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同時要求孩子安靜聽話，又期待孩子勇於表達嗎？】

蕃茄說他在學校每天都會找老師說話，我們覺得實在是太有趣了，就多問了他一些細節。

「其他人也會去跟老師說話嗎？還是只有你會？」
「老師會跟每個人說話。」
「所以是說老師會找機會過去，跟同學一個一個說話的意思嗎？」
「有些同學會問問題啊。」
「那你也會問嗎？」
「如果老師問問題的話我會回答。」

所以似乎跟我們想像的不同，不是蕃茄自己會刻意找老師聊天，是老師跟孩子之間原本就很常對話，真好奇是什麼樣的狀況。我跟傑克還在思考，蕃茄話鋒一轉，改問我們問題：

「你們以前也會跟老師講話嗎？」

我跟傑克互看一眼，我簡單說了一句：「嗯，我們以前上課的時候不能說話。」然後就趕快低頭夾菜。

「為什麼啊？」

兩個大人一時不知該說什麼。我的心裡一陣翻騰。我怎麼會知道為什麼，我可是從幼稚園開始聯絡簿上就被寫「上課愛講話」，被盯到後來學會閉嘴改用傳紙條到大學畢業，我從來就不認同上課不可以說話啊！！

最後，我說：「因為，在台灣的學校，覺得小孩聽大人說話比較重要。」

話題後來草草結束，蕃茄吃完就被傑克帶過去洗澡睡覺了，留我一個人在沙發上沈思。

***
很多年以前，當我還在美國的時候，參與了一回performance art.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藝術作品呢？最粗略的定義算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由人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作品」，算是在台灣長大的我相當陌生的一種藝術形態。

當時參與的作品跟「編織」有關。在作品發表日的前三個禮拜，創作者本人就徵求志願者到他的工作室幫忙編織像繩索也像長髮一樣的長條物品。去了幾次之後，某一天的休息時間，創作者（是一個有點年紀，一頭金棕色短髮，圓圓胖胖的阿姨）拿著一張白紙走進來，告訴我們作品本身需要有五位女性在當中參與，我實在是太好奇最後完成的作品究竟會是什麼樣子，於是我就主動報名了。

開幕當天，到現場看見我們努力累積三個禮拜的長髮鐵絲卷一束一束從天花板上垂下來。地面中央擺著一個插著滿滿鐵絲的籃子，周圍有五張被鐵絲層層纏繞的高腳凳，每個凳子前面擺了一個桶子般的編織工具。

展覽時間一到，音響開始播放當初大家在工作時的喃喃自語。我們五個女孩陸續從後場走出來，各自選擇一張凳子坐下來，抽出籃子裡的鐵絲開始編織。先編織好一段的人就站起來，把新織好的長髮鐵絲卷跟中央的那些別再一起，然後先行離開，直到最後一個人也完成為止。

就這樣莫名其妙結束了，是個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麼的作品。我們五人跟著藝術家阿姨一起出來謝幕，滿場掌聲。藝術家接過麥克風，簡單說明了一下今天作品的想法，然後開口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三隻手舉起來了，都是小孩子。

「掛在天花板上垂下來的是什麼東西？」一個四五歲的捲髮小女孩問。
「為什麼在台上的都是女生？」這次是一個十歲左右，穿著牛仔褲的男孩。
「剛剛在播的那些奇怪的聲音是什麼？」最後是一個六七歲，手裡拿著一台小汽車的男孩。

接下來的事情我完全不記得了，因為我滿腦袋都在想：「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舉手了？為什麼他們覺得這個場合他們可以發言？為什麼他們不會覺得自己不懂？」

***
多年後，到我自己生了小孩，開始對孩子的發展有近距離的觀察我才發覺，當年我周遭的大人，只希望小孩在「有用的時候」說話。

「主動叫人」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會說。
「對不起」很重要，也一定要會說。
「唐詩」也很重要，見客人的的時候要背，也一定要學會。
「考試成績」更重要，回家要主動報告。

