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郎每日讀報 #一週大事版
#本週以舊文更新代替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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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電影的成功總是基於兩個元素：
好的故事，以及完善的執行。不是明星，
不是特效，不是勞師動眾，不是不惜
工本，更不是一窩瘋的熱潮」
—— Jeffrey Katz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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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本文前半來自2020年1月20日原載於端傳媒的「短片平台 Quibi可以在串流大戰殺出生路？迪士尼武俠顛覆電影產業的未竟之夢」一文，後半則更新了 Quibi 在半年內快速殞落的下半場故事。Jeffrey Katzenberg 的N度創業仍然充滿了好萊塢電影的戲劇性（和90分鐘演完的規格），就算要跌倒也要是史詩級的華麗一跤 /

今年1月8日，年近70的 Jeffrey Katzenberg 站上拉斯維加斯的 CES 消費電子展的舞台介紹他最新創業作——短片串流平台 Quibi 時，他心裡一定百感交集。

近30年前這名年輕激進的片廠主管被迪士尼毫不留情地攆出大門，憤恨的他把接下來的人生全耗在用夢工廠動畫來向迪士尼報仇。30年不到，那個他一直想扳倒的好萊塢巨人如今已走到了另外一個混屯未明的十字路口，面臨外來者 Netflix 侵門踏戶的鯨吞蠶食。

而這一回，終於輪到 Katzenberg 這個片廠外的流浪劍客，率領包含他的終極死敵迪士尼在內的幾大門派聯手出擊，企圖用Quibi這個激進的新商業模式，讓好萊塢在勢不可擋的串流宇宙中找到存活之路。

從來不選容易題目的 Jeffrey Katzenberg 不論第N次轉職似乎全是同一個職涯命盤，故事大綱永遠都是 Katzenberg 對抗整個世界。

這就是 Disney 最傳奇性的離職員工 Katzenberg 的故事：

馬三 vs. 宮寶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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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丟人現眼而且代價高昂的迪士尼清宮內闈大戲本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只要1994年4月3日正在度假滑雪的迪士尼總裁 Frank Wells 的直升機沒有撞上山壁，只要這個迪士尼第二號人物還好好的活著，迪士尼宮廷就不會出現要命的權力空白進而引發一場讓整家公司倒退十年的慘烈宮鬥。

墜機事件隔天天才剛亮，迪士尼第三號人物 Jeffrey Katzenberg（時任 Disney Studio 主席）已經坐在辦公室等候迪士尼第一號人物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打電話來通知他被拔擢為總裁。

Katzenberg 辦公桌上的電話一整天都沒有響過。

Eisner 和 Katzenberg 早在 Paramount 時期就是關係非常親密的師徒，Eisner 被 Roy Disney（Walt Disney 的姪子）挖角到迪士尼進行集團改造大業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徒弟 Katzenberg 跟他一起投靠迪士尼。報到上班第一天，師傅向徒弟介紹迪士尼環境之後，指著窗外另一棟迪士尼動畫製作部門的大樓對他說：「對了，那個也是你要搞定的難題。」

從來沒有碰過動畫片的 Katzenberg 奇蹟般地帶領迪士尼動畫走出了 Walt Disney 過世後連續十多年的低潮期，並用《The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魚》和緊接著的《Beauty and Beast 美女與野獸》、《Aladdin 阿拉丁》等動畫電影實現了 Walt Disney 生前一直夢想完成的願景：一個不只是給小孩子而是給所有人的動畫產業。

意氣風發的 Katzenberg 隨後也開始監管迪士尼多年來一直上不了軌道的真人電影製作部門。

2020年此時此刻不可一世的迪士尼執行長兼董事長 Bob Iger 和 Marvel Studio 總裁 Kevin Feige 這組人物的關係，其實就是1990年代前後重新擦亮迪士尼招牌的 Eisner/Katzenberg 組合的翻版。Eisner/Katzenberg 剛赴迪士尼報到時迪士尼年營收只有3.2億美元，十年後的1994年迪士尼營收是48億美元。沒有師傅的慧眼和授權，也不會有徒弟的大展身手。但是外頭開始傳出有點刺耳的說法：有華爾街分析師說迪士尼連年股價大漲的功勞應該有八成都歸功於 Katzenberg，連Newsweek 都出現 Katzenberg 是「整家公司最有價值的人」的說法。

Katzenberg 小時候大概沒有看過韓信的歷史故事，沒有想過功高震主的下場。江湖謠傳他甚至曾自稱是「Walt Disney 再世」，讓最後一個參與集團經營的迪士尼家族成員 Roy Disney 大為光火。

Katzenberg 甚至也沒好好上莎劇那堂課，未能記取馬克白的教訓。他聽取了另外一個業界長輩、唱片大老 David Geffen 的「職涯輔導」，決定化被動為主動，用更激烈的方法表態爭取迪士尼第二號人物迪士尼總裁的職務，企圖成為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的正式接班人。於是他（也可能是他的老友 Geffen 擅作主張）透過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放話說：Katzenberg 不幹了。

「老猿掛印回首望。關隘不在掛印，而是回頭。」Katzenberg 試圖以退為進逼宮，沒料到惱怒的師傅 Michael Eisner 根本不給他機會回頭。

墜機事件兩個月後，迪士尼正在歡慶《The Lion King 獅子王》爬上那個史上從來沒有任何動畫電影登上過的賣座山頭。一路領導動畫團隊的Disney Studio 主席 Jeffrey Katzenberg 正式被掃地出門。

史瑞克 vs. 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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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劇情進展則更接近莎劇中年老愚蠢的李爾王：

Jeffrey Katzenberg 的背叛讓迪士尼執行長兼董事長 Michael Eisner 大受打擊，開始沈溺於一種集羞愧、悔恨、憤怒於一體的複雜情緒，並嚴重影響他作為專業經理人的判斷能力。

Eisner 統治下的迪士尼開始由盛轉衰。Eisner 火速重金禮聘CAA超級經紀人 Michael Ovitz 來替補被他攆走的徒弟。經常被媒體捧為好萊塢最有影響力人物第一名的 Ovitz 一手掌握各種明星演員和導演的人脈資源，卻根本沒有製片和片廠經營的任何 know-how。迪士尼付出的慘痛代價是14個月後還要支付1.4億美元的天價請 Ovitz 滾蛋（損失之高甚至還因此被迪士尼股東告上法院）。

這還不是這場迪士尼宮鬥所帶來的最大財務損失。Jeffrey Katzenberg 本人的資遣費在歷經難堪訴訟之後，合計讓迪士尼付出了2.7億美元的代價（其中還不含昂貴的訴訟費）。

