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花蕾］

今天香港有宗小新聞，《蘋果日報》位於將軍澳的壹集團總部大樓，內有很多綠色植物，自公司停業後擔心沒人打理，有心人聯絡過負責人，安排周日免費公開派發。

如此新聞，令人想起蘋果日報接待大堂，除了有漂亮的室內植物，還有一個巨型鳥籠，內裡的各式雀鳥吱吱喳喳叫個不停。據說，壹集團停業，有人已經把鳥兒也安頓好。

信奉自由市場的黎老闆，還在大堂展示了三個經濟學者的頭像和說話：分別為殖民地時代前財政司郭伯偉、學者佛利文和海耶克的話。早年我到訪過，逐一細看金屬板鑲起的話，大概是說，政府干預市場越少越好，市場無形之手是最好的。後來我去美國芝加哥，特意也到訪芝大看看這些學者的主張。

在傳媒大堂養鳥竪像，實在是非一般傳媒老闆的作風。一位前輩記者記得，她年輕時在香港任英文傳媒，曾經採訪過一單奇怪的新聞。原來黎氏大宅裡養了一頭黑熊，後來被有關當局帶走這只受保護動物。

這些作風，令我想起被譽為美國最偉大電影《大國民》的主角Charles Foster Kane. 這套1941由Orson Welles拍攝的黑白電影，以美國報業大亨William Randolph Hearst為藍本。

Kane自小窮困，被富翁收為養子後，收購一份紐約報紙，以大膽的手法做新聞，發達後與歌女再婚。被影射的美國傳媒大亨特別因為戲中描繪其愛情生活不滿，傳聞Hearst曾派人花錢購下底片準備銷毁，最終電影順利上影。多年以後，Hearst後人在大宅放映《大國民》，替這段歷史來個closure.

《大國民》其中一幕，寫Kane年少氣盛，進駐一間老牌報紙編輯室，他把自己藝術藏品搬來，連牀也搬進來。

原來的老報人表示側目，Kane反駁：「你們以前做新聞是運作12小時，我們的新聞是24小時運作。」Kane拿着別張報紙問為何我們的標題那麼小，別人的那麼大，老報人答，那個新聞根本不大，Kane答：「只要標題夠大，新聞就夠大。」還請「狗仔隊」到失踪婦人的家追問那位丈夫是否把妻子藏起來。

這種氣焰氣魄，小報做法，讓Kane的報紙迅即大賣。但Kane自命不只是個生意人，他出身寒微，永遠記得蟻民的苦況。夜深，他把氣油燈關掉，說出一句志氣話：「我要這份報紙，對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好比氣油對紐約那麼不可或缺。」

一張報紙，讓一個城市的人感到有所歸屬，也是蘋果日報於1995年創刊號，社論寫過的話。當年的社論題為〈《蘋果日報》：我們屬於香港〉，內文這樣寫：「我們要辦的是一份香港人的報紙。」

「不怕九七後情況有變嗎？我們怕。但我們不願意被恐懼所威嚇。我們更不願意被悲觀所蒙蔽。我們要積極樂觀地面對未來，因為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深信，習慣了自由的香港人，對不合理的禁制，不公平的對待一定不會啞忍，因為天生下來香港人便對自由熱烈追求。」結語寫道：「我們將忠誠地去緊守工作崗位，老老實實地做個驕傲的香港人。」

說回《大國民》，此電影不只是說報業，其戲名「Citizen Kane」，說明的就是一位報人不只是一個普通人，而是象徵了美國精神的國民。他的善與惡，好與醜，完美與瑕疵，也就是說明美國精神的衝撞、破格、探索。

在漆黑的房間，燈光師讓Kane的臉落入完全暗黑的當中，新穎的打燈法，說明了Kane內心的不可理解。他用筆於紙上寫了幾句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我們的原則。大意是，要為人民發聲，讓他們不會被有錢人的聲音淹沒。Kane的兄弟調侃道，「你好像寫的是美國憲法？不要把人民掛在嘴邊，口口聲聲。」