另一方面，

「為什麼」很多餘，去學校找老師。
「你們在講什麼？」是插嘴，安靜去旁邊。
「今天在學校啊，我⋯⋯」，這種事情不重要，去寫作業。

大人說我沒禮貌，我問什麼是沒禮貌，被當作頂嘴。我被糾正，表達我的不滿，還是被當作頂嘴。

家裡的環境如此，在學校也只能聽課不能說。僅有的發言機會，也是老師問，學生答，通常也都有標準答案。等上了國中高中，突然開始有上台報告的要求，但是也開始有分數的壓力，滿腦袋都是自己的表現好不好，更沒有自在表達的空間。偏偏到這個時候，家長突然開始感嘆，人家歐美的小孩都好會說話，台灣的孩子就是口拙。

到底是為什麼，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費盡心力讓孩子學會說話，但是卻用接下來的十多年，期待孩子用「安靜」的方式學會表達意見？

我是從日本的學生的身上，看見多年下來接受「該說話的時候才說話」教育法的可怕影響。

在當時的語言學校，很多來上課的上班族人士，尤其是主管或者社長階級，因為政府積極鼓勵培育雙語人才，卯足全力要加強自己的口說能力，所以選擇「專題討論」的課本。「歐美人士非常注重意見交流，所以想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是他們普遍要求上討論課的原因，但是所有教過討論課的老師，都很想跟他們直說：「其實你們的問題不在英文程度。」

舉個例子來說好了，課本上有一個討論主題是「全民學英語的必要性」，而在課堂上的對話通常都會變成這樣：

「你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英文嗎？」
「當然！」
「為什麼？」
「因為英文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這樣才可以跟國際接軌。」
「每個人都需要跟國際接軌嗎？」
「當然。」
「如果是蕎麥麵店的店長呢？」
「可以跟外國客人溝通啊。」

學生對這樣的互動非常滿意，覺得「我表達了好多想法」，但是老師們其實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因為真正足夠形成討論的表達應該是，「在受到邀請表達意見的時候，無論你的想法是什麼，先清楚地表達出來，之後再引用自己個人的經驗或者是聽過的看法，來支持你的看法。」

用這樣的定義來看，對話至少會呈現像這樣的模式：

「你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英文嗎？」
「恩，我是贊成的。因為現在的公司幾乎都無法只靠日本國內的客戶支撐，必須要向國外發展才行，這樣的話英語能力就會非常重要。例如像我這個產業⋯⋯」

當這一段想法完整表達結束的時候，另一方才有足夠的資訊，根據你所說的內容，提出「我同意你這個產業相當需要，不過所有的產業都有這樣的需求嗎？」或者是「我也覺得這樣最理想，不過要怎麼處理每個人對學習語言的興趣差異的問題？」等等的疑問，讓話題可以繼續深入下去。

那為什麼學生不這麼回答呢？他們的腦袋都是空的，沒有東西嗎？並不是這樣。如果我把問句拆開，一點一點的追問下去，他們是可以被推著思考，慢慢吐出他們的想法的。那他們為什麼不說呢？

「因為你沒有問啊。」學生一臉無辜地說。

是的，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人，已經養成習慣「有問，才答」，而且會自動把回應縮減成最短模式，像是回答簡答題一樣。這件事情本身並不是一種錯誤，有些時候確實需要這種有效率的對話方式，但是當成長的經驗大量偏向這種對話，極少有讓孩子嘗試完整表達自己想法的空間的時候，口語表達能力並不會隨著年齡增強，只能一直停留在簡答的階段。

表達是一種「運動」，需要非常大量的練習。練習怎麼把咬字說清楚，怎麼挑選精確的詞彙，怎麼把前因後果說得流暢易懂，怎麼把自己腦袋裡破碎的概念組織成有邏輯的想法。

因為文化和教育環境的關係，日本的孩子缺乏這樣的練習機會，所以他們對「討論」這件事情本身缺乏經驗，也不敢「浪費」太多時間好好說明自己的想法。這樣的情況下，長大成人之後，就算這個人的英文程度再好，也沒有辦法參與深入的討論。

