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讀《論語》時，有一段話引發了我不少的感概。這段話是很出名的，原文如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簡單的翻譯是這樣：
仲弓問什麼是仁？
孔子說：“出門好像去見貴賓，役使民衆好像去承擔重大祀典。自己所不想要的事物，就不要強加給別人。在邦國做事沒有抱怨，在卿大夫的封地做事也無抱怨。”

解讀《論語》，說淺的話，又真的可以很淺，講深入的話，又可以用甚深微妙來形容。

我每每讀古書，總體會到讀古書不得粗心氣浮，需要讀者細心去層層思考推敲，融入其中，而且往往需要清心，明理，去偏思考書中的第一層、第二層、第三層的意思是什麼，更需要去審問字句與字句之間的因果關係，思辨其中邏輯脈絡關係，環扣著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如果是虛理，不是實學的話，只不過是口頭講爽罷了，《論語》很多話都變成了雞湯式的口號，甚至無法篤行之了！

如:「見大賓承大祭」跟「不欲」與「勿施」有什麼關係？
爲什麼要孔子要先說「見大賓承大祭｣，之後才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
前一句是不是「事前」的一種入手修煉口訣，後一句是不是一種「即時遇事」的發揮，最後的「無怨」是不是在篤行時，當事人在沒自欺欺人下,「事後」檢視自己內心最好的尺度呢？

（當然全句全文也是事前的窮理致知，遇事的修煉與發揮，我只不過再想借此發揮一下古書內文，往往是在說一個事情時，卻隱含三個層面的｡）

如果參不透其中的因果關係，或者輕忽略過「見大賓承大祭」到底是怎樣的「用心」修煉，那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怎能真正的發自內心篤行之呢？

如果僅僅滿足「自己所不想要的事物，就不要強加給別人」這樣的解釋，會不會變成了「過淺」的虛理呢？篤行之的入手用功處又在哪裏呢？

如果過於淺解，會不會變成反儒的學者，看孔子講仁時變得支離破碎了呢？

我常常被孩子問做人的道理，如要學媽媽，還是學爸爸？
要學外婆，還是學奶奶，到底哪個纔是做人的道理？

就好像昨晚李子眼含熱淚，很強而有力說:「到了今天，我還是接受不到，放不下奶奶走了!」

李子講了這句話之後，被小女兒一直扣鎖追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等等的問題——孩子會問這些因爲是最近我們一起看了《濟公》。

我其實是很有衝動說：我們努力一起讀周易與四書吧！讓爸爸每天用中庸的角度去貫通論語，每天講一段論語給你聽吧！

但是，我僅僅是想罷了，也沒有說出口，更沒有承諾兩個孩子，因爲我心有所「恐懼｣，很擔心自己講一段話就講了一個小時以上。

由於昨晚李子和李小的突發性問題，導致我修改不好此文，甚至延遲了跟老胡測試直播。

雖然如此，不過，卻巧妙銜接到此文的一個故事：外甥女問我做人的道理，我剛巧用「不欲」與「勿施」這個層面跟她解釋。

有一次我的外甥女在做學校的功課時，老師要求他們問一問長輩：做人的道理是什麼？

我的外甥女訪問我時，我就從對內和對外這兩個部分說起。

然後就說：任何做人道理，總是離不開「由內及外」的，遇到事情時又得「由外及內｣，這裏簡單粗暴跟他說了古人從小學到大學的讀書歷程。

最後我是用不欲與勿施做了總結。

爲了讓外甥女明白，見大賓我是用見博學和尚來比喻，然後簡單粗暴講述做祭拜時需要尊敬（守敬）和心無雜念的比喻，也是用奶奶在博學和尚廟裏面誦經做比喻。

對此，也許我外甥女聽得會似明非明吧？能記多少，能明白多少，我不知道的，但，我是很認真很詳細告訴她的，因爲我最期望的是，我的解釋會給她留下一個種子。

在講到「無怨」時，我粗淺的補上一個說法，就是你的反思力量和反省的力量，因爲有了這力量，當在做事或對外時，就比較容易由外及內。

在做事上，有反思反省，總有一天能做到窮理致知，止於至善，如是方能繼續修正與提升你做人的境界，可看我們WhatsApp的照片。

外甥女跟老師報告時，老師是有表揚她的，同時也將她的功課show給全班的同學看，甚至要她講給全班同學聽，然後老師還喃喃自語還強調了很多次，可看我們的WhatsApp照片。

