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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書（人類基因體，去氧核糖核酸 DNA）的內容

• 人類基因體草圖在 2000 年完成，它一共有 23 章（23 個染色體）。
• 每一章有 4 千 8 百萬到 2 億 5 千萬個字母（去氧核糖核酸：A, T, G, C)，字母的中間沒有空格。
• 每一本書有 30 億個字母，其中只有 1.5% 會形成有意義的字（外顯子，20000 個基因或蛋白質），其他的 98.5% 是內含子。起初人們以為它們是「垃圾」，但是最近的 ENCODE 計畫卻發現這ㄧ些 DNA可能是有功能的（例如負責基因的調控）。
• 迄今我們仍未完全了解全部基因體的功能：知道莎士比亞作品中所有的英文字母與了解莎士比亞所有的作品是不同的。
• 大英百科全書有 28 億個字母、4千4 百萬個字，莎士比亞的作品只有 390 萬個字母、88 萬 4 千個字。
• 2 米長的 DNA 大部分都包裹在針尖大小（6 微米，10⁻⁶ m）的細胞核裏（少部分放在粒線體裡），與組蛋白緊密的纏繞形成核小體、染色質絲與染色體。人體有 30 兆（10¹²）個細胞，因此ㄧ個人所有細胞 DNA 的總長度有 6 x 10¹³ 米，足以從地球到太陽來回數百次（地球與太陽的距離是1.5 x 10¹¹ 米）。
• 作者是達爾文（其實是「演化」）。
• 所有的細胞裏面都有存放著這一本書（除了成熟的紅血球以外）。

這樣的一本書，陪伴著我們一生，雖然不懂，但是「讀你千遍也不厭倦」（蔡琴的歌「讀你」）。

我一直對於學習感到非常大的興趣，但學校的教育並不能滿足我，我在學校求學的不同階段，其實都有著不同的掙扎。我任性的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學習，一路走來雖然跌跌撞撞，因此對於學習有了深刻的體會。

我的父母非常重視我的教育，因此在國小國中的時候，幾乎每天下課後都還有才藝班的課要上。我曾經上過的才藝班有書法、作文、英文、畫畫、音樂、鋼琴。這些課主要是爸媽覺得我應該去上而幫我做出選擇的，我的個性也算是順從，都乖乖的去上這些課，也盡量花時間練習。小時候心裡難免會羨慕有很多時間可以玩耍的同學，因為相較之下，我在做的事情不是那麼有趣。除了這些才藝班的課之外，我爸媽還想盡辦法鼓勵我念書。我爸媽不太給我買玩具，倒是書買了一大堆，牛頓，科學小百科，偉人傳記，大英百科全書，世界美術館全集等等。每唸完一本課外書，我會得到五塊錢的零用錢。

因為國小國中的時候，都被規畫好要學甚麼了，在進到建中這麼自由的地方，我覺得我好像頓時失去了目標。我不清楚人生的方向，也無法認同學校教育以及考試的價值，我無法理解為什麼考試考高分就代表成功，就代表人生的成就。在高二的時候，我常翹課去打撞球，鬼混，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在社團活動上，但對於學校的課業就是提不起興趣。我記得我高三有一次模擬考，排名是全校九百多名，我們一整個年級也不過比一千人多一些些。雖然學校的課程無法引起我的興趣，但我卻對生物學深深地著迷。我考進了中研院的高中生物人才培育計畫，每兩個禮拜的周日到中研院去，早上上課，下午到實驗室做實驗。參與這個計畫對我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從動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細胞生理學、到分子生物學，我廣泛學習生物的知識。下午的實驗課也讓充滿好奇心的我大開眼界。我看到跟臉盆一樣大的椰子蟹，解剖跟手掌一樣大的文蛤觀察內臟，學習PCR技術，學習萃取葉綠素，也看到費洛蒙如何讓一整箱蟑螂瘋狂振翅。這個培育計畫讓我深深的愛上生物學。我從中研院借了很多英文教科書回家，也常到台大醫學院的圖書館去印研究論文來看。我高三的狀態，應該用著魔來形容。我因為想要參加生物奧林匹亞競賽，瘋狂的請公假到重慶南路的漢堡王去K書。當年我的導師對我的寬容，現在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我記得有一次她把我叫到辦公室去，她問我知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我說我知道(回頭看，其實我並不是這麼肯定…)，她就相信我，讓我依照我的心意去學習了。我花很多時間研究Kreb’s Cycle, Signaling pathways, 粒線體以及葉綠體的電子傳遞鏈，DNA複製的分子機制 (我甚至買了Arthur Kornberg著作的DNA Replication)。好笑的是，我雖然花了這麼多時間學習生物學，但高中生物教材無法引起我的興趣，我在學校的生物學考試成績並不算頂尖，許多對於生物學並沒有特別的熱情的同學考試分數是比我高的。後來我考進了生物奧林匹亞國手培訓營，但是因為我平常沒有機會練習生物實驗，實驗的技術不是很好，最後沒有選上國手。這件事情讓我耿耿於懷許多年，因為我把我高中升大學的希望都寄託在奧林匹亞競賽上，我花了這麼多時間學習卻沒選上，我覺得我的人生失敗了。因為我把高三的時間大多都花在學習生物學上了，國手培訓營後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再準備聯考，而且我還處在挫敗的陰影當中，我第一次大學聯考的成績很差。後來我在重考班再準備了一年，才考進了台大醫科。