回到剛剛說的美國的狀況。之前曾經看到有留學經驗的人分享，說去美國之前聽說他們上課都非常踴躍發言，也很踴躍發問，但是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們根本都問一些白癡三歲小孩的問題，老師剛剛才講過的觀念也問，明明是自己沒聽課，跟上課沒關係的事也問，不是今天這堂課教的東西也問，台灣的學生都快被他們這種蠢問題逼瘋了。

我個人確實也經歷過課堂上問蠢問題的狀況，但是多年之後，我卻有了不同的思考。

如果為了避免上課/在家問出蠢問題或說蠢話，浪費大家/我的時間，所以要求他們先自我審核想問的問題會不會太蠢，缺點是學生/孩子只要有一點不確定就不敢問問題或是不敢表達，內心的疑惑就這樣擺著不敢說出口。

另一種狀況是，為了避免學生/孩子心裡重要的問題沒有得到解答，所以鼓勵他們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問，什麼事都可以來討論，缺點是總會有某些沒腦的問題或想法出現。

身為家長或老師的你，會選擇哪一種呢？

【鏗鏘集陳老師四千字長文分享】

《君問考期未有期——蒸魚的教育》

這一年春天，武漢肺炎肆虐全球，香港中學文憑試一波三折，應屆中六考生面對未知的考期，備試心情難免受到影響。他們就好像一個廚子去蒸魚，卻硬被人揭開了蒸蓋，一道真氣如鍋裡的水蒸汽般洩出，即使覆蓋續蒸，怕且也難蒸得好吃。詩藍這個比喻貼切生動，實在驚喜。我當時借喻發揮，鼓勵同學快點把蒸鍋蓋好，重拾溫習的動力。

「然而，我們卻沒有選擇吃甚麼魚的權利。」這是詩藍的同學在看完節目後的感想節錄，他將蒸魚的比喻再引申一重，實在深得我心，而這句話正是我想談的主題。

如果用蒸魚比喻考文憑試，同學說我們沒有蒸魚的權利實在是一個精彩又啜核的諷刺。甚至我會問，為甚麼一定要蒸魚？難道我不可以蒸排骨？蒸豆腐？

的而且確，我們沒有選擇的權利。

除了少數能夠支付高昂學費的學生能夠透過其他課程及考試升學，一般香港學生都必須接受本地十二年免費教育，看似人人有書讀，然而代價卻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接受文憑試課程的篩選。於是乎疫症一來，在這每年春夏之交的考期，文憑試延考的宣布一拖再拖，最終在開考前六天才公布延考一個月。如今，疫情未散，高峰未見，政府下達禁聚令，限四人以上的群眾聚集。在同樣的施政邏輯下，數萬人應考的文憑試理應再延遲甚至取消，然而教育局及考評局卻依然故我，優哉悠哉。

何以在英美等國早已宣布取消升學考試，而且教育局亦已宣布香港中學文憑試以外的所有考試取消的情況下，對於文憑試考期的取態卻仍然模稜兩可，莫衷一是？疫情之下舉行公開考試，無異於送考生上試場親吻病毒。難道不考文憑試學生就不能證明自己上大學的能力？難道不考試，中小學生就不能夠升班，要全世界留級一年？難道香港學生除了考試之外，就甚麼也不懂嗎？對不起，這只證明了香港教育是何等失敗。除了考試成績，學校似乎拿不出甚麼來證明學生在學行各方面的提升。

香港一般文法中學，都是以文憑試考核內容作為設計課程的藍本，尤以高中為甚。上課時最常聽到學生問的問題是：「考唔考㗎？」不考，就不重要了嗎？中國文學科在文憑試的考核中刪除了文學史的部分，但讀過文學、喜歡文學的人都知道，文學史是學習中國文學各種體制流變的基礎知識，隨便刪減，不考便不讀，這算是甚麼教育？其實這只制度課程裡的是冰山一角。當整個教育制度以至課程設計、師生教學都與一個公開試高度掛鈎；當社會的上流動力、大眾輿論以至教育工作者都沒有質疑過公開試的選才成效；當所有教師與學生都參與在這場公開試的遊戲中，試問何來選擇的機會？

