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在中國：從難以融入到改變曆法｜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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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晚明到清初，北京宮廷裡的耶穌會士，一直想用羅馬天主教來改變中國——這個強大的、根基深厚的、高度發達的文明大國。但這批耶穌會士失敗了。他們的追隨者——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隨後也失敗了。仿佛唯物論的共產主義註定要改變漸趨腐朽的儒教中國。
　　
無意之中，這批耶穌會士卻扮演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為第一代漢學家，他們把中國介紹給西方，同時把西方的科技介紹給中國。耶穌會傳教團在北京的建立主要歸功於三個傑出人物的策略、辦事能力和他們的數學知識，這三個人分別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
　　
不過，耶穌會引進西方的藝術和科技很難超越北京城的地域範圍，比如自鳴鐘只在宮廷製作和賞玩。但是，經過急待傳教士修訂的西方曆法，經由清廷頒佈後，一直沿用到民國初年成為中國現在仍在使用的農曆基礎。從清初直到1817年，掌管曆法和天文的欽天監長期設監正兩人，一名滿人，一名西人，先後在欽天監任職的傳教士多達數十人。
　　
就這樣，西方曆法排擠掉了有近兩千年傳統的中國曆法，以及元明時所引人已逾300年的回回曆法，開啟了中國天文史上新的時代，而且西方近代科學和文明與古老東方文化也開始了炙熱的碰撞和交融。
　　
利瑪竇「開門」
　　
為對抗宗教改革，天主教內部厲行改革，1534年班牙人羅耀拉創立了耶穌會。隨著新航路的開闢，耶穌會將一批又一批的傳教士派遣到海外去傳播福音，用教會的話說：「在歐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補回來。」
　　
在中國傳播基督教阻力重重，最先來到中國的葡萄牙傳教士根本不懂漢語，他們對中國民眾的基本信仰和他們心目中的經典一無所知，把中國人崇拜的東西統稱為「魔鬼的發明」。直到義大利傳教士范禮安來到澳門，擔任耶穌會遠東視察員開始，耶穌會才開始意識到要改變這種無視中國文化的傳教策略。但是即使是范禮安這樣更加明智的基督徒也沒能讓傳教活動有什麼進展。
　　
沒有官方許可，任何歐洲人都不得在中國的土地上居住。中國政府對「洋鬼子」深懷疑慮，平時只讓他們在澳門定居，偶爾允許他們到汕頭進行商業旅行，還必須處於嚴密的監視之下。
　　
范禮安常常從澳門遠眺大陸，發出「啊，頑石什麼時候才可洞開？」的感歎。他一手培訓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正是念出「芝麻開門」咒語的那個人。利瑪竇的方法是把耶穌會士變成中國文人那樣的學者，把基督教的教義，包裹上重重的西方科學的糖衣。

利瑪竇首先用西方的書籍、地圖、鐘錶和數學器具引起了中國官員的關注，而他本人對中國典籍的熱情同樣贏得了中國學者的尊重。只有在深深瞭解了他的傳教物件之後，利瑪竇才謹慎地提到基督教義。1601年，因為能修好他送給萬曆皇帝的自鳴鐘，利瑪竇最終獲准在北京定居。
　　
利瑪竇試圖協調儒家規範和基督教義，他認為「儒家的道理沒有任何與天主教道理相衝突的地方」，他聲稱中國人對儒家聖人的崇拜是完全世俗的，並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性質。深人研究中國儒家經典之後，他進一步說，古代中國人已經相信基督教的一神論。他領導下的耶穌會傳教團，可以參加某些儒家的禮儀活動，但是反對佛教和道教的儀式。在居住在北京的10年間，利瑪竇從來沒有面見過萬曆皇帝，但是他結交了一些有權勢的中國朋友。不過對佛教和道教的否定也讓他樹立了一批敵人。
　　
在利瑪竇的努力下，天主教終於在中國立足。到他1610年去世的時候，天主教在中國已經有了四處教堂，領洗的中國教徒達到了2000人，其中最有名的當推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利瑪竇臨死之前曾對教友龐迪我、熊三拔說：「我給你們打開了一扇大門，從這座門進去，可以建立許多大功勞。」而最大的功勞便是西方曆法的正統化，這是利瑪竇所無法預料的。
　　
西學繁榮
　　
通往中國之門確實打開了，至少說是開了一條縫，但是耶穌會的傳教士並不那麼安全。1616年，禮部侍郎連上三道奏疏，請求查辦外國傳教士。
　　
直到1629年崇禎皇帝重新修曆，傳教士的危難才出現轉機。
　　
對曆法的控制和發行貨幣一樣，是皇室的壟斷權力。從這種意義上來說，管轄時間和日曆是皇權的體現。對時間的認識為人類方方面面的認知、為各地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奠定了基礎。每個朝代的基本工作就是編纂一部曆法，這部曆法，除了為民眾提供天文知識，比如一個月有多少天，月亮的圓缺，春分秋分的日期，還要標明凶日和吉日，以備人們選擇婚禮、出行、動工或者其他日常活動的日期。
　　
1629年，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而徐光啟用西學推算出的結果卻與實測完全吻合。《明史》載：「《大統》、回回所推，順天食分時刻，與光啟奏異。」崇禎皇帝對於欽天監推算日食失誤非常惱怒，下諭責駡說：「天文重事，這等錯誤，如再錯誤，重治不饒。」崇禎皇帝為何對一次天象預測的錯誤如此惱怒呢？
　　
中國人講究天人感應，天象是對人類活動的警示，並且與國運相關。此時的明朝已經是危機四伏，1629年冬天，皇太極的大軍連破北方多個城池，直逼北京。崇禎皇帝對明王朝社稷懷有深深的憂慮，深怕祖宗傳下的江山在他手中失去。天象預測如此失準，皇帝當然勃然大怒。

