江澤民以「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去補充說明一國兩制下的中港關係。當時，北京的着眼點在於香港不應干預大陸的制度，不應聲援中國民間的民主運動，搞成「反共基地」，絕非今日的「全面管治權」，由北京全面干預控制，以至審查香港各行各業各界的代表。

1993年3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頭條發表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的文章，指英國政府不應該搞政改，去加速立法局的民主化，因為《基本法》已白紙黑字，對香港人有莊嚴承諾，指2008年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只要有三分二的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同意；因此香港人沒有必要加速政改，只需要有耐性。這是主導了香港親共陣營20年的論述。

「循序漸進」的論述，就有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如今已經幾乎消失不見。原因非常簡單，就是每次到期要讓港人兌現承諾時，都幾乎例必「走數」。2004年討論07/08雙普選的政改，就在人大決議前幾個月，一如今日的情況，北京開始了一輪有關「愛國論」的攻勢，然後就把《基本法》附件二的「備案」，透過「釋法」重新定義為有權審批，把上述的政改三部曲，改寫為要率先得到北京同意的五部曲。更荒謬的，就是一堆當年宣傳五部曲的「護法」，今日就紛紛表態改為「一部曲」——由北京自行定義。

當台灣問題無法解決的時候，北京也要對香港如此赤裸裸，那麼對台灣的「統戰工作」，還可以如何做下去？以往「一國兩制」對台灣已經失去吸引力。如今這種做法，幾近令所謂「和平統一」的想法，變得完全絕望，那麼北京要「維護領土完整」，是否只餘下戰爭的一條出路？（節錄，全文按連結，請訂閱蘋果日報）

【紀念跪著造反的出版人沈昌文】（本文在《報導者》同步刊出）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風爽，陽光燦爛。
那家飯店大堂，卻光亮不足，顯得陰暗。
從外頭走進來的人，有些背光，我設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測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說：「郝先生嗎？我三聯書店沈昌文。」臉上帶一點淺淺的微笑。聲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結實。他的頭髮是黑的，鏡框後的眼神不顯銳利，但讓人摸不準遠近。
　
後來，我談起第一次見沈公的情景，老說當時見到了一位活脫脫武俠小說裡「深蘊內斂的中年練家子」。
那時三聯書店的同事雖然都稱呼他「老沈」，我從開始就稱他「沈公」。
　
＞＞串糖葫蘆的神奇人脈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碼頭的人，各方訊息都指向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這個名字。
　
我很快就確認，那是個不只台灣，所有海外，以及中國內地各處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為三聯書店這個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為當時他在主編的《讀書》雜誌緊密呼應甚至引動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脈動；不只因為他努力為中國各界文史作者、學者提供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因為他有本領在改革開放之後引進戴尼提、蔡志忠這些風動一時的暢銷書。
沈公不是那種初見就熱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蘊內斂像個黑洞，不讓人疑懼，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對剛去中國的我，他的人脈廣得很神奇。
談起對中國（不只出版市場）的任何問題，講起任何我想在大陸認識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說了，文化、藝術，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間輕鬆送出答案。直似劍光閃動，只見燭芯短了一截的行雲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於好玩問他能不能介紹崔健，心想這他可沒轍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說一句「我來看看」，然後沒幾天我就見到了這位中國音樂界的大腕。
　
比較熟了之後，沈公說他自己就是愛「串糖葫蘆」，也就是趁著機緣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聯在一起。
並且因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場時代做什麼事都「閒話一句」的氣派。
這些都不只基於他的個性，也因為他就是有這種本領。
　
沈公眼神讓人摸不準遠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對人不分親疏。
看著他交往的對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謹守和一個武林高手相處的分際，保持客氣的距離。
不過，後來我們畢竟是越來越親近了，和別人不同的親近。
　
＞＞計劃經濟之下紮實的馬步
　
打從開始，沈公就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
