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創黨35周年：為人民反省
　
今天是民進黨創黨35周年，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黨慶，紀念與回顧來時路。民進黨的黨史，與台灣民主發展史緊緊扣連，經過35年的奮鬥，我們走過驚心動魄的創黨之路，也開啟過風雲變色的政黨輪替，如今透過民主選舉，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民進黨成為台灣第一大政黨，除了紀念與回顧，我想前輩們與台灣人民，更希望民進黨能時時刻刻自我反省，前瞻遠眺．才能知道下一步，民進黨要帶領台灣社會往哪裡去。
　
謙卑反省
　
今年佳龍入黨滿20年，我們從批判體制到進入體制，企圖改革、推翻國民黨這套擴及中國大陸版圖的荒謬體制，固然每一步都是困難重重，但已經掌握絕對權力並擁有國會多數的民進黨，該當可以闊步向前，立定歷史目標，啟動憲政改革的工程，擘劃民生經濟的願景，開創國際地位的空間，創造一個為民服務的效能政府，才能為下一個世代奠定和平安定的基礎。我們的路，不會比威權時代更艱苦，但責任確是更重。因為，我們以權力為名所作的每一個決策，每一天都在為世世代代負責，必須謙卑反省。
　
接棒守護
　
日前，佳龍受游錫堃院長邀請，參與《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的新書發表。心中油然回升那些被遺忘的勇氣。透過這本書，我們看見游錫堃院長等前輩，在那些歷史場景，站在時代的高牆前，用力敲開威權的裂縫，讓民主浪潮奔騰而入，沒有民進黨的誕生，台灣民主、自由、人權之路不可能快速走到今天這步，也許一個不小心，我們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你問，前輩為什麼甘願冒著被補入獄與生命安全的風險？游錫堃院長回答：「但願留給下一代是勇敢而不是遺憾，是民主的燦爛，而不是極權的黑暗。」這樣波瀾壯闊的氣魄，經過35年，化成民主自由的空氣，後輩在享受民主自由之時，更有責任接棒守護台灣。
　
大隊接力的每一棒都必須是強棒，要盡最大力氣跑下去，也不能掉棒。而民主接力賽，重要的人才，如果不能持續培養進入政府的人才，並確保人才有健全的心理素質，深刻了解「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精神，民進黨將後繼無力，也辜負人民託付。我想野百合世代，有許多人加入民進黨，我們批判時局的精神仍在，也該深刻反省我們對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責任所在。這也是許多朋友在聚會討論時，經常會點出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我們又要為台灣留下什麼資產？我們要深刻反省這些時代課題，才能清楚我們的歷史使命。
　
團結合作
　
昨天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朱立倫主席收到中國共產黨習近平主席的賀電，朱立倫表示與中國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求同尊異」。當年國民黨創黨之初，也曾懷抱理想，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但一個失去黨魂的政黨，無法帶領台灣人民走向民主的未來，走向正常國家的想望，民進黨當更戰戰兢兢，時刻反省，為國培養人才，更為台灣永續而團結合作。
　
🔺民主花開代代傳——《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新書發表會精華紀錄 https://youtu.be/873-BkLVbEY

孟巖：區塊鏈是數字科技霸權之外的第三選項

孟巖
2021年1月14日 16:55

把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並非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我並不是一個對時事政治不感興趣的人，但是在這裏從來不談，因爲我相信專業主義。走出校門二十年以來，我幹過好幾個行業，談不上有什麼成績，但深知一個道理，任何一個實踐性（而不是純學術的）領域，八成以上的「真知」從不見於文字，只能出自實踐。所以，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搞明白一點事情，說清楚一些話，就已經很不容易。對於那些你可能很感興趣，而且也花了很多時間看媒體、讀文獻，但並沒有長時間專業從事過的事情，往往連基本的信息都是支離破碎的，甚至是錯誤的，遑論能有什麼靠譜的見解，所以應該保持謙遜，保持距離。

除非跟你的專業領域發生交集。

幻覺的幻滅

這次美國大選的亂局，國內外懂的不懂的不懂裝懂的已經很多，本來我就不懂，輪不到我們這些每天埋頭做事的人插嘴，但這幾天路轉峯會，因爲美國的互聯網科技巨頭統一行動，不但對特朗普家族統一封號，而且對於其黨羽「趕緊殺絕」，以至於過去幾年被特朗普搞得焦頭爛額的歐盟諸國也友邦驚詫了。而最令外界震驚的可能是對 Parler 的絞殺。依我看來，此事的嚴重性，甚至超過對任何個人賬戶的封殺。某些評論已經指出這件事情的諷刺意味：政府受 230 條款制約做不到的事情，在 230 保護之下的互聯網巨頭卻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其他平臺做到。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雙標還真是耍得漂亮。人們終於問出了早就應該問出的問題：這個世界到底是誰在統治？這個世界正在走向何方？

