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力抵抗　直至勝利
－社會民主連線回應2021年香港政治形勢變化的決議文

壹、前言

反修例運動波瀾壯闊，在香港史上無出其右，前所未有，香港群眾力量盡顯於世。雖然運動成功阻止修訂《逃犯條例》，並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促使民主派旗開得勝，奪得17個區議會主導權，大敗保皇黨，但持續逾半年的群眾運動久經創傷，在2019年尾已漸露疲態，民主陣營以「35+」策略奮起一搏，利用高昂民氣希望取得議會多數，反制林鄭政府，實現「五大訴求」，爭取普選及釋放所有政治犯，可惜中共隨即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高壓姿勢利用警察及法庭鎮壓異見，更設立《港區國安法》肅清反對聲音，重創公民社會。

自《港區國安法》設立至今，林鄭政權已拘捕超過100人，當中包括社民連兩位副主席岑子杰及長毛梁國雄，他們與其他民主派領袖已被拘禁兩個多月，如今刑期仍未可知，尚待審訊。此外，梁國雄所涉的8‧18維園流水式集會案被法庭重判18個月監禁，其他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如六四集會案被告亦遭判重刑，且社民連數名成員也涉其中，將會相繼入獄。與此同時，中共連消帶打，順道推出「完善選舉制度」方案，徹底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制度，壓制港人再次以選票表達異見的機會。就此，社民連以本決議文申明對是次選舉改制的主張，闡述想法。

貳、背景及分析

原訂於去年9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被林鄭政權以疫情為由延後一年，其後的11月，人大常委會突然作出決定，以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及公共專業聯盟梁繼昌在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裁定為「提名無效」為由，取消其議員資格，民主派遂在翌日總辭抗議，全面撤出議會。今年1月6日，警務處動員過千警力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大規模拘捕55位民主派人士，包括本會兩名副主席。除8名民主派人士暫未被控，11名成功保釋外，其餘36位政治犯一直還押至今。

除《港區國安法》外，林鄭政權亦動用《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罪」起訴網台節目主持並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無限期扣押，再以《公安條例》對付未得到警方批准的和平集會發起人，更以疫情及公共秩序為由阻止任何集會遊行，亦打算以《社團條例》取締合作多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消滅和平集會遊行的公民平台，又利用新例要求區議員宣誓，對其認為未符誓言者撤銷議員資格，企圖顛覆選舉結果；革除教師，清洗港台，起訴傳媒。以上種種法律及行政手段，都是遵從中共中央香港工委書記駱惠寧「該激活的激活，該執行的執行」的指示，務必鎮壓自2019年6月激起的民間反抗運動，竭力維護政權穩定及特權階級的利益。

今年1月27日，香港小圈子選舉首長林鄭月娥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述職時，習近平已明言：「香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此後，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夏寶龍亦表示須以「愛國者治港」原則作出選舉改制。不久，中共立法機關一改過去由特區政府主導香港政改五部曲的程序，反而直接干預香港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務，並一步到位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包括：
一、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作政治審查，嚴格篩選候選人；
二、增加立法會議員人數至90人，但同時降低直選議員比例至1991年以來新低，並恢復選舉委員會議員，以其作為壟斷立法會權力的特權小圈子；
三、增設第五界別（人大及政協），並加入大量親建制團體成為大部份選舉委員會或功能組別選民，排除民主派團體，使中共能牢牢掌握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結果；
四、要求直選議員除公民提名外，事必取得五大界別選委提名，公民提名被變相廢除，立法會議員改以選委提名，或中共提名作為必要參選門檻。

從以上的選舉改動可見，中共在2019年香港大型群眾運動及區議會選舉嚴重受挫後，決定徹底地從體制上排斥真實民意，並要完全控制選舉結果，牢牢掌握行政及立法機關的主導權，絕不能再發生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事情，但最近不少建制派邀請溫和民主派參選，亦反映中共仍然期望部份溫和民主派充當議會花瓶，將民主陣營分而治之，進而分裂及瓦解公民社會。民主派迎來難題，是否參與即將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有說，若不參選，以後不得參選，連原有區議員都受影響，令整個民主陣營瀕臨滅亡；有說，參選乃保存實力，令民主派得以重整力量。前者威逼，後者利誘，路人皆見。

從1980年代香港地方選舉興起，民主運動迅速發展。一直以來，民主派都依賴議會推動民主進程，更發展出「路徑依賴」理論，企圖透過代議士與中共協商而循序漸進至雙普選，甚至奢望能擠身管治架構，因此，民主派多年來迴避群眾運動抗爭，假想利用政黨政治解決民主困局，當年放棄「五區公投」而走入中聯辦「談判」正是顯例。直至2014年的＜8‧31人大決定＞，中共正式表露只會推行有篩選的「普選」，不少民主派終意識到「路徑依賴」經已破產，繼而投入雨傘運動，公民抗命，又參與議會抗爭，繼而有後來的反修例運動。如今，中共強力鎮壓，脅逼民主派走回頭路，甚至卑躬屈膝接受篩選，領受中共提名，擠身入不能反映香港整體民意以及毫無實權的立法機關，成為「完善選舉」的政治裝飾，以堵世界各國悠悠眾口。