要記得 Katzenberg 去迪士尼報到那年迪士尼年營收才3.2億，這2.7億資遣費等於十年前迪士尼年營收的85%。讓迪士尼全公司上上下下更為震驚的是，Katzenberg 完全沒有浪費時間，立刻把這筆資遣費拿去籌組一家新片廠來跟迪士尼打對台。

據說 Katzenberg 離職消息曝光的第一時間，Microsoft 的財務長立刻打斷 Bill Gates 的會議建議他出錢成立片廠給 Katzenberg 經營。但 Katzenberg 婉拒了，他寧願選擇用迪士尼的錢進行復仇大業。Katzenberg 找來了剛剛賣掉唱片公司的 David Geffen 一起創業，Geffen 則又點名剛剛以《Jurassic Park 侏羅紀公園》和《Schindler’s List 辛德勒的名單》登上事業高峰的 Steven Spielberg 一起投資。「我跟他說我們這幫人終其一生都在替片廠打工，是時候該搞一家我們自己的片廠了」Katzenberg 如此說服 Spielberg 上車。好萊塢睽違五六十年來第一家新片廠「夢工廠 DreamWorks SKG」終於在復仇的背景音樂中轟動成立。

1994年成立的夢工廠成為一場甜美但艱辛的夢。SKG三巨頭也沒能一起撐到最後，來自唱片業的 David Geffen 很快就被電影業的大起大落嚇到，不久就淡出經營。十年後 Steven Spielberg 主導的夢工廠真人電影部門脫手賣給了 Katzenberg 的老東家 Paramount。但這筆交易不包含製作過《Shrek 史瑞克》和《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馴龍高手》等經典動畫的動畫部門。Katzenberg 堅持把動畫部門夢工廠動畫獨立出來，自己再繼續苦撐十多年，以便繼續跟另外一個老東家迪士尼纏鬥到底。直到2016年夢工廠動畫才以高得出人意料的38億美元價格賣給 NBCUniversal，結束了他向迪士尼復仇的未竟之業。

值得玩味的是夢工廠的失敗原因其實就藏在 Jeffrey Katzenberg 的迪士尼職業生涯裡。

1991年，Jeffrey Katzenberg 發了一封題為「世界已在劇變：對我們家生意的幾點檢討（The World Is Changing : Some Thoughts On Our Business）」的信給迪士尼全公司主管（包含他的老闆 Michael Eisner），表達他對於公司和好萊塢未來的惴惴不安。

「《Pretty Woman 麻雀變鳳凰》、《Ghost 第六感生死戀》、《Home Alone 小鬼當家》這些大受歡迎的電影告訴我們一個屬於1990年代的教訓：排除掉那些一時熱潮和過度行銷的干擾，到最後社會大眾終究還是會自己找到那些他們真的想看的電影。這些電影的成功總是基於兩個元素：好的故事，以及完善的執行。不是明星，不是特效，不是勞師動眾，不是不惜工本，更不是一窩瘋的熱潮」他在信中說。

在還沒有 Facebook、Twitter 甚至 Email 都還沒普及的年代，這封長達28頁的紙本信快速透過傳真機的尖銳噪音在好萊塢掀起了一波聲浪。媒體搶刊全文協助散佈 Katzenberg 對好萊塢模式的質疑，尤其特別指名道姓批評Warren Beatty那部昂貴而對迪士尼完全沒有效益的超級英雄電影《Dick Tracy 狄克崔西》。

這封信引發的風波後來被導演 Cameron Crowe 改編成為運動經紀人電影《Jerry Maguire 征服情海》的劇情：電影中 Tom Cruise 也寫了類似的信批判整個行業，並寄給全公司的主管和同事分享，最後導致自己被開除。真實世界中，Jeffrey Katzenberg 和他的老闆 Michael Eisner 開始有嫌隙的起點也是這封信。

Katzenberg 或許始終沒有注意到夢工廠的失敗理由根本就白紙黑字寫在信中：

他強力質疑明星制過度發展對好萊塢有害，真正有價值的是編劇，編劇才是片廠應該多多花錢投資的對象。然而因為拍攝成本超出預期、票房起伏太大、還有2000年以後的 DVD 市場崩解，此外又沒有像其他家大業大的片廠有各種業外收入來分攤風險，腳步蹣跚的夢工廠動畫一直要到《史瑞克》出現之後才開始勉強站穩，但 Katzenberg 從頭到尾仍舊花了大量預算在邀請明星參與動畫配音。放眼好萊塢真正做到以劇本為中心、全職養創作者寫劇本的公司，正是 Katzenberg 的死對頭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 Pixar。《Coco 可可夜總會》的 Lee Unkrich、《Up 天外奇蹟》的 Pete Docter 、《Wall-E 瓦力》的 Andrew Stanton 都是皮克斯的全職員工，這些迪士尼 / 皮克斯長期投資的創作者才是夢工廠動畫在競爭中不斷吃鱉的原因。

歷史的因緣際會是：迪士尼的第一份皮克斯發行合約，正是當年充滿遠見的 Jeffrey Katzenberg 還在職時親自去和皮克斯董事長 Steve Jobs 簽下來的。

30年後他那洋洋灑灑28頁的信仍是足以顛覆好萊塢的真知灼見，只是最後真正達陣的人不是他而已。

好萊塢 vs.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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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22日夢工廠動畫完成交易的那一天，才是 Jeffrey Katzenberg 意義上真正從迪士尼「離職」的那一天。二十年來第一次，Katzenberg 再也不用馴龍、再也不用救世、再也不用搶救費歐納公主。他終於可以在他的迪士尼復仇劇中下台一鞠躬。

結果，不按牌理出牌的他這時候竟然來了一手「老猿掛印回首望」，回頭去了一趟迪士尼。

舊地重遊之日，他的師傅/仇敵 Michael Eisner 早已退休。Roy Disney 過世之前幾年在董事會聯合其他股東發動突襲，逼Eisner讓出他早已不適任的董事長一職。如今坐在執行長兼董事長位置上的是電影史上最成功的片廠經營者 Bob Iger。

於是師兄 Katzenberg 在會議上給了師弟 Bob Iger 一個他無法拒絕的 Offer。

直到週三的CES發表會上，這個由迪士尼、福斯、華納、索尼、NBC環球、維康Viacom、高盛銀行、JP摩根銀行、阿里巴巴等投資人集資十多億美金的神秘新公司才正式揭露他們野心勃勃（但短短的）的計畫：Quibi。