不欲與勿施，說起來簡單，做起來是工夫，甚至涉及了喜怒哀樂的情緒反應。

我們在讀這句話時，是在什麼事都沒發生（沒事發生的)，也就是說理解這句話時，讀者就像是局外人一樣，是沒有任何事情衝擊的。

當自己還是局外人時，如果對這個部分沒有理解到透徹的話，事前工夫沒練好，沒做好心理預設的重複練習，當事情直接衝擊到來時，沒「見大賓承大祭」的這種用心與工夫，請問「即事」的那一剎那，當事人的「不欲｣，能不能做到「勿施於人」就是一種考驗了。

在多數人，尤其我們是凡夫俗子，往往在當下，被即時事件的衝擊下，稍一不順心如意，就會將「己所不欲，全施於人」來發泄情緒了！

即便夫妻，在事情發生當下的即時反應 ，其中一方若失控了，就會馬上怪罪於人，遷怒於人，然後言語上還可能給予別人罪名扣鎖，連環羞辱，那麼，這是不是是將「己不欲全施於人」了呢？

這裏僅僅是說的是倫常家事當中，真要做到「情緒不失控｣，真能觀照到自己的情緒，先不說職場，在家，僅僅兩夫婦二人的內心與情緒發泄，有沒有「無怨｣，就得自己要撫心自問，老老實實了——這裏你可以擴展到職場與面對其他人事上的。

如果要「情緒不失控｣，前面那句「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就是一種很重要的用心和態度了！

但,「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是不是很容易做到呢？

見大賓時，承大祭時要完全沒有輕忽浮躁之心，恭恭敬敬的用心，就是需要學而時習之的修煉工夫了。

用心想想，即使你肯用這種見大賓和承大祭的「心」來讀古書求知識，然後再窮理致知的話，豈不是一樣可以做到「清心，明理，去偏」的境界嗎？

這豈不是又給予了你時刻修煉一動一靜的工夫嗎？

真要達到清心，明理，去偏，想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比較靠譜的，機會也會相對提高的。

正如《論語》這麼一句簡單淺白的話，讀的心不同，理解之深淺也會有所不同的。

投資前，你有看過風險提示嗎？- 伍治堅

投資者需明白基金宣傳材料上風險提示的警示作用。運氣對於投資回報的影響作用，導致投資中更容易出現均值回歸，而非強者恆強。

在任何一個基金的宣傳材料上，我們基本都能看到這麼一段風險提示：基金投資有風險，基金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表現，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過往投資業績不預示本基金的未來表現。

那麼我們就來好好分析一下：基金過去的歷史業績，是否和其未來的投資回報真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從行業層面的整體情況來說，答案是肯定的。甚至有研究表明，過去表現好的基金，接下來的表現不光不一定好，而且會更差。

比如有美國學者（Cornell, et al, 2017）做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測試：在所有資金規模超過10億美元的公募基金樣本中，挑選並買入過去3年回報最好的10%的基金，然後在3年後做一次調倉，賣出那些回報不好的基金，並再次買入最新的表現最好的10%的基金，如此每3年重複操作。其實這就是模擬了很多投資者喜歡購買最近上漲、排名靠前的基金的習慣性操作，我們暫且稱之為「贏家策略」。為了便於對比，研究人員同時也統計了「中庸策略」，即每3年買入排名在中間10%的基金；以及「輸家策略」，即每3年買入排名在最末端10%基金的投資方法。

結果顯示，在1994到2015年的20多年間，「贏家策略」的投資回報最差，」中庸策略「的投資回報居中，而「輸家策略」的投資回報最好，比」贏家策略「的回報每年好上2.28%。如果把調倉頻率增加到每2年一次，並且把基金樣本擴大到規模低於10億美元的其他基金，得到的結果也很類似，即「輸家策略」的投資回報要明顯優於「贏家策略」。

事實上，金融學術界有大量的統計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購買近期表現出色的基金，接下來的投資回報很可能不盡如人意。比如研究人員（Goyal and Wahal, 2008）統計了1994到2003年美國養老基金的投資回報後得出結論：那些被養老基金撤換掉的基金，在撤換前三年的平均業績是每年負1.28%，而在撤換後三年的平均業績是每年0.78%。而那些被養老基金選中的基金，其在被選中之前的平均業績為每年4.59%，而在被選中後的平均業績為每年負0.17%。也就是說，哪怕是養老基金這樣的專業機構投資者，也有和散戶投資者類似的追漲殺跌的投資習慣，並因此遭受了投資損失：賣掉的基金接下來的回報反而更好，而買入的基金則在買入以後回報不佳。

