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疫情之下的他們 #經濟弱勢家庭與疫情〕 今天（1/26）全球感染COVID-19的人數已突破1億大關，更無情地帶走了兩百萬人的性命。而台灣近日也陸續新增數起本土案例，所幸截至今日，疫情都還在可控制的範圍內。 不過為了落實防疫，各大公共場所配戴口罩的禁令依舊，甚至因為本土疫情的再起，使得許多大型活動緊急宣布停辦，歲末尾牙、聚餐也在民間的響應下大量取消。 對許多攤商或店家來說，這個年恐怕不太好過，也使我們不得不重視，疫情對經濟產生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 疫情下的經濟弱勢 不過今天，我們並不打算將視角聚焦在經濟層面上的探討，而是想帶大家看看疫情下，那些承受著更大生存壓力的「經濟弱勢家庭」。 猶記得疫情爆發伊始，在其他國家一罩難求時，台灣因為有完善的購買機制，使得多數民眾都能以非常合理的價錢輕鬆買到口罩。 不過，一片單價4元的口罩雖說不貴，卻依然有許多經濟弱勢家庭，得為這樣看似微不足道的支出而感到壓力倍增，甚至只能重複使用口罩來降低支出。 這也是口罩成為許多公益團體送愛心的物資之一的原因，鍵入相關的關鍵字，也能查找到為數不少的新聞報導類似的資訊。 ▌ 經濟弱勢家庭？低收入戶？邊緣戶？ 我們首先要先釐清一些現況下的定義，經濟弱勢家庭泛指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突遭變故以及因其他特殊狀況造成經濟困難的家庭。 ◇根據《社會救助法》的定義 低收入戶是指家庭中每人每月生活費低於各縣市所訂之最低生活費（也就是常說的「貧窮線」），而且財產收入不超過規定額度。 中低收入戶則是家庭中每人每月生活費低於最低生活費的一點五倍的家庭，財產收入也不超過規定額度。 但在制度規定上的「經濟弱勢家庭」之外，還有一群名為邊緣戶的群體，也就是那些不符合「社會救助法」的補助規定，但卻無比靠近貧窮線標準的近貧家庭。 東吳大學社工系副教授李淑容便指出，這群貧窮人口多因擁有房產，不符合社會救助體系認定的貧窮標準，得不到補助，反而更容易掉落在社會救助的安全網外。 尤其根據《109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全台40~59歲的中年人之中，有37.5萬人月所得不到兩萬五，由於就業不穩定與缺乏持續性的社會救助等結構性因素，使他們背後所撐起的家庭在疫情當中成為最弱勢的一環。 ▌ 疫情對弱勢家庭影響 根據台北市勞動局統計，台北市2020年截至11月止，已收到101家企業通報申請大量解僱，件數創9年來之最，計畫解僱人數達3970人。 勞動局進一步表示，今年通報大量解僱的行業中，最多的是批發零售業，第二多為住宿及餐飲業，第三多是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而臨時工、部分工時者等非典型勞動者有近6成集中在這三種產業之中。也就意味著，這些非典型勞工們面臨解雇的風險更大。一旦遭到解雇，家庭收入不穩定也將使一整個家庭陷入困境。 財團法人基督教芥菜種會表示，現在該協會服務的弱勢家庭就已經有超過3.5成的家庭因遭逢疫情被迫減薪、無薪假、甚至失業，家庭經濟陷入危急，需要緊急援助。 ▌ 疫情下的不平等 而這樣的現象，也能在其他國家看見，萊徹斯特大學一項針對美國與英國的研究就發現，少數族群染疫的風險比較高，亞裔族群染疫機率是白人的1.5倍，非裔族群甚至達到2倍。 主因可能在於少數族群多屬於無法在家工作的基層勞工，工作或通勤時都持續增加與他人接觸染疫的風險。加上他們社經地位可能較低，生活環境難以避免和他人共用生活設施，例如新加坡，境內超過9.5成的確診者皆為宿舍空間狹小、生活待遇堪憂的移工。 ▌ 結語 ''We all live under the same sky, but we don't all have the same horizon'' 當人們在面臨疫情與寒冬不斷侵蝕台灣，那些經濟弱勢家庭的背後，也有著隨時將他們拉下深淵的，由不穩定的工作型態、收入狀況與社會救助制度所組成的經濟脆弱結構。 期盼弱勢族群，特別是邊緣戶、近貧家庭的掙扎與不為人知能被更多人看見，讓社會對他們更及時的協助，讓他們有不再向下掉落的可能。 也期許在這個人人不好過的歹年冬（pháinn-nî-tang），政府能夠用更彈性的眼光與更細緻的審查，找到資源與社會救助的新平衡。 #政治 #台灣 #科普 #科普政治學 #政經八百 #大學生 #政府 #公民 #民主 #社會 #經濟 #弱勢 #社工 #貧窮 #社福 #移工 #口罩 #疫情 #經濟弱勢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綱上線為「港獨」，即使是影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 #全文見blog #鋭實力 #光復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