當時的明曆名為《大統曆》，是1517年劉基所制定，參照了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編修的《授時曆》和回曆（1267年正式傳人中國）。元朝時多由回回天文學家（著名的有劄馬魯丁）擔任大都觀象台台長，明朝欽天監也有回曆局，這次日食預測的失誤讓穆斯林天文學家名譽掃地。崇禎皇帝決定啟用熟悉西法的徐光啟，修撰新曆。

1629年，徐光啟已經是70歲的老人了，他主要聘請了傳教士龍華民、鄧玉函和羅雅谷參與曆局工作。1631年1月，受耶穌會的委派，湯若望從西安來到京城。病榻上的徐光啟知道這個消息後，幾次上疏朝廷，極力推薦湯若望。之後湯若望開始協助徐光啟進行修曆的後期工作。1633年10月，自知時日無多的徐光啟又舉薦他的學生李天經接手曆局的管理，終於於1634年編撰成著名的《崇禎曆書》。
　　
《崇禎曆書》卷帙浩繁，共137卷，其中法原即理論部分佔到全書篇幅的1/30。《崇禎曆書》採用了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太陽系結構系統，計算方法使用了哥白尼和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的近代幾何學。這在當時是最先進的，同時期的羅馬教廷甚至對這些學說都不予承認。晚明就是這樣一段很怪異的時期，在政治軍事上的腐朽墮落中，又有著文化科技上令人興奮的燦爛，猶如末世中忽然綻放出的絢爛花朵。
　　
1634年《崇禎曆書》修成，但時局動盪，面對這樣一部全新曆法，崇禎皇帝又沒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統曆》，還是頒佈這部革命性的曆法，他猶豫不決。同時新法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反對，代表人物是魏文魁。
　　
湖北布衣魏文魁和他的學生薛鳳祚一起研究曆法，寫了《曆元》、《曆測》兩本書，進獻給崇禎，堅持認為中國傳統方法推算的曆法精確度要高於西法。崇禎無法判斷，他命魏文魁組成東局，與徐光啟領導的西法曆局爭論。

直到1644年，崇禎才下令刻印《崇禎曆書》，向全國頒佈。同年4月24日，李自成攻人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明王朝壽終正寢。
　　
《崇禎曆書》卻並未成為舊王朝的陪葬，經過湯若望一系列積極而頗具手腕的活動，終於得以以另外的面目頒行於世。
　　
西學和「祖制」的紛爭
　　
湯若望協助徐光啟完成了沒能在明朝施行的《崇禎曆書》，在朝代交替、兵荒馬亂之際，湯若望細心保護了這部書的明末刻版，並製造了望遠鏡、日晷、繪了地圖連同修改了的曆書進呈給新的滿族皇帝。
　　
順治皇帝將湯若望進獻的新曆改名《時憲曆》，湯若望本人也因此取得朝廷的信賴，加封為欽天監正。但天文曆法不僅於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有重要影響，其直接關係國「統」之根本。西學曆法在中國傳播與實行引發了一場場生死角逐。