當然，這次互聯網科技巨頭的統一行動，背後是有協調的。會有那麼一些「天下太平」主義者跟你說，所謂新霸崛起、權力轉移之說，純屬杞人憂天，發生的這些只是體現了美國深層政府的意志，沒有統一指揮，科技巨頭根本不會如此協調一致。因此一切並沒有脫離政治鬥爭那個軌道，那個自從《竹書記年》裏的堯舜禹時代和古羅馬格拉古兄弟遇害以來就爲我們所熟知的軌道。

但是，大多數明眼人還是看到了不同之處：關鍵不是會不會，而是能不能。這次，國際科技巨頭們已經嚮明明白白向我們展示了他們的能力：他們平時擺出一副殊死競爭、雞飛狗跳的模樣，好像永遠都尿不到一隻壺裏，讓大家放一萬個心。但關鍵時刻聯起手來，人擋殺人，佛擋殺佛，竟有如此大的力量！更關鍵的還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效率問題。過去的人形容政變或革命代價之低，往往用「兵不血刃」來衡量。不殺人、不流血，已經是前人能夠想到的最舒爽的方式了。今天，科技巨頭們可以用手機發出一個指令，幾分鐘之內，幾個工程師在鍵盤上敲下幾個字符，在屏幕上輕點幾下鼠標，貴爲美國總統者，瞬間社死，且殃及池魚，成本幾近於零。革命瞬間成功，同志無須努力。所以啊，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還有人嘲笑「鍵盤俠」，其實這些過時的腦子只是不瞭解鍵盤的威力。這次他們明白了，一隻連接在關鍵節點上的 10 美元的水貨薄膜鍵盤，威力大過萬馬千軍。

對 Parler 的聯合封殺宣告了中心化互聯網之上的自由主義幻覺的破滅。這是一個在內行人看來早就荒誕不經的幻覺，只是平時任你怎麼呼與號，大多數人都只會投以輕蔑的微笑。沒想到啊沒想到，華盛頓沼澤裏的大鱷魚會在這個時間、用這種方式把蓋子揭開，把妖怪放出來。人們不要指望數字時代的爬行動物能夠控制這些妖怪，他們連自己的筆記本都可以弄丟，而且恐怕老得來不及說出第三個願望，又怎麼能理解數字權力的威力？人們也不要指望華爾街能夠控制這些妖怪。如果按照現在這個模式走下去，二十年之後，華爾街只是這些科技巨頭雲服務器上的一個 APP。今天華爾街上的幾十萬人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會幸運地與科技巨頭聯姻結盟而雞犬升天，多數人的命運，你看今天的 Parler 就知道。

而在全球的其他一些地方，我們聽到的多是幸災樂禍的喝彩，彷彿此事與己無關。這實在圖樣圖森破了。數字科技是一種新的世界性力量，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且還在不斷加速。多數人對此沒有清醒的認識，即使有，應對的手段也往往是過時的，效果也只能是局部的。我們對此並不陌生，當文藝復興和大航海時代將工商業文明託舉成一種新的世界力量的時候，東亞各國普遍採用閉關鎖國、重本抑末的對策，對內的確抑制了工商豪強集團的崛起，但卻在幾百年之後整體傾覆。

硅基文明大趨勢不可阻擋

就數字科技本身而言，現在還處於一個很早期的階段，大約相當於發現新大陸之後兩百年、也就是 1700 年左右的時期：財富已經奔湧，但國王還是國王。歷史的來看，今天這個時代的算力密度還太低，能量供給還太少，連接速度還太慢，算法還太弱，碳基靈長類動物的低水平干預還太多。不過，感謝摩爾定律，數字科技給社會帶來的衝擊與顛覆，可用不着等上幾百年。在「一百億人口」和「十萬億智能設備」這兩個目標中，後者可能更快實現。假以時日，這個世界上的資源主要由智能機器消耗，生產和消費主要由智能機器完成，戰鬥和執法主要由智能機器執行，並且開始出現爲數上千萬的、能夠進行腦機互聯的、經過基因改造、能健康生活兩百年、被尤瓦爾·赫拉利稱爲「智神（Homo Deus）」的新物種。到那個時候，人的社會地位主要取決於跟智能機器的親疏。這種變革，無論我們多麼保守，都不可能幻想它僅僅只影響經濟，而不會溢出到其他領域，不會重構人與人的關係，不會改造社會的秩序和結構，不會重新定義全球地緣政治。所以，既然五月花號登陸新英格蘭，結果並不只是克隆了一個英格蘭，那麼馬斯克上火星，不管他自己的初衷如何，難道只會是給人類克隆一個新的居住地？我這般年紀的中年人，只要稍微注意保重身體，便很有機會活着見證太陽系新數字羅馬帝國的誕生。三體，可能不是科幻小說，而是稍加隱喻的預言。

