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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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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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 篡位自立或抄家滅族｜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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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王朝更迭只有兩種名義：禪讓和徵誅。權臣們奪國畏懼「篡弒」之惡，常借「禪讓」的名義。曹丕導演的「假禪讓」例子一開，晉、宋、齊、梁、北齊、後周、陳、隋、唐等等，無不借此名義。不過，曹魏，司馬晉，包括東晉的桓玄廢安帝，對前代帝君都沒有加以殺戮。漢獻帝，曹魏末帝曹奐，包括被虜的蜀漢劉禪，孫吳的孫皓，都得以善終。自南朝宋劉裕篡位，這位寒人出身的老頭子開始殺舊朝皇帝，再到沈約勸蕭衍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南朝北朝相蹈此習，末代的少年皇帝及鳳子龍孫們下場極慘，無一善終。

東魏權臣高歡逼走了北魏孝武帝，迎立孝靜帝，由於心裡有愧，對新皇帝恭禮有加。高歡死後，其子高澄襲位，對孝靜帝很是放心不下。史載這位青年皇帝好文學，美容儀，能臂下挾石獅子翻宮牆，箭術精妙，很像他的先輩北魏孝文帝。身為大將軍的高澄派中兵參軍崔季舒監視孝靜帝的一舉一動，連吃飯喝酒說什麼話都要一一細稟。有一次孝靜帝在鄴東打獵，馳逐如飛，監衛都督（應該叫「監視都督」）就叫嚷：「天子您不要跑馬，大將軍會怪罪！」還有一次，高澄侍宴，舉一大斛直抵孝靜帝下巴：「臣高澄勸陛下飲酒。」封建等級社會，真正的臣下怎敢能直接「勸」皇帝飲酒！孝靜帝也急了，不悅道：「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也不想這麼活著了！」高澄大怒，指帝大罵：「朕，朕，狗腳朕！」並命令崔季舒猛搗靜帝三大拳，然後奮衣而出。連打皇帝都不親自動手，令屬下代擊，真是聞所未聞。

不久後，高澄被家奴刺死，其弟高洋襲大將軍位，很快就上演「禪讓」戲。靜帝不得已，與嬪妃辭訣。高洋派輛破牛車在東上閣等著接靜帝搬家，值班的小班長趙德跳上車作押解狀從後面抓持，孝靜帝以肘擊之，最後發怒：「朕畏無順人，授位相國，你是什麼奴才，敢逼人如此！」而對跪滿庭院淚如雨下的后妃，風神俊朗的孝靜帝還忘不了自嘲一句：「此日之事能和漢獻帝、常貴鄉公（曹魏末帝曹奐）相提並論啊。」這句話錯了。漢獻帝和曹奐「禪位」後好酒好肉好宮殿活了多年。高洋當皇帝不久，就用毒酒鴆殺孝靜帝，並其三子。

高洋初當皇帝時勵精圖治，北中國大半為其所有。而後沉湎於酒，動輒肢解烹煮虐殺臣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為是高氏女婿，一直活得還不錯，此時只得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有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二十五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活活噎死。過了一陣，高洋又在晉陽把諸元疏屬也全部殺淨，或祖父為王，或身為顯貴，皆斬於東市，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槊，共殺７２１人，棄屍漳水，以至於後來剖魚的人常在魚腹腔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好久都不食魚。高洋又留下東魏王子元黃頭一個人，讓他和一些死囚從高台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他一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求生心切，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估計有點像現在玩滑翔傘的技術），高洋食言，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御史關在獄裡餓死，還不如摔死來得痛快……

厚厚一部二十四史，權臣歷歷：秦朝李斯、趙高，西漢霍光、梁冀，曹魏司馬氏，西晉司馬倫，東晉桓溫，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南朝宋劉裕，齊蕭道成，梁蕭衍，陳朝陳霸先，北周楊堅，唐朱溫，後周趙匡胤，北宋高俅、蔡京，南宋秦檜、賈似道，元朝阿合馬、脫脫……朱元璋建立明朝，削弱宰相職權，最終閹堅弄權，宦官大成氣候，一個魏忠賢就已經「九千歲」了，種下亡國之禍。

有明一代，權臣只有張居正一人而已。清朝權臣差點當皇帝的只有攝政王多爾袞，後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小心翼翼，國柄在手仍一心忠於王室，最後的袁世凱一直被小溥儀念叨：他會不會是曹操？——果真是曹孟德之流，只不過世易時移，國人已不喜歡再有人當皇帝，春秋大夢，八十三天戛然而止。一代雄傑，活活憂死。