但雄心壯志的Kane當然聽不入耳，他喚了印刷小子進來，「第四次改版。」令我想起蘋果日報打破了一般報紙印刷規範，過去廿六年，每個清晨，它是最早應市的報紙，凌晨二時於九龍旺角已經可買；新聞只要夠大，隨時加印特集號外也可以。

這一天，香港也有一單不大也不小的新聞。有一間政府官方運作的康文署圖書館，早前被發現「館長推介」一欄，擺放了多本關於黎智英的自傳，究竟是館長知道，還是被戲弄不得而知，但事又引起一陣騷動。作為一個傳奇人物，多年來出版過多本傳奇，有些是由本人授權，有些是別人撰寫的。

香港的出版業從來頗自由，禁書進出口的聖地。自國安法一出，今年七月中辦的香港書展，營運方說，若有人舉報書籍涉違國安法，會召警方處理。而亦有人發現，於官方在全港的圖書館搜索系統，黎智英的多本自傳已經消失了，或不准借閱。

黎智英的歷史，有那麼令人害怕嗎？他的故事，也是千千萬萬香港人經歷過。那些年，大量人口為逃避政治運動，或追求更好生活，從中國內地逃難到港。在廣州，這段歷史叫「大逃港」。南中國的人民，抱着一只籃球或車呔，穿一條底褲，或爬山或游水，南來香港，尋找自由和生存的機會。

黎智英在廣州出生，父親很早來港，母親被抓往勞改，自小和輕微智障的姐姐及攣生妹妹一起求生，甚麼低下層的工作也做過，能夠有一口豬油撈飯吃已經很快樂。據說，今日黎氏能受得了香港監獄的狀況，部份原因，也因為出身寒微，捱得苦。

《大國民》始終是一套美國電影，說的是，發了達的Kane，無論多奢華的日子，也沒法滿足他，從政失敗，人民不愛他，他卻嘗試從一個失意歌女身上找真愛。然而Kane想操控歌女，兩人最後亦不歡而散，歌女離他而去。Kane在大屋Xanadu中孤獨終老，畢生追尋的是甚麼？

Kane在病榻上呢喃了幾次：「Rosebud」（玫瑰花蕾），一位記者於是展開偵查這名傳媒大亨死前的遺言究竟是指甚麼？是名是利？是兄弟情？是愛情？

電影最終幕，大堆官僚在點算Kane財產，在豪宅裡把已逝主人的藏品分類，值錢的放一邊準備變賣，不值錢的一概扔進火爐即場銷毁。其中一個木製雪橇玩具被指為「便宜貨」，被扔進火爐。

鏡頭大特寫雪橇的圖案，正是一朵人手畫的玫瑰花圖案。回帶電影開場，貧窮的Kane在冰天雪地的美國小鎮，被逼離開親生父母，到富翁家作養子，母子別離之前，少年Kane正在小屋門外的積雪上玩樂，伴着他離家的只有那只雪橇玩具。即使富甲天下，死前一刻，他還是想起自己那個寒微的家和父母。

我們的大國民，又有沒有他的玫瑰花蕾呢？黎智英坐囚前，不只一次接受訪問，說得哽咽，「香港的自由社會給了我這一切，為了回報這份自由，或許是時候我要為它付出。」“I came here with nothing, the freedom of this place has given me everything. Maybe it’s time I paid back for that freedom by fighting for it,” （法新社，2020）

12歲的黎，游水來香港後，由工廠散工做起，之後矢志要當老闆，開了製衣廠，佐丹奴曾是八十年代非常成功的成衣品牌，其推銷手法新穎，讓黎氏擁有強大資本，進軍傳媒業。

在傳媒業，由《壹週刊》到《蘋果日報》，他以優厚的薪酬招兵買馬，然而要忍受高壓工作環境也讓不少傳媒人又愛又恨。《壹週刊》聞名的「鋤書會」讓人聞風喪膽，公司競爭激烈，黎老闆炒人也手起刀落，如此管理風格和一般文人辦報相去甚遠。但香港曾經有一種精神，就是雅俗混雜，創意爆發，沒有界線的創新，也讓整個香港傳媒界風起雲湧。

