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敦南誠品 誠品書店 eslite bookstore
我退伍後第一個工作，在敦南誠品樓上一家建築事務所，敦南誠品24小時營業，事務所的員工也全天不打烊。公司的電梯就是書店二樓廁所前那個堆放藝文資訊的電梯，不用走出大樓再走進來，所以不管幾點下班樓下書店都開著的陪伴其實很暖，即便不一定是要看書。
周末加班時從員工休息室的窗戶看出去，就是新光銀行階梯外那片小廣場，那時總有些很有風格的皮箱地攤在那擺著，警察也偶爾來抓，那些攤主們都型格滿載，賣些波希米亞風選品，當時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台北最有文化的地方吧(我說的是外面的攤販)。
後來離職後去印度旅行，回來後出版遊記，把這小段緣分寫在書裡自序。
很多事是美好的光鮮亮麗，但就像合身挺拔的西裝一樣，穿著其實並不怎麼舒服，但會得到其他身體不舒服但是精神上的舒服。誠品阿、建築事務所啊、忠孝敦化啊、台北啊、我啊，可能都有這些意味。
後來我每次去敦南誠品，都會習慣抬頭看看六樓是否還亮著，果然，不管幾點都會是亮著的。當然，事務所最近也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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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是為了讓旅途出現的配角

在一個提早下班的周四晚上，我約了J在古亭站的連鎖咖啡店見面，說是提早下班也已經是晚上九點了。J早我七年北上進入職場奮鬥，我想見識他如何治療我的工作低潮，雖然我知道問題只有自己才能解決，但至少能吐出淤積的沉悶，讓J替我分擔一些頭頂污濁的廢氣。

當時我是個菜鳥建築設計師，我的公司樓下有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書店，於是不論幾點下班，我都習慣搭電梯到二樓繞過新書區再從書店正門下樓回家。

晚上九點下班，書店正忙碌，滿是合身套裝和青春制服的穿梭流動；午夜十二點下班，還在看書的夜貓族多了一點雅痞味，不是精心打扮的時尚潮男就是飄逸長裙的波希米亞女子；凌晨三點下班，趕不上捷運的人彷彿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窩在書櫃角落，頭低得幾乎埋進了書頁裡；天亮六點下班，書店裡總有幾個穿著運動短褲的結實身影，我羨慕他們怎能過著早起運動兼閱讀的健康生活。而周日的凌晨四點是書店人最少的時候，可能連失眠者都乖乖上床哀悼著Blue Monday的到來。

我每天早上九點上班，但總不知幾點下班，還好書店像便利商店always open，滋潤我乾枯的下班風景，讓沿途不會只剩下計程車窗外一片漆黑的仁愛路。但我還是不喜歡熬夜隔天一早下班時，與早起上課的學生搭同班捷運，稚嫩的臉孔大大地羞辱了我的哀怨、醜陋與無能。

超長工時只是磨練我甘之如飴，我試著檢視起自己不快樂的原因。從我提出辭呈到離開的一個月之間，我的老闆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過，於是我才找到了答案，原來我們在對方眼裡都只是空心的體積，不再需要彼此的存在。看似綺麗的書店風景其實並不愜意，襯衫硬挺的領子總要沉重的黑西裝鑲在邊上才顯得亮白。我會留戀樓下的書店。
　
J一邊嫌咖啡好甜，然後說，去印度。
　
離職兩周內，我備妥簽證、腸胃藥和防蚊液，還來不及打預防針，出發。

出發前，除了刻板印象以外我並不認識印度，更別說文化熱愛。我只知道在印度一百元台幣就可以住上一晚，只知道沒多少存款也夠我離開台北好一陣子，知道那是個全然異樣的世界，習慣無法延續的國度，印度在台協會還給了個曖昧的關鍵字「Incredible！」。不了解也好，就完全縱身於陌生的旅行中，讓結果預留給一場實驗。什麼流浪、什麼夢想、什麼壯遊，這些浪漫的語詞都用不上，就單純只是一趟旅行，頂多稱為「長期的離開」，而離開除了距離的營造外，更建立於異樣之上，而未知就是再正確不過的異樣了。對初學者來說，至少要一個月才稱得上是長期旅行，當數字從1到31都輪過一次後，又開始重複時，「幾天」開始有些無法承受如此的時間分量，於是單位以「月」計後模糊了天與天的界線，才開始出現忽略歸期的度日生活氛圍。

