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國家替香港大換血》

本欄雖然經常天馬行空嬉笑怒罵，但今天這篇長文屬於嚴肅心底話，個人不止說了一次，事到如今，真誠希望國家全面管治香港，不需再倚靠忠誠廢物。

田飛龍提出「忠誠的廢物」，只說對了一半。
如果忠誠的廢物只是一年365日喊喊口號，倒也與人無尤，可惜要香港小市民每年花數以億計的血汗錢在他們身上，絕對是倒錢落海。
所以田飛龍整個形容詞應該是「高價的忠誠廢物」，反正現在國家已離釐定了所有特區政策，何須通過一班 「高價的忠誠廢物」去執行？

中國14億人，必定能找出一百幾十精英，替代目前這一班。

真心，田飛龍坐在行會無論如何不會比葉國謙差，就算付他目前大學月薪雙倍三倍，香港人起碼仍可以節省幾百萬元。
很多市民不知道，那些建制派三料議員，每一屆任期（今屆更長）薪津連辦事處及職員等開支，完成今屆一個人就可領取超過二千萬港元！
值得嗎？

本欄從不無的放矢，現在就引述早前建制派的一項德政「人大葉國謙提出應該讓大灣區香港人投票」去證明他們的虛偽。

當時還未滅亡的泛民立即反對，說什麼大灣區投票只為了控制選舉結果云云（我曾發文批評泛民完全不懂政治，應該大力支持這種「德政」才對），以下是建制派回應泛民的指控。

新民黨葉劉淑儀：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容許境外投票，一國之下大灣區應該首先實行讓港人投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居住在內地的香港人和香港仍有很強的聯繫，不能剝奪他們的投票權，這是整體社會的訴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境外投票是社會聲音，正研究可行性，包括電子投票，以確保公平公正。
工聯會吳秋北：收到很多居住在大灣區的香港人反映，希望投票但又不能返回香港 ，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實行境外投票。
民建聯譚耀宗：大灣區有接近50萬香港人居住，他們有權對香港政策提出意見，敦促特區政府盡快推行境外投票。
經民聯梁美芬：內地港人絕對有投票權，歡迎盡快實行境外投票。

反正，支持大灣區港人投票的言論五花八門，不能盡錄。

可是，當中國制定了新的必勝選舉法，以上所有建制派「為民請命」的聲音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

就是不明白香港記者，為什麼不逐一追問以上人士，「社會的聲音」不需要關注了嗎？ 「大灣區港人應有的投票權利」被放棄了嗎？「整體社會訴求」被丟進垃圾桶嗎？

從政者如果不能堅持自己提出的信念，昨天還高調要替大灣區港人爭取投票權，今天卻若無其事將同一批港人棄如敝屣、面不紅耳不赤照樣支取高薪厚祿，難道完全沒有羞恥之心？

愛國者？
自問一定比把兩個兒子分別送去英國美國的梁美芬高十倍！

今天真心希望中國派人直接管治香港，無需再增加席位去養活一群蛀米大蟲。

【李怡很難打的 | 盧斯達 on Patreon】

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終日以陶傑和李怡為寫作題材，最近又說到李怡的文章抄襲某篇網絡文章。因為李怡一星期有幾篇文，我也不是每篇都有讀，但讀了幾年，其中一個觀察是李怡一向勤力在網絡吸收資訊，有時他會引用一些在社會賢達眼中不入流的網民的評論，有時則使用一些社會科學或政論界已視為常識的段子。如果是引用網民，他每次都是連對方的網名一齊引用，所以沒聽過網民控訴李怡盜竊他們的智慧。

至於《順勢而行，還是以理抗勢》一文為何沒有引用，可能有幾種可能：第一是李怡存心抄襲，想令讀者認為是他發明出這些思想；第二是他潛意識認為這些內容十分平常，便沒注明「從某大陸文章中看到」；第三是他有想過引用，但找不到可信的作者來源。不清楚。

跟李怡不算經常通訊，但有兩次在他家食飯，他稀鬆平常就說起一些評論角度，過兩天就看到他在文章中白開水一樣寫出。如果你經常被挑剔，你會知道這些粗支大葉的做法，會落人口實，我相信李怡並非不知道，但他只是太不在乎，他認為有質素的讀者稍為用神，都會知道他自化境中來，把事物混成一套自己的模樣，只是詮釋，而不是自誇發明了某些思想。當然用學術論文的標準去報章短專欄踢館也是可以的，李怡便十分嘲諷地自認抄了六十年的書。

