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己任老師分享」

最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想起“楊小佩”，雖然知道她已經逝世三十多年，可是她的琴聲與最後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情景仍然常常出現在眼前。郭英聲說他生平拍的第一位女孩就是“楊小佩”，而“楊小佩”在那個年代，是與陳必先齊名才華洋溢的鋼琴家。 雖然她身材瘦小，但鋼琴在她手下卻像個玩具，第一次聽小佩彈琴，立刻被她的琴音迷倒，而更讓我注意的卻是她雙眼中透露出來的憂鬱與哀傷。今天在網路上不經意看到了這篇「遺言」，一眼就認出那位「佩吉·楊」就是楊小佩！她的故事可以為天下父母鑑！「遺言」很長，請耐心的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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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天下父母心和錯位的愛”

佩吉·楊，42，台灣人，台灣著名鋼琴家

這份遺言是根據我收到的幾盒錄音帶謄寫的，費時不少，是所有遺言中最長的一份，但完成後感到很值得。
寄磁帶的人是遺言中提到的那個被稱為 L 的人。

你好，親愛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給了我這個能讓我說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機會。
我不想走，也不能走——這是我此刻最最想說的話。
此刻我對自己的生命已沒有太多的留戀，除了父母和我在音樂界和非音樂界的朋友，當然還有萊昂，我再也無法見到的法國戀人。
可是我的女兒尼娜才只有 9 歲呀！
我不敢想，她從此必須活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這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啊！
我已經是肺癌晚期，本來就又瘦又小的身體經過多次放、化療現在已經脫了形，加上掉光了頭髮，你可以想象我的樣子有多難看。
我那樣注重外貌，愛漂亮，現在卻對自己的一切都無能為力了！
前天小尼娜來過了，她從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我從她的哭聲裡可以聽出來，她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媽媽，有可憐我的成分，有不懂，還有媽媽變成了這個樣子，她不知該對誰發火的憤怒。

　　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個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個徵集臨終遺言的廣告，然後她小心地問我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勞記錄和郵寄。
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你這樣做真是夠殘忍啊！因為你活生生地把一個人不願意面對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
你知道嗎？不論一個人病得多重，離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願真的相信自己會走，因為我們只熟悉活著時的一切，能看見的生活，而死亡畢竟是件多麼陌生的事！
但我又必須承認，把最後的話留下來對我又是一種多麼致命的需要！
我現在已經不能寫任何東西了，趁現在還能勉強發聲，就把留下的話在電話裡口述給了我在紐約的朋友 L，請她謄寫，然後代為轉寄給你吧。

　　我一生在台灣教過很多學生，他們當中很多都來了美國，我得病後他們能來的都來看過我了，他們的確都讓我感動，提醒我，在我不太長的生命裡有過他們的身影和關愛。
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正式的社會的和朋友關係的層面，由於面子和種種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
只有紐約的朋友 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
我與她雖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裡偶然相遇，並且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大陸人，按理我們之間該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見和隔閡才對，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卻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讓我知道，她是一個能夠讓我把生活裡最隱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剛來美國時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後來生活走入絕境時開始相信西藏密宗。
而遇到這個大陸來的 L，應該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對，讓我能將自己一生裡除了作為公眾人物之外發生的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個寄托之處。
除了她，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看來，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實早已埋伏了日後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 L 無比耐心地用了三個晚上在電話裡陪著我完成了這個最後的心願，完成之後，我的病情加重，她飛來加州看我，並答應陪我走完最後一小段不長的路。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在一家報館做編輯，母親結婚後就做了家庭主婦，五年內他們生了我和弟弟。
我很小時就對音樂有一種反常的癡迷和感覺，似乎那裡才是更值得進去探索的世界，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秘密。
父親送我去學鋼琴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就是鋼琴。

　　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練琴，我與琴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來，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來。
我 5 歲時得了全台灣幼兒鋼琴大賽的冠軍，後來在所有幼兒和青少年組的鋼琴大賽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軍就是亞軍，每次得獎後，我都看到父母的極度喜悅，似乎他們卑微的社會地位瞬間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們在接待親朋好友來祝賀的時候，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他們總是對小弟說，你要向姐姐學，為我們這個家爭光。
中學還沒畢業，我就考上了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拿到了部分獎學金。
為了完成整個學業，我父母決定全家移居法國，靠打工幫我讀完大學；他們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似乎不考慮是否再回來了。
看著父親忙著這一切時臉上的決絕表情，我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夜裡我獨自暗想，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遠是一個懂事、聽話和看似樂觀的女兒和姐姐。
後來我的一生都習慣了扮演這個不能改變的角色。

　　我們到了法國後租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馬上開始在附近的中餐館和洗衣房找工做。
我每天去上學，進出典雅的貴族式校園環境，坐在精致華美的教室裡聽課、練琴，而我的父母卻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體力工，強烈的反差讓我心理上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我只有拼命地學習，忘我地練琴，不敢有半點松懈和歡樂。
我的父親一見到我總會嚴肅地告誡我要努力再努力。
看著由於勞累使他們日漸蒼老的容貌和過早冒出的白髮，我總有想哭的，如果是在台灣，他們並不需要這樣辛苦。
壓力太大時，我開始了抽煙，在法國，十幾歲的女孩子抽煙很尋常，但由於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很嚴，這事我自然瞞了他們。

　　我在法國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這是世界上鋼琴界最重要的大賽，父親眼睛裡那種只能贏不能輸的令人發抖的無聲期盼，使我緊張得只能靠拼命抽煙來鎮定自己。
不過，我在真正比賽時，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個飄離自己祖國的波蘭人，他內心的悲苦和悵惘之情讓我產生了極為真實和強烈的共鳴，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為我量身而寫的。
參賽前的緊張一掃而空，是蕭邦的靈魂拯救了我。
我獲獎後，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父親臉上突然出現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後發出的聲音竟然是一種近似哭嚎的聲音，嚇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過了一會兒爸爸才掉下了眼淚，正常地嗚嗚哭起來。
媽媽則用她那雙已經變得粗糙泛紅的雙手不停地擦眼淚，什麼話也沒說，或是說不出來吧。

　　只有我在法國剛開始讀中學的弟弟自然地表達了他的感情。
他高興而興奮地和我緊緊擁抱，說：
「姐姐，你太棒了，我愛你！」

　　在向我祝賀的所有人裡，當然有萊昂。
萊昂與我同校，是學大提琴的，高我兩個年級，大我三歲，他溫文爾雅、帥氣、有禮，尤其是他的微笑極具感染力。
我們是在校園裡的一個共同喜愛的角落認識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經常在那裡出現；剛來學校不久，由於壓力太大，我特別喜歡去那個安靜又美麗的角落尋找片刻的平靜，而他去那裡竟然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
萊昂的幽默和熱情讓我緊張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鬆；萊昂的父親是巴黎郊區種植葡萄的農民，很支持兒子對學習音樂的選擇，因此他很少有學習的壓力，只有對愛好的甘願付出，這讓我非常羨慕。
我們開始交往後，經常一起沿塞納河騎自行車去郊遊，有時也去他家。
有一次我帶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家都很開心，萊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熱情的人，他們當著我們的面跳舞和親吻，讓人感到特別放鬆，他們還為我們做了拿手的烤鵝，味道好得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看得出，小弟很喜歡萊昂。

　　他聽從了我的叮囑，沒有把我和萊昂交往的事情告訴爸媽。
我們都知道，爸媽為了讓我在巴黎讀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在讀書期間因為交男朋友而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終於，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了。
為了報答爸媽的辛苦付出，我自然開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個中國人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卻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不得不決定回台灣的大學去任教，因為已經收到了好幾所學校的邀請，這樣我至少可以馬上工作掙到錢，待遇也不錯；而爸媽為了弟弟的學業，決定繼續留在法國。

　　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的那個生日，萊昂忽然帶著一大把玫瑰來到我家，當著我爸媽的面向我求婚。
我也第一次告訴了爸媽，我和萊昂已經認識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萊昂當即表示，他會一生愛我，並為此願意和我一起去台灣生活，他說他可以在那邊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他還說他的父母已經同意了他的選擇，因為他父親當初就是為了和他母親相愛而從比利時的城市來到法國鄉村的。
我父母當時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是尷尬的沉默。
萊昂難過地離去之後，爸媽才對我說，他們是不可能同意我和這個法國小伙子結婚的。
爸爸很嚴肅地對我說，法國人雖然很浪漫，會送花和說甜言蜜語，但這些都太不實際，不是過日子必須有的；他們還說一看萊昂就不是會過日子的人。
我從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順女兒，又是老大，從未頂撞過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
爸爸接著又說，我現在是台灣的著名鋼琴家了，這都是他和媽媽為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成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須由他們為我考慮和決定。