十二年的教學生涯，我有幸在兩所不同的學校裡執起教鞭，遇過的學生不計其數。記得當年初出茅廬便要任教末代會考班，班上四十多位同學，上學遲到缺席狀態奄奄一息，教到《水滸傳》中武松吃那「三碗不過崗」時說的「鳥話」，同學卻歡呼雀躍；旅行宿營集體參與樂在其中，大家打成一片無話不談。會考放榜當日，全班只有兩位同學取得十四分以上升讀預科，其餘同學歡呼幾聲，或伴以幾滴不捨之淚，便作鳥獸散了。當中不少學生至今仍有連繫，看著他們成家立室，建立事業，廿多歲的他們可謂青出於藍。會考？早己成塵封的歷史。大家流連忘返的是那段青蔥不羈，自由放任的歲月。成年之後，明白到「讀書」只為了一張入場券，需要的自會重拾學習生活，不需要的又怎會強求？考不到大學便沒出息，實在是一句天大的謊言。

後來回到母校供職，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升大學率，學生對成績的緊張程度比老師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校內排名較後的同學總是鬱鬱寡歡，儼然是一個失敗者，看著「學霸」同學在台上風光得獎，自己卻一無是處。然而，他們眼中只看到眼前八百歲的彭祖，卻沒有留意到世上也有朝菌與蟪蛄。當然，所謂大小長短不過相對，或者換個舞台，人人都可以是乘風展翅的大鵬。這是莊子教曉我的道理。

問題是，香港有提供過文憑試以外的另一個舞台給學生嗎？

當年教育改革，聲稱要減輕學生公開試的壓力，於是取消會考高考，改考一次文憑試，難道考少一次試就可以減輕學生壓力嗎？以往不喜歡走學術路線的學生，會考過後便可以離開校園闖自己的世界，甚至中三畢業便可以修讀一些職業導向的學校，為將來投身社會裝備自己。今時今日，十二年免費教育對於大部分志不在學術研究的年青人猶於軟禁生活，朝八晚四的困獸鬥，還未算上做功課、補習的時間，難道這是學生應有的青蔥歲月嗎？球場上的汗水、舞台上的光影、操場上的嬉笑、遊戲中的分數，全都不為家長甚至教師所認同，他們認同的就只有成績單上的考試分數，與及進入大學的資格。公開試的地位定於一尊，其實是所有成年人的共業。偏偏當中不少人經歷過公開試的煎熬，當年對考試的憤恨痛斥，如今過海神仙全盤轉嫁給下一代，這真的是教育工作者的初心嗎？

《無間道》中韓琛開場時有這樣的一段話：「我條命，睇相佬話係『一仗功成萬骨枯』。但我唔同意。我認為我哋出嚟行嘅，係生係死，應該由自己決定。」公開考試放榜日，新聞報道的必然是那十數個狀元，快樂的是那少數取得大學學位的準大學生，然而剩餘的大多數只能化為一堆統計數字，散落在茫茫人海之中。為甚麼年青人就不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選擇自己的路向？任由他們浮沉在考試的無間地獄之中？

公開試以外，學校為了在停課的日子追趕「進度」而要求教師作網上教學。有學校甚至以能夠按照日常上課時間表作網上教學為榮，大肆宣傳，竟也換來不少掌聲，實在令人心寒。非常時期要求一切「如常」，面對本來已被扭曲的「正常」，所謂的「如常」簡直就是無視教育的初心與學生的需要。

話雖如此，不少教師都因此而被逼學習不同的電子教學方式。當教書也可以透過電子方式處理的時候，資訊發達的年代，一片傳天下，還需要那麼多教師上班嗎？於是這又衍生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學生只需要學文憑試的課程內容，其實學校真的可以關門大吉。找幾個教師把要教的內容都錄成短片，學生按時收看，頂多派一隊教師輪更回答同學的提問，這不是更符合成本效益嗎？