由此可見，權臣持國，只有兩種下場——一是先封王，受九錫，加黃鉞，然後搞「禪讓」，成為一朝開國之君；二是忠於王室，又戀於權力，或生時被殺，或死後宗族覆滅，鮮有善終。無論如何，子孫都難逃辱死。特別是南朝時期，王朝短命，幾十年就一個輪迴，可稱是「現世報」。

首先上場演出的是田舍夫劉裕。老頭子歲數大，把晉恭帝立了幾個月就逼其遜位，封為零陵王。怕被毒死，恭帝和褚妃自己在床前煮飯吃。劉裕讓褚妃的哥哥褚淡把妹妹騙出來。兵士乘機跳牆進去，讓恭帝喝毒藥。

恭帝說：「我信佛教。佛教自殺的人轉世不能為人身。」兵士們就用被子把恭帝活活悶死；六十年後，蕭道成把宋順帝立了三年就廢掉。禪讓大典時小皇帝害怕，嚇得躲在佛蓋下不出來，年輕的「太后」嚇得帶領太監們四處搜尋，讓小皇帝最後一次充當新皇帝就職典禮的道具。典禮完畢，小皇帝的身份已成為「汝陰王」，他自己不覺，臨走時問左右：「今天起駕時怎麼沒有像往常那樣奏樂？」無人回答。不多時，汝陰王門外有人跑馬，守門人怕有人劫持這孩子搞復辟，入堂一刀，然後上報說小王爺病死了。蕭道成知道真實情況後，很高興，對殺小王爺的人「賞之以邑」；又過幾十年，蕭衍命齊和帝禪位於己，封其為巴陵王。不久，蕭衍派親信鄭伯禽到姑孰，給和帝一塊生金讓他吃下去。

和帝說：「我死不需要用金子，醇酒足矣。」大醉以後，伯禽上前把這十五歲的少年生生掐死（也恰恰在同一年，幾十年後把蕭衍老頭子餓死在台城、並誅殺他上百子孫的侯景出生在漠北）；陳霸先當皇帝後，封梁敬帝為江陰王，未幾就派劉師知去殺人。兵士追得卸任的小皇帝繞床狂跑，邊跑邊哭：「我本不願當皇帝，陳霸先硬立我為帝，現在為什麼又要殺我！」沒跑幾圈，劉師知就抓住少年的衣帶，兵士白刃交下，頭落於地……

宋武帝劉裕東滅鮮卑慕容超，西滅羌族姚泓，北朝大名鼎鼎的拓跋嗣和赫連勃勃皆望風而潰，以此大功而有天下，於情於理說得過去，但「其為神人所憤怒者」，莫過於弒君。自曹魏以來，一代篡一代，已成俗例，但弒鴆前代君王，則是自劉宋為始。晉恭帝欣然讓出國家，劉裕忍於殺戳，而殺人者自己想子孫後代免於被殺，這種想法則流於天真可笑了。一代一代，以前朝君王鮮血的豔紅作為開國顏色，估計每位開國帝王在鑼鼓歡慶聲中都有心存徬徨顧慮的黑色意念：我家子孫何時何處會怎樣被何等臣下所弒？

權臣們如果不做皇帝，報應更快，下場更慘，其中以霍光、張居正、多爾袞最為典型。

霍光身歷三世帝君。漢武帝死後，孝昭帝襁褓繼位，霍光匡安社稷身當大任，沒有異心。昭帝二十一歲死去。霍光迎立昌邑王劉賀。劉賀荒淫迷惑，無帝王禮儀，亂漢制度，霍光率群臣廢之，轉擁武帝嫡曾孫、被武帝殺掉的戾太子的孫子、時年十九的劉病已，是為宣帝。

這位漢宣帝即位前一直生長於民間，熟知世事，英果剛毅，「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李商隱詩語）。但對霍光敬仰有加。霍光臨死前曾歸政，宣帝假裝謙讓不受。同時，霍光的醜老婆霍顯又買通人毒殺宣帝結髮之妻許皇后，霍光知而隱之，並依霍顯之計把自己女兒送進宮內作皇后。霍光死後，霍顯和女兒又千方百計想毒殺許皇后所生的皇子，最終闔族被殺，並連坐誅滅十多家。

霍光之禍，其實早在宣帝初立時已經種下。「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權臣陪同皇帝乘車，讓青年天子敬憚如此，滅族之禍，確實不遠。