當年的我以為高中這段的學習經驗是失敗的，覺得這是不自量力的行為。但我現在意識到，高中那段學習歷程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第一次自我啟蒙的經驗。建中自由的風氣，再加上導師的信任以及家人的包容，讓我有機會充分的探索我的興趣並且積極的去追求。我被考試的框架侷限了，以為沒有選上國手，沒有得到金牌就是失敗。但其實我在高中時就養成了查找以及閱讀科學研究論文的習慣，並且開始培養獲取陌生學術領域知識的能力。我在高中所培養的閱讀英文教科書的習慣，也讓我日後受用無窮。

我在醫學系的學習歷程比較沒有這麼劇烈的掙扎，頂多在前四年的時間懷疑為何要死背大量的知識。醫學系要背誦的知識量實在是太大，常常讓我感到心煩，有種唸到想吐的感覺。但到了大五進醫院見習之後，我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當病人以及家屬問起病情時，我必須要能清楚地回答他們的問題。當病人有狀況需要處理時，我沒有時間再去查閱書籍，我需要的知識必須要像反射一樣快速的被提取。如果我沒有學好，沒有記清楚，就無法對病患做出最好的處置。因為有了責任感，我充分的理解也認同熟記醫學知識的重要性，因此開始認份認真的念書。我在醫學系唯一一次得到書卷獎，是在臨床工作最繁重的大七的時候。我清楚的感受到，我被賦予越多照顧患的責任，我學得越認真。
我的博士班的學習歷程是最痛苦的一段。博士班雖然是高等教育的一環，但幾乎沒有一個既定的框架。博士班還有一些學分要修，但是並不多。我在博士班修過的課印象都不深，許多課程其實大學都上過了，但偏偏學校不給抵免，非得要我再修一次不可。倒是我自己選的程式設計概論對我的人生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博士班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實驗室度過的，因此博士班導師是影響博士班學習歷程當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回頭檢視起來，我會離開博士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和我的指導教授對於科學研究的一些基本想法並不契合，對我個人來說，發展新技術是我比較喜歡的方向，但我的指導教授認為生物研究應該著重在探討現象背後的原理。簡單來說，我們兩個人重視的點不一樣，我不適合在他的實驗室做研究，我比較適合在生醫工程的博士班就讀。我處在一個不適合的環境裡其實給了我一個意料之外的機會，為了追求我理想中的科學研究，我必須要仰賴自我學習的能力去獲取許多我的實驗室並沒有的知識與技術。

這幾年下來，我對於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有了比較清楚的領會。我要學習一個新的領域時，我會先確認學習的目的。對我個人來說，清楚學習的目的之後才能找到學習的動機。純粹為了好玩，一時興起而學習很難持久，也很難達到好的效果。比如說，我學習深度神經網路是為了實現數位病理輔助診斷系統，進而彰顯數位病理系統的價值。確立學習的目的之後，我會開始嘗試了解這個知識領域的大架構，接著試著找到這個知識領域裡面關鍵的基礎假設與原理。比如說，深度神經網路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分支，我會先學習機器學習領域的大架構，接著了解演算法學習的原理。我會先從最簡單的基礎原理開始，確認完全了解之後，就開始朝我需要學習的子領域學習。在學習的時候可以動手實作非常重要，我很認同諾貝爾獎得主Richard Feynman所說的 “What I cannot create, I don’t understand.” 我動手實做了Perceptron, Multi-layer perceptron, fully connected deep neural network, convolutional network，在這過程中，透過程式的實踐印證我在理論上的學習。總結來說，我對於學習新領域的心得是，要達到有效的學習，首先要清楚學習的目的，接著了解知識體系大架構以及涵蓋的範疇，理解關鍵原理，接著要明確界定學習的目標及範圍，最後是深入的學習、並且反覆透過實踐來檢驗學習成效。同樣重要的是熟悉學習的工具，找到關鍵的資訊管道，這對於提高學習效率至為關鍵。