　　那天晚上我幾乎崩潰，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
萊昂是我一生裡唯一真正欣賞我，讓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讓我第一次體驗到愛的甜美滋味的人。
我從小在父母極為嚴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學習，對生活裡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萊昂為我推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種種美好和愛情的美麗，還有自由和屬於個人的追求，這些都是我過去不可能知道的。
和萊昂在機場告別時，我泣不成聲；雖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已經成年的女兒的婚姻選擇，但還是說他可以理解他們是為了我好。
這話不聽還好，一聽我幾乎當場昏倒。
為了我好？我情願不要所有已經得到的學位、獎項，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萊昂在一起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沒有勇氣反對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那是萊昂永遠也不可能理解的。
那是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幾千年裡形成的比法律還要嚴厲的無形的約定和永遠也還不清的沉重心債。

　　回到台灣後我很快就開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學的音樂系聘我去任教、當系主任，待遇也都相當優渥。
此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招收學生，收費自然也不低。
那時，我與另外幾個留洋回來的音樂人被稱為台灣音樂界的三大才子。
來找我教鋼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長陪著自己的孩子來的，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更多的卻是父母的一廂情願和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實現；而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歡教的，因為他們學起來總是心不在焉。
那時的我和萊昂分手後，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這些對音樂沒有感悟的孩子來，忍不住就會大發無名火，有時，下課的時間還沒到，我心情不好就徑自提前走了；家長們從不敢當著我的面有意見，下次還是會恭敬地把孩子送來。
他們都是慕我的名而來，大概都在說服自己接受藝術家的情緒化表現吧。
後來，我喜怒無常的表現大概傳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裡，因為他們的來信裡提到了讓我要嚴格自律，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把法國人的自由散漫之風帶回祖國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灣後，萊昂經常給我打電話安慰我，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可是他聲音裡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也來台灣看過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幾乎又想放棄一切與他回法國去，忘記生活裡的一切。
當萊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違背父母的心意時，他眼裡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
我恨自己，可是結果還是必須向父母妥協。
回台後我生日那天，萊昂從法國定製了一盒紅玫瑰，用航空快遞發送給我。
其實，他完全可以在台灣訂購，但他從來不那樣做，似乎那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幾年後，我們的聯繫隨時間的流逝減少了，但是每年我過生日，無論我是在台灣的七年當中還是後來去了美國並結了婚，他都會無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當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快遞給我一盒象徵永恆愛情的紅玫瑰。
我們分手後的 20 多年裡，他竟從未遺忘過一次。

　　我回到台灣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萊昂藕斷絲連吧，我父親迫不及待地托在台灣的熟人為我介紹了一個台灣的知名商人黃先生，說是介紹，我又怎麼可能拒絕呢？
黃先生一開始對我很感興趣，鍥而不捨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書的校門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飯。
我知道父母一生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給一個有錢人，後半生就可以生活無憂了。
而且他們也認為，依我在台灣的聲望，完全有資格與有錢有地位的人攀親。
他們前半生為了培養我，吃了太多的苦，窮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錢人是說不過去的。
我知道，感情於我已經是奢侈的事了。
想到此，想到今後的生活，想到萊昂，我開始拼命抽煙。
和這個黃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談不上，但他至少還不讓人討厭。
和萊昂分手後，我就不再奢望能有與他相同的戀愛經歷了。

　　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沒有什麼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對，心如死灰的我也就無所謂了。
為了對得起父母，我在認識黃先生三年後和他結婚了。

　　萊昂知道後祝福了我。
我用蹩腳的法文寫信給他：
「從今以後，我活著與沒有活著已經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在乎了。
　你趕快找個好姑娘結婚吧，我們今生有緣無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輩子一定會去找你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離開你！」

　　婚後不到兩個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
那次只是因為我說我有課，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飯。
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
雖然他之後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順了手。
台灣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總之，婚後的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

　　其實，在我們去巴黎度蜜月的時候，我因為忍不住和過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煙，站在一邊的他臉色已經陰沉下來了。
我再也無法專心教書和上鋼琴課；我變得易怒，無端地恐懼，甚至會為了小事而歇斯底裡。
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沒有太多猶豫就去醫院做了墮胎手術，事先沒有告訴我先生。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兒子，因為他是獨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聲喊叫，並威脅說要報警他才住手。
隨後我離開了那個位於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工作，因為身體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訴在法國的父母，怕他們傷心。
但還是有人告訴他們了，也許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
總之，我父親為此專門回了一趟台灣，我們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
我告訴他我要離婚，他卻說這事讓我想都不要想，為人妻後要先學會忍耐，還說他也打過我母親，但現在他們還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嗎？
我聽了他的話無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說，如果不讓我離婚的話我很可能會自殺。
爸爸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閉上了一會兒眼睛，睜開後終於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我又告訴他，離婚後我很想去美國繼續學習，修個鋼琴碩士，父親當時沒說什麼，是直到臨回法國之前才同意的。
他在台灣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麼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開始根本不同意離婚，認為丟了他家的臉，可是由於我的堅持，他最後還是不得已同意了。
我一拿到離婚書就飛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聯繫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該校的音樂系非常好。
由於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便和一個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灣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到各地去旅遊。
由於我回台灣後開過多次鋼琴巡回演奏會，加上幾年教授鋼琴課的積蓄，除去寄給父母的錢，我還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讀完碩士。
我終於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別開心。
從那時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氣色都是最好的時期，有一張照片是在納帕谷（NapaVally）的葡萄莊園品葡萄酒時照的，我做了個鬼臉，樣子很是滑稽可笑。

　　一天，父親從法國打來電話說，他有一個定居舊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見我，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
很快我和俞老伯聯繫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吃午飯。
和俞老伯同去的還有一個叫威廉的體態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紹說，威廉在美國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灣人，還說威廉是個律師，在舊金山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立刻猜到了這次飯局的目的，但是由於那個叫威廉的人普通話說得不好，甚至有點好笑，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太多反感，總之，對他沒有任何感覺。

　　不久，威廉開始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
我很猶豫，因為我並不喜歡他，也因為第一次婚姻的陰影還在，因此本能地不想這麼快就再次進入另一個關係。
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請。

　　沒想到，我的拒絕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獵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給我，並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從我父親那裡知道的）給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電話給我，緊接著是俞老伯，都讓我一定要去，我實在不好推卻，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
來賓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不少美國人。
我剛一出現，他們所有人就向我歡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樂，似乎我和威廉已經是很熟的關係了。
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時候，威廉當著所有人向我走來，一只手很隨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遞給了我一束黃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歡呼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無法出來了。
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請來的樂隊和歌手開始表演節目，大家開始喝酒，交談，俞老伯剛一提出要先回去時，我立刻也跟著他出來了。

　　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後送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住下。
威廉一路上問了我開學的時間和要學的課程，然後告訴我說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聲都不錯。
臨告別時，他說我缺什麼可以告訴他。
我謝了他，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我剛一到家，就看到萊昂從巴黎寄來的紅玫瑰。

　　“親愛的 Peggy，只要世界上還有玫瑰，你就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在卡片上寫道。
看著屋裡的黃、紅兩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傷心，卻說不清是為什麼。

　　開學的前幾天，我去學校報到，卻被告知已經有人為我交了全年的學費並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我知道這一定是威廉幹的。
回家後，為了求證我第一次給他打了電話，果然他承認是他為我辦的所有事，並告訴我說，他還有一個禮物要在開學前送給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讓我下樓來，我來到樓下的門口時，威廉輕按喇叭，我抬頭看見一輛紅色跑車停在不遠處，威廉正坐在裡面沖著我笑。

　　俞老伯幾次來電話詢問我和威廉的情況，不必說了，他背後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
三個月後，爸爸終於忍不住，親自打來了電話。
「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經過了解才介紹威廉給你的。
　他父母人很好，我們中國人的歸宿只能是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會辜負我和你媽的一片苦心的，因為你從小就懂事，就孝順，知道心疼我們……」

　　怎麼辦？我茫然了。
威廉的父母是早年從台灣移民來美的，威廉在舊金山出生，雖然在美國長大，受的是美國教育，但他依然傳統，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父母。
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禮貌，嘴裡“請”“謝謝”說個不停，家暴的可能應該不存在。
但我對他實在沒有什麼感覺，除了感謝。
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萊昂那樣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徹底放棄幻想，再賭一次吧，萬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媽能輕易同意嗎？為此猶豫煩惱了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
誰讓我是老大，誰讓我欠了已經年邁的父母那麼多的情債，誰讓我今生必須做一個孝順聽話的女兒，即使不願意也只能服從呢？

