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逸國際正式與臺北市立大學合作 以「展逸天行者」之名 挑戰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新賽季 【3.15新聞稿】長期關心台灣足球發展的展逸國際企業，2月底宣布將以「展逸天行者」之名，攜手臺北市大足球隊，參與國內最高殿堂「台灣企業足球甲級聯賽」，展逸國際企業今天與臺北市立大學雙方舉辦簽約儀式，在所有長官、貴賓與媒體見證之下，為這場產學合作揭開序幕，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展逸天行者踏上企甲頂尖戰場，展望2021全新賽季。 展逸國際企業董事長張憲銘表示，因緣際會認識了臺北市大足球隊教練張武業，對於球隊經營，雙方聊了許久，因為看準青年球員的潛力，希望能提供運動員追求夢想的舞台，張憲銘毅然決然與臺北市大足球隊合作，張憲銘今天與北市大校長戴遐齡共同簽下產學合作意向，並且致贈象徵強者的10號球衣給校長，也期待有校方支持，展逸天行者賽季首戰可望引發關注，初登場將於4月11日強碰勁旅北市大同，比賽精彩可期，期盼粉絲進場為展逸天行者應援。 展逸天行者4月初球隊也將舉辦賽前記者會，預計曝光球隊相關視覺，包含形象影片、球衣設計與球員陣容等，球隊未來也將參與公益活動，並投入社區活動，希望能將足球的熱情傳遞給更多的人， 展逸國際長期關注台灣基層足球，從2017年起舉辦BE HEROES足球菁英學院，與台灣隊長陳柏良用實際行動支持，2018、2019年更舉辦國際高中足球邀請賽，2020年儘管受到疫情影響，展逸沒有停下腳步，仍提供菁英球員們揮灑球技的舞台，受到多方關注與響應，今年向上看齊，即將踏入企甲征途。

今天早上要到大同大學演講，大同寶寶，我來了！圖左為主辦演講的矽谷科技大老、右為校長。Going to give a speech this morning in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 founder made the rice cooker that every Taiwanese has at home! Took a photo with the university principle.

[#隨緣家書📖]在國際關係，宏觀大局的結構性局限雖然難以迴避，但成功領袖往往能在夾縫中巧妙傳遞訊息，為公為私打出一片活路，這方面，英國傳奇首相邱吉爾可謂一個大宗，筆者正為一本關於邱吉爾的新書撰寫書介，日後再補充。廣義而言，大學校長在國際社會地位甚高，對青年影響甚大，也可算是國際領袖，如何弘揚這藝術，亦往往顯出級數的差別。 日前就香港的衝擊立法會事件，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這兩位分別來自台灣與內地、都是以國語為母語、都是美籍華人、都是理工科權威、都是同年出任大學校長的教授先後發表公開信，表面上內容大同小異，但細讀下差天共地，反映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政治智慧和同理心，箇中差異，就很值得視作案例研究。 史維公開信最精采之處是這一句：「as pointed out by many, violence should be condemned」。一方面，這說話可以對譴責暴力的政府主旋律交代，但他全文都是第一人稱的主觀視角，唯獨這句「as pointed out by many」，把「正如很多人指出」放在前設，修辭的重點明顯放在後文的「但是…」，不但把譴責暴力在整個聲明的比重降至最低，而且間接只是在覆述外間已存在的意見、而那是客觀事實，結果不會被學生放在對立面，也顯示了自己對全局難得的獨立思考。 相反張翔的聲明，一切彷如政府機器，毫無迴旋空間。第一句「立法會大樓日前發生的暴力事件」直接像官府般為事件定性，不像史維把「立法會大樓發生的事」和「正如很多人指出暴力應被譴責」兩句分開，避免了「立法會暴力事件」定性的越俎代庖。然後又一句「破壞性的行動應予譴責」，那是直接以第一人稱發表主管評論（「應」予譴責），不像史維通過「正如很多人指出」作一個客觀陳述，而且為自己後續顯示理解學生訴求埋下伏筆。 史維的聲明處處以學生為受眾，特別是這一句：「我們社會需要正視，不少抗爭者進行這些行為時，都完全知道可能的後果，三思後依然繼續，而他們不少是年輕人和學生」，說明他們不是一時衝動；而假如不提及「學生」的角色，其實大學校長在整件事情是沒有身份發言的──總不成社會大小本地事項、全球國際大事，都要大學校長天天提供「最新蕭析」當時事評論員。相反張翔的聲明，卻居然隻字不提學生，文稿彷如政府新聞處，令人感覺冰冷而不帶人味之餘，也把大學校長的身份混淆。假如不看署名，會令人懷疑要麼這是一個行政會議成員，要麼是一個網絡時事評論員。 史維在八大校長當中首先發表公開信，率先把事件的關鍵定調：社會的「root cause」比暴力衝擊更值得關注，他使用第一人稱的「should」，就是我們「應該」討論「root cause」，而不是張翔的「破壞性行動『應』予譴責」。唯獨承認了存在這類深層次「root cause」矛盾，才有了大學參與調解、進行細緻研究的空間，然後史維再呼籲各方對話，也是為了處理這個「root cause」，就顯得具有前瞻性，而不是純粹和應政府的公關工程。反觀張翔的聲明，提倡對話只是「相信各界都願意爲了更加美好的香港而求同存異」，更顯得由上而下，只是為了讓學生息事寧人，以為那就是「更加美好的香港」。 史維的公開信也主張各方直接對話，但一視同仁針對了各方現階段的問題，更特別說明「it is essential that all parties, public or private」，就是說「public」這一方也有自己的不是，要在如此情勢這樣說話，需要相當勇氣。他後一句鼓勵雙方採取「open and approachable」的態度，似是針對政府更多於學生；然後把「重複相同的聲明」與「持續不斷的抗爭」兩組情況並列排比，將兩者同等視為「令香港進一步撕裂」的危機，前者更似諷刺政府官員在過去一個月的表現。這些立論，都是努力在雙方中保持中立，這正是外間對大學校長這超然身份的期許。不像張翔聲明，「我深信不同意見人士可以文明理性地共處」，這句明顯又是由上而下的造句，根據一面倒的前文後理，先天假定了其中一方（異見人士）不「文明理性」，這類表態白白放棄了大學校長的社會功能，令人惋惜。 說到底，各界為甚麼期望大學校長發言？這不是一種行禮如儀的社交工作，而是因為大學校長一方面具有最建制的身份、待遇和社會地位，另一方面能接觸最前緣的學生，理應最能諒解年輕人，擁有久違的、而且剛好是政府官員在過去一個月完全顯示不到的同理心。社會衝突從來都涉及非零和遊戲，需要具公信力的第三方，這正是比籌款、爭排名等，大學校長更重要的社會功能。否則要是純粹背書政府立場，比大學校長發揮得更根正苗紅的，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科大學生會雖然拒絕與特區政府閉門對話，所發的聲明不時正面援引史維校長的聲明，充份顯示了史維的智慧得到正面回應，保留了當調解人的角色能量，這為科大在香港學界的地位，得分甚多。不像張翔聲明一出，就受到港大學生組織聯署譴責，連自己的辦公室也成為學生抗爭的對象，在可見將來，他要承擔同一角色，恐怕已不可能。這是尤其令人失望的，因為港大校長本來在八大校長當中最有隱性地位，港英時代甚至委任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進入行政局；但大概就是這原因，近年受政治正確的壓力比其他大學更大，也更難令當局者發揮應有的政治智慧。 信報財經新聞 #隨緣家書 #hku #hk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