現在我們把這些統計結果，和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風險提示結合起來看，就不難得出結論：材料上的風險提示並不是廢話，而是有真真切切證據支持的大實話。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醒廣大投資者：不要順著基金過去的歷史業績去「追漲殺跌」。

然而，這樣一段如此重要的風險提示，卻往往被投資者忽略。研究人員（Mercer et al, 2010）對比了投資者對於有風險提示和沒有風險提示的基金的反應，得出結論：基金材料上是否印有風險提示，對於投資者的投資決策沒有任何影響。也就是說，投資者在決定是否購買某一隻基金時，和該基金宣傳材料上印有風險提示，或者沒有風險提示，完全沒關係。影響投資者決定買或者不買的，是其他因素。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投資者，不管是散戶也好，還是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也好，都選擇忽略風險提示，並遵從「追漲殺跌」的習慣去選購基金？大致來說，有這麼幾個原因：

首先，追漲殺跌更符合投資以外的生活規律。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積累的經驗告訴我們：過去表現好的，未來更可能持續表現好。比如孩子的讀書成績，更普遍的情況，是學霸的成績從小學到初中和高中，一路上來都很好。從小是學渣，忽然到了高中階段奮起直追，考入985大學的例子，即使有也非常稀少。假設你現在要挑一位學生去參加一項數學競賽，你會挑過去兩年每次都考100分的學生，還是過去偶爾考到80分的學生？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問題在於，這樣的生活經驗在投資中不管用。主要原因在於，投資回報和學習成績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運氣的作用。如果一個學渣平時從來不認真聽講，不複習功課，那麼他在一次考試中撞大運考到100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連續好幾次都撞大運考到滿分的概率幾乎為零。但是在投資中，哪怕是剛學會開戶炒股的股民，如果他運氣好，恰好買到一隻妖股，也有可能獲得非常高的投資回報。

運氣對於投資回報有很大影響，意味著我們不能把基金經理最近3年的業績，等同於他的投資能力。如果要客觀評價一位基金經理的投資能力，更好的辦法是拉長時間軸，看他過去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真實投資業績。股神巴菲特公開的投資業績，長達40多年。時間軸拉的越長，其歷史投資回報就越可靠，也越能夠體現基金經理真實的投資能力。

運氣對於投資回報的影響，同時也意味著基金的投資回報，遵從「均值回歸」規律。中國有句古話叫做風水輪流轉。如果某一位基金經理在最近幾年的業績非常好，而其中有一定的運氣成分。那麼接下來幾年，他更可能不再受運氣女神的眷顧，因此其投資回報就會趨向其長期均值，明顯不如過去幾年的高光時刻。反過來，過去幾年回報比較差的基金經理，背後也有一定運氣差的原因。然而他總有一天會時來運轉，其投資回報也會趨向其長期均值，比過去幾年更好。均值回歸的規律，可以解釋上文中提到的「贏家策略」投資回報不如「輸家策略」的現象。

理解了運氣和投資回報之間的內在關係，我們就可以對症下藥，改善散戶投資者忽略風險提示這一問題。目前的風險提示用詞，即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顯然太弱了，對於投資者的警示作用還不夠。我們可以把風險提示改成：基金過往業績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即使過往業績很好也很難持續到將來。這樣一改，效果應該會更好。

其次，像養老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在決定投資某個基金時，考慮的問題比較多。除了基金的業績之外，其投資經理還需要考慮到職業風險。

我們可以想象對比一下這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養老基金投資了一個過去幾年表現出色的基金，但是該基金在接下來幾年表現不佳。第二種情況，養老基金投資了一個過去幾年表現很差勁的基金，該基金在接下來幾年同樣表現不佳。對於做出投資決策的經理來說，第二種情況下，他面臨的質疑和壓力要大得多。這是因為，在第一種情況下，他只是犯了一個大多數人都會犯的錯誤。當面臨上級的質問時，他可以解釋：該基金過去幾年表現非常好，沒想到我們買入以後表現會這麼差，確實出人意料。但是在第二種情況下，當上級問他：你明明看到該基金過去幾年表現那麼差，怎麼還決定買入？你是睜眼瞎麼？投資經理會發現很難應對這樣的質疑，甚至有被解僱的風險。出於對職業風險的考慮，機構投資經理可能會做出更加「保守」的投資決策，即選擇隨大流去追漲殺跌。