在壹傳媒工作過的人，被該公司解僱過的，或會擁有深深的恨，但我也認識不少同業，對公司，對黎老闆，又恨又愛。尤其在香港如此風雨飄搖之日，黎氏本有機會脫身，但他卻一步一步走進牢獄。一位生意人，由擁抱自由市場，到擁抱自己相信的理念，不能自拔。

壹集團至今，有多位高級管理層及主筆以國安法被捕。公司資金被凍結，向員工出糧也有困難。有員工卻說，寧可自動辭職也不願被解僱，「不想公司蝕錢」。

黎老闆在囚車出入法院，原來追着囚車喊「老闆！加油！」的壹集團高層，現在自己身在囚車中，換成其他暫且獲保釋，或暫時安好的同事追着囚車大喊：「羅生，加油！張生，加油！」採訪法庭的《蘋果日報》記者，由寫抗爭者的故事，變成寫老闆的法庭新聞，變成寫上司成為被告的採訪筆記。

一位在《蘋果日報》打工的攝影記者說，在法庭第一排旁聽後，被公司派往「上山」去拍攝羅偉光總編被收押荔枝角收柙所的照片。由於那個山坡偏僻，要爬好一段路寄身樹叢以超長鏡才可以拍攝得到。「幸好你下囚車時沒有回頭，否則我應該會崩潰了。」平日在公司撞口碰面的上司，這一天，成為了照片新聞裡的主角。零距離的痛楚。

在香港，被關押的抗爭者，包括黎智英本人，在香港監獄有權訂閱一份報紙閱報，當中包括蘋果日報。這是牆外人們不明白的狀況。沒有了蘋果，就如切斷了關柙者對外資訊的一個重要選擇。很多記者或作家繼續寫實體報，也是抱着這種「文字可以進牆」的原因，奮力揮筆下去。總有一些東西，網絡不可取代。

說回我們的「大國民」，他沒有孤獨終老，因為他走了一條不一樣的路。黎老闆的妻子，在壹集團運作的最後一晚，受同事擁簇，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付印的時候，她獲員工們的深深擁抱。

或許，黎老闆也有他的「玫瑰花蕾」。據說，黎智英還未偷渡來港時，只有八、九歲的他，替別人在廣州車站開車門托行李，獲得小小打賞，有時是錢，有時是禮物，有時甚麼也沒有。

但他很記得，有人給了他一片巧克力：「我那時完全不知道香港是怎樣，但把巧克力放在口中，天下間有這麼美味的東西，來自一個地方叫香港，那時我便認定，香港就是天堂，我要去那個地方。」

(圖片來源：By RKO Radio Pictures, still photographer Alexander Kahle -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 Volume XII, Number 12, January 1941 (front cov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6766797)

