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看见，请多扩散：

新公民运动案需要全世界围观
笑蜀

12月3日，被称作新公民运动第一案的“新余三君子”案开庭，中外瞩目。次日，同属新公民运动系列案的许志永案、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也都移送检察院，意味着开庭在即。5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新公民运动支持者、被拘押两个多月的著名企业家王功权认罪，而且认罪录像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为给三中全会让路而一度沉寂的新公民运动系列案，至此正式启动。这将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系列政治案件，一如当年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值得全世界围观。

新公民运动是中国一批民间人士发起的权利运动，以落实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为主旨。首倡者许志永博士是中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因参与2003年“三博士上书”导致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而名声大振。此后一直投身维权运动，并创办民间维权组织“公盟”。2009年“公盟”被强行关闭，许志永本人则被关押一个多月。

重获自由的许志永没有退缩，而是重新投入战斗。2010年，他发起了著名的“公民承诺”，邀请志同道合者签名，彼此承诺，从自己做起，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这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即从传统的维权运动升级为公民运动的转折点。传统的维权往往就事论事，只注重个别事件、个别利益；公民运动不然，它侧重从普遍权利的角度切入民生问题，不仅要缓解民众具体的苦难，更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设法解决苦难的原因。它不是自下而上的暴烈的革命，而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它试图以这种生长的力量来改变，来推动中国的和平转型，让深陷泥潭的危机中国可以软着陆。

由此注定了这场公民运动的气质，即它是进取的，理性的和温和的。也就因此，它吸引了各阶层各族群的人参与，其规模如雪球越滚越大。它推动的官员财产公示成为2012年中国舆论的焦点话题；它推动的教育平权不仅是舆论焦点，更迫使教育部不能不让步，部分调整了高考政策，令千万底层民众受益。它推动的公民同城聚餐，参与者也多达五千人之众，席卷全国十多个城市。中国社会运动一直以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边缘化，局限于小众，不能影响大众。新公民运动显然走出了这一重围，开始与主流社会对接，犹如安泰终于可以立足于大地，获取真实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运动的历史性突破。

正因为如此，才招致当局的强烈反弹。当局最大的忌惮，是民间自组织。新公民运动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组织化的高压线，去建制化，去中心化，仅仅是建立于共识和默契基础上的自愿合作。但即便如此克制，在当局来说仍属于不可容忍，因为当局的一个统治经验，就是所谓“扼杀于萌芽状态”，即不是等到民间组织瓜熟蒂落才出手，而是在其刚露苗头时就予毁灭性打击，让民间永远没有自组织的空隙，永远一盘散沙。新公民运动虽然没有组织形态，但客观上产生了强大的聚合能力，何况其运作范式、其基本理念开始为主流社会所接受，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注定了新公民运动的厄运。

自今年三月起，当局展开定点清除。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如北京的赵常青、丁家喜，上海的李化平，湖北的刘家财，江西新余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等，一个个应声落网。今年7月，镇压进入高潮，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郭飞雄都被抓捕。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王功权，也因支持许志永，遭当局拘禁至今。据统计，半年中被捕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多达二十余人，远远超过了对零八宪章的镇压规模。受害者中，有刘萍那样的底层民众，有许志永那样的知识分子，有丁家喜那样的专业人士，更有王功权那样的企业家，几乎覆盖整个的中间社会。

但是，抓人容易，发落却没那么容易。12月3日 “新余三君子”案开庭，而此前出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公布了司法相对独立尤其要建立人权司法保障的蓝图。新余开庭当天，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更是率法官集体宣誓忠于法律。法治承诺犹在绕梁，却对新公民运动人士大打出手，难道不是自打耳光么？更要命的是，虽然经过长达半年的地毯式侦查，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警方却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新公民运动人士犯罪的过硬证据。