　　婚姻於我就是那麼回事了，只要我有鋼琴可彈，有音樂陪伴就行了。
我心情一旦煩躁或緊張我就一定會去彈琴或抽煙，我喜歡在那種時候彈德彪西的曲子來放鬆自己；那個外國人的內心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每當我的手指與鍵盤把那種美釋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感到舒暢無比。

　　我經常感到看得見的生活只是虛幻的，唯有音樂裡的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我和威廉的婚禮是在舊金山派拉蒙大飯店舉行的，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幾乎所有的中國親友，還有威廉的美國同事和朋友。
威廉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吻我，沒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萊昂。

　　在每一張來賓的請柬上是這樣寫的：
請於某年某月某日前來參加威廉·陳，律師，和佩吉·楊台灣著名鋼琴家，19xx年__________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得主的婚禮，地點是……
萊昂再次誠摯、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時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過他說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記得聽過任何中國男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對誰；我的父親沒有過，我的前夫更沒有。
他們都把自己的需要說成是為了我好，主觀地將其變成了我的需要。

　　婚後，我們住在灣區離我後來讀碩士的那所女校不遠的一處半山上的大宅子裡。
那裡是富人居住的地區，風景很好，空氣清新，樹木蔥郁，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
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後，我就在家裡練琴。
不久我就發現，威廉雖然出生在美國，可是他和許多台灣男生一樣，生活能力很差，幾乎事事需要我為他準備，比如早上起床後我要給他把漱口水和牙膏準備好，然後給他把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領帶拿出來也準備好，最後他臨出門時，我還要把他的公文包遞到他的手裡。
作為家裡的長女，我從小在家習慣了幫助父母做各種事情，包括照顧小弟的生活，所以一開始也並不太在乎為他做這些事。婚後大約三個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威廉似乎很高興。
懷孕期間，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自己照顧自己；威廉在那段時間裡總愛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來就睡了。
半年後，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卻又具體說不出什麼來。
我告訴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許就是這樣無趣，至少威廉沒有家暴行為。

　　臨產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開車去的醫院，女兒出生時他不在我們身邊，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們之間從來也沒有愛的感覺，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抱怨和遺憾。

　　有了尼娜之後，我便暫時休學在家裡照顧她，雖然那時家裡也雇了一個人幫忙。
威廉喜歡逗尼娜玩，他給女兒的笑臉顯然多於給我的。

　　音樂世界的美和現實生活的平庸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讓我感到崩潰。
有一次，我在琴房裡一天都沒有出來，彈琴彈得忘記了一切——我全忘記了我為人女兒，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
從琴房出來時我已經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聲把我重新帶入了現實。

　　萊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後，給她寄了幾件法國的嬰兒服，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悅。
他把包裝盒拿起看了一下，並沒有問寄東西的人是誰，然後放下就走了。

　　不久我過生日，萊昂又照例從巴黎給我寄來了玫瑰。
我從來都不想拒絕萊昂的生日禮物，因為他是我生命裡唯一能提醒我有著另一種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
我們分手已經 7 年了，他後來和一個學提琴的女孩結婚了。
他說他的妻子能夠理解他給我寄花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過去的男友請到家裡三個人一起吃過飯。
可是威廉不是法國人，他骨子裡仍舊是個台灣男人，只不過嘴裡說的是英文。
他並沒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認識萊昂這個事實。
那天快遞員來送花時我在琴房裡，是他開的門。
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門外的地上，打開後花瓣掉落了許多……
我把花拿進琴房後，迅速點燃了一根煙。

　　尼娜三歲的時候，我送她去上幼兒園，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裡，而我也開始繼續攻讀鋼琴碩士的學習。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開車送尼娜去她爺爺奶奶家。
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靜地告訴我說他愛上了別人，是他律師事務所的秘書，一個中美混血女孩。
他說他們已經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現在想搬到一起去住，問我是否同意。
我聽後沒說一句話，到家後也沒有，我把自己關進了琴房，立刻又點上了一支煙，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我同意與否難道還有任何意義嗎？他那樣平靜地說給我聽，其實只是通知我罷了。
幾天後，他開車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尼娜不停地問我爸爸去了哪裡？我先是說他出差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說你自己問他吧。

　　威廉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有感情的，沒過多久他就打電話來找尼娜說話了。
尼娜告訴我，爸爸說他以後不回這個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個家裡，還說周末可以讓媽媽送我過去住一天。
我聽了幾乎昏倒——讓我親自把女兒送到他和那個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還有比這樣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嗎？

　　可是，我竟然這樣做了，因為我沒有選擇！
孩子要見她爸爸，我不能不讓她見，她還小，不能沒有父愛。
第一次開車送尼娜去他們住的地方時，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幾乎要發瘋。
我的手幾乎無法握緊方向盤，可是我又必須克制自己，因為車上還有孩子。

　　在一個高檔公寓的樓下，威廉和那個混血女孩看見了走下車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
尼娜剛一看見她爸爸就呼喊著跑過去，威廉則立刻把她抱了起來。
我沒有下車，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著尼娜走過來，說請我第二天下午 3 點過後來接女兒。
我沒有看他，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說什麼。
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車子發動起來要走了，才忽然大聲地喊了一句「媽咪，我也愛你！」
我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一路上幾次遮住了視線。
那個混血女孩比我年輕和高大，更比我豐滿和性感。

　　我在這樣的屈辱中生活了兩年，沒有告訴俞老伯，更不敢告訴遠在法國的父母，雖然不是我的錯。
這次婚姻是一次更慘的失敗，比第一次更糟。
為什麼我在外面是個被人羨慕的對象，風光無限的著名鋼琴家，小巧玲瓏的身體被一頭滑順飄逸的披肩長髮包裹著，卻在兩次婚姻裡都被拋入無法啟齒的恥辱境地？
我開始沒有節制地瘋狂抽煙，有時一天兩三盒。
我也盡情地酗酒，反正沒有人看見。
然後我開始借瘋狂地彈琴發洩我無法壓抑的憤怒和屈辱，自責和無助。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內心無比恐懼過，歇斯底裡過，失態地吼叫過，瘋狂地奔跑、狂跳過，也激烈地摔過不該摔
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琴房裡忽然醒悟到，我其實一直都戴著雙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單身到結婚。
只有和萊昂在一起的短暫時間內我才做了回自己。
那真是個陌生的自己，但卻是個美麗和幸福，自由和快樂的自己。
那個自己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開學不久，我報了一門美國文學課，是該校英文系的招牌課，教課的女教授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頗有名氣。
那天我趕去上課，車開進校門後沿著長長的林蔭道翻過一個個減速板緩慢地行駛著，然後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背著書包獨自在旁邊的小路上走。
我第一次上課時見過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來的。
那次上的是大課，人多，就沒和她打招呼。
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少，從大陸來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將車開到她身邊，搖下車窗，請她上車一起去上課，她略顯猶豫後就同意了。
我們互相簡單地介紹了自己，我得知 L 是從北京來留學的，在英語系的寫作專業讀碩士。
我問她為什麼來美國讀寫作，而不是其他專業。
她一愣，然後說只是因為喜歡，沒有別的原因，我忽然從她那裡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又陌生的東西，一種接近真實的東西。
在幾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現出一個活潑、開朗、友好，值得別人羨慕的知名鋼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褲或燈芯絨褲，上身總穿小西服，再配一頭滑順的披肩長髮，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潑又可愛。
其實呢，我的身體很瘦小，遺傳自我父親，我知道威廉不喜歡我這樣沒有脂肪不性感的身體，還好，我的外表的確很吸引人，加上我開著紅色跑車和自身的知名度，我總能從別人看我的眼光裡讀到羨慕甚至是嫉妒。
可是在 L 的眼睛裡卻沒有這一切，她的眼睛純淨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如今什麼樣的人專門學寫作呢？就是不為畢業後工作出路考慮，只為了內心的追求非學不可的人。
我當然知道，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為寫作和音樂都是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實的感覺。
我了解那是什麼，它不會欺騙你，就像音樂一樣可靠。

　　我開始給 L 打電話，問她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助的，她剛來美國不久，人生地不熟，沒有車，租住在一個廣東人家裡。
她總是說她很好，什麼也不需要。