今年的關鍵字，仍舊是疫情，但在亂世之中， 2020 年自己與 360 部電影共同走過。由衷覺得在台灣是幸運且幸福的，還能輕鬆走進電影院，於漆黑的場域之中，和無數陌生人共享光影魔法，而除了電影院之外，串流的發達與普及，也讓電影在疫情之中有了其他生存的空間。因此，在台灣，在世界各地，影迷與電影邂逅的方式，就無拘無束，也有了更多可能性。
　
在自己今年 360 部的電影之中，藉由年底回望今年，梳理出自己的「年度十大佳片」，留存為 2020 年自身的時代印記，更有幸提供給讀者、影迷參考、交流或是留存，作為 2020 年的回顧。
　
去年也同樣寫了年度電影推薦，當時的評選標準為「2019 年度台灣院線電影」，不包含影展、串流、數位修復等片，但由於 2020 年全球受到肺炎疫情影響，許多片子少了商業映演的機會，故今年更改評選規則，影展、串流皆納入考量，唯一限制為今年首度在台灣看見的作品（不包含舊片和數位修復）。順道一提，榜單中的某些電影為去年出品，但因片商作業時間拉到今年的台灣院線放映，仍舊選進評選。
　
整理了今年的觀影紀錄，發現讓自己最有感觸的，還是在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怎麼共處的作品，世界已經夠亂了，但透過影像我們好像還能奢侈地去反思，還能去醒悟，雖然某些時刻對於諸多議題有種無能為力的失能感，但在電影之中，或許人們終能找到一絲避世的位置。
　
🎬以下排名有分喜好順序，並附上短評。1 至 5 名後天刊出。
　
10.《#曼克》，【#Netflix】
　
名導大衛芬奇沉潛 6 年，在動蕩不安的 2020 年交出《曼克》。1941 年，劇場與廣播界的金童奧森威爾斯執導了震古鑠今的《大國民》，縱使《大國民》在 1942 年的奧斯卡僅拿下一座奧斯卡，但時至今日，《大國民》在影史的地位已不辯自明。當時的好萊塢有《亂世佳人》這類的大製作電影，而《大國民》的出現，走出與古典好萊塢截然不同的嶄新道路，是時代的開創者先鋒之一。
　
《大國民》讓觀眾跟著記者視角，透過回憶錄的方式不斷帶出主角凱恩的過往，拼湊可能的人生模樣，更重要的是，片子從媒體帝國巨擘之中，反映美國自由資本主義以及英雄主義；而《曼克》在大衛芬奇的視野底下，聚焦於《大國民》的編劇曼克維奇，他嘴巴凌厲，酒氣熏天，但才華過人，以筆為戈，觀注政治，反映社會概況。大衛芬奇在杯觥錯影、吞雲吐霧間試圖梳理出《大國民》劇本的生成原因，大衛芬奇同樣在解構神話，從財團的資本面向，到個人的英雄樣態，都是《曼克》拆卸的細節之一。
　
說到底，《曼克》是世人愛看的「小蝦米對抗巨人」的故事，曼克維奇是狂傲不羈，唾棄商業鉅子的編劇，奧森威爾森則是初出茅廬，亟欲證明自我的金童導演，兩者在片廠掌權的體制之中，不斷對立與斡旋，才有了曠世傑作《大國民》。大衛芬奇找到巧妙的切入點述說曼克維奇這位真實存在的人物，不刻意歌功頌德，反而聚焦於小人物在時代浪潮下的掙扎與失敗，大衛芬奇毫筆一揮，將人性的各種面向融於一爐。
　
而觀眾乘著《曼克》劇組匠心打造的時光機，返回 30 年代的好萊塢，橫跨在一戰後的經濟大蕭條、二戰時的風起雲湧，大衛芬奇遊刃有餘地刻畫紛擾的政經局勢，更在《曼克》後段花了篇幅勾勒加州選舉，並劍指官商間的操弄，與人心動盪，而當時代的政治概況回看今年，美國大選的擺盪與鬥爭，就有了某種趣味，《曼克》的出現能在美國大選中增添一絲解讀趣味。
　
至於手法上，《曼克》中隨處可見對於《大國民》的致敬。首先，兩部電影雙雙採用倒敘法，從這樣的形式來看，大衛芬奇對奧森威爾斯的挪移是顯而易見的。再來是分鏡，舉例來說，片中能看到主角曼克躺在病床上，從手中將酒瓶摔下，而後酒瓶在地上滾動，此處的剪接與攝影機運動對應到《大國民》，就成了主角凱恩躺在病床上，從手上將童年時的水晶球摔下而破裂，這是《大國民》的經典之一，「玫瑰花蕾」（Rosebud）就從這裡延伸而出。
　
最後是符號象徵，在《大國民》中，空間場域極為重要，冰冷的檔案室、夫妻間的餐桌距離，都暗示人與人之間的疏遠關係；在《曼克》中，主角曼克來到好萊塢權貴們的重要聚會，在此也出現了狹長餐桌，曼克在此發起酒瘋，而後被拒於門外，並被譽為「猴子」，此處的影像語言，與《大國民》遙相呼應，並對戲劇產生關鍵作用。而「猴子」一詞也是《大國民》中的經典台詞。
　
從這幾點來看，《曼克》巧妙掌握《大國民》的手痕印記，並準確在新的故事中賦予意義，並非為了「致敬」而「致敬」，大衛芬奇的導演功力依然無庸置疑。但平心而論，《曼克》並不是那麼容易入口的作品，片中複雜的人物關係，後設的趣味性，都要對於影史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才能知曉箇中奧妙，但倘若能稍微理解《大國民》與當時的好萊塢狀況，《曼克》會是一部相當過癮的「影迷作品」。
　
《曼克》走到最後一幕，最後的台詞說道：「這就是電影的魔力。」替全片畫上最佳註解，在 2 小時 11 分鐘過去後，觀眾自然能明白，影像可以左右政治，干涉政權，而曠世傑作也可能僅是一個失勢、酒醉之人寫出來的奮力一搏，電影的魔力在《曼克》中展露無遺，並從好萊塢的黃金時代再度提煉而具現。大衛芬奇並不亞於奧森威爾斯，《曼克》是獻給編劇的作品，但在浪漫的說詞之中，觀眾望見的是不堪、醜陋與血淋淋的真實。