WTF is Quibi? 該公司的Twitter帳號甚至選了這個充滿挑釁意味的帳號名稱。

「我們的任務是讓你隨意咬一口（quick bites）卻得到驚人的好故事。」Katzenberg 在CES的舞台上解釋 Quibi 這個字的由來。

Quibi 不是 Netflix，不是 Disney+，不是 Apple Tv+，也不是後來才上線的 HBO Max。Quibi是針對手機用戶的短片串流平台，專門鎖定你的通勤、午休或是在沙發上滑手機的零碎時間，提供一集不超過十分鐘並以好萊塢電影規格製作的精緻戲劇節目、實境秀和新聞氣象等資訊節目。

為了展示決心，他們甚至宣示只會提供手機平台的 APP，所以使用者如果想要在大螢幕上收看必須自己使用裝置上的 Airplay 或是 Cromecast功能來投放。更重要的是 Quibi 的內容將會是第一個專為手機直式螢幕提供原生內容的平台。創作者必須同時使用直式和橫式構圖的兩台攝影機同步拍攝，並透過演算法將畫面結合成為一個十字形的畫面傳輸給使用者，做到不論直式收看或和橫式收看都不會有任何黑框，同時又可以在使用者把手機轉向時讓影片畫面即時無縫轉向，有如黑魔法。

除了偵測手機水平之外，他們還試圖在節目中置入其他手機功能，比如配合節目內容讓手機鈴聲響起，或是會依據 GPS 偵測你所在地時間藉以推出天黑之後才能看的恐怖節目。

為了和 YouTube、抖音、Instagram 上面的素人網紅經濟對抗，Quibi 將以每分鐘10萬美元的製作費，製作每年約8500集的精緻節目。已經加入 Quibi 陣營的包括 Steven Spielberg、J.J. Abrams、Guillermo del Toro、Sam Rami、Antoine Fuqua 和 Ridley Scott 等導演，以及 Dwayne Johnson、Kevin Hart、Jennifer Lopez、Liam Hemsworth、Idris Elba、Zac Efron、Tina Fey 、Dave Franco 和 Bill Murray 等明星。

Quibi 這個新品牌之所以能集結這麼驚人的陣仗，除了 Jeffrey Katzenberg 自己在迪士尼和夢工廠的多年人脈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察覺了串流時代對內容的強烈需求已經讓創作者更加重視著作權歸屬的議題，Quibi 因此提供了 Netflix 或是 HBO 絕對開不出來的合作條件：除了在 Quibi 上播出七年之外，其餘著作權完全歸屬於創作者，因此他們在其他平台可以有額外收入。

面臨擁擠而血腥的串流大戰，Quibi 試圖另開戰場、殺出生路。這絕對不是容易的事，Vox 旗下的科技媒體 The Verge 因此在 CES 的專題報導中以 “Quibi vs. The World” 來形容這條不尋常的路徑。

到頭來，Katzenberg 的故事終究是一個武俠故事。

在電影將死、電視將死，而且通通將死於手機和 Netflix 夾殺的世紀科技變局之下，曾被迪士尼逐出師門的 Jeffrey Katzenberg 站出來統一好萊塢各大門派，提出一個殺出重圍的激進構想：不如我們放下各自的詠春拳、形意拳、八卦拳、64手之類的舊功夫，發明一套新的。

一百年來電影一直就是一門「如何吸引觀眾眼光」的生意，但這家百年老店早已沒有年輕人的俐落身手來應對觀眾和媒介的頻繁招式變化。 Quibi 是第一次由電影從業者主動提出的原生媒介規格，而不是「電視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電視上放電影，「DVD 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 DVD 上放電影，「網路來了」我們就想辦法在網路上放電影之類的被動作法。

從來不選容易題目的 Jeffrey Katzenberg 的解題口訣：放下舊成見、接受新媒介、繼續講好故事。


Quibi vs 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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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就像一部90分鐘長的標準好萊塢電影，Quibi 的故事在199天之後就戲劇性地收尾 ......

生不逢時的 Quibi 上週無預警地宣佈將自12月1日起停止運作，並在出售現有的技術和內容等資產後解散公司，將剩餘的資金退還給股東。Quibi 以主打 10 分鐘以內的精緻內容而且可以直立觀看為號召，並有先後經營過 Disney 和 Dreamworks 等片廠的 Jeffrey Katzenberg 擔任董事長， 以及先後當過 eBay 和 HP 執行長的 Meg Whitman 擔任執行長，然而最終仍在6個月內迅速玩完。這兩位好萊塢資深玩家（Whitman 也是 Disney 畢業生）在對股東的信件中表示：「我們的失敗並不是出自於不夠努力。而是我們評估認為真的已經用盡所有可能的選項。」

Katzenberg 在上週的一場訪談中重申他過去兩三個月說過很多次的結論： Quibi 失敗的主因是他們原本鎖定通勤時間的利基市場，但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此時此刻每個消費者都受困沙發上，根本沒有人在通勤。

他坦承過去三週他們已經用盡各種方法尋求策略投資夥伴、願意收購的買主或是其他各種財務上的支援，但全部都踢到鐵板。他們認為再繼續撐下去結果也不會改變

娛樂產業媒體 IndieWire 認為 Quibi 則分析說 Quibi 鎖定的短片市場原本就有 YouTube、Vimeo、TikTok 和 Snapchat 等等免費而且永遠看不完的影片。而該串流服務孤注一擲地押寶在通勤之後（甚至一開始App還沒有投放到電視上的功能），更造成該公司後來求售非常困難。接連被各個片廠甚至 Apple 和 Facebook 拒絕收購，就是因為鎖定行動端的 Quibi 換到非行動市場上就難以顯現價值。

財經媒體 Bloomberg 引述 S&P 分析師 Naveen Sarma 的分析：每一個平台都需要吸引人的內容來讓新訂戶上鉤，並繼續用大量的內容留住他們。而萬一沒有達到目標，就必須要口袋夠深的母公司拼命搬資金來支援前線。Quibi 原先預估他們製作的175個節目會有8~10個可能會中。要命的是不僅一個節目都沒有中，而且他們的 App 甚至無法讓使用者截圖來製作病毒式擴散必備的迷因。然後再回去跟富爸爸們伸手要更多金援支持時之所以會一毛錢都要不到，是因為 Disney 或是 WarnerMedia 這些片廠當時投資心態並非覺得 Quibi 會中，只是純粹為了避免 Qubi 中了之後自家集團會面子無光而花點錢買張保單而已。

另外一家財經媒體 Forbes 提到 Quibi 其中一個豪賭是他們打破傳統電影電視的版權歸屬遊戲規則，讓其他平台的一切版權歸屬於創作者，而 Qubi 要的只有在自家平台的權利。這當然是一種吸引大量明星創作者參與的談判利器，但也是一種長期經營上的豪賭。Qubi 賭行動裝置端的需求會非常強烈，所以這些他們出錢製作的內容上頭的所有商業價值都會在他們自家平台上耗盡，因為所有消費者都會訂閱 Quibi，而不會等未來的其他二級通路上架。他們錯了。