我想說的是，不管你怎麼看待我開的這些腦洞，也不論你個人情感上支持還是反對這樣的趨勢，世界走向數字化硅基文明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特朗普集團的互聯網社會性死亡只是這一大趨勢碾壓過後留下的一堆刺眼的路邊枯骨。

數字公權力的寡頭化不是好事

趨勢不可變，但是路徑不止一條。我們要考慮的，只不過是在這個大趨勢下，我們有沒有更好的路徑選擇。

現在的路徑是什麼？就是少數幾個在市場化競爭當中獲勝的全球數字科技寡頭，在未經授權也不受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掌握龐大的公共權力，並以運營私營企業的方式來運用這種權力。按照現在這條路徑走下去，新的數字科技寡頭要麼通過沖突、要麼通過潛移默化的改變，遲早會成爲這個世界真正的統治者。一些國家通過傳統方式，或許能夠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內壓抑這種力量的成長，但是這種壓抑不可能長久，只能是暫時的、局部的，並且日積月累，會因爲抑制了創新力量而導致整體性的落後甚至傾覆。

我們是否應該爲新霸權的崛起而歡呼？既然人類自古以來一直生活在一個金字塔體系之下，絕大多數人不是在這個霸權之下，便是在那個霸權之下，或許對於塔尖的更換大可採取一種袖手旁觀的態度，甚至應該歡迎和讚美這種改變？或者，嚴肅一點說，把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公權力讓渡給掌握先進數字科技的寡頭，是否是社會治理的更佳方式？

有三個原因使作爲普通人的我對此表示質疑。

第一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來源不信任。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的來源是有一整套觀念和制度體系的，這套體系與市場體系是不同的。雖然也有一些優秀企業家轉型爲優秀政治家的先例，但整體而言，市場競爭並不是選拔優秀公務人員的有效機制，更不是合理的授權機制。換句話說，一個私營科技企業主，因爲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便獲得了巨大的公共事務權力，這個權力的來源是不合理、不健康的。

第二是對這種新公共權力的運行過程不信任。數字科技寡頭權力的高效率、低成本、強效果，與其決策執行的任意性、不透明性和不受監督結合起來，不單普通人毫無還手之力，就算是傳統秩序中的強者也只能甘拜下風。就像這次封殺特朗普和 Parler 事件所展現出來的，這些寡頭在運用權力的時候，其效率是如此之高，效果是如此之好，遇到的反抗如此之虛弱無力。寡頭們對於其不同行爲和主張之間內在的自相矛盾毫不在意，甚至懶得對外解釋，平時一言九鼎的政治領袖們只能隔着大西洋嘟囔幾句「有問題」，此岸或彼岸的所有機制對它們基本上產生不了任何監督和約束效力。如果你懷疑絕對的權力是否一定產生絕對的腐敗，那麼二十一世紀就給了你一個最新的驗證機會。只不過，試驗失敗的代價將會極其沉重，因爲不久之後，隨着人工智能、新一代無線通訊、物聯網和機器人的水到渠成的發展，科技寡頭消滅對手的能力，可就不止限於互聯網虛擬空間了。那時候，我們中大多數人能夠想到的最佳人生，可能就是暫時坐穩數字奴隸。

第三是是新權力崛起過程中與舊權力的衝突，會不可避免的將大量普通民衆捲入其中，改變很多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極爲現實，現實到正在好幾個地方以不同方式發生。正因爲如此現實，所以此處略去不表。