　
最後，有趣的是，1940 年走過 80 個年頭，當代電影產業的軌跡也發生巨變，尤其是在今年，串流大肆崛起，好萊塢傳統大型片廠應該沒想過，電影產業已經逐漸脫離電影院，人們在家中已然就是全世界，於是從今年的環境之中，Netflix 恰巧推出《曼克》，若用一種後設的角度解讀，《曼克》或許可說是大衛芬奇的《大國民》，藉以諷刺傳統掌權者，又是一種油然而生的趣味。
　
9.《#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繁盛映畫 Wild Green Films】發行　
　
《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是一部冷靜、克制的作品，但靜下心感受，能在表面之下挖掘出極富情緒的底蘊，巴勒斯坦電影代表人物伊利亞蘇萊曼不發一語地透視世界，熟稔「以畫面說故事」之道，輕點影像魔力，帶著觀眾心領神會，望見當代社會。
　
綜觀全片，蘇萊曼經常選擇從一顆用於觀察事物的鏡頭切入，然後帶回蘇萊曼「觀看」的動作本身，並不斷在這兩者間擺盪、轉換，點出「觀看」的主動／被動，同時拋出客觀環境，觀眾在此模式下，帶著些許超現實「被動地」共同「觀看」巴黎、紐約以及巴勒斯坦的處境與氛圍。
　
猶記得《一一》特愛拍後腦勺的孩童洋洋，這是屬於此年紀對世界產生好奇獨有的觀看方式，觀眾平常看不到的，洋洋（楊德昌）拍給我們看。然而，在《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中，伊利亞蘇萊曼和洋洋一樣，拍著背影，似正在對世界提問，這也恰恰為蘇萊曼提供觀眾另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觀看永遠是事物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與洋洋不同的是，蘇萊曼拍下的背影，少了點好奇心，取而代之的是深刻的省思與從容的凝視，在優雅中透著擔憂與諷刺。
　
「It Must Be Heaven」，天堂無處不在，此刻蘇萊曼外表仍克制，但激動之情早已溢於言表，透過畫面與音樂穿過銀幕傳遞出來。世人的確不能選擇出生的地方，但能選擇觀看世界的角度與方式（巴黎、紐約、巴勒斯坦的對比），「觀看先於言語」（Seeing comes before words），或許是導演先生挪移約翰伯格著作的溫柔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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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誓血五人組》，【Netflix】
　
史派克李延續上一部作品《黑色黨徒》的風格，開場便開宗明義地使用歷史畫面，將砲管對準美國歷史上的戰爭污點──「不知為何而打的越戰」。《誓血五人組》開場呈現一段段黑人前往戰場的真實畫面，史派克李善用交叉剪輯，靈巧地在當中倏地剪進阿波羅 11 號登月的歷程畫面，聽著旁白說起：「這是一個人的一小步，人類的一大步。」這是縹緲的登月計劃，人類對外太空虛無的想像；而越南戰場中流血、送命的軍人，則是血淋淋的真實──兩相對比之下，當時美國的登月輝煌、軍備競賽中的勝利，與越戰的失敗並置，更顯諷刺。這是史派克李熟稔剪輯的力量，送給觀眾一記當頭棒喝。
　
《誓血五人組》是一部專屬於黑人的公路史詩電影，當年血氣方剛的英勇青年，經過歲月洗滌後轉為白髮蒼蒼的老人，然而，這些老兵就算帶著瘸腳的傷疾或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到了熟悉的叢林，縱使地雷滿佈，仍舊對地形、環境記憶猶新──這是時間帶不走的歷史傷痛、戰爭遺毒。史派克李透過角色的傷痕，暗示越戰如同幽靈鬼魂般，纏繞著老兵，同時也籠罩於美國之上，揮之不去，也無法抹滅。
　
更驚喜的是，史派克李巧妙地透過攝影媒材的轉換，拉出今日與往昔的對比：電影中只要是「現在」的時空，畫面比例大都以 1.85 : 1 或 2.39 : 1 拍攝，進入回憶後，便限縮畫面比例，改以視覺風格較小的 1.33 : 1，藉此呈現出當時越戰壓迫、緊繃的氛圍。而本片攝影師 Newton Thomas Sigel 再透過 16 釐米底片獨有的顆粒色澤感，拉出舊回憶的時代感，光是媒材的轉換，便能窺見史派克李的用心。
　
綜觀全片，《誓血五人組》對於種族議題的力度，每一場戲、每一句台詞都是直球對決，且史派克李雜糅各類型的影像，鏡頭語言豐富、視覺風格強烈，在公路類型中醒覺、成長、找到救贖，並與人性對抗，重口味卻不鹹膩、直通人心，進而反思越南戰爭。史派克李透過手中的鏡頭直面剖開美國底下的醜陋面紗，其情緒是鏗鏘有力，如同片中「美國欠我們的」那句台詞一樣，擲地有聲。
　