科技產業媒體 TechCruch 認為 Quibi 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因為與其努力做功課、尋找市場上已經成功的短片模式，Jeffrey Katzenberg 寧願用好萊塢的老方法——把20億美元盡可能用在砸大錢買明星和導演來增加平台賣點 。最終 Apple+ 和 Quibi 等等串流大戰新玩家都是用同一個姿勢華麗跌跤，因為兩家都一樣花了大錢製作新節目，卻欠缺觀眾早已熟知的舊內容片庫來吸引觀眾上門。

值得玩味的是，把時間倒回到1991年 Jeffrey Katzenberg 發給 Disney 員工的那封信中，正是一再強調不要迷信明星的魔法。Katzenberg 用標題為 "Tracy, Tracy, Tracy" 的一整個章節苦口婆心地解釋讓 Disney 自傲的漫畫電影《狄克崔西》其實是一場完全被明星誤導的失敗。他強調「如果點子跟故事足夠強悍，任何一部電影都不需要仰賴特定的表演者就可以大獲成功」，因此希望員工在演員酬勞的談判桌上努力達到這個目標。

30年後，不知道 Katzenberg 是否改變了上面的想法？

抑或者等塵埃落定後，他會終於替大家修訂這封改變好萊塢歷史的信——「世界已在劇變：對我們家生意的幾點檢討（The World Is Changing : Some Thoughts On Our Business）」。

就像當年他在信中說的：「這是與眾不同的行業。即便不在行業裡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他們不只熱衷於看電影，而更執著於想要理解電影產業背後的運作」，我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好萊塢的成功是如何成功、失敗是如何失敗。

「他們想要知道我們是怎麼創造魔法」Katzenberg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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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enberg 在正式發佈 Qubi 收攤消息的前一天，在跟員工的視訊會議中，」難掩情緒激動地要 Quibi 員工去聽 DreamWorks Animation （Katzenberg 近年才剛剛賣掉的公司）的電影《Trolls 魔髮精靈》中 Anna Kendrick 唱的主題曲 ，希望大家用音樂來振作自己。

Quibi 準備資遣所有員工並支付資遣費。事實上 Katzenberg 也說之所以會選擇這麼早就解散公司，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因為他覺得目前就業市場越來越艱難，有義務儘速協助員工趕快找到新東家，不要耽誤人家的大好人生。

這個戲殺青了，就投身到下一個故事裡。

「現在，就讓我們重新回到繪圖板上，回到最根本的工作裡頭」Jeffrey Katzenberg 在 1991 年那封給 Disney 員工的信中如此作結。

她是中國絕色美人，入獄6年，出獄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71年中國上海提籃橋監獄一批女囚從大門走出，她們神情麻木，臉色憔悴，身上的衣服懶懶地搭著，可在這群人中，有一個人卻很不一樣，她的衣服樸素卻很乾淨，雙眼明亮，腳步不急不緩，優雅的姿態仿佛剛剛赴宴歸來！

她一生的所言所行，至今想來都讓人震撼不已！

她，就是鄭念！

她家世顯赫從小就被嬌生慣養，而她命運多舛，中年喪夫，晚年喪女，更經歷了長達6年的監獄生活，可她非但沒有被成功「改造」，更沒有改掉一身的「小資毛病」，出獄後，這個女人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寫下了轟動世界的一本書！

1915年她出生在北京，原名姚念媛
祖父姚晉圻，是清末民初大儒，逝世後，總統黎元洪以其「學術精通，道德純備」明令國史館爲之立傳，父親姚秋武官至將軍！

她有著優渥的家境，生活富足，國內外都有存款，平日裏傭人伺候，她曾寫道：「我獨自一人待在書房裏，因著那懨懨的暑氣，包括在乳白色乾隆古瓶裏的朵朵康乃馨，都垂頭喪氣，沿牆一排書架，滿滿是中外經典名著」！

她有著出衆的外貌，在天津南開讀中學時，她曾四次登上過《北洋畫報》封面，而當年名聲大噪的趙一荻（趙四小姐）也才只登上過一次《北洋畫報》她的身邊，宦子弟追求無數，成爲遠近聞名的「風雲人物」！

她還受過最好的教育，曾在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就讀，後赴倫敦經濟學院留學，並取得碩士學位。

在倫敦留學期間，她和中國學生鄭康琪互生情愫，結婚後，鄭康琪擔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外交官，於是她陪著丈夫到雪梨長居，此間誕下一女梅平，最心愛的人相伴左右，生活富足而安逸，這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時光！

她本可以繼續這樣幸福下去，卻偏偏和丈夫異口同聲選擇了回國，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她和丈夫毅然回到當時的上海，夫妻倆懷著一顆赤子之心回國，希望爲新的中國做貢獻，可是她怎麽都沒想到，正是這個愛國決定，會讓自己及家人受盡非人的折磨！

42歲，丈夫因病去世，中年喪夫，她非但沒有消沈，反而挑起整個家庭的重擔，一邊工作，一邊撫養幼小的女兒，爲了紀念丈夫，她還將自己的名字改爲鄭念；即思念之意。

精通英語的她，被聘爲亞細亞石油公司總經理顧問，她每天周旋于公司、政府之間，努力工作，以維持生活的原有品質，她住的仍是花園洋房，傭人數名，家裏陳設明清古董。當時偌大的上海灘，保持這種生活水准的不過十來戶，一位英國朋友曾稱她家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她自己也說：我的居所雖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以西方的標准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爲了營造一個溫馨舒適的家，鄭念費盡苦心，即使只身一人，也勇於承擔家庭的重擔！

失去心愛的丈夫後，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亂世的洪流，將她卷入萬丈深淵！

文革初期，紅衛兵時時上門審訊，她預感風暴將近，情況眼看著一直艱難下去，她首先想到的卻不是自己，而是傭人們，爲了替我的傭人著想，在紅衛兵對我家宅查封之前，我已決定把那六千從銀行支出的錢，分給了他們，她斷然拒絕了傭人們與她共患難的要求，毅然決定獨自承受命運的暴風雨。

