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永萍參與了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與國民黨青年團聯合舉辦紀錄片《光計畫》特映會。這是一部由李崗監製，許明淳導演的片子。以「白團」的起落，並以訪問不同政治立場相關人士，介紹美中台75年的三角關係發展史。期盼觀眾跳脫既有政治立場與主觀意識，能客觀理性的追尋歷史、掌握未來。

李崗監製在映後更向大家表示：「這部片的難能可貴之處，即是在於藍綠白紅各政黨看完後，都不會滿意的電影」、「人們接收的歷史，大多是從政黨的意識形態而來。我們藉由新作的，期盼引導民眾能更理性看待過去，進而促進社會對話，開啟大眾的視野」。

片中，白團的起落分為1949～1952的戰場軍事顧問與訓練；1952～1964制定大陸反攻計劃；1965～1969軍事教育人員等三個階段。在這20年中，他們在台的規模與目的，都隨著國際與台灣情勢的改變而有了變化。而白團擬定的反攻計劃名稱「光計畫」，除了是片名的由來，也喻示著既然人需要光才能看見，那誰掌握著光源，是否就決定人們走向何方？而背光的那一面，人們又錯過了什麼？

永萍非常向大家推薦這部紀錄片。目前在三創生活園區、國賓長春等地都還有舉辦放映講座，採網路報名制，免費入場。現場還會邀請講師帶領觀眾以導讀的方式來欣賞影片。機會難得，歡迎各位好朋友到光計畫的網站踴躍報名參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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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光計畫》公益放映報名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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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 島嶼】是三「粒、顆、個」蘋果？語言學家何萬順破解看似廢話的「分類詞」

分類詞是個宛如闌尾般，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嗎？何萬順整合前人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包含我們使用的臺灣華語。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那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一切語言的秘密，都從質問最平凡無奇、理所當然的細節開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何萬順的出手，直指語言中的「分類詞」（classifier）。什麼是分類詞？用一個小學程度的中英翻譯說明：three是「三」，books是「書」，three books呢？為什麼不是「三書」，而是「三本書」？這憑空冒出的「本」，就是語言學上的分類詞。其他例子還包括五顆蘋果的「顆」、兩張桌子的「張」等等。

分類詞潛藏在我們每天運用自如的語言裡，但我們很少注意到它扮演的角色，甚至未曾意識到它的存在。實際上，在絕大多數的日常言談中，分類詞也的確無關宏旨。何萬順教授啟用語言學的顯微鏡，聚焦再放大，讓分類詞貫串連結了人類心智、數理邏輯、語言生成的機制、以及台灣語言與政治，再到世界語言史等主題，揭示分類詞和語言的奧秘。
量詞是必須，分類詞是廢話

語言學上，分類詞不同於一般較常聽到的量詞。何萬順的研究重點之一，正是想確立一條區辨分類詞和量詞的理論界線，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那就是──「量詞是必要的，分類詞是廢話。」何萬順笑著說。

分類詞在語意表達上堪稱無用之物，其實說也好、不說也罷。何萬順喜歡拿這個聖經故事為例：「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白話來說，就是「五張餅、兩條魚，餵飽五千個人」，兩個句子只差在分類詞的有無，但意涵一模一樣、不增不減。至於量詞可就有紮紮實實的語意了，譬如：三「雙」筷子、五「包」衛生紙的「雙」和「包」一旦省略，說話者便無法順利表達心中所想的物品數量。

中文使用者不容易區別分類詞和量詞，是因為它們在語法上佔據相同的位置，都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三__蘋果）」。不僅如此，何萬順更發現它們都能對應到數學的乘法關係，用更簡潔的式子表達：三雙筷子是3 x 2 x 筷子，三本書則是3 x 1 x 書。

兩者的差別在於，分類詞的乘法意涵再怎麼樣都只能是「乘一」，而在數學上「乘一」完全可以省略。分類詞無法描述「一」之外的數量，說了等於沒說，這就是分類詞和量詞的不同之處。何萬順結論道，分類詞的定義，就是它的乘法屬性「必然是乘一」；如果語意不是必然乘一，則屬於量詞。也因此，分類詞後面只能接可數名詞，其他林林總總的情況都算是量詞。