　　又是一個星期一，我開車去上美國文學課，那時的我必須用課業來平衡我業已失控的情緒化生活。
前一天發生的令人羞憤的經歷，仍在不斷挑戰著我忍耐的極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從威廉那裡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對我說，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個混血女孩住在一起。
我的手開始握不住方向盤了，因為是下坡路，我只好強忍著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壓下心中的大怒問她為什麼。
這個已經 5 歲的胖女孩直言不諱地說，因為爸爸比媽媽高興，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個她叫做傑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媽媽，因為她不抽煙，也不愛發脾氣。
說完了，她才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
我什麼也沒說，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車開回家。
我給尼娜做完晚飯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屋裡，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沮喪的樣子。
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兒竟然也開始嫌棄我了！
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覺整個世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可我卻不能對任何人說！

　　我把車開進校園後，立刻看見 L 正沿著布滿尤克利樹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著，看見她安靜的身影，我忽然產生了想要痛哭一場的衝動。
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學生，不是台灣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須顧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須在其面前表現某種特定形象和展現特定表情的人；雖然她只是個陌生人，還是一個大陸來的陌生人，卻是一個最可以信賴的人。
我請她上車時，就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了。
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灣區最好的心理醫生也對我無能為力，因為這些美國人怎麼可能懂得中國文化裡的那些東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那些東西可以讓人去死，但看上去卻有著風平浪靜般的無辜。
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忍”了，雖然他們可以很專業地不去問我為什麼要忍，但是他們臉上一個一閃即過的眉頭微蹙，已經正確無誤地洩露了他們的好奇心。
對一個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隱私和內心，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貌似能專業地幫助你的人，盡管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找心理醫生必須像買東西一樣“shoparound”，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讓我感到滿意和對頭的人。

　　我把車停在通往英語系的小徑轉彎處，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驚，因為馬上就要上課了，我不說話，只是呆呆地坐著，看著窗外，L 畢竟是性情中人，她什麼也沒問，就陪著我一起靜靜地坐著。

　　無聲勝有聲的理解在關閉了車窗的車子裡如同慢板的音樂在回蕩。
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來，就像山洪終於沖毀了堤壩；我哭得那樣失態，那樣盡興，那樣不顧體面，那樣舒暢，絕對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一次。
L 沒有勸我一句，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陪著我坐在那裡。
她遞紙巾給我時，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我終於哭累了，掏出一支煙，舉了一下向 L 做了個歉意的表示，搖下車窗後就大口地抽起來。
接下來我開始平靜地，毫無顧忌地對她講起了我真實生活裡的一切：
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風光，背後的萬般無奈和偽裝，我的無法訴說的屈辱和感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忍耐。

　　我告訴 L 我不想離婚，不僅因為女兒太小，也因為我對威廉還有著僅存的一點希望，我不敢對這個沒有男人的家的未來做任何想象，雖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沒有了；但是，我為挽救這個家做了任何事情嗎？沒有。
我的身份和習慣只能讓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
我甚至托人花錢找到了一位剛剛來到洛杉磯的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請他為我看命理和婚姻歸宿，那位大師說，我和威廉的緣分還沒有完全消盡，所以我才會痛苦不堪。
我也告訴了 L 我在家裡如何瘋狂地酗酒，之後再更瘋狂地彈琴，尤其是在彈德彪西的曲子時，總會產生各種幻覺，鋼琴的正前方會經常出現恐怖的有著中國面孔的鬼怪，猙獰可怕，然後我就會更拼命地彈，似乎在與這些魔怪決一死戰；L 一直都沒說什麼，只是不時地點一下頭。

　　那天我們都沒有上成美國文學課，我請她陪我一起去幼兒園接尼娜，然後去我家吃晚飯，她同意了。
尼娜似乎很喜歡 L，但是問我為什麼這個阿姨不太愛講話。
晚飯後我送 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經過今天突發的感情宣洩，我輕鬆了許多，而 L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吃驚的反應，她是一個安靜的人，但是我知道寫作的人內心都是不安靜的；她的平靜讓我對自己的突然失態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尷尬和歉意，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大鬧一場之後，累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睡著了一樣。
我一生裡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 L 都是那年夏天畢業的。
L 邀請了她班上的同學和幾個朋友參加了我在音樂系小教堂舉行的畢業演奏會，我演奏了最喜愛的德彪西的作品。
演奏會很成功，那一次，我彈琴時可怕的魔鬼幻象沒有出現。

　　L 畢業後去了紐約另一所學校繼續讀研究所。
她走後，我又去拜訪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師，這一次他說我和威廉的緣分已盡。
我們終於離了婚，尼娜歸我撫養，那時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們之前曾讓俞老伯勸過我，但是因為威廉明顯是過錯方，他們也只得接受了現實。
從爸爸在電話中的聲音裡我聽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年夏天我帶尼娜回了一趟台灣，然後去了法國，爸爸媽媽和小弟第一次見到了尼娜。

　　那次我吃驚地看到爸媽更加蒼老了。
回到加州後，我申請了去斯坦福大學讀鋼琴演奏的博士學位。
我再次想要開始全新的生活，我賣掉了威廉留給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後搬進一所公寓去住。
我把賣房子的錢都寄給了在法國的父母，讓他們改善生活，並幫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學校。

　　每天我去幼兒園接尼娜時，經常碰到一個叫雷恩的中年美國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個班的兒子馬克，有時到的時間早了一點，我們就會聊上幾句。
慢慢地，我發現他似乎開始對我感興趣，總是談起他自己的事情。
他居然是個精神分析醫師，正在和自己的畫家妻子分居。
後來，他逐漸對我就像有了依戀之情，總給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我聽。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許他和我一樣，生活裡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交談的人，我想起了 L 那時對於我的重要，就讓自己耐心地充當一個傾聽者。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一起帶著各自的孩子出去玩過幾次之後，雷恩開始向我求愛了。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到底是什麼，雖然與前兩個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沒有足夠而明確的愛的成分，和我對萊昂的感情仍舊是很不同的。
可是，就在他剛對我說過他準備和他的妻子離婚後就和我結婚沒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開車去找他已經離開加州的妻子！他在電話裡毫無歉意地對我說，他對他的妻子還有留戀。
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平靜得就好像在告訴我，他剛在超市買了幾個做晚飯要用的青椒。
我終於明白，自己再次掉進了一個陷阱，我無法不責問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該再和任何異性有任何關係了呢？為什麼所有父母滿意的人都不愛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愛任何人了——除了萊昂，那個我心裡永遠的痛和回憶？我暗自發誓，今後再也不去碰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人和事，只需專心讀書，好好培養尼娜就行了。

　　大約和 L 分別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毫無緣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當時是幾點了就撥通了她的電話。
紐約那邊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後，不但沒有怨言，反而很高興，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太陽升起，至少有三四個鍾頭。
我告訴她我的所有近況，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讀博士以及和那個精神分析師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關係。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她，萊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寄來新鮮的紅玫瑰。

　　我是在讀博士第二年的時候開始時常感到胸悶的，早晨起來還經常會咳嗽幾聲，但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來抽煙很凶，所以盡量減少了抽煙的次數；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第一次咳血了。
在醫院，那個高個子的猶太醫生拿著 X 光片告訴我說，我需要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被確診得了肺癌，並且已經是晚期。
聽了醫生的這些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平靜，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個早晚都會來，命裡已注定的結果，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醫院回到家，離要接在附近上小學的尼娜還早。
我不顧一切地又抽了兩支煙，以便冷靜下來做比較理性的對身後事的安排。
不抽那兩支煙，我肯定會握不住筆的，我在一張紙上列出了下面這些需要做的事情：
1.此生需要感謝的人名單
2.以自己的名義捐一筆獎學金給法國高等音樂學院
3.捐一架鋼琴給自己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校
4.對尼娜今後的生活和未來的安排
5.對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幾天後我就開始了例行的放化療。
我的爸媽知道後，立刻就從法國趕來了，雖然我前年才去法國看過他們和小弟，可是再見到他們第一眼時，我幾乎完全認不出了。
我的爸媽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的短短幾天之內一下就變老了！
他們辛苦了一生培養出來的女兒在 42 歲時就要走了，他們注定要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劇了！
我在爸爸枯黃的皮膚裡和額上那些深深的皺紋裡，在讓人不敢正視的深陷的淒哀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個父親對生活最深的失望。
我知道，我的兩次婚姻已經讓他的自尊飽受折磨，而現在我竟要用生死離別來對他們做最後的摧殘！
上天，這一切又怎麼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為什麼無論做什麼最後還是會傷害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個人躺在寂靜的病房裡，雖然身體被放化療蹂躪得幾乎不屬於我了，心裡卻澄淨極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絕症的人一樣，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對並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例行治療，繼續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無招架之力，然後就是應對一撥又一撥前來探望自己的人們，勉強地和他們說幾句話，感謝他們，然後那一天就終於來了。
人到了這種時刻，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已經消失，既然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到來，為什麼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樣，坦然跟它走呢？