在出版的領域，他讓我對中國出版的歷史和當時的現況，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國的出版市場和國際還沒有接軌，書籍的許多印製條件也有待改進，然而我從沈公身上看到一個在計劃經濟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種種限制，但他的馬步可以蹲得多麼紮實，內功可以練得多深。
　
我學著體會中國出版社裡所謂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種種微妙關係，也聽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灣同行覺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課題就不說了，社內同事的住房問題、入黨問題、婚姻家庭瑣事，簡直無所不包。
　
在那個中國社會和經濟環境都在轉型的階段，沈公在三聯書店總經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錯誤，又要維持三聯書店引動思潮的傳統和風格，還得自行創利，壓力很大。他引進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暢銷，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萬人空巷的熱潮，也得來有人說他只會「賣菜」的評語。
　
此外，在那個主渠道出版社對民營二渠道或者有敵意，或者根本不放在眼裡的年代，沈公又帶我對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麼有這些門路。後來得知他雖然貴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但贊同一些二渠道年輕學者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慨然允諾立場開放的合作出版，為支持二渠道民營出版立過典範。
　
總之，我在中國結識的第一個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運。
沈公讓我看到中國出版界一個高標，也影響了其後多年我和中國出版市場來往的基調。
這麼多年來，台灣很多人在中國走過買書號出書的路，我從沒做過。一來是我不想走這類落人把柄的路；二來也因為我覺得認識沈公，不走這種門路也罷。
　
＞＞共產社會國營體制的實相
　
沈公也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一些特別情況有了直觀的機會。
有一次，沈公帶我去友誼商店買一台傳真機送他的作者。看好機種、價格之後，沈公留下一張空白的三聯書店支票，就離開了。
我很驚訝，就問沈公難道不怕商店亂填金額。
　
「怎麼會，我們都是國營機構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說，反正大家都是國營機構，不怕對方亂來。他要自己填金額的話，還得計算稅金之類，寫錯了還麻煩。交給對方寫，對方敢亂填，最後自有雙方國營機構的主管單位出面查證、解決。
　
我見識了共產主義國家裡，大家都是國營單位體制的實相。如果連友誼商店和三聯書店都因為是國營機構而難分彼此的話，那中國所有出版社、書店之間的關係，當然就更不在話下。
出版、印刷、發行、零售都要聽出版總署的，出版總署又要聽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內外，渾然一體。
　
我學到了很重要的一課。
　
＞＞「打擦邊球」和「跪著造反」
　
來往中國多年，我始終保持一個原則，不主動找政治話題來談。和沈公也是。但沈公還是指點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後，很多人說毛澤東仍然在中國有很大的光環，這下子以後我再去中國可能有麻煩。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問沈公。他聽了之後，說了一句話就不但讓我安心，也讓我開竅：「只要不是批評現在當政的人，談過去的事沒什麼問題。」
　　
沈公也跟我說過，中國有一個差點就開放出版的時刻。
改革開放之初，隨著中國社會各個層面都在鬆綁，出版也是。曾經擔任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任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營出版的產銷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準備了「東方出版社」的副牌，準備當開放的試點。
　
沈公說：就在大家都很興奮的時刻，中共的元老陳雲說話了。陳雲講了一句話：「你們都忘了共產黨是怎麼起家的嗎？」
開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國其他行業再怎麼開放，出版不在其內，形同國策。
　
不過，即使此後出版仍然一直在共產黨緊緊掌控之中，也設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國的出版和言論尺度還是持續有一些微妙的變化。像《讀書》之得以出現，正是代表。
聽沈公談一些兼有官職和知識份子身分的人，如何為他們雜誌巧妙而迂迴地創造空間；他們實際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體會，細加運用，是很動人的。
　
所以沈公介紹人給我認識的時候，最愛強調誰誰誰是個「自由主義」；他聊天最興高采烈的，就是談他在出版，以及主編《讀書》的過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邊球」，在一些禁忌議題的邊緣上行走的經歷。打擦邊球要打得有驚無險才高明，這固然要賭一些運氣，但更多的是要有膽識，有見解，還有一些幽默。
　
相較於有些人主張知識份子就當「敢言」，沈公這種擅打擦邊球的作法，有人稱他是「跪著造反」。
不論這麼說他的人是褒是貶，沈公毫不以為忤，一再轉述。的確是，對他來說，「打擦邊球」就是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邊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語，是帶著一點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僕二主」