最終，《誓血五人組》結尾收在馬丁路德金恩博士逝世一年前的真實演講畫面，開場是拳王阿里，結尾是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史派克李透過兩名黑人平權運動且反越戰的英雄做出首尾呼應，更將真實歷史畫面和虛構故事合一，將劇情片與紀錄片兩者形式疊合，強調了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可謂神來一筆。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段宣言可以識讀史派克李現今對美國的態度，從電影拉回現實，美國目前正處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平權抗爭風暴之中，歷史過了幾百年，種族歧視的警察暴行等事件一再上演，美國或許正搖搖欲墜；美國或許離平權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美國或許永遠抵達不了和平彼岸，但史派克李仍舊期許美國能成為理想中的樣貌，堅定帶著各種膚色的觀眾共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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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悲慘世界》，【海鵬影業 / Swallow Wings Films】發行　
　
法國大文豪維克多雨果 19 世紀問世的名著小說《悲慘世界》，在 21 世紀成了法國新銳導演拉德利（Ladj Ly）鏡頭下的犀利映襯，一本書、一部電影，不同媒材但核心異曲同工，盤根錯節的結構性問題、人性不斷的對立、來自社會底層貧窮的掙扎，仍舊不斷重演。人類文明看似不斷前進，卻被拉德利拆解成停滯，甚至是倒退；雨果筆下的革命百年之後，對於拉德利來說或許近在咫尺，全片擲地有聲，令人膽戰心驚。
　
拉德利聰明地透過這三位個性鮮明的警察視角，遊走（巡邏）在充滿犯罪、危險氣息的底層街頭，觀眾得以紮實地一窺與警察處在對立位置上的各種小人物，拉德利也進而描繪出這些小人物們不同的求生輪廓，拼湊出郊區的完整樣貌，難能可貴的是，拉德利並非一味地批判，在這樣的灰色地帶中，「善」與「惡」當然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
　
《悲慘世界》是一部生猛有勁的作品，拉德利展現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剛強氣勢，在巴黎郊區中完成了一場艱難的衝突，隨時充滿箭在弦上的挑釁，引人入勝，且其暴力筆觸也神似賈克歐狄亞在 2015 年拿下坎城金棕櫚的《流離者之歌》。
　
《悲慘世界》雖然發生在巴黎，卻能打破文化藩籬，因為此種對立走出巴黎，在世界各地、社會的角落上仍舊不斷上演。但或許，拉德利並不想極為悲觀地認定人性的無可救贖，開放式的結尾以及開場的人心凝聚就是很好的證明。
　
「親愛的朋友，請謹記。沒有壞種子或惡人，只有壞的耕養者。」雨果百年前提筆的嚴厲警示，到了當代，拉德利巧妙地挪用，鏗鏘有力地奏出一曲法國當代的底層荒涼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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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殺戮荒村》，【捷傑電影】發行　
　
《殺戮荒村》由巴西名導克雷伯曼東沙費侯和長期藝術指導合作夥伴胡里安諾杜內耶斯聯合執導，很難想像這部帶著些許科幻感的民族記事，在風格上會展開成昆汀式絕地大復仇中的暴力美學，且在轉場上皆有 70 年代西部電影的味道，開頭便替這部時間軸定於未來的電影注入矛盾的衝突美感。
　
敘事上則在名為巴庫勞（Bacurau）的小村落中，殘酷劃分社會、種族間的階級地位，透過一群由美國白人組成的殺手集團，埋下政治操弄後對窮人村落進行的屠殺，由此來看，巴庫勞可以視作過往歐洲帝國主義對巴西的殖民以及文化上主導地位的典型。
　
然而放眼未來，高科技更可能使人們認為有「權力」將人命視為屠宰遊樂場，編導對於歷史傷痕、現今局勢、未來發展，有著細膩、透骨的觀察，這些不斷上演的掠奪，無時無刻發生，不管是在從前，或是未來，且背後原因令人寒毛直立。
　