　　誰說從幾十年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就一定是件壞事呢？
我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在美國深造，他們大都已經來看過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縮小了很多，人瘦得脫了形。
他們看見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極度意外的神情，接著就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和憐憫。
在和我握手時，我可以感到他們的手無一不在微微顫慄，因為我那雙曾經讓我一生獲獎無數的靈巧的手，現在已經枯萎成了一個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層皮和嶙峋的骨。
當清楚地知道和所有這些人的見面是人生的最後一次時，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夢裡發生的，生活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人來了又會消失？我感到看見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樣地不真實。
再仔細想想，一生裡真正真實的東西除了音樂和萊昂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一點也不假。

　　萊昂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堅決要來看我，可是我也堅決地拒絕了他。
因為經過放療、化療後，我面容枯槁，頭髮脫光，雖然戴了帽子，但愛面子的我堅決不想讓我生命中唯一的愛人對我的最後記憶是那樣一種可怕的形象。
最後萊昂同意了，但是悲傷至極。
上個月我在醫院裡過 42 歲生日時，他從法國寄來了最後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
玫瑰花擺滿了我的房間，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經聞不到了，多次放療、化療已經摧毀我身體太多的功能。
我請人給萊昂寫了最後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
“萊昂，好好活，等著我，下輩子我一定會去找你！”
我所有想說的話到此應該說完了。
我 42 歲的人生隨時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嗎？
此刻我非常懷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過音樂之路，分享過音樂之美的人們，那些老師、學生、同學、朋友。

　　我知道，當年我在台灣教琴過程中遇到情緒不佳時，肯定給我的學生們造成過不小的困擾，我在此向你們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諒，並謙卑地說一聲對不起！衷心希望你們生活幸福，音樂永遠與你們同在。

　　對了，再說幾句吧。
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噓，希望你們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我從小逆來順受的性格與我的音樂才華似乎頗不相稱，也許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會難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處不但是真實存在，並且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我的鋼琴雖然彈得很好，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難。
不過卡夫卡不也是這樣嗎？我在那個女校的英語系選修課上讀了他的小說，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最不真實的世界裡得到靈魂的解脫；而我則是在音樂裡，在手指和琴鍵創造出的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裡才能自由呼吸。
上帝讓我留在世上的時間也許只有一個星期、幾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對任何事已無所顧忌。
我臨走前最想說的是：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和萊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價是會傷害我的父母，但那應該只是一時的。
想一想我後來為了孝順他們而沒有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吧，難道不是更深地傷害了他們一輩子？我的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會懂。
我不敢想像他們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兒這樣最無情的打擊，今後又會如何在悲哀中度過餘生。
可是，孝道如果與人性相違背難道還應成為美德嗎？
天下的父母，請你們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參照和思考吧。

※ L 告訴我，她給我寄出那盒錄音磁帶時，佩吉·楊已經去世了。
她說她這個朋友的悲劇人生其實也是很多在中國家庭裡長大的一代人的無奈。

※通過我與 L 的後續聯繫，我知道了尼娜後來被佩吉·楊的父母接到了法國去生活，也已經開始學習音樂。
我聽了之後不由得想，那個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會不會把自己對女兒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
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她母親的影子？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可憐那些為孝心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負了一生懊悔的孩子們。
但願佩吉·楊的靈魂是自由的，愛自己的親人，但是不必為此付出愛所不能承受的負擔——那負擔最終壓垮了她作為一個優秀音樂家單薄的身體和靈魂。