这种背景下的“新余三君子”案，显然是一个试点。当局可能认为，新余地处偏僻，“三君子”知名度也有限，从新余入手启动审判程序，镇压成本相对可控。但事实证明当局打错了算盘。“三君子”案开庭后，站到辩护席上的几乎是当下中国最豪华的律师团队。他们气势如虹，把公诉人变成了绝对的弱势群体，公诉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在饭局上讨论国事：犯罪；对体制表达不满：犯罪；在空旷地带拍照上网：犯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犯罪；要求教育平权：犯罪；要求人大批准政府早签署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犯罪。总之，履行公民义务、追求公民权利都等于犯罪。法庭上曝光的这些案情，离奇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虽然所有国内媒体都不得不奉旨闭嘴，但“三君子”案的起诉书和辩护词都被律师上了网，真相通过自媒体广泛传播，媒体效应一点不逊色当年台湾美丽岛大审的公开报道。互联网上充斥着对当局的谴责和嘲笑，令当局被动至极。

新余尚且如此，北京许志永案、广州郭飞雄案，以及赵常青案、丁家喜案会审成什么样子，更不难想象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不绕过法定程序，所有那些审判都会是展现新公民运动风采和人权律师风采的平台。

法律上讨不到便宜，舆论上解套就成了必要。12月5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许志永的支持者王功权不仅认罪，而且承诺跟许志永“断绝关系、划清界限”，认罪视频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当局当然不可能真的在央视播放所谓认罪视频，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一定是给新公民运动最大的广告。至于王许断交，经笔者向王功权主辩律师陈有西、许志永主辩律师张庆方核实，也都属于子虚乌有。《南华早报》的报道显然不靠谱。而奇怪的是，《南华早报》却居然没有采访陈有西和张庆方这两个核心信源，仅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王功权和许志永的间接信源，就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写进报道。而且居然能通过该报极其严格的审稿程序。《南华早报》报道被世界各大媒体争相援用，深陷囹圄的王功权则完全没有抗辩机会。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陈有西律师对笔者透露，当局的确在王功权身上下了大功夫，以致短短七十来天中，王功权被提审多达92次。11月初更是每天提审三到四次。这种车轮战式的密集提审，等于变相的刑讯逼供，给王功权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11月中旬的一次律师会见中，王功权告知陈有西，当局要他写认罪书。陈当即反对。当局对此极为恼火，拘禁王功权的北京第三看守所随即宣布“修水管”，以此为由拒绝所有律师会见。被彻底置于孤立与黑暗中的王功权，得不到任何外界讯息和帮助，在当局无休止的“攻心战”之下，精神濒于崩溃，终于写了长篇供述。

但是，即便供述，王功权依然保持了尊严。张庆方律师告诉笔者，他看了王功权的供述书，“很感动”，因为王功权“有担当”。他一方面坦然承认自己想早点自由，想早点回家，因此承认自己“低估了政府的容忍度”，承认自己扰乱了政府定义的“公共秩序”。答应出去后跟许志永“保持距离”，多跟家人在一起，写写诗，帮助青年创业，安度晚年。但另一方面，他坚持认为，许志永等倡导新公民运动，不是要国家乱，而都是为了社会进步。的确，王功权没有做烈士，但他仍坚守了良知，如张庆方律师所称，“没做任何歪曲事实和背叛朋友的事”。

就是这样的囹圄自述，也被当局视为救命稻草，迫不及待地通过外媒放风，添油加醋，试图用当事人所谓“认罪伏法”来论证镇压新公民运动的正当性。“新余三君子”案开庭和王功权“认罪”报道，就构成了新公民运动系列案全面亮相前的两场前哨战，即法律前哨战和舆论前哨战。前哨战已如此好看，后面的主戏之精彩纷呈，当然不会有任何悬念了。

但无论如何挣扎，当局都逃不脱困境，镇压新公民运动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又要号称全面实施宪法，又要以仅仅把宪法当真的新公民运动为国家公敌；又要专政的里子，又要法治优先的面子；又要迫害，又要形象；什么都要，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文明，还是野蛮？二者不可兼得，当局必须做出选择。让王功权回家，让许志永回家，让郭飞雄回家，让所有因争取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公民回家，这不是祈求，而是基于天理的律令。需要用全世界公民社会的声音，来一起呐喊。

——原載亚洲周刊2013年12月15日 第27卷 4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