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呢？關鍵是要改變「唯結果論」的評判標準。要科學的評判一個基金經理的投資能力，我們需要拉長時間維度，並且從風險因子角度去分析該經理獲得投資回報的來源，盡量把運氣因素從其投資回報中隔離出來，這樣才能更加合理的對基金經理和投資經理的能力做出科學的評價。

對於廣大普通投資者來說，我們需要明白基金宣傳材料上的風險提示，有其重要的警示作用。運氣對於投資回報的影響作用，導致投資中更容易出現「均值回歸」，而非「強者恆強」。我們應該糾正」追漲殺跌「的認知習慣，提高自己的知識儲備，努力做一名聰明的理性投資者。

原文：金融時報

#投資

這個星期六，是台灣總統大選，單掌半劍拿下高雄的韓國瑜，挑戰執政總統蔡英文。

我對這次選舉沒有懸念。 這屆總統大選，早就結束了。

在香港結束！

當香港警察瘋狂暴打示威者，赤裸少女浮屍每日在維港漂浮，黑衣屍體在各區發現，示威青年，仍在香港前仆後繼，用血肉迎向蒙面黑警的時候，台灣的總統選戰，早有結果。

韓國瑜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靠攏中共，拿取好處，大陸熱錢入台，台灣人民發財發財發大財。 但香港人用七個月的時間，告訴台灣選民，不能有幻想！

每張台灣的選票背後，都印有香港年輕人的淚影。 這屆大選，早就結束了。

香港這邊匯豐銀行的獅子，流下血淚，放入白色棺槨；中聯辦的王志民，被炒魷（官方用字是免職）。繼任者，是急就章，六十五歲，剛從山西省委書記退休一星期，安排入了人大財經委養老的駱惠寧，重新披甲，再上香港前線。

炒了王志民，是北京知道，這半年在香港輸了。

輸了選舉，輸了民心，輸了國際輿論，輸了一代年輕人。

《路透社》十一月底曾報道，北京因區議會的選戰大敗，考慮撤換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公署還發聲明，說路透社報道不實，提出嚴正交涉。

《金融時報》則引述消息人士，北京將於今年（2020）三月，撤換林鄭。外交部也是例牌否認，說是「別有用心的政治謠言」。

外交部的否認，間接證實了這些國際媒體 的消息可靠。 香港亂局的根源，當然在北京。執行者，是行政長官林鄭、中聯辦王志民、港澳辦張曉明、港澳小組韓正。

其間，那人的角色最關鍵？誤導中央，引致判斷錯誤的又是誰？撤換王志民後是否仍有人事變動？駱惠寧上任，背負什麼政治任務？

習近平一直想清理盤根錯節的中聯辦地方勢力，香港亂局是一個好時機，一如當年鄧小平派許家屯南下，清洗王匡留下的廣東勢力。

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一片哀鳴。

這次駱會否借721元朗恐襲警黑聯手中聯辦的角色撤入開始，借勢清理人事。

來年，是動盪的一年。

中共，始終是一個用計的政權，中聯辦又是一班自以為聰明人的集中地，影響所及，香港官場，一片賣弄計謀的歪風。

環境紛亂，時代動盪，個人行止更為重要。

古人教我們，亂世修行，有三大絕招，可以彈劍江湖，如履平地。
第一，要光明磊落，走大路，不抄捷徑。 第二，要禁得住寂寞。 第三，要正。原則、價值觀，不能因應時勢而調整。

它的原文：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記錄在《周易》第十卦天澤履第二爻的爻辭。

人生一轉，都是履。

履，足之所依也。 本意是鞋底，象徵走路，腳踏實地才能走得好。

我們今日說的「履歷」，就是人生的實幹經驗。

履，是落實執行。只要我們腳踏實地去幹，《序卦傳》說：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 心之能安在於通。

泰，即是通也。但如何去泰的境地？關鍵在履，履然後才能泰，講一千句不如行一步，老實修行就是履卦。

泰，通也，然後安，是靠腳踏實地爭取回來的。 你要成佛，就要修行，三藏法師，也要一步一腳印，十萬八千里到靈山取經。沒有秘笈，只有經歷，重重魔考的經歷。 佛有大神通，但不能幫你成佛。

《繫傳》中，有所謂的憂患九卦，第一個卦，就是履卦。 人生以實踐為第一要義，尤其在亂世。履，德之基也。知識不是空談，上曉天文下曉地理沒有用，實際的行事才是一切的基礎。

