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eon日佔香港】強制出境：歸鄉生產運動 點擊閱讀：https://www.patreon.com/posts/52248104 日本發動戰爭，對於佔領地似乎沒有一套長治方案，很大程度上旨在奪取土地，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口號，實則管治一塌糊塗。 佔領香港之後，日軍不久發現糧食短缺，為免麻煩，便將華人驅逐出境，並美其名為「歸鄉生產」，卻難掩飾日本政府失治的窘態。這場「歸鄉生產運動」由1942年1月開始，至1943年中進入轉捩點，殖民地文件反映了仍在香港的居民慘況。 一些史書、論述，將「歸鄉生產運動」理解為「遣返」，實則並不一定合理。所謂「遣返」是指將居民趕回原居地，但這些被迫出境的人，並不一定都來自中國，相信有一部份是久居香港的人，故此應該理解為「強制離境」或「強迫離港」較符合事實。 淪陷前的香港，由政府在1941年春季進行了一次人口統計，當時仍然大概有1,400,000名居民…… —-------------------------- 【香港舊照片Patreon】 主打民間歷史研究，逢一、三、五更新。Podcast、街道歷史、地標建築及檔案解讀，期望大家支持。 https://www.patreon.com/chunyu1230 你的訂閱，支持獨立民間歷史研究。

建築除了基本的堅固、實用、美觀，做為一種生活的容器外，她往往也反映出了統治者企圖塑造的民族意識，做為中央主導而建設的案例，更能在其「屋頂」中得到充分體現。 ＊ 隨著移墾文化傳入的建築技術，漢人傳統民居與廟宇屋瓦上的燕尾起翹、串角草花，時而佐以螭吻與剪黏交趾陶，便是我們對於傳統形式屋頂的意象語彙，到了日治時期隨之傳入的現代化技術與品味，也時常在屋脊或建築立面上增添馬約利卡磁磚 (Majolica)與番仔花，或是古典式樣的裝飾語彙等新潮手法，官派建築主導的歷史、折衷主義風格，也影響了傳統民居與廟宇，在既有不變的格局下產生了融入西式風格的屋頂樣式與建築主體造型。 ＊ 然而對於西方國家凝視臨摹後的幾年來，中國與日本等亞洲國家開始思考，在現代主義的浪潮下，以民族精神為前提該如何與這股潮流抗衡？日本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早於1908年發表的＜從建築進化之原則來看我國建築之前途＞，便開始探討日本固有之建築型態，如何在現代主義下展現民族性。 ＊ 隨著「興亞論」與「大東亞共榮圈」的崛起，1919年東京帝國議會的競圖中，由下田菊太郎提出的設計方案可以說是最早的「帝冠式」建築雛形，日人在鋼筋混凝土等現代化技術純熟之時，便在這些建築量體上扣上和式風格的屋頂，還有混凝土化的木鼻、懸魚、唐破風等傳統建築語彙，這種在1930年代開始成為官派建築代表的設計手法，除了彰顯民族精神外，更成為了殖民侵略下的統治語言 (如高雄市役所、香港總督府、滿洲國司法部、首爾特別市政廳等)，與此同時，我大中華民國憲法指定首都南京也不謀而合，正大刀闊斧的推行首都計畫，並以「中國固有之形式」為圭臬，以西方都市計畫邏輯，操作著「北方宮殿式建築」為原則的中國式新古典主義。 ＊ 論這種中西合璧的手法最初是為了「傳教」而出現，民國初年，梵諦岡首任駐華專使剛恆毅便提出：「建築技術對我們傳教的人不只是美術問題，而實是吾人傳教的一種方法。」，1920年代，為了使中國人更能廣為接受基督教系統與融入中國社會，便展開了「本色教會運動」，頂著琉璃屋瓦、燕尾起翹的西式教堂油然而生 (如磨西天主堂1921、上海鴻德堂1928、廣州錫安堂1936)，起初以梁思成為首的建築學者們認為中國建築之美乃是傳統木構形式，而屋頂的式樣與木構架更是渾然一體，強加於西方現代建築框架是非常生硬與多此一舉的。 ＊ 但隨著50年代赤匪政權與蘇聯城市規劃、建築技術上的交流，蘇聯方面的專家提出了民族形式乃是社會主義建築在現代化下的對抗之道，並將國際樣式視為西方國家走資派的語言，使得梁思成等人當起了尚書大人真機靈，再度的把赤匪稱為的「大屋頂」風格建築整個吹爆。本色教會運動基於傳教之利；南京首都計畫則是基於民族主義，隨著戰後中華民國流亡政權輾轉來台，如此的脈絡也在台灣落地生根，而和式帝冠式建築隨著日人引揚後並未在台灣持續發展，相繼而來的是「祖國」式帝冠式建築。 ＊ 檢視台灣漢人建築發展脈絡，北方宮殿式建築在戰前從未出現過，在台灣最早的案例可能為鄭定邦建築師設計之台灣銀行嘉義分行 (1948)，還有光華建築師事務所設計之台灣銀行高雄分行 (1949)，但相較於後段將提及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延伸的道統問題來說，高雄分行更像是臨摹著愛河對岸的高雄市役所，並以漢人傳統建築元素進行轉化，賦予了琉璃屋瓦與走獸、RC造的仿木構、和璽彩畫風格的橫飾帶，進而宣告偉大的祖國已透過建築形式降臨，企圖由常民生活與所見建築深化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 1966年，對岸赤匪政權展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文化大革命，我大中華民國為了宣揚「正統中國」維繫中華文化與革命精神，便與對岸非法政權分庭抗禮，於同年11月展開了一系列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由孫科等人發起，上至倫理道德民主自由，下至食衣住行育樂，以現代化口號為包裝，從教育思想至實質生活徹底貫徹台灣人身為正統「中國人」之驕傲，延續至今的「中國北方宮殿式建築」也成為了台灣官派建築的準則。 ＊ 早先的南海學園 (陳濯、李寶鐸、盧毓駿、沈學優、張亦煌、任偉恩等)、故宮博物館 (黃寶瑜)，可以說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形態建築的開端，而到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期間，1966年由修澤蘭操刀的陽明山中山樓落成後，相繼展開了一卡車勞民傷財，浮誇又極具自慰功能的作品，盧毓駿的中國文化大學、姚元中的圓山忠烈祠、楊卓成的中正廟以及本圖的圓山大飯店，還有各城市的孔廟建設與梵二會議而後隨之而來的教堂本土化，高級外省人們用著對於台灣人來說，相對陌生的橘色琉璃瓦歇山頂，營造出了血統純正卻又權威的形象，強迫著戰後身分認同迷失的人們景仰著好似相關卻又極度陌生的存在。 ＊ 到了近代本土意識的抬頭，身為台灣人的驕傲遠比回到首都南京，保有我大華夏民族5000年的寶血來的受到認同，但在「建築」上的本土定位就跟我們是什麼「人」一樣來的複雜與各自論述，就個人認為，觀察台灣城市至今的有機發展，人民對於屋頂層二次加工的熱愛程度可能全球之冠，現今解殖的時代建築屋頂不再象徵著威權，反而呈現了對於生活需求的常民性體現，小至住宅大至工廠辦公大樓，「鴿舍基地台米克斯浪板加蓋」是代表著我們台灣人的屋頂，我想是個堅持各種認同立場的人們都能接受的共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