尤以此選舉改制最難以接受者，就是民主派候選人需得到五大界別的選委提名才能入閘參選，在選舉委員會幾乎由建制派控制的情況下，民主派要向建制派選委拜票，向中共求取提名才能入閘參選。最近中共透過建制派透露部份溫和民主派可獲提名，就正正反映中共能夠在提名權上篩選候選人，在民主派內預先選出「聽話」者，再交由地區選民投票，此豈非正是我們多年前反對＜8‧31人大決定＞的重大理由？如今，中共不僅要預先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更要預先確定立法會議員候選人，港人的公民提名權被變相剝奪，在此情況下參選，又有何面目向一直堅持公民提名的港人交代？如果我們接受中共預先篩選候選人，我們豈不是把地區選民當成選舉工具？而且，若議員的提名權在中共手上，一旦中共唸起緊箍咒，民主派處處受縛，未能為群眾清心直說，豈不淪為「忠誠反對派」？再者，在不透明且小圈子的選委提名下，政治交易蠢蠢欲動，即使確實沒有所謂交易，但亦難免會傷害民主陣營之間的信任。

民主陣營應認清形勢，中共近一年的打壓，顯示習近平政權的已無視任何壓力，在香港掃平異己。特區政府的管治方式，已不同後期的港英殖民地政府和97後的特區政府，不再需要吸納反對派作為管治的一部份，在民生問題上討價還價，利用反對派作為社會矛盾的安全閥。中共提倡「愛國者治港」改變選舉制度，由公營機構、地區組織、區議會等諮詢機構，乃至擁有一定權力的立法會，林鄭政府在各個管治層面手起刀落，不是將民主派掃地出門，就是重重設限，要民主派卑躬屈膝。顯然，未來特區政府要吸納的只會是「忠誠的廢物」，民主派擠身其中，只會重蹈中共八大民主黨派的花瓶角色，實在情何已堪？在同路人大量被捕入獄，反抗聲音不斷受打壓之際，統治者所拋下的怎會是橄欖枝？怎會有利於民主陣營的發展？

自雨傘運動，乃至反修例運動，多少群眾付出代價，各黨派領袖皆身繫牢獄，未知歸期，如若參選能令他們盡數或盡早釋放，令政治犯沉冤昭雪，尚可計議，但既無所得，卻要背離當年原則，實在得不償失。更何況，在去年的民主派初選，我等獲授權參選立法會的已盡數入獄，如今既未獲得民主派群眾授權，反在民意大多反對的情況下參選，豈非自絕於群眾？強行參選徒然令民主運動又再陷爭拗，罪魁禍首卻可作壁上觀。

叁、展望

社民連自2017年來被剝奪議員資格後，直至現在都沒有立法會議席，四年過來艱苦經營，依靠群眾，我們縱然眾多成員蒙受劫難，如今尚是不屈不倒。自昔日反修例運動，乃至今日中共大報復，我們必須認定不能回到當年依仗議會推動民主運動的年代，而應轉變為抵禦中共鎮壓和改造香港社會成獨裁專制政體的抵抗運動。既是抵抗運動，就無須配合中共「完善選舉」的劇本而委曲求全，反而應當深入民間，乘著2019年大運動之機，結連每位仍然堅持爭取民主自由的志士，支持各區爭取可以發聲的空間，彰顯真實民意，抵抗壓逼。

社民連支持和自當參與公平公正，能真實反映民意的選舉。我們必須強調，參選是要透過宣傳、鼓動和組織，提高港人政治意識，而進入議會是監督政府，改變施政，扶助勞工，改善民生，因此，參選和進入議會是要促成而不是弱化民主運動。若然，選舉結果已為當權者一早設定，則其選舉意義盡失，社民連堅拒參與，更期望民主派同道拒絕與不義選舉制度合作。鼓勵港人組織結連起來，拒絕零散分化，爭取中國大陸人民及國際社會支持，仍然是我們未來方向。只要相信群眾，背靠群眾，民主運動才會壯大，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奮力抵抗，直至勝利！

肆、決定

在公民提名權被嚴重剝奪，變相廢除，香港已喪失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現況下，社民連不會參與2021年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並且，在選舉權仍未受到完全壓制的情況下，社民連呼籲廣大群眾積極透過各種選舉憑良心表達意見，盡力彰顯真實民意。