※附註：蕭邦音樂大賽冠軍得主，查不到台灣音樂家楊珮及其人。
安息吧

※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突然好奇，這些二二八的謬論哪來的，至侯漢廷以來，又進展到什麼程度，結果搜尋一下．
　
發現比侯漢廷當時還糟糕．
　
變成了理中客當道，開始玩弄一些取巧的謬誤，諸如例外凌駕通則，部分取代整體，移轉責任，去語境的謬誤．
　
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擷取《Formosa Calling》這本通篇描述國民黨暴行的書籍，裡的一個段落，將抗爭者分為主和派和鷹派，主和派成為眾矢之的，鷹派覺得主和派是叛徒，要殺你，對於政府來說，你玩兩面手法，拖住政府的「善意」，所以也要殺你，於是原本國民政府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人，變成鷹派也有一份，推論「敵人就在本能寺」．
　
於是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
　
變成了「當時在殺人的，可不只有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
　
賦予陳建仁的說法「不一樣的感覺」
　
而稱「現在我們以為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整編廿一師血腥鎮壓、暴力清鄉而平定的，實際上，國民黨沒有那麼業餘．而在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沒有那麼狠，當年大日本帝國強制把台灣人民直接編成保甲，對內自我監視，對外與反抗者對幹，讓台灣人民自相殘殺．」
　
「二二八事件能迅速恢復秩序的兩大功臣，一個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一個則是戶政人員趕緊更新戶籍資料，而不是靠什麼強大的武力鎮壓，當年陳儀他們，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
　
而有趣的是，《Formosa Calling》就是描述國民黨的武力鎮壓情況．
　
「在法庭上，利害關係人的證詞，其可信度往往需要七折八扣．二二八事件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就暫時將本省、外省的說法都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
　
《Formosa Calling》作者的確是紐西蘭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人員，但顯然這個「把本省外省說法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說詞，依然被套上有色眼鏡，只擷取有利於黨國的論述，並營造台灣人自己害死自己的印象．　
　
其所引述的「第九章 抗暴的最后階段」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4%B9%9D%E7%AB%A0-%E6%8A%97%E6%9A%B4%E7%9A%84%E6%9C%80%E5%90%8E%E9%9A%8E%E6%AE%B5?authuser=0
　
書中開頭即描寫了，「當我們再度重返高雄市區時，發現吉普車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因為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努力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后無人知其下落．這個女孩向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擄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因悲傷驚嚇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這段內容不知為何變成理中客口中「廝殺使得雙方都失去了理性，而初期被狠打的軍方，在殺回市區之後，也並沒有對反抗者的『領導人』客氣．」
　
腦補的成分特多，不如說，國民黨軍一開始屠殺就不客氣了，強姦婦女，滋擾百姓也沒在客氣，這時候反而有「可以客氣的餘地」，實在令人莞爾．而一個仕紳毫無道理的被捉住，尚不確定他的身分為何，是否為「領導人」，就直接解讀成平等的廝殺，國民黨軍可以對無辜的仕紳不客氣，這種三歲小孩的詮釋，簡直是把歷史當作玩具．
　
而這開頭的段落跟後續作者的律師朋友顯然是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故事，理中客卻把他們合在一起，把他弄成一個「主和派」的故事．
　
「她的丈夫苦口婆心地勸告暴徒不要用武力，但換來了大家對他的敵意，只得逃亡，暴徒來到他的住處，燒毀了他的房子．當時，這位太太被暴徒打得很慘，她讓我看了滿是瘀青與傷痕的雙腿，並表示她身上也滿滿都是。她處於崩潰的狀態，顯然這當下並不是好時機來告訴她我們在要塞看到的那件事．」
　
這一段是理中客擷取「主和派」律師朋友的妻子，被暴徒打的經歷，他以此推論出鷹派才是元凶，但整段的原文是什麼呢？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要塞認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驅車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又是一樁令人難過之事．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急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片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包圍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展示給我看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要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要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再去那里走一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丈夫遭國民黨軍隊毆打」被省略了，而有趣的是，他的丈夫被認為是首領．
　
「到達那里時，我們立刻和第一天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了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中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我們看看這個中立客觀的紐西蘭人的解讀是什麼，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 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后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
　
「在此希望附帶指出, 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
　
什麼時候變成了鷹派不想恢復秩序，國民黨軍隊反攻，主和派兩面不是人，國民黨軍迫於無奈只好一起槍擊，或者加以逮捕，甚至鷹派還有可能參與殺害台灣人栽贓主和派的故事？
　
其所根據的，就是他的律師朋友曾經勸群眾不要鬧事，最後被反對，妻子被毆打，腳下一片瘀青．
　
這個律師朋友的真實故事是什麼呢？
　
那就是作者對群眾演說，表示受高雄市長的請求，去致力為這個城市促成停戰，然後他前往人民總部，在那裏見到他的律師朋友，而他似乎是主要負責人．
　
而作者被要求「做為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軍事總部要求停火．」
　
「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里，有一名男子受傷，一名被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也不必那麼急」
　
顯示開火之前，反抗方試圖派人談判已經出現犧牲者．　
　
當作者去見國民黨軍方的時候，發現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支步槍在對著他們，而他表明身分，免除危機，見到軍官的時候，與之交談，突然出現槍響，在場的人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那裡，而原作者也沒記載是哪一方開火．
　
在他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的時候，又爆發槍響，這一次他確定了是國民黨軍官開火，並且槍擊了一名婦女．
　
一名年輕台灣人上去搭救，和作者一同將婦女攙扶到國民黨軍事總部，但是軍事總部這邊沒有繃帶或夾板可用，他們做了應急處理後，送往對面的「人民總部」，那裏有一位醫生，然後那名婦女最後被送往附近的醫院治療．
　
作者表示因為因為這個事件打斷了談判，雙方也不願意再恢復．
　
最後，國民黨軍隊開始佔據優勢，作者並強調了雙方武力懸殊．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進攻這座城市．此刻為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屬於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后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里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軍事總部和 人民總部頂上，機關槍手則攫取了戰略據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再退回到我們在旅館內的避難所里．」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要塞里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系，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市．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后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房，我們的床鋪則是辦公室里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里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為我們買來的面包和奶酪．」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犯被繩索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入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后，由於綁得太緊鐵線已陷入肉里．他的兩支上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同時脖子上也綁了一圈繩索．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時，國民黨士兵就用綁在步槍上的刺刀背打他的嘴巴．」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毆打事件. 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証據之一就是他顯然變得非常削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眼見一個人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后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 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這應該就是那位律師朋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5%85%AB%E7%AB%A0-%E9%99%B7%E5%85%A5%E6%9A%B4%E4%BA%82?authuser=0
　
在福爾摩沙的呼喚第九章裡還有許多針對國民黨軍隊的暴行敘述，包括他們到了一個旅館裡面，被其他人歡迎，他發現裡頭全是女性，唯一一些男子是比他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原本不想住下來，但是那些婦女們面露驚愕的表情，釋出求救訊息，這讓他改變主意．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老板娘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為首的一人手里，不久后，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回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里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訴說著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入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被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由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 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里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栗．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后，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被帶往要塞的那一天晚上，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越四座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甲的機關槍子彈．」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為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醫生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市長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索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連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和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索的目標．」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 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掛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向盤都被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扺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串保証安撫反抗分子．然后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扺達后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屠殺．一卡車一卡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步槍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港兼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商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里，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睪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后才被軍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在河里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騎腳踏車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用軍刀砍下，然后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萬華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入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準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里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入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里的四五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后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事實上，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范圍以內，台灣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象著，隨著大陸同胞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國國旗興高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起簡陋的營舍后，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奸．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后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泄，然后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后，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憲兵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當然了，所有武器也都必須交出．雖然可能的確有一些步槍被台灣人交出來，但如果我在高雄國民黨軍事總部親眼所見是一標準的話，那麼，這些被台灣人交出來的武器大部分是刀，劍，和長矛．事實上，台灣人對自己沒有武器感到懊悔．而我所見到唯一一些台灣人擁有的步槍，只是一輛在街道上急駛的卡車里的一群年輕人所擁有的五六枝步槍罷了．
　
據我所知，這些步槍是在暴亂剛開始時國民黨士兵遭到襲擊時丟掉手上的武器逃跑時被台灣人揀來的．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更別說國民黨軍隊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呢．
　
在這場事變里台灣人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多，然而這也証明了台灣人是勇敢的，在被迫走投無路情況下不惜決一死戰．」　
　
我們不知道這一部直指國民黨軍隊暴行的《Formosa Calling》，最後怎麼變成人工的「敵人就在本能寺」，只能說這種超譯的方式正在誤導其他人，開啟平行世界．
　
在這個平行世界裡面，暴民的鷹派堅持要做亂，主和派變成替罪羔羊，國民政府軍策略運用得當，透過詳實的戶籍資料實行連坐法，加上有「不同想法」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國民政府是迫不得已，無法施行仁政，會令反抗份子囂張，一切都是為了恢復秩序，維持社會穩定．
　
這樣的說法，跟如今的中國共產黨「維穩」說有何不同？
　
沒什麼不同．
　
前因後果顛倒，先是實行「暴政」使台人反抗，而國民黨軍隊憑藉優勢兵力實行鎮壓，再逼迫人民互相監視，或者協助對付反抗份子，因為他們知道反抗者成功無望，他們害怕被報復，為了生存只能服從．
　
而這些樣態，被後來黨國高級知識份子們，解讀成台人自己害死自己，台人只想要暴動，不想要和平，暴民害主張和平的人被連累．
　
事實是，不管是暴民還是主和者，都是被下手的對象，沒有這些黨國軍隊的入侵、掠奪，台人根本不用算計對方，分什麼鷹派、主和派，他們割下年輕人的睪丸、對路過的男孩因為沒聽令趕快離開所以砍下他的臂膀，乃至於抓路邊的女孩施打麻醉劑帶往軍中強姦，送到中國，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以鷹派、主和派等抗爭者為對象，而是牽涉其他無辜平民，無差別的發洩中國兵虐待的欲望．
　
常識來看，鷹派看到統治者的作為，會無條件相信政府軍會履行承諾，主和者會天真的認為，放棄武力，政府軍就會放過他們？
　
在《Formosa Calling》裡的主和派都被殘酷的酷刑折磨，導致作者連自己的朋友也認不出來，這國民政府軍連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的人都被如此對待，何況其他人呢？
　
與其說，主和派的人因為沒有代表性，使得談好的條件無法買單，被政府認為你拖住他們的「善意」，不如想想，這個蹂躪台灣的外來殖民政權所作所為，信度在哪裏？主和派的人被當作是叛徒，被大家討厭，這說法是真的嗎？這會讓鷹派仇恨他們欲置他們死地，大過於對國民黨政府屠殺的罪刑？鷹派真的有蠢到連屠殺他們的人跟想和談的人的行為都分不清楚嗎？鷹派被處死的有比主和派少嗎？還是主和派擁有較多裙帶關係可以逃過一劫，或用曾經反對暴亂來說服敵人保命呢？文中被作者救助的律師不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嗎？作者甚至能爭取他的公平審判，並且準備類似良民證的聲明，依靠關係讓他受到較好的照顧．　
　
至於鷹派會有相應的待遇和脫罪的理由嗎？「鷹派不願意恢復秩序」這種觀點實在奇妙，破壞秩序的始作俑者不就是國民黨軍隊？鷹派恢復秩序不就是等同投降然後被屠殺嗎？如果一名議員只是因為「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與高雄的抗爭沒有一點關聯，就被憲兵一路從花蓮追捕到台北，我們應該想的是，「國民黨的秩序」是不是跟一般正常人認知加以脫節？真正想追求秩序應該是抗爭者，企圖維持秩序的也是那些菁英和議員代表吧？
　
因此，這個吹得天花亂墜的理中客所說的陳儀「捉小放大」，實屬無稽之談，《Formosa Calling》裡記述得很清楚，被當作主和派的律師（原作裡沒有主和派這種名詞），和其他人五花大綁實行拷問，不分鷹派或主和派，是說，如果國民軍採取的方式是「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蓄意謀殺的手段，怎麼會去分你是鷹派、主和派？如果對象包含沒聽令趕快離開的男孩（割下他的臂膀），甚至聯合國的女性官員（被襲擊）、旅館老闆一出門就被射殺，甚至姦污婦女不成老闆娘還要塞給他們紙條，初中生只是搭火車就被集體槍殺，這顯示軍紀已經敗壞到一種程度，對於武裝的反抗份子，怎麼可能善待？「一律處以減刑，准予自新，只要不是領導人」簡直是天方夜譚．
　
只有像是蔡孝乾這樣加入國民黨，成為共犯，並且出賣自己人，做出實質貢獻，才有可能被策反成為黨國高官吧？一般犯人只要不是領導人就能准予自新？直接被殺或判的機率比較高吧？
　
「反抗者中間，不願意恢復秩序的人，也是所在多有．我們現在以為陳儀在當時枉殺了許多無辜的台灣人，這句話是不確切的，因為除了少部分被明正典刑殺掉的之外，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失蹤下落不明．而事實上，比起枉殺的，枉縱的才是絕大部分，這是因為當時官方是為了穩定局勢，選擇了抓大放小的政治操作，只要你不是領導人，那就一律減等處刑或准予自新，表面上好像很合理，但這就給了有心人操作的空間，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都討厭的主和派反而變成暴動領導人被抓、被殺的狀況．」
　
屠殺是國民黨軍隊、鎮壓是國民黨軍隊、說你有沒有罪，亦是國民黨，逮捕、判刑、無差別殺戮，亦是國民黨軍，這「有心人士」怎麼操弄？就算實行操弄，這有心人士也是國民黨軍隊吧？《Formosa Calling》已經說明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是誰在操弄實行陰謀詭計？鷹派？明明就是國民黨吧！
　
《Formosa Calling》作者指出：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
　
造一個假想敵，幫真兇卸責，如果暗指「鷹派」私下暗殺這些「主和派」或者是仕紳，而不只是國民黨軍，這就跟「共產黨在裏頭煽動」的說法無異，只不過，把共產黨換成所謂「鷹派」，成為國民黨軍的替罪羔羊－然而，作者所見到的是，每天早上有重要人物的屍體在街頭，被國民黨軍在夜晚中從家中拖出去加以殺害，根本沒有什麼「鷹派」．然後捏造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暗示人民害怕的是鷹派，是暴徒，就連陳建仁的父親也害怕被他們殺害，這無異是在捏造事實．
　
說這種沒根據的栽贓論述，是會下地獄的．
　
枉縱的跟枉殺的是怎麼比較？罪刑不確定，任意加之，沒經過審判就逮捕定罪，反抗的人該殺？不反抗的不用殺？但是兩種人皆被殺，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抓不到的人算枉縱？牢房不夠關是不是枉縱？無法管理，所以後續清算，是不是枉縱？後續發生的白色恐怖以二二事件紀錄為依據，這也叫枉縱？言下之意，不就是暗示或明示陳儀放的人比殺的人多？寬大為懷？
　
「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是不是先假定了所有人都有罪，所以應該被我抓和拷問？「枉死」又是怎麼個死法？在國民軍隊濫捕濫殺的歷史裡，大多數不都是枉死的嗎？難道我們現在紀念二二八，紀念碑上的死者都是罪有應得？
　
就問一句話好了，以反共之名，加諸的罪，是不是全台人都有可能犯罪？說你有罪就有罪？如同《Formosa Calling》所記載，作者本人為聯合國人員，依舊被軍統監視，並且在他面前展示被殺的人都是共匪，罪有應得的假象，這能相信嗎？作為最大的共匪陳儀，實行抓捕任務和命令，本身又有何效力和正當性可言？
　
照這邏輯，新疆集中營關押的維吾爾人，逃掉的，都是枉縱，被關的老弱婦孺都犯了真實的罪，他們被暗殺處決、虐待致死的人，不列入紀載數字，所以枉死的人很少？
　
失蹤的人比較多＝都被枉縱？反而不是枉殺？這又是什麼邏輯？
　
《Formosa Calling》明確記述「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香港人１５歲少女陳彥霖失蹤浮屍海面，香港人被失蹤的人無數，實際上是被殺害到連屍體都找不到，可以說失蹤人口比死亡人口多，所以枉縱大於枉死？這些失蹤的人是被枉縱的，被香港人私下暗殺掉的，反而不是港警殺死的？
　
謬論．
　
如果說主和派因為看到有人被割睪丸，便認為會有和平，平民百姓看到少女被強姦，會主動和政府站在一起，我想那真是一個地獄玩笑，台灣人就算內部如何尖銳對立，有不同立場，也不會看到反人類的罪刑視若無睹，或加以認同，認為其他不同立場的人，會比眼前這些阿山兵的作為還要可惡，認為這是政府的釋出的「善意」，這種說法跟你們必須要接收我祖國的善液沒啥不同．
　
有的，只是對恐懼的服從和被逼迫的意識而已．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當作暴動首謀被抓失蹤的，以及那些明明有具體事證，他就是參與了，但卻完全沒有被處理的人．他們是怎麼閃過的？他們是怎麼被贓到的？被贓到，明正典刑就好，又何必私下暗殺？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失蹤，就說明了國民黨軍無差別殺戮；國民黨軍的具體事證，不可信，參與完全沒被處理，只有幾種可能，第一，就是如同《Formosa Calling》聯合國官員作者，以特殊身分擔保，替其說項，第二，就是如同歐陽可亮在二二八的證言，受害者運用各種管道，無論是委託有力人士打電話給陳儀，或者是用黃金贖身，第三，如同前述對國民黨軍提出特殊貢獻，招供，如谷正文說的，很欣賞蔡孝乾的享樂主義，給予優待迅速變節．
　
私下暗殺就是找不到事證，或者與國民黨軍有利害衝突，比如你是某某財主，他覬覦你的地，你的錢，你的妻小，或者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別忘了陳儀向支那尋求的軍隊，他們上岸的口號是「陳儀失去台灣，我們要收復台灣！」這樣的「再收復」就足以作為他們屠殺的理由．
　
我們來問問，如果連一個家中懸掛米國國旗的聯合國官員，女性，都會毫無道理被襲擊，火車站的初中生都可以騙入車站中槍殺，說他們是暴民，有參與暴動，國民黨軍欲加之罪，你何患無辭？還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他們襲擊女性官員需要講證據嗎？被他們贓到了，說你是暴徒，和ｏｏｘｘ說過話，他沒辦法明正典刑處理，於是就私下暗殺，正因為大部分「明正典刑」都是虛假的，沒有證據，「沒有道理就是道理」，他可明正典刑你，也可以因為害怕被聯合國官員上訴向南京報告，而承諾保釋他人，在人治的社會裡，被栽贓的人，找不出他的證據，就暗殺他，這不才是獨裁者的常識嗎？對於陳儀之於蔣介石而言，算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這個說法，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了？」
　
神父還是第一次看過，探討歷史居然是憑感覺，不是外行，即是反智，國民黨軍隊開始殺人，人們躲在日式房子裡，若影射他人見到的國民黨軍隊，兇手另有其人，這無疑是睜眼說瞎話，指鹿為馬，蒙蔽他人的視野，《Formosa Calling》紀載了雙方國民黨軍和反抗軍的印象，反抗軍可以向他承諾保證人質安全，國民黨軍的俘虜則每個都悽慘無比，不成人形，無法進行任何保證．
　
黨國栽贓他人的罪，如今，又有中華民國人將黨國的罪栽贓給台灣人，這就是這篇檢討被害者的論述，荒謬而弔詭的地方，不該懷疑的，你去懷疑，應該懷疑的，你不疑有他，人民手無寸鐵，雙方強弱懸殊，被害的比例也天差地遠，偏偏要從中找出魔鬼的影子，附加在無法說話的屍體上面，老話一句，這種論述會下地獄的，堪稱中華民國版的至道學宮．
　
「為什麼後來大家不敢談論二二八事件？恐怕跟當時的鷹派反抗者，#透過某種方式，大部分都逃過了死劫更有關聯．」