《殺戮荒村》是一部充滿幻想的當代寓言故事，但其核心主題，可能更是這群無力的個體們對企圖剝削其利的強國們的終極反動（白人、遊客），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經濟上的，也正如同昆汀塔倫提諾的《決殺令》般，在影像中出了口惡氣，大快人心。《殺戮荒村》真實的可怕。 巴庫勞是極為渺小的貧瘠窮鄉，或許世人不會注意到它是否存於地圖中，但在這座小村中政客與強國卑劣的荒謬事，極有可能發生於當代地球的每一寸土地，自然也能這樣看待台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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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片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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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拍之前，我希望能夠拍部好電影。當第一個問題發生時，我放低了標準，只希望電影拍完就好。但現在進行到一半，我反思了自己：『或許我應該更努力，把這下半部分拍好，彌補前面的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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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相較於其他八大藝術算是非常年輕的一門藝術媒介，但是它的傳播範圍相較其他藝術更為廣泛普及，貼近大眾生活。無論是白領或藍領，人人都可以買張票進電影院看電影，直接與藝術互動。而電影的魅力之大，也讓人開始想要了解它背後的魔法，於是我們有了《萬花嬉春》(Singin' in the Rain)、《凱薩萬歲》(Hail, Caesar!) 帶觀眾一探好萊塢黃金年代的片場制度。或是，後片廠時代衍生出的新浪潮拍片風格，高達的《輕蔑》(Contempt) 、費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8 1/2)、阿薩亞斯的《迷離劫》(Irma Vep) 捕捉了歐洲電影產業的狀態。而在這些幕後的探索或揭露之中，最成功捕捉電影幕後製作的荒謬與美好的作品是楚浮的《日以作夜》。楚浮在這部電影忠實呈現拍電影時會遇上得萬種狗屁倒灶意外，但同時也捕捉了這群甘願為電影犧牲奉獻的電影勞工們的熱血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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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過電影的人就知道，電影就是一門高人力成本付出的藝術，每一顆鏡頭都是血和淚珠對砌出來的成果。而拍攝的過程，更是一趟不斷解決問題的旅程，隨時都會蹦出意想不到的狀況出現，無論是天氣、機器、道具、場地、人員，通通都可以是壓垮劇組前進的稻草。最常聽見的就是每個人都喊著我再也不要拍電影了，但是一殺青後，看到電影成果後，又忘記之前嘗過的痛苦，再度被電影的美和無限可能性給迷惑。等到下一擋戲來，還是會費不顧身的投入其中。所謂被虐狂，大概就是電影創作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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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作夜》從片名到內容通通都在解構觀眾對於電影魔法的幻想，原文片名 La Nuit américaine 意思是美國之夜 (American night)，指的是美國電影產業發明的拍攝手法，意指利用白天拍攝電影中夜景的偷吃步，也就是英文片名 Day for Night。因為夜間缺乏自然光會使膠片可能會曝光不足，影響影像捕捉，因此通過利用日光代替黑暗可以避免此問題。言下之意正是暗喻我們電影裡的一切都是「人為製造」的美麗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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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作夜》劇情描述一位充滿責任心的電影導演，即使在無數個台上與檯面下的危機當中，也積極努力要完成電影《尋找潘蜜拉》。身為導演的楚浮在本片展現驚人的場面調度實力，不只是電影導演，更直接把自己置入故事其中飾演導演一角，讓電影模糊了虛實界線，使觀眾產生「到底我們正在看虛構故事？還是紀錄片呢？」的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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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以作夜》戲中戲 (Mise en abyme) 的結構不討論「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的辯證，而是著力於「真實人生比虛構故事更具戲劇性」的證明上。