心中有仁，眼裏有愛，不因富貴而喪失同情心！

不久後，這場她預料中的風暴果然來了，家世顯赫，留學背景，還供職外商公司，無論從哪方面，她都注定無法在這場浩劫中幸免！

一個早晨，她正坐在家中，三四十個陌生人破門而入，亂砸一通，面對這些來勢洶洶的陌生人，她鎮定自若，甚至還冒著被毆打的危險，用「可以去香港拍賣爲國家賺外匯」的理由，保存下了明代的德化窯名家雕刻觀音像，大青花瓷盆等數十件珍品，善良的她，還幫助一名，偷拿她戒指和手鐲的女紅衛兵打掩護，讓小姑娘有機會把偷拿的東西，「不著痕迹」地還回去，免於被同伴批鬥的命運！

紅衛兵還要拉走她的冰箱，她卻悠然地吩咐廚師爲她准備早餐，然後坐在廚房的桌子邊，吃著配牛油和果醬的吐司，淡定的喝著咖啡，甚至還告訴紅衛兵小姑娘，咖啡是什麽。精心呵護的家就這樣空了，女兒驚慌失措，她卻鎮靜地說：「凡事總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想想那些古董，在屬於我們以前，不知被多少人擁有過，經歷過多少戰爭和天災人禍，我們之所以能得到它，是因爲有人失去了它，當它們爲我所擁有時，我可以玩，賞它們，現在，我失卻了它們，就讓別人去玩賞它們吧！人生本就是過渡，財産並不是最重要的」。
面對飛來橫禍，卻從容不迫，名利財富，視作過眼煙雲！

後來，女兒被關進牛棚，鄭念則被指控爲英國間諜，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開始了長達6年半的牢獄生涯！

在那個理性與法制，全數崩潰瓦解的時代，一切都變得荒謬，毫無道理可言，爲求自保，身邊最親的人都可以誣陷，所有人都變得不再是自己，而她，一直在做自己！

她的牢房爬滿蜘蛛網，牆壁因年久失修而泛黃佈滿裂縫，床是粗陋的窄木板，她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接觸過也沒想像過，世上竟會有這麽一個簡陋又肮髒的地方！

生活環境發生這麽大的轉變，人的情緒是很容易崩潰的，她卻在有限的條件內，盡可能地保持著體面乾淨，她聰明地用毛主席語錄中「以講衛生爲光榮，不講衛生爲可恥。」向難纏的看守借來掃把和清水，將整個牢房來了個「大掃除」用飯粒當漿糊，把手紙貼在沿床的牆面上，防止睡覺時灰塵掉落，用針線將兩塊毛巾縫起來，給水泥馬桶做了個墊子，甚至裁了一塊手帕做成遮眼罩助眠！

哪怕風雨摧殘，也有自己的精緻和講究，不因絕境而自暴自棄！

無論面對多少次審訊，她都始終堅持自己是無罪的，高壓之下，連她的親弟弟，也因無法承受精神折磨，交出所謂「證據」，而「背叛」了她，可她仍舊毫不動搖，在交代材料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而她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她也有過堅持不下去的時候，這時她就主動挑釁看守員，結果無疑都是一陣拳打腳踢，可她卻覺得很高興，看守都罵她是「瘋婆子」，可是只有她自己明白，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激起自己的求生意念，因爲「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在理性和邏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世界裏，她要如何爲自己爭辯呢？
細細思索過後，她決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她開始刻苦學習《毛選》一邊鍛煉活躍腦力，一邊從中獲取辯論的依據，結果，她對於毛選的熟悉程度，口才與智力，均無人能與她抗衡，她也打撈埋藏在記憶深處的唐詩，背誦並欣賞那些天才之作，沈浸在不朽詩句和美妙意境之中，在身體狀況已經差到不行，難以支撐站立之時，她擔心自己因爲神志不清，而讓造反派有機可乘，甚至還自己編了一個運動操，精神與肉體，一個都不能垮。

每個人都害怕，一場突如其來的永夜，只有少數人會爲這場漫長的寒夜，儲備足夠的精神食糧，直到獲得救贖，而她就是那極少數的人之一！

因她始終不肯「認罪」，她的身體受到了非人的折磨，特製的手銬深深嵌入他的肉中，將她手勒得血肉模糊，有位送飯的女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她想的卻是，怎麽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因手被反铐，她無法正常飲食，每一次如廁都異常困難！拉褲子側面拉鏈時，手腕都會有撕心裂肺的疼痛，她本可隨意些，直接不拉拉鏈，可她甯願使傷口加深，也不肯失去體面，她說：我覺得這樣，太落魄太失體面了，對我的抗爭精神不利！

她不僅堅持自證清白，也不誣陷他人，甚至膽敢爲劉少奇辯護，她說：「在我看來，文革僅僅是一場爲自己澄清名譽的鬥爭，我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得像花崗岩一樣堅強！」

她以纖弱之身，獨自抵禦了，世間的酷烈、人生的無常，用近乎決絕的毅力相信，終會有人會看到真相，還她清白！

因爲衣服爛到不能再爛，她便托看守給她拿衣服，看守拿了一件她女兒的棉襖給她，一看到那棉襖，她就一時懵了，這是文革那年她爲女兒做的，然而現在她已入獄6年，爲何女兒的衣服還是新的，是不是這孩子已經出事了？

她不敢再想下去，急忙問管理人員，沒有一個人告訴她實話，她在對女兒無盡的思念和猜測中，忍受著巨大的壓力，不斷在心裏，給自己活下去的勇氣和力量，發誓一定要活著出去，爲了自己心愛的女兒。

漫長的六年半，在無人交流的孤寂中，在對女兒的極度思念中，在病痛的數次侵襲中，逐漸接近尾聲！

1973年，鄭念提前釋放出獄，可她竟然拒絕釋放，強硬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在報紙上公開賠禮道歉！

最終她平反出獄了沒有「揭發」任何人，更沒有承認任何莫須有的罪名。
在真個血腥濃重的文革中，她的手上沒有任何血痕，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尊嚴與良心！

出獄後的鄭念，已經是一個年近花甲的老人，可依然被衆人監視，她不信她女兒是自殺，秘密調查她的的死因，經過重重困難，她最終查到了真相，原來女兒是被人活活打死，然後扔下樓，讓人以爲是自殺的。後來她爲女兒洗冤，親手將凶手送進了監獄，15年後，凶手刑滿釋放，依舊兒孫滿堂，而她卻淒清孤寂，無人相伴！

女兒去世的噩夢，不斷折磨著她的精神，她再也無法忍受，決定離開，決定再也不再重返傷透她心的故國。

出國前，她向國家，捐贈了家中僅剩的文物，不帶走一絲一毫，文明在野蠻的暴力下流失，她實在不忍心再看到！

65歲高齡的鄭念，踏上客輪，漂洋過海，只身前往美國，在甲板上，一向堅強她，忍不住淚流滿面，離開生養她的故土，她說；「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這真是萬念俱灰的最後一刻」，如她所說：「罪不在她」！