創業，對我來說又是另外一個自我學習的巨大挑戰。創業是個無邊無際的問題，我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戰在於，我還無法清楚的界定我所需要學習的知識及技術的領域，更遑論去了解其架構。當然，這問題的核心在於，創業的過程本身就無法清楚界定。試著要去找出一個清楚的脈絡，我認為是極其困難的。我認為創業比較像是一個戰爭。我們可以清楚觀察並理解的，是每個小戰役的樣貌。試著贏得一個戰役，帶著在這個戰役學習到的經驗，前往下一個戰場，才有機會逐漸拼湊出這個戰爭的大局。在這過程當中，創業家必須要既短視又有遠見，要可以讓公司贏得一個戰役，但是又要預見下一個戰場並且做好準備，這樣長短程思考的轉換以及平衡，是個非常艱鉅的挑戰。我想，三年之後我再回頭看，應該會對於這個學習的歷程有更清楚的理解。現在，也就只能帶著我所學到的勇敢前進了。

最近有一種說法，指蔣經國總統晚年推動政經改革是出於情勢所迫、政躬違和與子嗣不賢，我深感詫異。謹以擔任經國先生秘書6年多的經驗，從「解除臺灣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國會全面改選」這三個面向，分享我的觀察。

臺灣從1949年宣布戒嚴，到1987年解嚴，前後38年。1985年，前美軍顧問團團長、經國先生的好友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將軍來函，建議解除臺灣戒嚴，因為戒嚴在西方是國家遭遇危急情勢時才採取的措施，臺灣並沒到那種程度，何不解除戒嚴，丟掉這個有損國家形象的大包袱？不久，經國先生找我去問：「戒嚴」這個字的英文是什麼？我說是martial law，他要我查報西方社會對戒嚴的看法。我查了大英、大美百科全書，以及布萊克法律辭典、韋氏大辭典等書後回報他，martial law在英文的意思是military control（軍事管制）或no law at all（無法無天），他聽了不以為然地說：「臺灣哪有軍事管制，也沒有無法無天啊！」

一年後，1986年10月7日，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被問到戒嚴時主動表示：「我國將在制定國家安全法令後解除戒嚴並開放組黨。」當時在現場擔任翻譯的我，彷彿遭電流通過般震撼，心想臺灣的歷史將就此改寫了。印象所及，當時包括駐美代表錢復、旅美教授丘宏達在內的有識之士，也曾作出同樣建議。

1987年3月下旬，經國先生突然問我：「英九，最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我說，這一個月來，有一群老兵在西門町遊行請願，希望回大陸探親；事實上，這兩年已有上名萬老兵偷偷從香港入境大陸探親了。當時，立委趙少康、洪昭男、李勝峰也在立法院聯合質詢，建議開放大陸探親。經國先生說，這事我已經交代張（祖詒）副秘書長了，你去看他。

張副秘書長告訴我，經國先生已決定開放大陸探親，要我草擬方案呈報，原則上透過紅十字會經香港進行。經連串修正核報，該方案於當年11月2日實施。經國先生這個石破天驚的決定，尊重了民意，照顧了老兵，也改變了兩岸關係。

1987年11月底，經國先生突然要我到七海寓所見面，那時已病得不輕的他躺在床上，問我國會改選案的進度，我說進度卡在有些國大代表主張設立「大陸代表制」以延續中華民國法統。他問我，政府當年遷臺，有沒有宣布我們在這裡還是代表全中國？我說似乎沒有發表過這類聲明，他要我再去查一查。一週後我再赴七海寓所向他回報，政府從成都遷到臺北，並沒有發佈任何相關聲明；經國先生就說，其實只要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的代表，當然就代表中華民國法統，不需要再設「大陸代表制」。我聽了心中一寬，輕鬆無比，走出七海寓所，抬頭望見滿天星斗，由衷敬佩經國先生的英明與睿智。因為我也不認為國會該設立大陸代表，這種代表如何在臺灣選出，又如何能代表大陸呢？既不合理，也行不通。經國先生的這項決定，排除了國會全面改選的主要障礙，讓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再向前邁進一大步。

經國先生從善如流，擇善固執，我從未有他是「被迫改革」的印象。經國先生最令我敬佩的，就是他出身威權體制，卻能親手終結威權體制，為國家人民留下可大可久的民主根基，值得國人永遠追思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