霍光在漢朝兒皇帝孤立無援之際，擁昭帝，立宣帝，比周公伊尹差不了多少。「然光不學無術，暗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後，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夷滅。」（班固語）司馬光對霍光的悲劇分析得十分清楚：霍光忠心耿耿輔助漢室，然而他最終不能全其宗族，為什麼呢？因為威福之權是人君的專利，人臣掌握，久而不歸，沒有好下場的；漢宣帝十九歲即位，知民疾苦，霍光大權久專，不知避去，多置私黨，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他自己能得善終就不錯了。接著，司馬光話鋒一轉，又客觀、委婉地批評漢宣帝：如果宣帝只以高位虛官任用霍光子孫，讓他們食大縣的俸祿，不掌實權，也足能報答霍光匡扶漢朝的盛德。可是宣帝給他們大權，任之以政，授之以兵，遂至怨懼以生邪謀，這不僅僅是霍家自招，也怪宣帝醞釀以成其禍。霍顯、霍禹、霍雲、霍山雖然罪應夷滅，但霍光的功營不應該抹殺；最後霍家被殺無遺，連一張吃飯的活口兒都沒留下，漢宣帝也真可謂刻薄寡恩呵。

有明一代，張居正功勞最盛。萬曆皇帝孩提登基，張居正已傾心盡力，使大明朝的國力達至鼎盛。同時他還身兼帝師之任，親自給小皇帝授課。太后、小皇帝接見張居正的母親，常常「行家人禮」，也真夠得上榮華富貴到頂了。萬曆十六年六月，張居正病死；第二年三月就被追奪一切官階，轉年又被抄家，兒子上吊，老母挨餓，一家人無尺寸立錐之地。神宗皇帝剛剛還講「待朕沖齡，有十年輔理之功」，轉眼卻恩將仇報，一切功名皆化為罪狀。其慘烈情景，不亞於霍光。

清王朝的多爾袞身為皇帝之子，皇帝之弟，皇帝之叔，本來在皇太極死後自己當皇帝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力排眾議，仍舊扶持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的福臨為帝，是為順治帝。

作為一代輔政明王，多爾袞降吳三桂，進軍北京，建立清朝，滅李自成餘部，射殺張獻忠，絞死南明弘光帝，擊破金聲恆、李成棟、姜瓖三位明舊將的反叛；他又革除前朝弊政，交好漠西蒙古，把藏原回疆一收宇內，實現「以漢治漢」的統治方針，又令滿漢官民可以互通婚姻，實現「滿漢一家」的治國大計，可稱得上是文武全才，智勇雙全的一代人傑。隨著權力巔峰的到來，本來就多癖好色的多爾袞忘乎所以。他以侄子福臨皇帝的名義給自己建碑記功。加封自己為叔父攝政王，自己的冠帶、帽頂、服用、坐墊、房基均專門設立一個級別，明顯與皇帝無異。後來，他又加自己封號為「皇叔父攝政王」，皇族見他都要叩頭，禮儀倍於其他王爺。

順治五年，封號又改為「皇父攝政王」，不僅僅是皇帝他爸，還兼攝朝政，此真比皇帝牛多了一大截。本來私下就傳他和福臨生母孝莊太后「有一腿」，這樣一來風影可觸，更加授人以柄。此後，此公還私役內府公匠，大修府第，廣徵美女，甚至向朝鮮搜求公主，其後又嫌人家不漂亮隨意丟棄。順治七年，三十八歲壯年的多爾袞暴死於喀喇城。死後第十七天，被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哀榮達至頂峰。第二年二月，秋後算賬開始，大侄子福臨開始公佈多爾袞罪狀，共有九條，皆是「逆謀果真，神人共憤」的大罪，屍體被挖出，鞭打，砍去頭顱，原本壯麗的陵墓化為塵土。一百年後，乾隆皇帝才為多爾袞「追諡曰忠，復還睿親王封號」。死人無知，宗族零落，仍舊大悲劇結局。

由此可見，權臣秉政，如果依據古禮，不篡位，即使嫡親叔侄之恩，扶立之功，也難免死後掘墳挖墓之伐，宗族覆滅之慘；篡位吧，幾代輪迴，子孫骨肉又無孑遺，還不如平常百姓能百代不絕。這種歷史的黑色幽默，荒誕之中寓示著無盡的人生大道理。中國自古崇尚儒家倫理，使得一幕幕悲劇大同小異，走馬燈般旋轉不停。羅貫中基於君臣父子之義，把曹孟德大英雄描畫為千古奸雄。現在文學編劇大興「翻案」風，潘金蓮成為婦女解放先驅，朱元璋乃仁德天子，洪秀全也成為愛民如子的英明帝君……如果以荒誕劇的手法編排曹操，以倫理虛幻的劇情套用曹操，假設他芟夷群雄之後，歸政於帝，謙遜平和，高風亮節，像諸葛亮一樣，最終結果，又會怎樣呢？！


原文載於《歷史總是叫人惦記》作者：梅毅（赫連勃勃大王），出版社：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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