但大家都必然覺得這樣不妥，但又似乎找不問題所在？其實，這就是香港教育工作者一直以來避而不見的問題：一直只重視智育（嚴格來說是考試）的發展，而忽略了德、體、群、美等四育發展。簡單一點說，香港教育只是「教書」，不是「教人」。

在考試操練之下，課外活動只能是「課外」的活動；德育課每周一節且隨時可以拿來趕課程或者調堂；早會只用來訓斥學生或檢查校服，凡此種種在本港學校可謂常態。然而當社會愈進步，科技愈發達，只重考試教學的教師便會漸被淘汰，因為網絡和書本可以取代所有傳授硬知識的教師。反之，現代人在網絡年代中最欠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一句「早晨」、一句「多謝」都說得那麼生硬，甚至在現實不敢發言表達意見，害怕自己成為嘲諷的對象。久而久之，沒有討論，沒有交流，沒有感情，沒有語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只剩下螢幕上的圖案與字母，失去理性只有謾罵與斥責，這還是我們喜歡的世界嗎？學校其實正正提供一個人與人相處的平台，讓學生在小時候開始學習溝通交流，而教師就應該作為一個學習促進者的角色，與學生對話，一起生活。*

昔日資源匱乏，階級分明，知識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上，教師彷有無上權威。來到今天科技發達，社會趨向平等，知識已是大眾財產，師生之間還應存在昔日的楚河漢界嗎？何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課室學生何止三十，難道他們就不是人嗎？「尊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的課題。

一場疫症，讓我們看見香港教育制度的荒謬，失去了公開試，學生十二年的中小學生活猶如白過，絲毫沒有參考價值。與其討論文憑試應否如期開考，倒不如問一問自己，香港「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和文憑試，以至社會的「核心價值」，是否還值得擁護？還是應該推倒重來？

噢，突然想起一個蒸魚的問題：高官才俊的子女需不需要學蒸魚呢？

從一　2020.04.07

*教師在現今扮演的角色，筆者曾另文《人工智能時代的學校與教師——從推動「電子學習」說起》：https://chauchong.wordpress.com/2017/12/07/%e4%ba%ba%e5%b7%a5%e6%99%ba%e8%83%bd%e6%99%82%e4%bb%a3%e7%9a%84%e5%ad%b8%e6%a0%a1%e8%88%87%e6%95%99%e5%b8%ab-%e5%be%9e%e6%8e%a8%e5%8b%95%e3%80%8c%e9%9b%bb%e5%ad%90%e5%ad%b8%e7%bf%92/

後記：

首先，我要衷心感激香港電台記者及是次製作的編導 Candy，還有攝影哥哥、收音哥哥，以及一眾幕後的工作人員，你們對製作的認真與努力讓我想起梁啟超先生的《敬業與樂業》。在專業製作的同時，Candy又不斷與我們溝通，釋除疑慮，務求照顧受訪者在非常時期接受訪問的心情。這是在鏡頭背後觀眾所看不到的美好。

老實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師，只是有幸得到港台的邀請受訪。我覺得自己是一個代表，代表全香港千千萬萬默默耕耘的好老師受訪。大家在片段裡看到的師生關係，是我作為學生所經驗過的。六年小學七年中學甚至在大學裡，我有幸遇到過很多不辭勞苦奉獻生命的恩師，當中有很多直到今日仍然緊密聯繫，甚至今日成為同事。我之所以選擇執起教鞭，全因爲我的老師身教言教，告訴我作為老師的偉大與責任。畢業以後，有幸在供職的兩所學校裡遇到很多熱血奮鬥的同事，即使不再同工，多年來也彼此勉勵支持，成為生命中的導師與好友。如果鏗鏘集要把每一位我認識的好老師都作採訪，我想可以做一年的特輯。