劇中拍攝過程非常不順，接二連三地遇上倒霉事。先是記不起臺詞走位難以伺候的女配角，再來是為愛所困的幼稚男主角、不負責任的場記助理、出錯的沖印廠、意亂情迷的女主角，或是百般不配合的小貓，甚至最後來個連天算都嫌太戲劇化的意外事故，都像在對觀眾說：「人生比電影戲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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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些災難之中，讓《日以作夜》討喜可愛之處是豐富的故事細節。每個人物有著鮮明的個性，每個場景也細膩呈現電影製作的枝微末節，有牽扯上百位林演的大型場面調度，也有看似簡單但其實很難拍的貓咪喝牛奶。每一處都充滿故事，每個角色都像本書，比螢幕上的劇情更引人入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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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日以作夜》真正想表達的是楚浮愛電影的初心，整部電影楚浮極盡所能不放過任何向電影藝術表白的機會。段落裡，楚浮和製作人接到作曲師的音樂樣本電話，電影學者 Annette Insdorf 分析這場戲表示楚浮和製作人聽到的曲子並不是原創音樂，是楚浮的先前的時代愛情作品《兩個英國女孩與歐陸》的配樂，而選擇使用這首與浪漫愛戀相關的曲子作為這場戲的配樂，正是暗示楚浮對電影迷戀。戲裡楚浮一邊聽曲子一邊拆包裹，鏡頭大特寫在他拿出一本又一本楚浮隸屬的《電影筆記》雜誌推崇的作者導演們 —— 布紐爾、德萊葉、柏格曼、霍華霍克斯、希區考克、布列松...。不用任何文字，楚浮單純用影像和音樂，作了最大聲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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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故事有三段與主線無關的黑白夢境，每次出現都會比前一次呈現更多資訊，到最後我們發現這個小男孩是導演，也就是楚浮本人的童年回憶。他就是那個為了自己愛的電影，半夜不睡覺偷跑去戲院拆《大國民》(Citizen Kane) 海報做紀念的小男孩。事實上在原本的劇本裡沒有這三段回憶夢境，是楚浮事後剪接時加上去的，將自己對於電影的熱愛做更緊密的串連。好似電影，就是他的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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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角色上，楚浮也安排自己在螢幕上的代言人尚皮耶李奧 (Jean-Pierre Léaud) 不停地在拍戲空檔說他要去電影院看電影。楚浮這一層層的佈局，就是把自己對電影藝術的情書寫好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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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作夜》是一百二十分鐘楚浮書寫自己對電影的愛的過程，告訴我們：「拍電影的過程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愛電影的初心。」看了一群為電影而活的人的熱血，而你，怎麼能不愛電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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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作夜
Day for Night (1973)
類型：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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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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