1657年，因湯若望上疏而被革職的原欽天監回回科官員吳明烜首先上疏，指責湯若望的曆法不準，請求保留回回曆。康熙三年（1664年），對湯若望西洋新法早有不滿的楊光先接著發難。
　　
楊光先幾次上書禮部，指控湯若望三大罪狀，一是指使曆官李祖白所寫的《天學傳概》是妖書；二是所獻《時憲曆》中「依西洋新法」之語，有謀奪中國之意圖；三是在全國各地佈置黨羽，圖謀不軌。還提出由於新曆法使吉時凶時倒置，造成了嚴重後果：使順治的幼子榮親王3月而殤，又由於下葬日子選得不對，致使榮親王生母董鄂妃不久死亡，接著順治帝也染天花而亡。
　　
此時的湯若望已患偏癱，口齒不清，主要由南懷仁來為他辯護。同時被打人獄中的還有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欽天監的李祖白、許之漸等人。1665年3月，清廷判決湯若望及欽天監的李祖白等七人淩遲，除南懷仁等三名傳教士留京外，各地的傳教士一律逐回澳門。
　　
就在判決當天，北京發生地震，接著又發生大火，連續5日，人心惶惶。輔政大臣們以為是天象示警，即從獄中放出3人。孝莊文皇太后又傳諭，「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置之死地，毋乃太過」，湯若望這才無罪釋放。
　　
然而，同案5位基督徒李祖白等仍被處斬。1666年8月15日，看不到希望的湯若望在北京病逝。

湯若望等人被治罪後，清廷廢除西洋新法，重新沿用《大統曆》，楊光先、吳明垣以檢舉有功分別升任欽天監監正、監副之職。
　　
1667年，14歲的康熙親政，發現當時曆法混亂。於是在1668年12月26日，組織了一場御前辯論會，一方是楊光先及其助手吳明恒，另一方是原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雙方各以其法測日影移動，經過三天的測試，南懷仁大獲全勝。
　　
1669年，康熙正式復用西洋曆法，為湯若望正名平反。楊光先、吳明恒則獲罪革職，同時授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1676年，康熙進一步明確西法，「向者新法舊法是非爭論，今既深知新法為是」，欽天監官員就要潛心學習西法。至此，曆法之爭終於告一段落，沿用西法訂曆成為清朝定制。
　　
整個清朝，除「康熙曆獄」所影響到的短短數年（1664年-1669年）外，在近150年的時間（1644--1817年）均由耶穌會士在欽天監接續擔任監正或監副等要職。
　　
美國科技史學家席文說：「西方天文學在中國扎根的過程，是世界史上非西方科學與歐洲科學的最後一次較大的面對面的較量。」到了19世紀，近代科學作為帝國主義的附屬品穿越了國界，衝擊了各種古老的文明，各種科學、文學和宗教等等再也無力與之競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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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尋覓建文帝 需要鄭和七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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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的人馬已經到達了南京金川門，建文帝打算出迎，左右人等都散去了，只有幾個貼身侍從在旁邊。建文帝嘆息說：「我沒臉相見啊！」於是在宮裡放火自焚了。燕王高風亮節，摒棄前嫌，派遣太監前往救援，可惜來不及了，只從大火中把建文帝的屍首搶了出來。燕王哭著說：「你果然如此癡呆啊，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中國古代有一本書叫《春秋》，有一個歷史時期叫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種寫歷史的方法叫做春秋筆法。上面這段文字是燕王朱棣幹掉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篡奪帝位後，史官運用春秋筆法描寫建文帝之死的「傑出」作品。當我們查閱中國的史書時，最痛苦的事情莫過於遭遇春秋筆法了，那些毫無出處和佐證的歷史根本沒有參考價值。更可怕的是，許多史官在皇權的威懾下胡言亂語、胡編亂造，誤導我們這些後世的閱讀者。

建文帝之死就是一宗無頭案。當時宮中大火也許是真的，但那些給朱棣臉上貼金的描寫，你要真信，就上當了。建文帝也許的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了，這讓他的叔叔朱棣十分煩惱。如果這個侄子還活著，可以逼迫其「退位」給自己；如果這個侄子的屍首找到了，舊帝死了，自己可以順理成章地繼承大統，成為新皇帝。找不到建文帝，朱棣只能編一套瞎話，說這個侄子想不開，放火燒死了他自己，龍椅自然也就該由叔叔來坐了。

朱棣當上皇帝，按說這宗無頭案也就過去了。然而朱棣在位期間，命令手下一位太監率領龐大的艦隊和士兵，劈波斬浪，耗資無數，多次下西洋，讓人不禁疑惑朱棣做這件事的動機，是不是為了尋找那個人間蒸發了的建文帝？