語言歷史中的偶然產物

這麼說來，分類詞不就是宛如闌尾般的存在，一個無功能、無意義的冗詞？何萬順整合多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全面調查了全球七千多種語言，目前發現一共有519個語言具備分類詞，其中也包含我們使用的台灣華語（Taiwan Mandarin）。如果分類詞果真無用，這些語言為什麼要發展出分類詞？

詞如其名，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分類詞的功能，在於為名詞分類：指涉圓形的物體才能用「顆」、長條狀物體才能用「條」，這也是分類詞的名稱由來。但在何萬順看來，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簡化。他認為分類的功能並沒有必要性，應該是分類詞在語言演變過程中，偶然衍生的副作用。

何萬順指出，分類詞的誕生起初可能只為了講求語言節奏的一致性，用於填補音韻的空缺。譬如說，三籃蘋果、三箱蘋果、三斤蘋果的三和蘋果之間都有一個音節；這時如果又說三蘋果，就會造成不太協調的感覺，而填上一個空詞，便能達到音韻的一致性。這個空詞不能有語意，只能是可省略的乘一，像是「個」或「顆」。

接下來，分類詞系統成形的第二部曲，可以說是微妙有趣的橋段。當人們創造了一個空詞，意義便開始逐漸注入。「語言中只要有聲響，人就很難不給他語意。」何萬順說：「那麼，該為數詞和名詞中間的這聲音賦予什麼意義呢？如果我先把後面要講的東西給你提點一下，東西是圓的就說顆、長的就說根、動物就說隻，這就造成一個很好的語意分散效果：透過分類詞彰顯後面這樣東西的某項特徵，先給你一個語意的範圍，也降低你理解的壓力，不必每個詞都聽得清清楚楚，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何萬順幽默舉例說：「如果有朋友跟你聊天，說他今天去逛街買了三頂⋯⋯，就算你沒聽到後面是什麼物品，都大概能猜出是帽子，而不是轎子。」這是分類詞和量詞的另一項區辨標準，分類詞能凸顯、提示後頭名詞某項內建的本質特徵（inherent property）；量詞卻不必和後面名詞的物件特徵有所關聯。被裝成一「包」的東西，沒有什麼共通的本質特徵，但用「隻」當分類詞的必定是動物。於是，分類詞在偶然間具備了提示、分類的功能，但這並非最初創造它的目的。

語言與數學的相通與應用

「分類詞」和「量詞」的分析，有什麼理論或實用的價值呢？何萬順點出，由於分類詞和量詞都奠基於乘法關係，它們共同呈現了人類心智一個基本的特徵，那就是算術能力和語言能力的相輔相成，他說：「這呼應了Chomsky的生成語法理論，即人類的語言中內建mathematical property，有數學的特徵在裡面。」

也因此，這些分析可能對教學應用有所助益。數學畢竟是全世界共通的語言，如果透過乘法的邏輯介紹分類詞，將有助於母語中缺乏分類詞（如英文）的語言學習者，瞭解分類詞的運用方式。

另一方面，何萬順猜想反過來的應用方向或許也可行：「在教導孩童乘法時，先從日常語言中的量詞、分類詞切入，告訴孩童你早就知道乘法是怎麼一回事了，有助於建立學習信心。」這些應用都奠基於相同的理論基礎，算術、語言能力的相互關聯。

分類詞的單一起源？

分類詞乍看無用、瑣碎，卻成了何萬順進一步探索亞太地區語言分佈與傳播史的線索。就像地球科學家透過地層沉積物窺見地球的歷史，何萬順遍尋世界上具有分類詞系統的語言，經過一番分析後，提出了「世界語言中分類詞的單一起源假設」。