感謝每一位的支持。昨夜至今收到很多朋友、學生、舊生、同事、舊同事，甚至網上很多很多的讚賞。謝謝大家。我希望這些美麗的讚美可以分享給每一位好老師，特別是教養我長大成人的老師們。因為我是看著你們的身影長大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界別發揮自己，讓香港再次成為我們熟悉的家。我會好好照顧學生，大家不用擔心。

最後，再一次感謝香港電台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昨晚的鏗鏘集讓我與很多老師朋友學生甚至本不相識的人再次連繫起來。感恩！

鏗爾琴聲和戰鼓　鏘鏘鐵馬荷金戈

祝港台節目收視蒸蒸日上！

【原文載作者網誌：https://chauchong.wordpress.com/2020/04/08/%e3%80%8a%e5%90%9b%e5%95%8f%e8%80%83%e6%9c%9f%e6%9c%aa%e6%9c%89%e6%9c%9f-%e8%92%b8%e9%ad%9a%e7%9a%84%e6%95%99%e8%82%b2%e3%80%8b/】

圖： RTHK 香港電台 鏗鏘集 Hong Kong Connection

會考成績黑箱 高分低就誰負責





【聯合報╱余豈／教（嘉義市）】

2014.05.30 04:00 am




廿九日名人堂專欄「免試升學，名實不副」一文，指出馬政府宣布十二年國教「免試」，國中考試期反而拉長到半年。其實更大矛盾，是教育部還痛批學生不願參加會考的私立學校，殊不知有些私校不拿十二年國教補助款，用自己經費和理念辦學，政府竟處處箝制。

這次國中會考成績如何公布面臨爭議，教育部竟顧慮全國是否一致！教育部希望大家不要分分計較，但當我們發現文憑就像人人都有的身分證，又害怕像「魯蛇」一樣進入成績爛、退學、轉學的惡性循環！在這種徬徨裡，家長唯一可盡人事的，就是在子女成人前的關鍵幾年，盡量提供好的教育，避免子女提早落入「後段」。

以最近幾個新聞來說，北捷殺人嫌犯的父母下跪畫面，使得教育界紛紛「好家在」他們不是當老師的，否則「連自己小孩都那麼爛，還怎麼教別人小孩」的指責，必如排山倒海，連課都不敢去上了。不也是同一種社會壓力，讓老師會想去偷考卷，讓自己小孩考高分嗎？

十二年國教課綱刪去基本科目，增加三五樣本土語言、第二外國語之類，結果學生科科補。這兩天，我又接到不少心慌的親友來電，他們小孩都是這屆或下屆的教改白老鼠，不但關心會考，更到處打探哪一所高中升學情況如何；我愛莫能助，因會考成績組合太多，我自己都霧煞煞；總不能說些人人都有大學念，或每個學校都平均優質的風涼話。唯一能建議的，就是要他們小孩及早爭取志工和競賽比序分數。國教搞到連民眾的憂心都充耳不聞，還怎麼要求大家給掌聲？

我看近日泰國政變，特別留心軍政府如何化解批評。於是想到，對教育部而言，十二年國教考試分發後，還有更大問題：課綱意識形態至今無解，數學與國文等各科教授都抗議時數被刪減，憂心台灣競爭力下滑。政府該以社會能信服的量化指標清楚保證，這次教改必定提升年輕人競爭力。

或許政改和教改乃兩碼子事，但資訊透明都是贏得信任的先決條件。

一旦民眾有疑惑，上位者勇於至少以職位和退休俸祿為擔保，才能化解憂慮。反之，從課綱到入學方式，公部門提供的資訊愈不透明，就愈難逃「黑箱」抨擊，也愈難贏得有識者信賴。而那所謂「全國一致」的口號，根本只是官僚自我擦脂抹粉。

馬政府須謹記，數年前北北基學生高分低就風波，而今，十二年國教「免費」及「免試」又都破功，凸顯政府制定政策時缺乏精算。僅僅學生升學這小事就人仰馬翻，政府真能在更大更複雜的政策上有偉大成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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