社會民主連線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六日

失敗者回憶錄：煎熬（李怡）

從深圳闖關回到香港，驚魂初定，卻感前路茫茫。邊防人員說「下次回來要照公安局規定」，而我在無法照那個新規定做的情況下，意思就是不能回來了。除非規定改回正常。這不是我能夠預知的情況，即使改正了我也無法知道。也就是說，如果我還要回家，那就是一次不可預知的生命賭博。更擔心的是麗儀的遭遇，她雖然性情溫和，但對於是非一向很堅持。她說中共文件指「香港回來的人有70%是特務」，那麼若要她指證我是「特務」，就她個性來說，那是不可能的。但自從1966年文革開始以來，我已經見識了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事。在逼供之下，她恐怕也難再堅持。那麼，我們的婚姻關係就要破碎。我很難想像那會是怎樣的情況。而更壞的可能性，就是她也被屈打成「特務」，坐牢、槍斃都有可能發生，那麼我兩個可愛的女兒怎麼辦？我每天想這樣的結局，每一次都一身冷汗。

文革以來，有甚麼荒唐的事呢？香港的非左派媒體大量報道，許多著名的、我所敬仰的作家知識分子被揪鬥，老舍自殺，從香港回國的兵乓球名手容國團自殺，許多中共元老、政要直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批鬥、虐待，我在北京和廣州的兩位叔叔及其家人沒有消息，我在大陸的姐姐、弟弟、妹妹，都不跟我也不跟爸爸通信。這些都還不是我的直接遭遇。

文革開始時，在中國，接聽電話第一句不是「喂」，而是大聲叫「毛主席萬歲」，把人嚇一跳。過中國海關時，有段時間海關被紅衞兵奪權，過關時關員要我先站在一旁念《毛主席語錄》，然後問我「來深圳做甚麼」，我說「看我的愛人、小孩」（那時在大陸都把妻子、丈夫叫「愛人」）；問「看他們做甚麼？」答「講講話啦！」問「講甚麼？」我真是不知道怎麼回答這些無知的問題。

那時候，一切都顛倒。乾淨整潔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習性，骯髒才是無產階級本色；禮貌是資產階級思想。妻子帶學生外訪時，晚上給學生蓋被，幫學生補衣服，文革大字報被學生揭發她「對同學進行資產階級母愛教育」，連動物都有的母愛天性也被指為「資產階級」。還有甚麼奇怪的、顛倒的事情不會發生？

我睡覺、起床、工作、寫稿，每月繁重的編輯出版《七十年代》月刊。生活着卻總像有一根刺頂在心中。

我去找麗儀在香港的地下黨員哥哥。他沒有為自己妹妹着急，而是鎮定地說，如果你沒有做甚麼事就用不着驚怕。言下之意是他的黨性凌駕了對他妹妹和對我的信任。

《七十年代》的出資者上海書局是華僑「愛國」資本，但我的實際領導人則是中共出版界的藍先生。更高級的唐先生，那時已經找不到了，據說他也被調回大陸批鬥。我把遭遇告訴藍先生，想他通過組織關係去溝通，至少讓深圳專案組知道我不是英美特務，而是在中共領導的雜誌擔任總編。但他聽到我說麗儀受審查，即不作聲。於是，我知道他或者無能為力，或者不想淌一個嫌疑人的渾水，或者相信組織多於相信他自己對我許多年的了解判斷。

我每月寄100港幣給麗儀，並到銀行去拿有她簽收的回條。從回條中知道她仍然活着，這是我們之間唯一的聯繫。整整三個多月，每一天都像被煎熬，我勉強支撐着近乎崩潰的精神，維持雜誌按月出版。

舊作選篇（之37）
下愚而上詐：立國之本

（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上智」有人解釋為上等的智者，也有人指是居上位的人。近代大學問家陳寅恪1937年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2017年，我寫了兩篇文章，講到「下愚上詐」，較1937年時猶有過之。）

成吉思汗妄想症

（發表在 2017年12月20 日）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法院對一名男子侮辱成吉思汗掛像，判處一年徒刑。事緣於這名男子將他踐踏掛像的影像發佈到網絡，「引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部份群眾到公安機關報案，要求嚴懲」。

對八百多年前的成吉思汗有不同評價，料想不會影響現時政局，為此而判刑，真是不知所謂。群眾不滿而報案，則相信是事實，判刑可能為了平息不滿的政治需要。

在大陸一般人心目中，成吉思汗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毛澤東詞：「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雖自炫勝過歷史巨人，但已肯定了他們是英雄人物矣。

歷史上有推動文明進步的人類的共同英雄，也有民族性的英雄。一個民族的英雄，很可能是另一個民族的敵人。比如以色列的英雄可能是阿拉伯國家的敵人，IS人肉炸彈英雄是和平社會的敵人。

