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視不能轉台 政大生與校外人士衝突

最近在大學的校園餐廳、小吃店，傳出有電視被鎖定特定電視台，引發學生不滿。在政大甚至發生有學生想轉台，而和校外人士出現衝突的狀況。另外也有台大學生發起抵制特定電視台和自由轉台的網路調查，目前也和台大校方達成共識，全校8個學生餐廳，都要將遙控器放在明顯處，讓學生能自由轉台。

政大的學生餐廳人來人往，也開放校外人士可以進出用餐。近日政大有同學在臉書指出，餐廳有校外人士長期鎖定特定頻道，若被轉台，甚至會質問學生「是誰拿走遙控器」，爆發口角衝突。

政大學生 李同學說：「有印象以來都是這樣子，從我上大學以來應該都是（鎖定電視台） ，我大四，不管是在學校或是在外面的小吃店，通常看到的都是中天，如果部分人士有看到的話，他就會過來把電視轉掉，轉回去中天。」

來到政大學生餐廳，電視通通關閉，標示「訊號故障、請勿自行操作」。

政大學生餐廳負責人表示，「（電視）訊號好像有點問題，昨天聽說就有點不穩定，（特定人士）跟學生搶不到遙控器，他就直接上去按。如果真的有衝突的話，可能就選擇比較沒有爭議的電視台。」

政大校方表示，學生餐廳是委外經營，餐廳負責人表示，目前傾向把電視鎖定在非新聞頻道，較不會引起爭執。另一方面，台大學生也發起抵制特定電視台、以及學生自由轉台的活動。

台大學生會會長 吳奕柔表示，「可能過往中天播報不實的新聞或假新聞甚至是偏頗的新聞，這部分其實引發台大同學蠻多的不滿。今年三月初達成共識是，接下來全台大的八個學生餐廳，全部電視台搖控器都會放在明顯處，同學可以自由轉台。」

台大學生會長表示，三月中成功與校方爭取到，校內餐廳開放遙控器讓學生自由轉台；至於「抵制特定頻道」現階段只是有學生自主發起的「網路初步調查」，按照學生公投程序，必須超過全校約一千人正式聯署，否則並不具效力。

網路來源:
看電視不能轉台 政大生與校外人士衝突 20190326 公視晚間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RoBG5f9Cc

公民之崛起 ..

最近政壇的風波好像八點檔連續劇，有經典名句（如果這不叫XX，什麼叫XX），有懸疑（監聽光碟為何全部空白），有高潮（抗告案馬英九的落敗），有笑點（警方到處張網捕鞋）。而且大家都說：「總長、總統作事如此荒腔走板，還不如我呢！」頗有勵志作用。

勵志之餘，令人想起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家亨利‧ 喬治 (George Henry) 的名言：「政治如此重要，不能交給政客決定；經濟如此重要，也不能交給經濟學教授決定」。

菁英治國的結果，竟然是薪資倒退魯，年青人必須到國外謀生，可見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兒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過去二十年的台灣史，就是一部打破菁英神話，平凡人開始參與政治的歷史。

＜九〇年代的教授論壇＞

早期的威權統治，軍隊與特務居主導地位。到處都是軍事禁區，現在台北的富陽生態公園，從前是要塞；高雄的柴山公園、真愛碼頭，以前都是軍事管制區。解嚴後，人民才逐漸跟土地重逢，和海洋接近。

還有另外一種禁區。那時公家機構都有「人二」單位，負責控制員工的思想。學校裡的老師、學生被打小報告抓去關的，時有所聞。甚至到了九〇年代初期，還有大學要聘任教授，卻被「人二」否決的情況。統治者透過這種思想審查，相當程度確保了教授們馴服保守的性格。因此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才有郭為藩等801位教授聯署要求嚴懲的聲明。（「我們對黃信介等叛亂案的看法」，聯合報，1980年6月2日）

當然也有不服氣的知識份子，但他們都躲起來。在1980年代，學者中敢參加反對運動的，只有傅正、盧修一、黃爾璇等少數幾位。到了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和1991年的「廢除刑法100條運動」時，大批教授才開始「出櫃」。

1991年10月9日晚上，包括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在內的近千師生民眾，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門口靜坐，要求「反閱兵、廢惡法」。凌晨過後，大批警力攻入，開始強制驅離。我記得當時坐在我旁邊的是台大的謝教授。他被抬上警備車後，很興奮地説：「我全身放軟，讓他們抬了很久呢！」好像剛舉行的是遲到的成人禮似的。

教授們組成了「台灣教授協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並到處替民進黨候選人助選。那時每年都有選舉。在政見說明會上，政治人物擅長用有時幽默，有時激昂的句子批判國民黨，贏得全場大笑及熱烈掌聲。「教授伯仔」的演講，則大多在宣揚理念：環保、反核、女權、主權獨立、制定新憲的重要性，主張興辦全民健保、失業保險、敬老年金、退休金制度等。老實講，蠻枯燥的。但群眾仍然聚精會神地在聽，並報以也許是禮貌性的掌聲。

台教會將教授們在報上寫的文章匯集成一本刊物，叫作「教授論壇」，有人戲稱是「教授亂彈」。當時民進黨還沒執政，反對派學者沒有機會參與政務，有些意見難免脫離現實，但理念的啓發還是很有意義。很多民眾在政見發表會上，得到民主、環保、勞動理念的啓蒙，便終身奉之不渝。他們在民進黨執政後，甚至用這些理念來監督當年的啓蒙者。

我的朋友阿碧（張照碧，大同工會，已故）曾說，他本來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而抗爭，卻在反對運動中學會了用更高的角度來觀看社會，討論國家大事。