朋友們以為印度是什麼龍潭虎穴，還號召了幾位好友為我辦場行前餞別會，我們幾個在合租的公寓裡大口大口吃著貧窮廚房煎出來的牛肉，C借我他的舊筆電，T借我登山包，L給我他從台南鹿耳門求來的媽祖平安符。早上七點的飛機，半夜就得從台北出發。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們幾個人和一個大背包塞進一台小車，在凌晨四點前往桃園機場。我負責和司機聊天以確保他的清醒，其他人肚子裡的牛肉正發酵，躺在後座昏昏欲睡，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去印度會不會拉到脫肛？會不會被騙到脫褲？會不會吃咖哩吃到吐？音量愈來愈小，愈來愈小。清晨五點天還沒亮，車子靠右切進國道二號，方向燈答答答的聲音清脆地在耳裡獨奏，我腦中閃過忠孝敦化還沒熄燈的六樓事務所和二樓書店，鬆了一口氣。我精神很好，告訴L：「我要去印度了。」

到了機場，離登機還有一個小時，我拿出筆電連上無線網路，在自己的部落格留言：「到印度去，五月十一號回來，希望回來的時候一切都不一樣了，我也是，台北也是。」

女歌手唱出「旅行的意義」以後，旅行好像變得萬能也令人心虛。圓夢、療傷、放空，似乎每個人都得為辦公桌前的空位想些理由填塞。離開加移動等於旅行，我為了旅行而旅行，為了移動而移動，為了離開而離開，「景點」是為了讓旅途出現的配角，於是我把自己放進旅途中，印度以下，風景以上。我，卡在印度風景之間，練習，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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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印度以下，風景以上。》by 船橋彰，2011

Netherlands On Line 11/3

* 歐洲的城市化率已達到74%。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發佈的全球人口數據顯示，2018年荷蘭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05.9人。人口密度如此之大的國家，是如何進行城市管理，讓城市的街區成為滿足民眾各式需求的「快樂街」的呢？

有限的城市空間，騎車的朋友們一定受過這種「委屈」：自行車車道比平常車道窄很多，而且吸旁邊的車子尾排氣。

2014年的歐洲可持續主題周上，一群拉脫維亞的青年舉行富有創意的街頭抗議，打響自行車城市道路的爭奪「反擊戰」。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的街道上，這群青年扛著全比例汽車骨架騎上車道，展示了汽車佔用的空間遠比單獨的一輛自行車所佔的空間要大得多。

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素有歐洲"自行車之都"的稱號。數據顯示，阿姆斯特丹的居民自行車使用率過去20年內提高40%，全市人每天騎行合計約200萬公里。市中心68%的出行方式是騎車，但僅有11%的交通基礎設施空間分配給自行車。

相反汽車佔據的基礎設施空間卻是自行車的4倍。2016年，荷蘭人開創性地設立了全球首個"自行車市長"一職，試圖解決日益嚴峻的自行車擁堵與停車難問題。

荷蘭努力吸納孩子們對城市建設的意見，今年7月，荷蘭阿姆斯特丹選了10歲的阿米·塔赫里（Armin Taheri）作為新上任的「初級自行車市長」。這位「小市長」很有想法，他希望打造一個更適合兒童騎車的城市——為智能化的自行車道增添一些創意元素。

此前在NEMO科學中心舉辦的一場關於自行車展覽的開幕式上，50名參賽選手受邀，根據自己的想法創造模型。塔赫里作為參賽者之一，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表示，「自行車道上有傳感器，如果有人在騎車，可以自動播放音樂，夜晚就點亮燈。這樣也許會讓人們更願意騎自行車，也能在騎車的過程中更有趣和安全。」這個提議最終讓塔赫里獲勝，阿姆斯特丹監督交通事務的市議員迪克斯瑪（Sharon Dijksma）宣佈將努力把這個計劃變為現實。9歲的前「市長」洛塔·克羅克授予了塔赫里一個由改裝過的自行車鏈製成的市長制服領子。

比賽亞軍得主麗茲（Lizzy Stroo）和亞當（Adam Belbah）的想法也得到了肯定，麗茲想要開闢特殊的自行車路線來教孩子們安全地騎車，亞當則主張建立一個以自行車為基礎的兒童遊樂園。

除了改善自行車道以外，荷蘭人還為自行車打造遮風避雨的港灣。

曾經荷蘭東北部城市格羅寧根的中央車站前面停滿了自行車，不僅不方便行人進出，事實上，也不方便自行車的存取。

2007年，為了解決格羅寧根的自行車「停車難」，不同於修建單獨的停車樓或停車廣場，設計師採取把停車場放在下沈的空間里，在上面覆蓋一個廣場，以達到解決停車問題和改造火車站廣場的雙重目的。格羅寧根車站的這一自行車停車庫是最早的大型自行車停車庫之一，也是荷蘭最大的自行車停車庫。當年停車庫開放時，可容納4000多輛自行車，加上其它停放空間，可以容納約6000輛自行車。