我一直看到李怡處於另一個維度。有時我跟他談到政治圈或網絡上的碰瓷黨，在他看來都是小事，他從左派到民主派，再到今天，遇過的碰瓷黨一定更多，不管是組織性的群象，還是自己碰瓷求關注。然而李怡很難打的，問題是他儲下的關注，並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幾十年。他的讀者不一定需要把他看成言必準確的神人，他也經常「自刮」的，承認自己是行動上的侏儒 (青政一役)、承認判斷會失準、承認意識形態可能保守，這大概並非他自嫌，而是繼承了魯迅自我鞭韃的傳統。

沒有下注釋，他就乾脆承認抄襲任人說。

等於以前也有人寫一本專書「修理陶傑」，但陶傑是很難倒台的。因為小節出問題，破不了他們的主旨；李怡的主旨其實只是思想自由、我手寫我心，只要讀者對此還賣帳，就是破不了的主旨。就算破了，我有時從李怡的眉梢眼角看到的，都是不在乎。八十幾歲了，他要是太過在乎外界的毀譽，早就從這長跑退出，專心享受黃金時代儲下的盛讚和江湖地位，但他不知為何仍在執意衝刺和受辱，像我們一樣。是為了錢嗎？是為了名嗎？這兩件事我相信他早就有了的。

然而正因為李怡難打，更要刀刀見骨。要打人，就找其痛處。如果是打工仔，就搞到你無工做；要是你有家人，就威脅家人；要是文人，就自然攻其無行盜竊，這是最有效打擊文人的，文人的資本就是信譽和往績。說到底李怡是否抄襲，並非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最在乎的，李怡的問題是他坐擁一大票粉絲，卻堅持否定拜登、支持特朗普的外交/中國政策。事情看似是公事公非 (抄襲與否)，但觸發點一定是政見恩怨。網絡上的左傾朋友見狼狗咬了一口，也紛紛一言兩語抽水，並不是追求甚麼正義，而是抒發對「侵粉頭頭」的怨念、不忿他們有一個平台天天唱反調，毒害黃絲大眾。擒賊先擒王，看到李怡被咬，其他人當然也感受到一樣的寒氣，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被歸類為賊黨和黑五類，對很多年輕一代來說都不是第一次，對李怡就更不是第一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經和現在也被某些歷史學人認為不入流) 裡面是這樣描述張居正死後，朝廷是如何起先靜默、然後一湧而上發起清算：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在程序上講，發展中的步伐則須前後銜接，第一步沒有收到效果之前決不輕率採取第二步。而且出場交鋒的人物起先總是無名小卒，直到時機成熟才有大將出馬。這種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裏的人物，都已看透，他們可以從青萍之末，預測大風暴的來臨。」//

不想把事情視為「文人相輕」，因為李怡一方一向沒有輕其他人，不過單方面的文人相輕總是不能避免的。文人是道德性最低的其中一個人類物種，比較好的就專心寫自己的東西，批評也盡量停留在議程本身，而不會借著看似公共的議題挖人祖墳山地；如果窮極無聊又不願耕作，就會不斷 name calling 名人來引戰，將自己在某些領域的失意，歸咎於他人，追逐著別人的幻影。好吧我承認自己十幾歲的時候也免不了如此，但人會長大轉變成熟的，曾經激烈的性格也會變得 mellow，想不到幾十歲人都搞這些青年玩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大概是第三個階段，他看到李怡那篇文章，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暗竊喜，大喊「噫！好！我中了！」然後又像孔乙己一般教周圍的人「回字有四個寫法」，他輕易就覺得自己贏了李怡，然後滿足了一秒，又見粉絲們護航，又更怒不可遏，繼續憤憤不平。

其中一個大師傅教我，遇上碰瓷黨的時候，你要想想自己是否願意跟他交換——換成跟他一樣的地位、狀態和身份，你就不會被碰瓷了，你想要嗎？肯定是不想的，然後又過幾年，你看著那些當初在路上一直吠你的人逐漸變得形鎖骨立、甩皮甩骨，也是不明白誰勝誰負的。最後你會感到僥倖，感恩自己雖然被吠，但還是人模人樣的。被怎樣吠的都是人，蒼蠅怎樣用力都是蒼蠅，「文壇」實在是非常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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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順勢而行，還是以理抗勢》一文為何沒有引用，可能有幾種可能：第一是李怡存心抄襲，想令讀者認為是他發明出這些思想；第二是他潛意識認為這些內容十分平常，便沒注明「從某大陸文章中看到」；第三是他有想過引用，但找不到可信的作者來源。不清楚。

跟李怡不算經常通訊，但有兩次在他家食飯，他稀鬆平常就說起一些評論角度，過兩天就看到他在文章中白開水一樣寫出。如果你經常被挑剔，你會知道這些粗支大葉的做法，會落人口實，我相信李怡並非不知道，但他只是太不在乎，他認為有質素的讀者稍為用神，都會知道他自化境中來，把事物混成一套自己的模樣，只是詮釋，而不是自誇發明了某些思想。當然用學術論文的標準去報章短專欄踢館也是可以的，李怡便十分嘲諷地自認抄了六十年的書。