到達美國後，她以極強的適應能力
克服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每天清晨起床，都以充沛的精力迎接新的一天，一個人購物、做菜、駕車、看病！

她年紀大了，身體常伴隨病痛，可依然鬥志昂揚，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驕傲地活給自己的命運看！

每個寂靜的夜裏，那些關於丈夫和女兒的回憶，都刺得她生疼，在如此巨大而漫長的煎熬裏，72歲高齡的她完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本書《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上海生死劫》，那年，是1987年！

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也成了八十年代
中國「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一經推出，就風靡歐美，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而轟動整個西方世界，有人說：這本書教育了西方讀者整整三代加拿大歌手Corey Hart專門寫了一首鋼琴曲《Ballade for Nien Cheng》向她致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80歲時，她還精神抖擻地穿梭於各大高校做演講，和學生們一起談論東西方歷史，鼓勵海外遊子努力學習，雖然離開祖國，但她卻從未忘記祖國，將著書所得的優厚稿酬，設立「梅平基金會」，專門資助大陸留美學生，讓他們能夠在海外學習減輕一些負擔！

一生浮沉，經歷過多少絕望，可看她老年的照片，看不到絲毫歲月孤苦的痕迹，無論身處何種命運的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人生的美，去創造生活的美！

她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Let the past rest，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著那個希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
我在監獄裏，雖然那麽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著你的目標奮鬥！

鄭念很美，這份美，來自血與骨中，那洗不去的堅韌與芳華，她總是溫柔地笑著，笑著把所有痛苦和辛酸，都化爲了生活的調味品，美麗奪目，透過歲月的煙塵，清晰地浮現，惹得人人驚歎！

2009年的一天，她在浴缸裏摔倒起不來，被送入醫院後，醫生告知她的壽命最多只有一年，她面色平靜，淡淡地說，我已經活夠了，我要準備回家了！

2009年11月2日，中國真正的名媛鄭念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她的骨灰，和丈夫、女兒合葬於太平洋，一家三口，至此終於團聚了！

大多數人以爲的名媛，是名牌堆身，錦衣玉食，可她卻讓我們懂得了，真正的名媛，是在於竭力維護自己的風範，在汙穢的塵世，保持儀態的高雅，靈魂的高潔，以最柔軟又最固執的姿態，守著最強硬的底線不放棄，即使面對淫威，淪爲階下囚，衣衫襤褸，依然有她的傲氣與尊嚴，即使近百歲的年紀，依然優雅美麗，清醒獨立！

這才是當之無愧，堂堂正正的真名媛，讓我們一起致這位不凡的中國女性！

轉載網路

自上星期芬蘭學校停課，還在適應在家全職工作+全職媽媽的作息，同時照顧工作和安安，其實比平時更忙，完全沒有時間再追蹤新聞或是做任何反思或寫作。

但是看到也是在芬蘭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母親寫的文章，每字每句說到重點，講到心裡。我也心疼現在芬蘭的女性領導層，她們能做的都盡了最大的力了吧！

徵求了原作者同意轉發

【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Original 錢文丹 芬蘭吧

作者錢文丹，現居芬蘭赫爾辛基。從上海教師到留學芬蘭雙碩士，從華人媽媽到芬蘭教育出口者，自帶多重身份看芬蘭教育。目前在芬蘭做中國教師來芬培訓工作。

文丹寫在前面 這兩三個星期，一直有國內朋友問我芬蘭疫情怎麼樣？我在赫爾辛基還好嗎？用不用給我寄口罩？

還有人問我要芬蘭人宅家帶娃的活動，甚至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芬蘭停課不停學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還真有，下一篇文章我會講。

這篇先來看大局。截至3月25日，芬蘭已經有880人確診。其中有561在首都赫爾辛基。若芬蘭YLE和HS權威媒體所言屬實：過去一周，從國外回到芬蘭的人，有20萬。

這個數字著實讓當局驚呆。我看到這個數據，感覺真正的「戰爭」還沒開始。

這週五，芬蘭就會揭曉赫爾辛基大區到底封不封城。

如果你要跟進芬蘭疫情，又想避免不必要的信息負擔。下面這一個網址就夠了：https://korona.kans.io/?language=en&from=groupmessage。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這段時間，我一邊跟進官方過去三周應對COVID-19的舉措，在動態中看疫情發展。可能好些人跟我一樣，看新冠信息看到頭疼，閱讀量急增。

一邊又要參與FB群組芬蘭人討論，微信群組在芬華人討論。在碰撞中，找到這個公共健康危機的「機」。這樣的大型公共事件，是我們理解芬蘭政治體制、社會文化、教育特色的有利窗口。越是不同，越要學習，越要討論。才能更好理解芬蘭、生活在芬蘭。

內心感觸良多。我用這篇長文，盡量客觀，不吹不黑地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在芬蘭，對於抗疫的一些想法。

3月24號，芬蘭前總統（Martti Ahtisaari）確診，82歲的老人家。他於1994-2000年期間擔任芬蘭總統，2008年他榮膺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妻子在21號被確診，是因為3月8號參加婦女節音樂會，那時重大集會仍然舉辦。

他真的是芬蘭國寶。

加上前期確診病例都是跑意大利度假回來（一周滑雪假，有錢出去玩）。

新冠在芬蘭，怎麼走的都是高端人才路線？！！

真不是這樣。假期出國度假在北歐太正常了，這不是高端人才的專利，普通芬蘭人也能說走就走。

至於3月8號，還能參加大型集會活動，完全是政府當時沒有實施強硬措施帶來的惡果。

不幸，這惡果掉在了芬蘭前總統夫人身上，緊接著波及前總統。

這麼大年紀了，真心希望二老挺住。

國寶確診，這又引起芬蘭社會一大波討論：

芬蘭中央政府的抗疫措施到底給不給力？

怎麼政府的措施看似在跟著疫情走，沒走在疫情前面？畢竟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升級措施，是在病例一天一天急速遞增之後。

還有人質疑：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行不行？她們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就先來說說，這屆女領導們。

1
這屆女性領導層權有多大？

目前看，帶領芬蘭抗疫的至少有下面三方：

一方是這屆女性領導層。為首的是芬蘭總理桑娜·馬林（Sanna Marin），一位34歲女性。去年12月份剛出任芬蘭國家總理，年輕、貌美、初為人母、還是一位網紅。她成為芬蘭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年輕國家領導人。

正在執政的另外四個政黨的黨魁，也全都是女性，他們分別是經濟部長、司法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內政部部長。這5位女性，有4位是35以下。而內閣19位部長中，女性就有12位。