乃至於說，人民不敢談論二二八，不是因為害怕報復，被判以莫須有的罪，以及面臨龐大強暴的恐懼，而是因為反抗者逃過了死劫，堪稱笑話．
　
這就跟中國不能提六四，不是因為中國施壓，扭曲歷史，洗腦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而是因為王丹逃過了死劫一樣，實在可笑、可悲、可憐．
　
《Formosa Calling》的作者用真正中立的、客觀的，不帶黨國意識形態色彩的人－孩童，來寫下這個改變．
　
「街道上原來都擠滿了玩耍的孩子，台灣各地的孩子也習慣爬上我們的吉普車來玩，我們在各處總是會遇到歡笑的孩童向我們揮手打招呼，說一聲『Ｈｅｌｌｏｏｋ！』這樣的童言童語．」
　
「但是在事變之後， 不但街道上很少看到人，而滿臉愁苦的孩子顯然也沒有心情再和我們興高采烈打招呼了．有時候我看見一些婦女和男孩在牛拖的犁后面艱難的耕田，心里不禁在想，他們是不是承擔起父親的工作了？ 因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已經為了自己家園重新獲得自由而犧牲了．」　
　
如果說一個聯合國官員，再被黨國的掩飾、阻饒下，依然看見這麼多怵目驚心的事實，我們要問的是，在當時的人們親眼所見的，又是什麼樣血淋淋的景象？以至於惡過於巨大，觸碰了心中最後的一根弦，勒緊它，如同勒緊得自己的喉嚨．
　
我們不免想到作者在書中說的那句名言，　
　
「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由共產黨引起的，遲早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現在，有活在台灣的人對著其他台灣人說著更加匪夷所思、包藏極度惡意的言語，企圖去竄改歷史，
　
我希望大家不要輕易相信，ｂｒｏｔｈｅｒ．
　
　
【贊助神父的菸　滌清真假是非】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真的是兩樣情，我在海外的名牌店，看大陸人買名牌包還用搶的，有的還插隊怕買不到⋯
我在台灣 一堆人問我身上，鞋子包包要不要賣？他們都以為幾百元，我說名牌後⋯ 每個人都說 好貴。
好吧⋯ 只能說 台灣加油了！
當然有能力幫助更多人是好事，只是 政府別忙著選舉，意識形態鬥爭贏得選票。
人民不需要小確幸，因為洞補不完⋯ 已經一堆人把資金外移，我之前說 郭董選上，一堆人包括外商都表示，願意投資台灣！這在於領導者有沒有能力，人家看的是大格局，當然他沒有要選了！講這已經多餘與遺憾。
看到有人連最近水餃漲個2塊，雞排漲個5塊都在崩潰！
一堆人喊外送薪資減少抗議，卻還是乖乖去上班⋯ 這就是台灣現狀。
當然有錢的人，永遠有錢⋯ 剩下的人民，真的要加油，創造奇蹟扭轉命運。
話說 外國黑色星期五也是搶爆，像喪屍不是只有大陸人，只是大陸人搶名牌，很多都是幫忙代購，就是有這需求 你敢嘴（笑
以前外國還在笑，中國人在他們公寓種米，怎樣又怎樣，似乎看不起⋯ 幾年後 演變真大，確實搶東西時，還是要注重水準。
搶名牌還比較不丟臉，上次澳洲青菜大打折，搶到大打出手，搶便宜的東西打架，還真的比較丟臉。
多虧了大陸人在澳洲搶奶粉，讓T寶當地居民都沒有奶粉喝，實體店面搶完⋯ 上網最多只能購買3罐，當然他喝的奶粉在台灣沒人搶，因為貴屬高檔，真的是兩樣情。
華人普遍刻苦耐勞，真的不要累出病，沒命花⋯ 賺再多，不如身體健康重要。
別人賺錢是為了買更多跑車，房子⋯ 我們賺錢是擔心沒有下一餐，沒有房子住，一樣同地球人類，每個人生活樣式大不同。
承認我也愛追求名牌包，但有了T寶後⋯ 陪伴他才是真正幸福！他要的不是名牌包，是媽媽的愛⋯
每個人在地球上都是認真活著，每個人努力的目標不一樣，謝謝T寶讓我更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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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Wai Man
梁振英一班港共集團，大力宣傳香港土地不足，導致樓價畸型飆升，所以，建議開發郊野公園，填海做地，年輕人搬上大灣區等等方法。其實，都是騙局。