在都是國營體制之下，在都歸出版總署和中宣部管轄之下，中國各個出版社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和演變，我們台灣人很難想像。
　
以三聯書店來說好了。
這個1949年前就卓有聲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後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銷，到1954年才又得以成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三聯書店的招牌刊物《讀書》雜誌，是在1979年創刊的，但當時名義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於三聯書店從人民出版社分家出來，真正開始獨立經營，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兩位關係密切的領導，陳原和范用的關係，都是從他1950年代初進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就建立起來的。
　
陳原，人稱原老，是語言學家，是人民出版社總編輯室的成員之一，54年起兼任「三聯書店編輯部」主任，到改革開放開始，擔任商務印書館的首任總經理兼總編輯，但同時也是《讀書》雜誌創刊主編。
　
范用，人稱范老板或范公，在49年之後先在出版總署、中宣部工作過，調來人民出版社，歷任總編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位，在《讀書》雜誌創刊時，實際貢獻很大。
　
三聯書店還沒獨立出去的時候，范用兼任總經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獨立前夕，他卻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擔任了三聯書店獨立後的首任總經理。
沈公從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領導，所以他說自己在組織上是范用的系統，但是他在思想和觀念上一直同陳原比較一致。
這樣，當沈公在三聯書店成立了編委會，范用和陳原兩位老領導又都在內，他就面臨了日後自嘲「一僕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裡，有一段著墨不少。
《讀書》以創刊號上＜讀書無禁區＞一文發生轟動性影響，也同時成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對象時，兩位退休的領導給了沈公不同的建議。
范用跟沈公說要「敢於講話，不怕封」，說國民黨時代封過三聯書店的刊物，結果更壯大了三聯的聲名。
而陳原則認為歷史條件改變，今非昔比，情況已經不同，要怎麼說話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當家者的立場，沈公同意陳原的見解，也從此發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線，結果也引來范用說他沒出息，認為沈公辜負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講過一段六四期間的事。
那天，三聯書店開會，范用在會中慷慨激昂，主張大家都要聯署上街的聲明。開會的人傳閱聲明，沈公說他很猶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視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強和大夥一起簽了名。
　
這份聯署聲明傳到當時也在開會的陳原面前時，陳原拿在手裡看一看，微微一笑，就傳給下一位。
沈公說：「別人再給他，他就再微笑傳回去。如此來回三次。他始終什麼話也沒說，也什麼都沒簽。」
　
我問沈公，六四後來秋後算帳，那大夥簽的聲明沒事嗎？
沈公說他也很焦急，問了范用怎麼辦。開始范用沒回答他，問了兩次後，要他別管了。原來那個聲明范用後來並沒有送出去。
這個故事，沈公講了不只一遍。
每次講，他對陳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評語，但每說到陳原接過遞給他的聲明，再三微笑傳給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會跟著頷首微笑；再講到范用說他後來並沒把那個聲明送出去，他又會再頷首微笑一次。
　
＞＞進入「打招呼」時代
　
沈公常講他在1996年1月1日怎麼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說那天早上接到電話，電話那一頭跟他說：「沈昌文同志，你已經在昨天 12月31日傍晚六點退休了。」
　
沈公的個性和形象，都從退休開始出現些微妙的變化。
之前，雖然也海派，他的沉穩內斂多些；之後，他就交遊更廣，言談更無所禁忌。宴席上，他說編輯的工作就是要「談情說愛」、「坐以待幣」 等金句，妙語如珠，舉座皆歡。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現了兩個階段的關係。
他在三聯書店任內，擔任我的顧問；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創業，想在中國市場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請沈公一起工作，成為同事了。
　
大致從沈公退休時開始，中國政府對出版的控制也進入另一個階段。
之前，有命令，有肅殺，有邊界，所以有擦邊球可打。那之後，進入「打招呼」的階段。
　
沈公說：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經退休的電話，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黨和政府會傳達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後，轉為私下打一通電話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麼書、封殺什麼人，上級單位只要對出版社的領導打個招呼就好。而這個領導將來有沒有出路，就看上級眼裡的他是否識相，願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軟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開始，中國對民營二渠道的立場也有了變化。