另一方是芬蘭負責COVID19的傳染病專家組。這不必多說。

還有第三方，是隱形的一方：立法流程。我假如說，芬蘭傳染病專家組給政府提出了關閉赫爾辛基的建議，從建議到生效至少有兩關要闖：

第一關：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要開會討論這個建議。中央政府也不是一條心：芬蘭是多黨聯合執政，每個黨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共同組成內閣。

只有內閣確定了提案，才能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將提案交給芬蘭200位國會議員審批。200個人要討論、投票。通過了，這個提案才生效、才成為法規。

相對有權的其實是芬蘭國會。

所以，大家不要看女性領導層在鏡頭前的風光。說白了，他們主要是負責公共溝通的。真正的權利已經被分散出去，這個就是北歐人引起為豪的分布式領導力。

分布式領導力看似每個人都參與決策，實則是沒有一個人有決定權。什麼都要群策群議。這是民主的光芒，也要以犧牲效率為代價。

在芬蘭生活這麼多年，我對芬蘭政府的公信力一直有信心。

我們要相信芬蘭政府已經站在人民的角度來抗疫。至少芬蘭/北歐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水平已經是人類目前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了。

如果連北歐這樣的政府我們都不相信，雖然它也不完美，那這世界上真的沒有可信賴的政府了。

但是，好人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

好人應對重大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受很多因素制約。可以從下面這些角度綜合來看芬蘭防疫背後的無奈：

比如，醫療規模和資源。

在芬蘭，平時去看個小病都要排隊幾小時，或是要預約到幾周以後。可想而知，重大疫情真的來了，人均能有資源非常少。醫護人員數目，床位數目、醫療設備、藥品等等都是問題。

比如，像芬蘭這樣的小國家是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應對機制。通常而言，沒有重大疫病經歷的國家也就缺乏相應機制。中國乃至WHO的應對體系都是在SARS之後建立起來的。如果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應對機制肯定落後。

比如，芬蘭政府可以用財政補貼關閉公立機構。

但要讓私營企業關閉，比如餐廳、酒吧關閉，那就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芬蘭政府輕易下不了這個決定。

比如，制定限令的立法流程。就算芬蘭中央政府（相當於我們的國務院）有關閉餐廳、酒吧這個提案，還得交給200名國會議員討論、投票、通過。

這個流程走完，新的法案才能生效。

民主、依法治國真的需要時間成本。

同時，時間的流失也消磨盡了芬蘭原有的天然抗疫優勢：

比如人口居住和聚集方式。

中國人口密集，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有145個人。芬蘭是多少呢？是一千平方米的土地上才16個人，人口密度極低。在北歐，人與人之間真的是「天然隔離」。

中國家庭喜歡幾代同堂，春節前後喜歡家庭聚集，很容易造成家庭型傳染病。但是北歐人，不僅年輕夫妻不跟父輩同住，孩子到18歲後也是搬出去自己租房住。

至於居住的房子，要麼是別墅，天然隔離。要麼是公寓樓，是沒有中國小區那樣的封閉式管理的，更沒有小區大門，最多每棟樓下的門是需要住戶鑰匙才可以打開。

比如衛生習慣和公共衛生意識。

芬蘭公共場所相對衛生、乾淨，幾乎每處都會放洗手液。所以在疫病出現後，芬蘭官方就新冠肺炎的通知：不是戴口罩，是要勤洗手。因為對本地人而言，戴口罩是得病的象徵，是防止飛沫傳染給他人。

幾乎每個芬蘭人都知道，打噴嚏和咳嗽時，正確的做法不是用手捂住嘴巴，因為手會碰觸很多東西，傳染給他人。而是要用手肘處的衣服捂著口鼻，以免飛沫亂飛。

平時能夠做到這樣的公共衛生意識，得益於芬蘭國民的高素質。畢竟25-64歲的芬蘭人，有44%受過高等教育（OECD）。

2
復盤芬蘭疫情

3月1號可以說是芬蘭疫情爆發的起點，當時我家附近有學生確診，有130名師生被要求在家隔離。

小區群組內立即在討論：

為什麼確診患者不被收入醫院治療，反而在家養病？

為什麼密切接觸的130位師生也是在家隔離，還允許他們的家人自由出動？

為什麼學校還正常上課？

可以說，這一事件初步倒出了芬蘭政府的抗議措施和醫療專家的水準態度：

政府無非是兩點。第一，我們尊重患者及其家屬的隱私和自由。即使有家庭成員被要求在家隔離，其他成員還是可以自由活動。

第二，我們不能停課。一旦孩子停課，這麼多家長必須請假在家，而工資是要麼雇主要麼社保機構補貼，全拿。作為首都，赫爾辛基不能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其他城市的學校出現患者也會跟著做。赫爾辛基的市長，在講話中說了：中央政府沒決定停課，赫爾辛基不會停課。不然這是對中央決策的不信任。

而芬蘭專家的態度是：這個病毒在門把手和公共場所的表面上存活時間，僅是幾個小時到24小時，且兒童感染的機率非常小。所以學校可以正常上課。

芬蘭專家很快被打臉。

僅僅2周多時間，疫情發展到整個國家都不能幸免於難。

3月16日，是芬蘭抗疫路上的一個重大拐點：

一方面，芬蘭官宣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頒布《限制條例》：關閉小學以上所有學校，關閉公共設施，即將關閉邊境，絕不實施「群體免疫」等。當天官宣全芬蘭確診病例是277位患者。

另一方面，芬蘭負責COVID-19檢測的衛生和福利局（THL）執行主管Markku Tervahauta突然跳出來在官媒（YLE）宣佈：芬蘭真實的新冠患者數據可能是官宣的20-30倍。

3月25日THL繼續宣佈：芬蘭需要住院治療的新冠患者，將超過11000人。

市民們對芬蘭政府終於進入全力抗疫狀態上升的好感，瞬間又被這可能上萬的病例拉低到了零點以下。

很顯眼，確診患者和真實患者之間存在鴻溝。

這個鴻溝哪來的？

有主觀原因，即官方規定的檢測標準。3月13號之前，必須同時滿足下面兩個要素，芬蘭官方才同意被檢測：1）出現症狀；2）從疫區回來（疫區包括中國、意大利、韓國、伊朗、日本），或跟確診人員有密集接觸。

這等於說：如果你從意大利回來，沒出現症狀，則不讓檢測；如果你出現症狀，不是從疫區回來，或沒有跟確診人員接觸，也不讓檢測。

就這樣任由病毒在芬蘭四處遊蕩，足足兩周。

自3月13號起，芬蘭已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不管你從哪來的症狀。當時芬蘭官方直接說，我們已經阻擋不了病毒在芬蘭傳播，接下來只能把有限的資源用於醫護人員、已住院患者等高危人群身上。