新界有723公頃棕地，未被納入發展，無數私人會所是政府土地，單是粉嶺高爾夫球場，收回興建公屋，便可以容納六十萬居民……

香港樓價畸型發展，月入三十萬元，也無法置業；北角邨那塊公屋地皮，建成的住宅，呎價六萬元，千五呎單位售價便超過一億元……

這都是政治需要，香港樓價只能這樣非理性。因為，中港樓價血脈相連，大陸房地產，更是莫名其妙。深圳地產，過去幾年，升了十倍，幾十萬元人民幣買回來的住宅，已經過千萬了。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超級泡沫。

特區政府如果認真處理房屋政策。香港樓價回復正常水平，那便出現一個怪現象，香港的淺水灣住宅，還比大陸番薯田蓋出來的豪宅便宜，那便變相由香港刺破大陸地產泡沫了。

香港特區官員不敢，北京政府亦不容許。

由大禹治水開始，中國便定性以農立國。

士、農、工、商，幾千年來，農民擁有崇高社會地位，歌頌農民的詩詞文章無數。歷代政府都重視農業政策，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1978年鄧小平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大陸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

沒人再種田了。農民都湧到城市工廠當民工。大批廉價勞動力出現，土地不值錢，沒有環保意識，隨意污染。全世界的商人，蜂擁到這地方設廠，工資低，無需保障工人，污染環境沒後果，官員腐敗，有錢使得鬼推磨，破壞毒化的河流森林，不危及自己子孫，太爽了，世界工廠成型。

城市變血汗工廠，農村沒人種田，田地沒用。地方沒收入，如何點石成金？應付開銷，還要上繳中央？

荒田變豪宅，碧桂園的模式出現了。

民工賺錢回鄉，買地蓋房子。最初幾萬元一間，這些房子竟可以變十倍，幾十萬元一間。再有地方銀行做按揭，一間變四間，每間升幾倍，人人變大款了。

誰還種田？誰還做工廠？

有磚頭的變富戶，沒磚頭的心慌了。

種田做工廠的不可能上車，挺而走險的念頭出現了。只要有錢賺，那怕傷天害理？反正社會對我不起，毒死他們也是活該！

不擇手段的有毒食物，由水產、農田、蔬菜、奶粉、醫療、藥物、地溝油……反正衣食住行，無所不為。

有房產的暴發囂張，沒房產的無惡不作。

土地有價，地方政府便發財了。本來都是荒田，現變豪宅，賣地收益，豬籠入水，上繳中央，下面各級自肥。

銀行體制也得益了，拿著各式房屋抵押，水漲船高，各層可以上下其手。

房地產泡沫不能破，由中央到地方，由銀行到業主，各式中間人，寄生蟲，都靠這個泡沫來生存。

中國大陸由傳統的農業，到改革開放方世界工廠，現在沒田耕了，沒工廠開工了，十四億人口，靠什麼生存？

貿易呀！高科技呀！整體國力已經超越美國呀！

其實是靠房地產泡沫！

美國看準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部署十年，借中興轉賣芯片做藉口，打響貿易戰第一槍。

貿易戰是消耗戰，要掌握敵我形勢。

美國目前近乎全民就業，低通脹；中國大陸則經濟放緩，農業工業乏善足陳，樓市泡沫嚴重，人心不穩，北京權鬥嚴重。

貿易戰，第一波，重關稅懲罰大陸貨，伊朗立即揚言封鎖霍爾木茲海峽，截斷波斯灣石油航道。沒有中東石油供應，看你美國還打什麼貿易戰？

經濟制裁伊朗，北京就打破缺口，買伊朗石油；關稅重罰中共，伊朗就要封海峽截航道。

首尾相應，美國人知道，打伊朗，就要同時打北京；打北京，亦要同時手打伊朗。

所以開戰前，先要孤立伊朗和大陸兩對手。

2018年美國的全球策略做了什麼：
- 嚴厲制裁伊朗；
- 圍堵加沙哈馬斯；
- 領使館搬到耶路薩冷；
- 新加坡會金正恩；
- 與普京談敘利亞、黎巴嫩；
- 對北京貿易戰。

對伊朗和中共的盟友，能收買便收買，不收買到使趕絕。目的，就為了這一場貿易戰。

對北韓，用經濟手段來引誘，幫助改革開放，重返國際，否則，倚賴北京，繼續赤貧。

中東亂局，獎賞以色列，承認西岸殖民區，美國領事館搬到耶路薩冷，圍堵加沙。

對敘利亞、黎巴嫩，拱手讓普京，只要俄羅斯距離伊朗。

至於中東石油，伊朗封鎖海峽，已傷不到美國，因為境內頁岩油已正式投產。

周邊佈局完整，便正式打這場中美貿易戰。

當然，美國手上還有一張台灣牌，當大陸經濟崩潰，泡沫爆破，華盛頓便會宣布放棄一個中國政策。

北京一直沒有認真看待這場貿易戰，以為只是特朗普一人的神經刀做騷。其實十年前，2008年，北京奧運，也是美國金融風暴的一年，美國經濟出了大麻煩，要求北京幫忙大購美國債券⋯⋯當時，北京認為美國時代過去了，下一世紀是中國人世紀。

那年開始，北京自視高了，大陸人也開始不可一世了，美國也醒覺了。

他們等時機，能源研發生產成熟，國內經濟穩定，失業率低，社會民生安穩便出手了。

習近平這段時間神隱，他一人在北戴河力鬥元老院。

他的前任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一樣，獨裁和專制，都無法帶來安全感，身邊永遠都有敵人，愈是身邊的愈危險。

一人匹夫無法帶動社會改革，精力都花在維護自己的權力中。

打貪腐五年，仍有毒疫苗事件，證明人民仍活在貪腐社會中。

所謂打貪，只是有權力的人，用來打擊政治對手的藉口。

中共無法進步，內部的問題，重覆又重覆。

貿易戰可能是逼使其真正改革的外圍因素，這是陰中有陽的希望吧。

2018年8月7日星期二下午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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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泡沫 #外國記者會 #習近平神隱 #FCC #香港民族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