改革開放之初，國營出版社把民營二渠道不是視為不法，就是不屑一顧。
第二個階段，大致是沈公說開始「打招呼」的年代起，為了應對加入WTO，國營出版社要集團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於是容忍民間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這些工作室的產出當作國營出版集團的資源。
　
這些遊戲都已經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謝有沈公的指點，我多少能看出點趨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感謝他介紹于奇給我，讓我多了個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憶。
　
＞＞看清「戰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對中國出版市場、社會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謝沈公指點了我為人處世的一課。
　
那年，我要離開上一家公司的時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設局，事後很不甘心，想要反擊。聞風而來，願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該如何取捨，一時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請教沈公。
　
飯店屋角有一柱立燈，沈公坐在沙發上聽我講了一大圈之後，幾乎沒經考慮就大致說了這麼一段話：願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來打擊對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於承認此人是你的「戰友」。不過，你想要打擊敵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慮自己是否真的樂意和此人是「戰友」，是同一陣線。
　
這段話對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氣急攻心之下，只想打擊自己痛恨的對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單全收，不會考慮這些火力的來源。沈公的話，讓我冷靜下來，開始衡量究竟是反擊的快感大，還是事後可能因為和一些價值觀不同的人沾上邊而懊悔更大。
　
我檢查了一遍，發現是後者。我還真不願意就此和某些人當「戰友」。於是就婉謝了許多火力支援，也把反擊的事放下，從此不再回顧。
這真是我人生比較明智的決定之一。
行動之前，先評估戰友是誰，先看清支援的火力來源，也成了我日後行事的重要提醒。
　
＞＞氣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個追星族。追鄧麗君。
和中國70、 80年代很多人一樣，他從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為之著迷。
他說每天清晨起來，最快樂的事就是自己在書房裡，把鄧麗君的歌放得很大聲，然後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開始剪刀、膠水齊飛，整理各種資料。
　
他是個道地的資料控，講解過一些心法給我，端地是說來簡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實踐。
再接下來，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車，去潘家園淘寶，找舊書刊。然後就是去親近熱愛的「傅小姐」——複印機了。大量複印他收集的資料，給一些人當「內參」，是他的樂趣之一。後來網路發達了，他則開始用電郵傳送。
　
沈公也熱愛吃喝。這應該歸功於兩點。
一是他練氣功，身體底子好。沈公少年時期體弱多病，因為練了蔣維喬的氣功方法而得益。他幾十年氣功練下來，大小周天、任督二脈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時兩手交握，左右大姆指來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飽滿，頭髮一直不染也烏黑。
有一次他用辦公室的浴室沖澡，別人沖澡開心會唱起歌來，沈公讓大家聽到什麼是武俠小說裡的「長嘯」。于奇說他是練成了氣功的三花聚頂。
　
第二是他有一位當醫師的賢內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無禁忌，每天關注他的身體情況，隨時調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藥品。沈公有這個憑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從1989年北京夜裡找不到什麼吃的地方，到沙灘出現第一家「二十四小時都有飯」；從凱賓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說起來最難忘的，還是去吃羊蠍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蠍子，一面把骨頭吐到地上。所以店裡地上到處都油膩膩的。
沈公很得意地說：吃羊蠍子就得這樣！還加一句：「這就要喝小二！」（小二指小瓶的二鍋頭。）
我難忘那家店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後來怎麼都想不通：當時我還不坐輪椅拄拐杖，怎麼走得進地上那麼油滑的店裡？