請不要誤會我，我並不是不歡迎硅基數字文明的崛起。如果一定要在人羣中劃分左中右，我肯定屬於「降臨派」。只不過，正如之前所說，我認爲趨勢不可避免，但路徑還是可以選擇。確實存在另外的道路。這裏指的「另外的道路」，並不是讓某些國人沾沾自喜、自信滿滿的「最近的事件表明全世界只有我們纔能有效應對和切實防範」的道路。坦率的說，我並不欣賞這第二條道路。隨着民主黨上臺，擁立有功的數字科技寡頭們將獲得怎樣的回報和縱容，我們且拭目以待。但一個不祥的預感是，如果他們和我們各自沿着現在這條路子走下去，已經過去的 2018 年可能是中國與全球數字科技頂峯最接近的時點，未來的差距可能會越拉越大。

也許還有第三條路線。

區塊鏈：第三選項

這次 Parler 被封之後，一些聽我介紹過區塊鏈與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朋友就給我發了消息，說一下子就明白了去中心化互聯網的意義。但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是真的明白。

目前全球的區塊鏈技術社區正在構建一個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技術棧，區塊鏈在其中扮演核心的角色。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宅在存儲層、計算層、互聯層和應用層都基於區塊鏈的範式、或者乾脆直接用區塊鏈來開發。人們把這種新的互聯網叫做去中心化互聯網，或者開放互聯網，或者 Web 3.0。在這個新的互聯網技術棧還很稚嫩。嫩到什麼程度呢？性能低下，存儲不可靠，價格昂貴，而且使用起來非常麻煩。但它有它的力量。在它上面開發的應用，刪不掉、封不了、藏不住、改不動，只會規規矩矩、不折不扣按照既定方針辦。如果 Parler 基於這種技術構建，那麼就不存在被關電閘、拔網線的風險。

數字資產和去中心化金融（DeFi）就是這種力量的最初展示。在過去的一年中，全球數字資產的規模增長了三倍多，而 DeFi 的規模增長了三十多倍。但是這些應用從某種意義上加深了人們對區塊鏈的誤解，比如把區塊鏈視爲爲一個絕對自由主義的、對抗一切監管的異類。

但其實，區塊鏈真正的本質只有一點，就是「照章辦事」。

2016 年，IBM 觀察到一個名叫「以太坊」的新的區塊鏈項目的崛起，於是派了一個叫 Henning Diedrich 的聯絡員與以太坊核心團隊接觸，負責瞭解以太坊的特點。當時 IBM 內部對於區塊鏈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在機構間共享數據和流程、創造信任以降低交易摩擦，二是設備民主。這些看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這位聯絡員去研究了以太坊之後，帶回來一個不同的結論，他把以太坊描述爲「一旦部署了程序，就確保準確執行」的公共計算機，「確定性」是以太坊最大的特點。後來他的報告略加潤色之後公開出版，恰好在我離開 IBM 之前讀到，是早期對我認識區塊鏈產生決定性作用的兩三本書之一。

我想換一個方式表述 Henning Diedrich 的結論：區塊鏈是目前唯一能夠確保規則得到剛性執行的計算網絡。理解了這一點，我所說的「第三條路線」也就清楚了。

確實有可能基於區塊鏈的思想和技術構造新的互聯網，它安全、強壯、可靠，最重要的是具有規則剛性。區塊鏈可以在進一步激發企業家精神的同時，有效地限制數字科技寡頭公器私用和暗箱操作。作爲唯一擁有立法權的人類組織，政府可以通過區塊鏈實施更加高效的社會治理，對於這樣的基礎設施應該是歡迎和積極推動，而不是視如畏途。民衆則能夠得到規則的保護，享有免於被徇私打擊的恐懼。至於真正的企業家和創新者，他們失去的只是攫取和濫用權力的惡毒誘惑，得到的卻是一個輕輕朗朗的市場和無需破壞規則自相殘殺的健康的競爭環境。也許更重要的是，區塊鏈的規則剛性會迫使政府、公衆和企業坐在一起，認真的討論人類要給必將到來的硅基時代建立什麼樣的元規則，從而促進新的治理機制的產生和成熟。也許只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類才能作爲一個整體避免《黑客帝國》和《終結者》所預告的命運。

當下而言，我絲毫看不出世界可能轉向第三路線的可能性。總體上，人類還是點頭哈腰地沿着第一路線狂奔而去，只有我們這些少數的異類，在區塊鏈和 DeFi 的道路上不知道搞什麼東西，不被人理解。但我希望這次的事件能夠提醒人們注意這個問題，注意到這第三條道路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有影響力和決策資源的人，你們在天基物聯網、全自動武器和武裝機器人到來之前，還有幾年時間思考和做出不同的選擇。之後，可能也只能向普通人一樣，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向科技霸權屈膝投降。瞭解一下區塊鏈吧，不要被「去中心化」的文字遊戲嚇得踟躕不前，畢竟，對中心威脅最大的，不是去中心，而是下一個中心。