＜街頭評論家＞

1993年左右，地下電台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我記得最早的有全民電台、台灣之聲、TNT 寶島新聲等。那時只要坐上計程車，就可聽到地下電台的節目。政治當然是最熱門的話題，大都在抨擊國民黨。而且有許多聽眾call-in，主持人通常會讓他講兩、三分鐘，等於是全民的口語訓練班。

地下電台也常邀請教授或社會運動者上節目，討論反核、環保、勞基法、男女平等、全民健保、台灣歷史等話題，非常多元性，而且很有教育性。計程車「運將」整天坐在車上聽廣播，聽久了當然功力大進。他們邊開邊跟乘客聊天，能言善辯，人稱「街頭評論家」。

有天我很累，坐上計程車後都沒講話，司機卻一直無話找話。路過小南門時，有一家正在辦喜事放鞭炮。他說，「這款的時機怎麼還會有人結婚啊？」我基於禮貌隨便應了一句，他就開始抨擊，「台灣的產業被掏空，失業率愈來愈高，人家北歐的社會福利作得多好，台灣只是軍公教的福利國，一般人是二等國民啊。」怎麼聽起來那麼熟悉？我有時上電台講的也是這些東西，但他講得更生動。我們就這樣聊開了。但他一邊開車，一邊回頭跟我講話，把我嚇出一身冷汗。到了學校，他還意猶未盡地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停在路旁再聊一下。我說，「馬上要上課了，沒時間。但我有個疑問：乘客百百種，你怎麼知道跟我談得來呢？」他說，「你一上車，我就注意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報紙啊」。哈哈哈！

1990年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訊息傳播得那麼快那麼徹底，地下電台與「街頭評論家」功不可沒。

＜家政婦論政＞

大約在十年前，汪笨湖常常上電視。那是首度有人用我媽媽聽得懂的語言分析國家大事。她跟阿姨兩人經常通電話說：「今天笨湖說了什麼什麼…」。我把報紙捲成麥克風放在她面前，問她對當時選情的看法，她想了想，很有架勢地説：「我認為…」。

上個月馬王鬥時，我媽媽居然不看日劇要看新聞。我請她評論，她說：「馬英九的皺紋愈來愈多，王金平的皮膚比較好。」哈，九十歲的印象派政治評論家，頗能掌握民意的嘛。

最近媒體報導的「台北林小姐」，是家政婦論政的佼佼者。有次公視「有話好説」節目討論軍公教退休福利，有位「新莊蕭小姐」打電話進去，痛罵「勞工勢力抬頭後，把公務員的福利都打下來。用腦力的本來就應該賺得多，用體力的本來就賺得少。公務員必須花很多時間精神才考得上，勞工沒有付出這些，憑什麼要求一樣的福利啊？」

民主時代出現這種遠古遺音，在場的學者專家都不知道該講什麼。主持人趕快出來打圓場。這時「台北林小姐」打進來，她説：（1）202億的退休福利預算不合理，本來就應該刪。（2）不只公務員要考試，勞工為了找工作也是要讀書、要補習、甚至要考証照啊。（3）希臘財政被過度的福利拖垮，還可以有歐盟協助。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到時候要怎麼辦？她還順便批評主持人不該被來電嚇到，隨便為來賓的意見道歉。

另外有次討論洪仲丘案。「台北林小姐」又打電話進去說，華視的「莒光園地」是幫凶。這個節目讓父母誤以為軍方有很好的制度，因而忽視了兒子的抱怨和求救訊號。她的評論往往一針見血，在網路上被譽為「call-in 戰神」。

早期電視節目剛開放 call-in 時，大部分民眾講得不是太激動，就是太囉嗦。但後來表達能力普遍提升，已經很多人能在三分鐘內言之成理，甚至提出讓大家眼睛一亮的庶民觀點。

一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不是看那少數的民主菁英，而是要看是否出現廣泛的民主公民。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民主的上層雖然有時進有時退，民主的基礎卻是愈來愈擴大，愈來愈牢固。

＜25萬人上街頭＞

1990年代開始有群眾遊行，通常都是幾百人、幾千人，超過一萬人的比較罕見。但最近這幾年，遊行動不動就上萬人。今年為了反對軍中暴力，25萬白衫軍上街頭，震撼了整個社會。有些街頭老將很吃味，認為白衫軍強度不足，不夠激進。這種看法其實是不瞭解群眾的運動力學。

鐵鎚的一端小而尖，另一端鈍而重，兩端不一樣，力量才能充分發揮。先用尖的那端敲擊，以突破岩石的表面。鈍的那端的質量，使得敲撃更有力。表面突破後，再用鈍面打擊，便可粉碎岩石。

民主運動的初期，也是靠尖銳的菁英份子去突破觀念，建立灘頭堡。但要鞏固民主，只有菁英份子絕對不夠，必須要靠並不尖銳但質量巨大的全民參與，才能成功。基進份子看到白衫軍不夠激進，不僅不必失望，反而應該高興，民主在一般的土壤裡終於也發芽了。

＜舊時民主運動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菁英份子太聰明，他們有合理化任何事情的特異功能，甚至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當年民主運動創造出來的英雄，後來背棄民主的不在少數。而本是自由主義的信仰者的江宜樺，當上行政院長後，竟然為了助馬鬥王而支持監聽國會，背棄了自由主義，可見民主運動不能依賴菁英份子。

台灣民主運動的軌跡就是，從菁英份子的開拓，到知識份子的參與，到街頭評論家的傳播，到家政婦論政，到公民的廣泛參與。當大家在哀悼英雄凋零，民主運動失去光環時，其實正是民主理念的普及化。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民主之燕，正在進入每個國民的心中，台灣的民主將因而鞏固。

（本文刊於人本教育札記2013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