　
沈公是寧波人，愛吃醃的臭莧菜梗，所以在飯桌上特愛講那些醃菜要臭到什麼程度，醃缸裡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攔他，他才樂呵呵地轉移話題。
不吃臭莧菜梗，他就愛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灣同事來，他就要推薦炸玉米窩頭片塗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結果引發過一場慘劇。
　
那年冬天，台灣有幾位同事去北京。聽他慫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卻勇敢地嘗試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還喝了杯可樂。所以稍晚她們幾人一起搭計程車出門，車子一顛簸，喝可樂的人打了一個大嗝，全車人包括司機都慘叫起來。
　
沈公真是喜歡逢人推介各種奇異的飲食。
　
＞＞因為反服貿而中斷聯絡
　
2013年7月，為了反服貿，我從寫第一篇文章起，就決定不再去中國了。
　
前面說過，中國官方對民營出版曾經有過兩階段的立場。最初，是對「二渠道」或者打壓，或者睜一眼閉一眼的階段；再來，是對民間「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國營出版集團造大船出大海的階段。
而當時，已經進入更高明的第三階段。
　
有些國營出版社已經體會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養分讓「工作室」做大，把民營公司做大、做集團、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國營出版社，及終極主導他們的中宣部，隱身在重重的商業包裝之後，幕後掌控就好了。
　
這樣做，最聰明的就是中國可以透過分身進入海外市場，卻不必相對地開放國內市場。而當時，早在服貿協議還沒簽之前，他們透過資助和投資等方式，就已經在台灣有一些相當活躍的代理人和合夥人。一旦服貿協議生效，他們可以更正式地往台灣投入資金和資源，兩岸出版業的不對等競爭，以及後果，都可想而知。
　
我們政府完全覺知不到這些。甚至連人家出版社都是國營，最上游的大老闆是誰的本質也意識不到。中國的出版社早就成長為出版、印刷、發行、零售各個環節一條龍發展，多頭一身的巨物，我們政府竟然以為這些環節像台灣一樣是各自獨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談判，還相信簽下服貿協議有助於換取中國未來開放出版。
　
至於對岸為了一手保護自己出版市場不要對外開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經演化出多麼精細的攻守途徑和方法，根本不在我們政府的意識範圍之內。
　
用天真到像一張白紙來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氣的。
　
而我寫了許多文章，雖然只是批評自己政府的愚昧，卻也決定從此不要再去中國。
　
我立刻和許多人都不再聯絡。不必讓大家為難。
其中，當然包括沈公。
不只沒再通電話，連電郵我也再沒寫給沈公。
我知道那裡對一切聯絡的掌控有多嚴密，也可以想像他應該已經接過不少打招呼的電話了。
這樣，沈公和我斷了五年聯絡。
　
偶爾，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種種，恍若隔世。
中間，只有從共同的朋友那裡聽來一些消息。
大家都說沈公生活依舊，還是常去潘家園，還是常坐公交車到處亂逛；餐宴照去，吃喝依舊，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來越嚴重。
　
聽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頷首微笑，雙手交搓姆指的神氣，就在眼前。
　
＞＞「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紐約的女公子來信，說沈公會在那年夏天去美國，想見我一面。
大喜過望。
我安排了行程，濶別五年後，和沈公在一家義大利餐廳見面。
　
那一天本來我以為和沈公會有很多話要說。
　
過去沈公雖然不怎麼談六四，但是對1949年後，一直到文革的種種經歷倒談了不少。他會講他是多麼忠貞的共產黨員，各種鬥爭都相信黨是對的。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時，半夜發表一個什麼文稿，大家都要激動地上街遊行等等。
　
我聽他活龍活現地描述那些場景，也聽他說過林彪之死對他造成多大衝擊。
連永遠的林副主席都會背叛黨和國家，這使得他對過去所有堅信不移的事情都產生了動搖。
　
也因此，沈公常說他感謝鄧小平，不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認為中國文革之後的發展，以及他所能過上的日子，都是這位總工程師的功勞。
而我每次問沈公，文革有沒有可能再次捲土重來的時候，他都會微笑，也搖搖頭。
　
所以那天要去見沈公之前，我準備了一些問題，想問他對這幾年中國的看法。
只是見面之後，那天是我和沈公話說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見面就覺得，不必多問了。
另外，沈公確實耳背得厲害。雖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須靠著他耳邊很大聲地說話才行。他自己一開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問我最近在忙什麼，我說趁五四一百周年紀念的時候有個出版計畫。
「你有什麼書，有什麼資料要找的，就告訴我吧！」在那家義大利餐廳裡，他聲若洪鐘，然後又加了一句，「我願意永遠幫郝明義工作！」
　
我問他家人怎麼不試一下助聽器。她們說再好再貴的都買了，但沈公都說適應不了，不肯戴。
「其實戴一戴就會習慣，但是他就是不肯。」她們說。
　
「沈公，你怎麼就不試試呢？」我靠近他耳邊大聲說。
　
這時沈公又使出他那個可能是跟陳原學來的頷首微笑的絕招了。

那天，他對助聽器這個問題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誰也沒辦法。