何萬順攤開自行製作的分類詞語言世界地圖，發現全球519個分類詞語言大多集中在亞太地區。可是，分類詞在語言功能上實在非屬必要，為什麼還會出現那麼多分類詞語言？於是他有天突發奇想認為：「分類詞會不會原本只在一個地方發生？接下來的擴張就好像一顆石頭擲到水池裡，啵，引起的漣漪。」經過層層嚴謹的證據蒐集、推敲與論證過程，他目前相信歐亞大陸的分類詞起源於北方漢語，而後逐漸往四處蔓延。
台灣華語獨特、豐富的分類詞系統

許多擁有分類詞的語言，不僅把這乍看無用的詞類給留了下來，還變出各種花樣來表達「乘一」，台灣華語便是之一。根據單一起源假設，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應該也是發源於北方漢語，往南一路散播，由漢人移民飄洋過海帶來並日漸生根。但時至今日，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卻在華語語系中一枝獨秀，蘊藏有上百個分類詞，比當今中國北方、南方的華語方言都還要豐富許多（北京土話常用的分類詞不過十來個）。這背後的緣由，就要從台灣獨特的歷史脈絡說起。

國民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力推去日本化及中國化教育，並於六○年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亦在日治時期教育政策的基礎上實施了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同一時間，中國深陷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水深火熱和文明浩劫當中。

就在這重視古典文言文學、教育普及的制度背景下，多數台灣民眾學會了華語三千年以來的分類詞系統，並運用在日常的對話和書寫中。這些分類詞也注入台灣文學的發展，讓作家能運用更精緻、細膩的語彙帶出音韻和準確度的美感。歷史際遇的差異，讓台灣華語相較於中國，保存了更為豐富的分類詞。

除了官方因素，台灣民間各族群語言的交織匯流，更進一步豐富了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何萬順談到一次在深圳演講的親身經驗說：「當時一名學生舉手，說他們從不講什麼三顆、三粒蘋果，只講三個蘋果。」現場調查後，何萬順驚訝地發現真是如此，同時使用「個」、「顆」、「粒」似乎是台灣特殊的語言現象。他回頭分析：「台灣人可以說三個蘋果，因為『個』是最普通、一定可說的。說三顆蘋果就稍微文雅一點，我們可以在華文文學裡看到顆，天上一顆星星，就比一個星星更有文學性。」

至於粒呢？何萬順說：「把「粒」的用法擴大到比砂子更大的東西，則是受台語的影響，例如，saⁿ-lia̍p si-kue（三粒西瓜）。台語沒有『顆』，是國民黨帶來了『顆』。而現在台灣華語中『粒』的用法，就是外省第二代和本省第二代一起到學校上課時，互動溝通下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上課學了『顆』，下課學了『粒』。」

換言之，台灣華語的分類詞系統之所以如此豐富，是同時兼容了一般用法、文言文學教育、以及各族群語言交匯的結果。在「三」和「蘋果」之間，「個」、「顆」、「粒」等分類詞都是可以互換，甚至可以省略的廢話，翻譯成英文也都是three apples；但這些「廢話」卻輝映著台灣政治、族群、語言、與教育政策相互交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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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有點搞笑，我最常看到milk的地方是在髮廊。以前在髮廊剪頭髮的時候，店家總會放幾本潮流雜誌在桌上，milk常是其中一本。封面上那個圓形寫著「MK」的黑白logo，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一開始發想時，我就決定只用黑、白兩色作為基NO拉的配色，來致敬這個經典logo。
milk名稱的由來是希望如牛奶般提供讀者知識養分，所以我故意在許多地方做出如原始logo般牛奶流下的設計。口袋上方的數字「01」代表創刊號，「2607-0108」則是致敬了當時的發行日期「7月26日至8月1日」。褲子上的牛奶盒子是以milk雜誌上打開的牛奶盒插畫為靈感，我設計成未開封的樣子，象徵進入數位時代的milk，讀者不用「打開」書本，而是在數位裝置上「點開」書本吸收資訊。
Sorry, for the Milk version Ghinorah, there's no other overseas selling point. Please keep the photo for your collection 😛

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