成吉思汗一生征戰，統一了蒙古各部，征服俄羅斯，席捲歐洲，又吞金滅宋，建立大元帝國。他可能是蒙古人的英雄，但卻是被侵略民族的讎寇。

外國歷史學者，記錄成吉思汗的入侵，都指出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道災難。美國現代歷史學家Frances Saunders說：「作為人類種族滅絕屠殺的典型代表，這些蒙古人是自古以來最惡劣的屠夫。他們把許多國家民族完全斬盡殺絕、或者全部驅趕出家園。在屠殺上令人髮指程度，一直到現代的納粹都沒有超越。」

對華夏民族來說，成吉思汗也是入侵者。蒙古人在中國北方也實行了種族滅絕式的屠殺，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以至於秦嶺淮河以北的平原地區幾乎成為無人區，天府之國的四川也由1,300萬人銳減到80萬人。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至少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

對喜歡大一統的人來說，成吉思汗的成就滿足了他們的想像，成為他們心中的大英雄。

魯迅寫道：「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俄羅斯），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美國愛荷華大學教授唐文方和Benjamin Darr 2008年在中國作了大規模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受訪者，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城市農民工的民族主義意識最強，農村居民居中，城市居民最弱。而屢次的「愛國爭端」，「反應最激烈的都是社會邊緣人群」。

印度智者J.Krishnamurti說：「在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
因為，無權的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像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份，於是有了基於民族主義的疆域狂熱，統一情結，包含着某種不可治癒的自卑感。

中國的愛國人士大都患了成吉思汗妄想症，他們放不下成吉思汗，猶如他們放不下「中國太極神功」。智慧越低越愛國，他們所愛之物傷害他們也最深。沒有比這更悲哀的事情了。

下愚上詐之道
（發表於2017.年12月22日）

前文談及兩位美國教授在中國所做的社會調查，發現學歷越低、收入越少的人，民族主義意識越強，在屢次反日反韓的「愛國爭端」中，這些社會邊緣人群都是激烈參與者。

英國政治家Henry Brougham（1778—1868）說：「教育使一個民族容易領導，卻難於驅使；容易統治，但無法奴役。」

所謂領導與統治，是指理性、公平，人民權利最大化的的政權；所謂驅使與奴役，就是指所有決策以掌權者利益為依歸，獨斷，非理性，不公平，把被統治者當作奴隸的極權體制。前者靠啟發個人心智的教育而使領導與統治更容易，後者就靠全民教育水平低下，和強調民族主義及扭曲歷史的教育來實現。

中國的教育灌輸對執政黨絕對服從，歷史教材扭曲，語文和社會教材偏頗，都是洗腦式的愚民教育，讓受教育者容易驅使與奴役。

但即使是這樣的教育，仍然會使教育水平高的人，較有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較難驅使。中共國的教育經費一向偏低，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只相當於美國的9.68%。

1937年，大學問家陳寅恪在與吳宓教授散步時談中日戰局，吳宓日記載：「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下愚上詐」的說法，真是說中要害了。「上詐」而「下」不覺，皆因「下愚」；而「上」要繼續「詐」或更「詐」，就要使「下」更「愚」。中共建政以來，教育經費之偏低和教材之偏頗，都可以說是為了可以讓「上」更詐和一直詐下去。

中共「上」詐最厲害的一招，是提出「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因此下愚者就自以為居於領導階級的地位，幻想無權的自我置身於強國「大我」中，而愛國主義爆棚。但其實在中共掌權者眼中，城市工人和以自殺為人生正常歸宿的農民，都是低端人口。

有一個蘇聯笑話：人身上有三種不可測的特質：才智、黨性和真誠。一個人只可以擁有兩種——有黨性和真誠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和真誠就不會有黨性，有才智和黨性就不會有真誠。

這雖是笑話，但也是至理。對於以「下級服從上級」為主要教義的列寧式政黨來說，黨性是三種特質中最重要的一項，因此一定會排斥「有才智和真誠」的人，因為他們不可能有黨性；其次就會排斥「有才智和黨性」的人，因為即使表現得有黨性，但有才智的人分分鐘對上級決策會有自己意見，雖服從卻可能是口服心不服，上級黨對他們的信任會存一個問號；再次就會排斥「有黨性和真誠」的人，因為這些人儘管無才智，但如果他們的確真誠，真心相信黨的政策，也往往會有違上意，因為黨提出的政策可能根本是騙人的，比如真心相信黨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

對黨來說，最可靠是只有黨性、既沒有才智也沒有真誠的人。我們覺得一些建制派假報學歷很不堪，但對於黨來說，這種沒有學歷和不誠實的愚人最可靠。有些我們覺得好像三種特質俱備的人，比如曾鈺成，就是沒有機會更上層樓。

因為下愚上詐，是中共治國之術，立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