找個逃跑的廢帝，用得著七下西洋嗎？

那個太監，就是大名鼎鼎的鄭和。其實他本名不叫鄭和，而是姓穆罕默德，一聽這個姓就不是祖籍中土的人士。實際上，鄭和的祖先原本是中亞貴族，在元朝初年遷到了中國，後來定居於雲南，取了一個漢姓「馬」，與穆罕默德的「穆」字諧音。鄭和本名馬三寶，12歲的時候，飛來橫禍，明軍打到了雲南，他被抓進了軍營，閹割後做了太監。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跟對了主子，進入了燕王府做事，這位燕王，當然就是後來的明成祖朱棣了。

朱棣對這個馬三寶非常賞識，在發動叛亂後，馬三寶還為朱棣立下了戰功，看來這個太監絕非常人。打下江山之後，朱棣論功行賞，賜馬三寶「鄭」姓，改名鄭和，授予四品官職。皇帝賜姓對於臣子來說，是至高無上的榮耀，許多一品大員也沒有這樣的待遇，可見鄭和多麼受到朱棣的器重。

永樂三年（即1405年），鄭和奉皇帝的命令，率領28 000餘人、40餘艘船，從蘇州劉家河出發，開始了第一次下西洋的壯舉。到宣德五年（即1430年）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為止，鄭和帶隊總共7次下西洋，每次的人員、船隻規模基本上都和第一次沒有什麼差別。按照永樂皇帝朱棣的詔書，下西洋的目的是揚我天朝國威，讓四方蠻夷歸服。不過根據《明史•鄭和傳》透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踪跡」，也就是說，朱棣懷疑建文帝跑到了海外，所以派鄭和去尋找這個廢帝的下落。

這的確是一個貌似合理的下西洋理由。在儒家思想的灌輸下，古代中國人非常熱衷於維護「正統」，朱棣雖然是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但按照正統的說法，朱元璋的位子是要傳給大兒子的，大兒子早死，所以才傳給了大兒子的大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建文帝，皇位根本沒有朱棣什麼事兒。朱棣奪位之後，當時的天下第一大儒方孝孺拒絕為他服務，披麻戴孝在朝堂之上寫下「燕賊篡位」，憤怒的朱棣滅了方孝孺的九族後還不解恨，連帶著方孝孺的弟子、朋友一併殺戮，這就是所謂的滅十族。

這種維護正統的觀念在古代異常強大，所以一天不能確定建文帝已經死了，朱棣一天都不能安心。這樣看來，讓自己的心腹鄭和興師動眾地去海外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並不算是鋪張浪費，事關自己的寶座，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

但是這個理由無法解釋朱棣為什麼讓鄭和前後六次下西洋（第七次下西洋時朱棣已經死了），從永樂三年一直找到永樂十九年。第一次下西洋，鄭和的船隊就已經到了印度西海岸一帶的古里，並在那裡立碑留念，碑上刻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如果倉皇出逃的建文帝能跑到比古里還遠的地方，那得在海上以劉翔一般的速度飛奔了。尋找一個生死不明的廢帝，根本用不著下西洋這麼多次。

所以，尋找建文帝最多只能算是個附帶任務。那麼揚我國威是不是主要任務呢？明朝的確有這樣的傳統。朱元璋開國之初，就派人奔赴日本國和東南亞各王國，宣布現在中土是明朝了，各位要積極前來朝貢，還把許多東南亞王國列為「不征之國」，那意思就是天朝不會派兵攻打你們，你們不用害怕，我天朝過去不稱霸，現在雖然強大了，但還是不打算稱霸，只是你們一定得來朝貢啊！

明朝建立的事情，經過朱元璋這麼大肆宣傳，早就被東南亞各國所知曉了，本來不需要再去宣傳。不過朱棣篡位之後，為了打扮自己的「正統」形象，還是很有必要再次對外宣傳宣傳，讓國際友人都知道自己是如假包換的明朝新皇帝。

鄭和下西洋在外交上的確下足了功夫，每到一國，就和國王搞好關係，撒下大把的財物，力邀國王派出使節回訪天朝，甚至有些國王還親自動身回訪天朝。當然，那個時代不是聯合國裏一國一票，大家平等的當代，當年那些東南亞國家國王雖然貴為國家元首，其實比部落酋長強不到哪裡去，隨便帶一些土特產去明朝，就能獲得豐厚的回報，順便旅遊一下見見世面，還不用自己掏路費，何樂而不為呢？有些小國國君甚至在旅遊期間，病死在大明王朝境內，真是此間樂，不思蜀啊！