　
直到餐後上甜點的時候，沈公突然對著我又中氣洪亮地說了：「我早上出門，搭上公交車就坐到總站再坐回來。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風景，練自己的氣功，別人說些什麼我可以什麼都聽不到，你說這不是很享受嗎？」
　
我聽了之後，忽然覺得聽懂了，就大聲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不屑老化、三花散頂
　
去年底，于奇告訴我沈公前陣子腿腫、腹水，住院檢查。
一周後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錄一段視頻給我。
幾經輾轉收到視頻後，我看沈公對著鏡頭還是中氣十足地說：「郝先生，我等你來北京吃辣的啊！」沈公從初識我開始，就一直封我是台灣最會吃辣的台灣人。
然後沒幾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電話，聽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兩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後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後，北京遇上寒潮降溫。但沈公還是堅持要出門自己去買膠水，好回來剪貼整理資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沒有像往日一樣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兒看他氣力很弱的樣子不放心，就留下來在他家裡陪他。半夜去看他還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體微溫，人已經走了。
　
我們兩人得到的共同結語，就是這真是個永不服老的人。
年紀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風雪再大，也攔不住他出門準備工作。
他一定要盡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燒到徹底的乾淨。
絕不留下任何牽絆。
他不肯戴助聽器，不只是因為他圖個耳根清淨，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徵相聯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還根本就是鄙視老化。
他根本沒法接受自己戴助聽器的形象，更不會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輪椅，甚至必須別人照顧的那天。
所以他必須用氣功把自己的狀態保持到最好，然後在無法持續的時候，就三花聚頂也三花散頂，把所有的精氣神一次耗用殆盡。
　
在他滿九十大壽的時候如此離開塵世，實踐了他期盼的無疾而終，用他自己的話説：「這不是很享受嗎？」
　
＞＞也無風雨也無晴
　
沈公走後，回顧和他來往這三十多年，最感欣慰的，還是為他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本回憶錄。
當年邀他寫回憶錄，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從富裕而敗落，經歷上海從十里洋場到進入社會主義，很有時代感；
他個人從1949年前在一家銀樓當學徒，到考進出版社當校對，再一路成長為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過程很勵志；
在他一路成長的過程中，由秘書而編輯而管理者，對不同領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獨到的心得；
他學習與見識的許多政治、文化、學術界人物，有太多精彩的軼聞和傳奇；
他經歷1949年後的種種運動，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出版路程的實際開拓者之一，必定對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觀察和總結。
最後，他還是資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記或視而不見的資料，讓人拍案驚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當一回事。
請他吃飯、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遊說，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孫行者般鬥法良久，最後終於說動他了。但是到實際寫出來，又是漫長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簽下不只一張承諾書，還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時才會真正兌現。
這樣熬了至少應該有個十年吧，沈公終於交出了書稿。
交稿後又顧慮這裡敏感那裡敏感而一再刪節、調整，最後終於在九年前，在台灣出版了《也無風雨也無晴》。新書發表時，他還和家人一起來了一趟。
　
回頭讀這本書，雖然知道他還是隱去了許多地方，但發現所有當初邀他寫書的理由都有相當完整的回應。
這本書不只寫出了沈昌文個人在大時代裡的足跡，不只寫出了三聯書店的歷史，也寫出了中共建政之後的社會環境，還有思想、文化界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過註解、關鍵時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書信，留下了一些線索。這些線索不只有助於讀者勾勒過去的一些樣貌，也可能有助於理解當下，甚至對未來有一些想像。
　　
謝謝沈公。
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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