履卦的卦辭：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的一生，險阻重重，如何可以履險如夷，踩到老虎的尾巴，佢都不回頭咬你呢？人生修練，做到這樣便是功夫了。

生於亂世，無法改變，我們不能一生都在迴避最敏感最困難的問題。

《易經》用老虎尾巴來象徵，人間的風險。 我們要經驗這些風險磨練，最困難的老虎尾巴也踩過，才能修成正果，抵達後面「泰」的通達。

方法是九二爻辭說的，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光明磊落，坦坦蕩蕩，面對環境的紛亂變動，才可絲毫不動心，堅持自己的原則，要耐得住寂寞。

幽人，像隱士般過住幽居的生活。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小象傳》說：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經過初爻的素履，確立自我的價值觀，行事特色，到第二爻得中，便可以不和環境勢力（六三）同流合污，又可保持中道的涵養，中不自亂也，先獨後中，自己便不會因外在的因素而亂了陣腳。

人生處處是試煉，九二爻的難，在於面對上面第三支爻，六三，在九二爻的上面，是全個履卦的問題所在，它必然一塌糊塗，它就像今日的特區政府： 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眇，是少目。少了一隻眼睛，即視野有問題，但以為自己看得清楚。單眼看世界，片面狹隘。抓不到重點，不懂急緩輕重。 跟住「跛能履」，一隻腳象徵實踐能力有缺陷，但無自知之明，急於踩老虎尾巴。結果，咥人，凶。被老一口咬死了。

最後的引伸： 武人為於大君。角色錯了，用武人，軍人，處理大君的角色，即政治工作。

用武裝力量處理群眾的政治問題，怎會不出事呢？

《小象傳》說： 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用武裝力量從事政治工作，是陰居剛位，陰爻無能力，但剛位有權力。無能力的人擁有權力，就像單眼跛人踩老虎尾巴，很少不出事的。結果是： 履虎尾，咥人，凶。

履卦九二的處境，像香港人，面對六三，像特區政府，無論是正面的配合，或是負面的對立，都只會苦不堪言。

所以，《易經》教我們：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這八個字，做到了坦坦盪盪，應付自如，便不會有後遺症。

這支爻，九二，爻變為天雷無妄卦，也是今年的值年卦。

只要起心動念，沒有妄想，行動上又不會輕舉妄動，便可以元亨利貞了。人間很多天災人禍，都是咎由自取，因妄念而來。這也是今年香港的寫照。

林鄭政府，還不知自己為什麼闖了大禍，就是因為妄念。

《易經》叫你們今年要無妄，但整個政府仍賣弄聰明，亂了七個月，不對症下藥，仍想盡辦法，諗計，如何對付香港人。打殘勇武派，嚇窒和理非，逼兩派割席，再對付校長老師。

為政者，責任重大，因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有影響社會風氣的效果。

大陸官場，貪婪弄權，全國人民，就見錢眼開；以巴領袖，仇恨治國，他們的子民，就冤冤相報。

過去殖民地的港督，謹言慎行，因為深知，他們是英國派來的港督，在殖民地，權可及天，稍有不慎，就為禍甚大。

中國古代，亦深知為官者，權責俱大，所以開科取士，都以選人為首。科舉的考試範圍，只集中在四書五經。

四書：《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五經：《詩》、《書》、《禮》、《易》、《春秋》。

九本書，其實只重覆一個主題，就是教你做人。

做人做對了，做什麼事，都會成功。做人的基礎沒打好，其他的知識技巧，像建築在浮沙上一樣，風浪來了，就煙消雲散。

所以，古人說學問，講的不是學歷，不是文章，不是才華，是做好人，行好事，做大好人，行大好事，就是有大學問。

從四書五經中，揀選做官的人才，因為追求一個完整人格的官員，才放心交付權力，管理地方。

香港之亂，根源在於政府出了問題，林鄭政府的問題，在於問責班子中，沒有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這個時候，還想向學校開刀，製造白色恐怖，要教育界人人自危？

要消滅社會良知，從學校入手。要校長老師，配合特區政府的政策，作為政治工具。

中華文化，對教育工作，看得很神聖。

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是教育。 養正，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聖功也，是聖人的功業啊。

古代推崇老師為聖人，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培養一個人的完整人格。 人格完成，就是大人，大丈夫了。大丈夫，才能頂天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