資料來源：https://www.chainnews.com/zh-hant/articles/124856336082.htm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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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民進黨創黨35周年：為人民反省

今天是民進黨創黨35周年，每一年我們都會舉辦黨慶，紀念與回顧來時路。民進黨的黨史，與台灣民主發展史緊緊扣連，經過35年的奮鬥，我們走過驚心動魄的創黨之路，也開啟過風雲變色的政黨輪替，如今透過民主選舉，本土政權完全執政，民進黨成為台灣第一大政黨，除了紀念與回顧，我想前輩們與台灣人民，更希望民進黨能時時刻刻自我反省，前瞻遠眺．才能知道下一步，民進黨要帶領台灣社會往哪裡去。

謙卑反省

今年佳龍入黨滿20年，我們從批判體制到進入體制，企圖改革、推翻國民黨這套擴及中國大陸版圖的荒謬體制，固然每一步都是困難重重，但已經掌握絕對權力並擁有國會多數的民進黨，該當可以闊步向前，立定歷史目標，啟動憲政改革的工程，擘劃民生經濟的願景，開創國際地位的空間，創造一個為民服務的效能政府，才能為下一個世代奠定和平安定的基礎。我們的路，不會比威權時代更艱苦，但責任確是更重。因為，我們以權力為名所作的每一個決策，每一天都在為世世代代負責，必須謙卑反省。

接棒守護

日前，佳龍受游錫堃院長邀請，參與《衝破黨禁1986：民進黨創黨關鍵十日紀實》一書的新書發表。心中油然回升那些被遺忘的勇氣。透過這本書，我們看見游錫堃院長等前輩，在那些歷史場景，站在時代的高牆前，用力敲開威權的裂縫，讓民主浪潮奔騰而入，沒有民進黨的誕生，台灣民主、自由、人權之路不可能快速走到今天這步，也許一個不小心，我們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你問，前輩為什麼甘願冒著被補入獄與生命安全的風險？游錫堃院長回答：「但願留給下一代是勇敢而不是遺憾，是民主的燦爛，而不是極權的黑暗。」這樣波瀾壯闊的氣魄，經過35年，化成民主自由的空氣，後輩在享受民主自由之時，更有責任接棒守護台灣。

大隊接力的每一棒都必須是強棒，要盡最大力氣跑下去，也不能掉棒。而民主接力賽，重要的人才，如果不能持續培養進入政府的人才，並確保人才有健全的心理素質，深刻了解「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精神，民進黨將後繼無力，也辜負人民託付。我想野百合世代，有許多人加入民進黨，我們批判時局的精神仍在，也該深刻反省我們對上一代與下一代的責任所在。這也是許多朋友在聚會討論時，經常會點出的問題，我們從哪裡來，要往何處去？我們
又要為台灣留下什麼資產？我們要深刻反省這些時代課題，才能清楚我們的歷史使命。

團結合作

昨天是國民黨的黨主席選舉，朱立倫主席收到中國共產黨習近平主席的賀電，朱立倫表示與中國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求同尊異」。當年國民黨創黨之初，也曾懷抱理想，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但一個失去黨魂的政黨，無法帶領台灣人民走向民主的未來，走向正常國家的想望，民進黨當更戰戰兢兢，時刻反省，為國培養人才，更為台灣永續而團結合作。