病毒，繼續遊蕩。

也有客觀原因。

芬蘭真實的檢測能力、重症能力、醫療資源到底如何。這些決定了握在領導手裡的牌，究竟是好是壞。

3
芬蘭檢測能力和醫療資源

今天我看到一份報告。是2019年10月發佈的《全球衛生安全指數（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報告（GHSI）。研究機構是「核威脅倡議」（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及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它能幫助我們有理有據地看芬蘭抗疫能力究竟如何。於是我下載了這份報告。

地址：
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

發現這是一個耗費巨大精力的研究，由三大機構組成的研究團隊與13個國家21名專家組成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共同準備了一個包括六大領域、34個主要指標、85個次要指標的140個問題，用全面框架評估了195個國家防控傳染病及全球流行病的能力。

這六大領域包括：

1、預防；
2、檢測與報告；
3、快速反應；
4、衛生體系；
5、遵循國際標準；
6、風險環境。

應該說十分全面。

我們來看芬蘭。總分佔排行榜第10，其他幾項指標基本都前10，但是檢測和報告能力淪落到你在圖中找不到，竟然是第45名。

所以，不要再怪責芬蘭官方不檢測輕症，真的是檢測能力不行！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再進一步，萬一生病，芬蘭醫院的床位、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醫生數量、護士數量夠用嗎？經合組織（OECD）2017年發佈的《芬蘭國家醫療資源》幫我們回答了這個問題。

下載地址：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1/355979/Health-Profile-Finland-Eng.pdf?ua=1http://www.hc3i.cn/php/marticle.php?id=43882https://yle.fi/uutiset/3-11229831http://rs.yiigle.com/resource_static.jspx?contentId=1017703

1. 芬蘭醫院的床位：3張/千人。處於歐盟最低行列。

這是因為從2000年起， 芬蘭為了控制經濟成本，進行醫療改革：床位被急劇減少，住院天數也被急劇減少。

2. 芬蘭有歐洲人均最少的醫生，卻有人均最多的護士。

醫生數量：3.2名/千人。低於歐洲平均值3.6，高於中國2.6名。

護士數量：14.6名/千人。是歐洲第二高的人均護士數，也高於中國3.14名/千人。

這張圖完全符合我在芬蘭的生活經驗。看急診的話，我可能已經見了三四個護士，等待了三四個小時，才能看見醫生的廬山真面目。

3. 芬蘭看病難最大的問題是：等得久

在芬蘭，低收入家庭報告自己的看病需求未被滿足，是中高家庭收入的兩倍。這背後有多重原因：經濟原因、地理障礙或等待時間。

看下圖，居住在不同地方，享有的醫生資源和等待時間有很大差異。比如你住在Kuopio地區，你能享受到每千人5.1名醫生，這意味著可以快速就醫，減少等待時間。

醫生沒見到，小病已經好了。這在芬蘭很正常。

4. 重症監護室ICU床位數量

芬蘭醫生資源最好的Kuopio地區，ICU床位數量是2個/十萬人。這已經是全芬蘭最好水準了，其他城市可想而知。遠遠低於中國華東地區的4個/十萬人。

一句話：檢測弱、床位少、醫生少、等待時間還長。

這就是芬蘭的現狀。可以說，這幅牌不好打。

在當下資源下，政府把檢測和醫療資源放在重症患者和醫護人員身上，真的已經是最優解了。保護醫護，才能搶救更多生命。

同時，政府也得去增加檢測資源和醫療資源。不然怎麼應對過去一周，剛剛回到芬蘭的20萬人（數據來源芬蘭權威媒體Helsinki Sanomat）。

4
政府統一大動作之下，
地方/群體還有自己的小動作

3月16號，芬蘭總理宣佈關閉小學及以上所有學校時，有些地方城市不聽話。

比如萬塔市。萬塔市政府讓老師來學校遠程上課。隨即，萬塔市教師集體出來發聲，聲稱自己的安全健康沒有受到保護，也指責當地市政對教師不信任。

官方忙出來解釋：學校關閉了，沒人了，相對安全。而且學校的教具和環境更適合教師開展教育。

教師不聽，繼續抗議。

3月20號，芬蘭總理又追加宣佈：芬蘭1-3年的孩子和特殊教育的孩子不遠程教育，可以來學校上課。加上3月16號宣佈的芬蘭幼兒園正常開放。

這樣全芬蘭只有最小的孩子來幼兒園/學校。

當天，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國家教育委員會將盡快向政府指明其政策將帶來的後果》表示不服中央政府的決策。

這裡不得不說芬蘭教育圈的三方力量：

一方是芬蘭教育部：負責教育政治、教育政策。

另一方是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教育教學、教育改革、教育出口。

第三方是芬蘭教師工會：負責教師權利。

這三方力量可以說是平行獨立的部門。雖然國家教育委員會負責的一切教學工作都離不開教育政治和教育政策，但從行政領導關係上看，他們並不是上下級關係。這不同於中國教育部全覽一切。

同時，芬蘭教師工會是芬蘭教育界一股強大勢力，獨立於政府之外。他們一直站在教師角度，幫教師從政府那裡爭取權利和利益。比如為了提高教師工資，工會可以組織全國教師罷工，跟政府談判。

芬蘭政府讓1-3年級教師來學校上課這事就惹惱了教師。我所在的芬蘭教師群組，有1.5萬教師，在社交媒體上一波又一波指責自己的安全健康權利沒有受到保護，代表教師權益的教師工會向芬蘭教育部和國家教育委員會，分別施壓。

先是教育部表示，學校沒有義務上學，強烈建議1-3年級的學生也參加遠程學習。

緊接著，芬蘭國家教育委員會發文。其指出：「根據《緊急狀態法》發佈的法規，會提交給國會等待國會審核。我們希望國會取消該法規。」

地方和中央要做到協同一致，芬蘭也得下功夫!!

說到這，你們不難看出，芬蘭人真的不是不關心疫情。

如果你有一種錯覺是芬蘭人好平靜，那我建議你加入芬蘭人群組去看看他們的爭論。至少我所在的一個赫爾辛基群組，一個芬蘭教師群組，裡面的芬蘭人天天在那討論疫情對芬蘭生活、經濟和教育的影響。

遇到言辭激烈的，掌管教育的副市長還要經常出來安撫一下。

此時再回頭看我們的問題：這屆女性領導層究竟是把好牌打爛，還是爛牌打好了？

我想，你已有答案。

最後，上一張芬蘭總理馬林的照片，是週六早上她站在芬蘭湖邊，看著這片國土和湖光。

我想她已經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不禁有些心疼她。

祝福她、芬蘭和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