我一直看到李怡處於另一個維度。有時我跟他談到政治圈或網絡上的碰瓷黨，在他看來都是小事，他從左派到民主派，再到今天，遇過的碰瓷黨一定更多，不管是組織性的群象，還是自己碰瓷求關注。然而李怡很難打的，問題是他儲下的關注，並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幾十年。他的讀者不一定需要把他看成言必準確的神人，他也經常「自刮」的，承認自己是行動上的侏儒 (青政一役)、承認判斷會失準、承認意識形態可能保守，這大概並非他自嫌，而是繼承了魯迅自我鞭韃的傳統。

沒有下注釋，他就乾脆承認抄襲任人說。

等於以前也有人寫一本專書「修理陶傑」，但陶傑是很難倒台的。因為小節出問題，破不了他們的主旨；李怡的主旨其實只是思想自由、我手寫我心，只要讀者對此還賣帳，就是破不了的主旨。就算破了，我有時從李怡的眉梢眼角看到的，都是不在乎。八十幾歲了，他要是太過在乎外界的毀譽，早就從這長跑退出，專心享受黃金時代儲下的盛讚和江湖地位，但他不知為何仍在執意衝刺和受辱，像我們一樣。是為了錢嗎？是為了名嗎？這兩件事我相信他早就有了的。

然而正因為李怡難打，更要刀刀見骨。要打人，就找其痛處。如果是打工仔，就搞到你無工做；要是你有家人，就威脅家人；要是文人，就自然攻其無行盜竊，這是最有效打擊文人的，文人的資本就是信譽和往績。說到底李怡是否抄襲，並非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最在乎的，李怡的問題是他坐擁一大票粉絲，卻堅持否定拜登、支持特朗普的外交/中國政策。事情看似是公事公非 (抄襲與否)，但觸發點一定是政見恩怨。網絡上的左傾朋友見狼狗咬了一口，也紛紛一言兩語抽水，並不是追求甚麼正義，而是抒發對「侵粉頭頭」的怨念、不忿他們有一個平台天天唱反調，毒害黃絲大眾。擒賊先擒王，看到李怡被咬，其他人當然也感受到一樣的寒氣，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被歸類為賊黨和黑五類，對很多年輕一代來說都不是第一次，對李怡就更不是第一次。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經和現在也被某些歷史學人認為不入流) 裡面是這樣描述張居正死後，朝廷是如何起先靜默、然後一湧而上發起清算：

//「這種攻擊是經過深思熟慮，按照預定步驟進行的。整個方式可以稱為「去皮見骨」。攻擊者常常從一些小事開始，諸如一句經書的解釋，一種諧音的諷刺，一張不署名傳單的內容，一個考題的不當等等，有時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個冤案，參劾一個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瑣事，或者以論水利和研究馬尾巴發難引出本題。利用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眾注意，引起文官參加，假以時日，使小事積累而成大事，細微末節的局部問題轉化而成為整個道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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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把事情視為「文人相輕」，因為李怡一方一向沒有輕其他人，不過單方面的文人相輕總是不能避免的。文人是道德性最低的其中一個人類物種，比較好的就專心寫自己的東西，批評也盡量停留在議程本身，而不會借著看似公共的議題挖人祖墳山地；如果窮極無聊又不願耕作，就會不斷 name calling 名人來引戰，將自己在某些領域的失意，歸咎於他人，追逐著別人的幻影。好吧我承認自己十幾歲的時候也免不了如此，但人會長大轉變成熟的，曾經激烈的性格也會變得 mellow，想不到幾十歲人都搞這些青年玩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於國外非一流大學任教的哲學教授大概是第三個階段，他看到李怡那篇文章，在大西洋的另一邊暗竊喜，大喊「噫！好！我中了！」然後又像孔乙己一般教周圍的人「回字有四個寫法」，他輕易就覺得自己贏了李怡，然後滿足了一秒，又見粉絲們護航，又更怒不可遏，繼續憤憤不平。

其中一個大師傅教我，遇上碰瓷黨的時候，你要想想自己是否願意跟他交換——換成跟他一樣的地位、狀態和身份，你就不會被碰瓷了，你想要嗎？肯定是不想的，然後又過幾年，你看著那些當初在路上一直吠你的人逐漸變得形鎖骨立、甩皮甩骨，也是不明白誰勝誰負的。最後你會感到僥倖，感恩自己雖然被吠，但還是人模人樣的。被怎樣吠的都是人，蒼蠅怎樣用力都是蒼蠅，「文壇」實在是非常的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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