但話分兩頭說，如果鄭和下西洋真的是為了揚我國威，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明朝似乎也太不值得了。首先論實力，當時鄭和接觸的這些東南亞、南亞國家沒有一個能上枱面的，不論人口、面積還是經濟，和明朝至少差兩個數量級。一頭獅子願意和一群狼睦鄰友好一下，卻肯定懶得搭理一群老鼠。生物界的規律如此，古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弱國無外交。第一次下西洋，鄭和這個老江湖就已經把這些小國的實力摸得八九不離十了，揚我國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沒必要再浪費財力再下西洋了吧？

其次論距離，鄭和拜訪的一些國家甚至遠在印度洋的西海岸，那些阿拉伯部落和非洲沿海部落除了給天朝送來幾隻長頸鹿，讓天朝誤以為是麒麟之外，還有什麼利用價值呢？就算是為了交朋友，也沒必要帶上兩萬多士兵和幾十艘大船過去吧？

千萬別低估朱棣與鄭和的智力，這一君一臣完全可以位列最精明的一批中國人之列，千萬不要以為，他們只是腦子發熱，才幹出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不會，絕對不會！這君臣之間一定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鄭和連下西洋，其實是為了執行某些秘密任務。

差錢，還是差錢

下西洋行動的總策劃是朱棣，因此我們得站在朱棣的角度來想問題。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皇帝，朱棣要處理的重大問題無非是兩件事，一件是國防，要時刻警惕元朝的後裔——蒙古人捲土重來。朱棣雄才大略，把都城從南京遷到北京，直面北方的挑戰，並數次御駕親征，大大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實力，使蒙古鐵騎幾十年間不敢越雷池一步。鄭和下西洋顯然和國防扯不上關係。

另一件就是內政了，朱棣面對一個老爸朱元璋留下的難題：差錢。

其實，中國境內金礦和銀礦十分稀少，因此在金屬作為貨幣的古代，一旦中國的經濟有所發展，經濟總量和貨幣總量的矛盾就會日益突出。朱元璋一開始試圖沿用元朝印製紙幣的老辦法，發行大明寶鈔來增加貨幣供應量，與日益增長的經濟總量相適應，結果由於無法控制紙幣的貶值問題，大明寶鈔可恥地失敗了，民間依舊用銅錢作為貨幣。

但是銅錢本身是賤金屬，一枚銅錢的價值很小。在小額交易中銅錢還是很方便的，比如買棵白菜、打瓶醬油甚麽的，但是經濟越發展，就會出現越來越多的大額交易，這時銅錢的麻煩就來了。大額交易對銅錢的需求量非常大，可是古代銅的開採量受到技術落後和銅礦難尋的限制，不能在短時間內提升。同時從鑄造角度看，鑄造一批銅錢和鑄造一批銀幣所費工時基本一樣，但是平攤到每枚錢幣上，銅錢的鑄造成本同它本身的價值相比，就非常可觀了，相反銀幣由於本身價值高，所以鑄造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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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春秋網（www.lishichunqiu.com）成立於2010年6月，是一個以歷史為核心的文化資訊門戶網站，提供中國古代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醫養生、書畫藝術、古董收藏、宗教哲學等內容。致力於傳承國學經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這是我曾經帶著全家老小開心一線又一線、一站又一站搭乘的高雄公車
車上導覽人員可雙語英文或日文搭配乘客交換聊天
當時覺得好驕傲！
好感動！

原來「哈瑪星」不是什麼星、名字由來是日文的「濱線」
#日本領台初期在高雄進行的大規模填海造陸計畫將本來汪洋的哈瑪星奠定了未來發展基礎

https://jonyao1978.pixnet.net/blog/post/22569075

原來鳳山古城處處是清代知府曹公名為首的古城、古牆、圳道
#開城220年古城不用羨慕台南
https://navyblue77.pixnet.net/blog/post/47133142

這些美好
這些歷史
都因為不夠發大財而看不到、抹滅嗎？
都要像愛河被改名為金銀河
都要像舊大統新崛江改成中華文化商圈
才行嗎？

俗不可耐
低廉匠氣
才發大財嗎？

高雄
還要高雄人拿什麼去驕其親友？
#Shame_Shame_Shame

高雄人挺胸說著自己家鄉的驕傲與感動...已經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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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投票說韓的防疫做最好也是科科
#中時欸
#韓欸

🔥罷免韓國瑜市長案第二階段連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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