店名：燕山鹹湯圓
電話：02 2521-6479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45巷9弄12號（捷運雙連站 文昌宮旁）
營業時間：平日am07:00 - pm19:00星期六am07:00 - pm15:00
公休日：星期日
FB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E7%87%95%E5%B1%B1%E6%B9%AF%E5%9C%93-187073154649986/
宮廟名：台北市文昌宮
電話：02 2521-0366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45巷9號
開放時間：am07:00 - pm21:00
FB粉絲團：https://www.wenchang.org.tw/
關於：
據廟方記載 台灣日治時期一名中國大陸商人攜帶文昌帝君神像渡海至臺灣，後因經商失敗將神像安置於雙連地區的樹林中，被一名老婦發現，遂請熱心人士一同迎回。相傳不少前來求取功名者皆能如願，也因此信徒絡繹不絕，並特別為其建造廟宇。1960年春曾進行擴建。
捷運淡水線興建時，時任台北市市長吳伯雄專案簽批，准予在該線上的廟方移建到民享公園內，但只准建不超過三坪的平房。1987年，捷運局計畫在台北市中山區國泰里及謙和里一塊公有土地興建捷運行政大樓時，廟方曾表示希望遷建於該大樓的綜合廣場上。1990年發生士林德和宮遷至公園的爭議。當年公園處處長謝牧州宣告說日後因公共工程必須拆遷的廟，除非本身歷史悠久、建築風格獨特、當地民眾不可缺的信仰中心，否則不得遷至公園。
1992年春，台北市文昌宮廟方在屬於鄰里小型公園的民享公園西側土地，開始興建超過三坪、三層樓高的廟宇。因先後受到居民投書抗議，建管處在同年5月13日查報，由市議員郭石吉和陳勝宏等出面為廟方說情。民眾則抱怨公園遊樂設施被拆除，公園成為舉辦廟會，及賭博、搭違建的場所。公園處長林進益聲明，廟方擅自搭建超過三坪、且還是三層樓房違建，已通知建管處儘快查報拆除。6月26日，建管處長謝牧州回應，拆除隊第三區隊己將情形簽報上來，將在近日內強制執行拆除。建管處在7月20日傳達廟方於月底前會自行拆除。到了一周後的27日，公園處園藝工程隊北區分隊答覆李姓市民的來電，解釋該廟並非違建，因此不會拆除。
淡水線雙連站完成後，廟地的巷道成了菜市場，兩旁擠滿小販 廟也有「雙連文昌宮」的稱呼。今廟址為臺北市民生西路45巷9號。 高施傳銅像也設立在此。
#Meck大叔#燕山鹹湯圓#台北市文昌宮

「每一個悲傷的開始，都是幸福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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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 Romadiw 》一起來唱歌
◉演唱地點：ATT SHOWBOX
◉演唱時間：PM 19:30
◉活動日期：(共10場)
2021/05/7. 8. 9. 12. 14. 15. 16. 21. 22. 23


2018年國片票房冠軍《 #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 》在台賣破2億台幣，在中國大陸上映預測有望超過2015年「我的少女時代」3.6億人民幣紀錄，刷新台灣電影最高票房成績，虐心劇情讓許多觀眾哭到不能自己，由A-Lin演唱的主題曲「#有一種悲傷」更是立刻衝上微博熱搜榜及各大數位平台排行榜熱門歌曲！

「有一種悲傷」由負責《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電影配樂的製作人陳建騏擔任製作，「金曲製造機」張簡君偉作曲，導演林孝謙親自填詞，A-Lin發揮了她細膩入心的情感渲染力與強大的歌聲張力，從平靜內斂到放聲激昂再回歸帶著悲傷的倔強，光是聽A-Lin的演唱就如同用耳朵體驗了整部電影的精華所在。

A-Lin特別錄製的「有一種悲傷」Live Session版本，以現場演唱無剪接、無NG的方式，完美展現A-Lin的Live演唱實力，動人情緒一氣呵成，展現與錄音室版本不同的魅力，一樣催人熱淚。

・Song Lyrics・

我不羨慕 太陽
照不亮你 過往
有些黑暗 我們 都一樣

我太嫉妒 時光
能離開得 大方
不用開口 也就無需躲藏

有一種悲傷
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過往
陪伴我呼吸 決定我微笑模樣
無法遺忘

有一種悲傷
是笑著與你分開 思念卻背對背張望
剩下倔強 剩下合照一張

Oh~ Oh~
成為彼此的路 多嚮往 怎會失去方向？

有一種悲傷Oh~
留在我過往 無法遺忘Oh~

有一種悲傷
是你義無反顧 讓愛成為 我身上的光
給我溫暖 卻不准我遺忘

有一種悲傷
不想要與你分開 思念才背對背張望
你是所有 你是合照一張

・Song Credit・

詞：林孝謙
曲：張簡君偉
製作人：陳建騏
編曲：張晁毓
吉他：莊鈞智
Bass：劉穎嶸
鼓：江尚謙
和聲編寫／和聲：Brandy田曉梅
弦樂：曜爆甘音樂工作室
第一小提琴：蔡曜宇／陳泱瑾／駱思云
第二小提琴：朱奕寧／盧思蒨
中提琴：甘威鵬／牟啟東
大提琴：劉涵（隱分子）／葉欲新
弦樂行政：黃雨柔
錄音工程師：單為明／楊敏奇／劉阿洛
錄音助理：徐振程
錄音室：Lights Up Studio／玉成戲院錄音室／完美聲音錄音室／強力錄音室
混音工程師：Simon Li@nOiz
母帶後期處理：Simon Li@nO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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