隨著火車、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旅客的數量繼續快速地增長，幾乎有一半的乘客是騎自行車來到火車站的。就在今年，烏特勒支中央火車站開放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車存放處，這個存車處有12500個自行車停放位，現在，乘客們可以將他們的自行車停放在荷蘭最大的火車站的站台附近。

荷蘭基礎設施、公共工程及水管理國務秘書範豐霍芬(Stientje van Veldhoven)說：「這個自行車存放處的規模，顯示有很多人——特別是上班一族——已經發現了自行車是對抗道路繁忙的秘密武器。」她表示在未來荷蘭將會繼續投資，讓騎自行車變得更加便利和安全。

* 每年10月下旬在荷蘭埃因霍溫舉辦的荷蘭設計周（Dutch Design Week，簡稱DDW）是歐洲北部最大的設計盛會。今年的展期為10月19日至27日，400多場展覽、講座、討論會、頒獎禮、音樂會、發佈會……如火如荼地召開，2600多名設計師參展，展館遍布埃因霍溫全市近120個地點，共接待超過35萬來自全球的參觀者。

在設計周核心展區之一的鍋爐房廣場(Ketelhuisplein)上，矗立著一座美輪美奐的圓形建築——生長中的館(The Growing Pavilion)，該館完全由被譽為「未來的混凝土」的生物基材料建成。展館地板的材料為香蒲，天花板為棉花，外牆則為菌絲體。設計師通過刻意延長菌絲體的成熟週期來獲得特殊的紋理效果，一種具有生物有機體肌膚特色的質感與色澤，帶來震撼人心的感官體驗：它是活著的！

生長中的館是循環與生物基建築大使館的一部分。該大使館以鍋爐房廣場為中心，延續去年循環大使館的使命，關注如何推動建築業從化石基經濟向生物基經濟邁進。

荷蘭設計周上，Atelier NL設計的長凳所用的材料全部取自今年六月暴風雨襲擊埃因霍溫時被摧毀的樹木。設計師將這些樹縱向劈開製成長木板，疊起時用小木栓隔出一定空間助其乾燥。每條木板的末端都印有編號，有心的參觀者可以據此查詢，瞭解更多有關該樹生前的信息，如樹種及其原先栽種的地方。

毗鄰生長中的館的是一個巨大的木結構露天平台——生物大本營(Biobasecamp)。平台的地板由模塊化的正交膠合木建造而成，拆除後可再次使用，支撐柱則是因老化而被淘汰的高速公路行道楊樹的樹幹。

生物大本營的設計者Marco Vermeulen是木建築的積極倡導者，甚至提出荷蘭的住房短缺問題可以通過建造木房子解決。荷蘭有14萬公頃的可砍伐林，每年所提供的木材足夠建造2.2萬棟房屋——由此推算，有望在45年內完全不依賴鋼筋水泥徹底解決住房短缺問題。

用木材取代混凝土是全球建築業的新趨勢，可以大幅度降低施工過程中的二氧化碳和氮排放。不僅如此，木材經濟價值的提升鼓勵人們植樹造林，進而改善環境。這種良性循環模式並不只是夢想：離埃因霍溫不遠的布拉班特楊樹林景觀就是為給木屐和火柴工廠提供原料而形成的。

本屆荷蘭藝術周的主題是：此時不做，更待何時？(If not now, then when?)明顯接續去年的主題：我們不做，更待誰做？(If not us, then who?)。在設計周上，設計師們擔負起了喚醒社會關注，帶動政府、企業、民眾參與，推進循環商業模式的責任，他們以旁觀者的角度審視我們的社會，率先發現社會中存在的環境問題，進而以設計本身引導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方式，認識循環經濟的重要性。

*荷蘭最大的電商平台Bol.com10/30單獨開設了一個可持續商品的頁面，消費者可以買到多達6500種的可持續商品。

Bol.com的總經理Huub Vermeulen在接受採訪時就為公司定了個「小目標」：要在2025年實現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而且是要保證從商品到倉庫、再到送至消費者手中，這一整套流程都要實現零排放。

總經理Huub說，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Bol.com努力的第一步是要為快遞包裹「瘦身」，以便每次可以運輸更多快遞。通過用再生塑料袋代替紙箱子來縮小包裹、減輕體積。而且，Bol.com還在與PostNL（荷蘭皇家郵政公司）開展合作，正在進行用電動車來送貨的測試。

Bol.com為自己設定的這個目標無疑是一項不小的挑戰，但作為荷蘭線上購物的巨頭公司，不論是零排放還是可持續商店，皆為此行業展現示範作用！

* 「霧霾餐具（Smogware）」，是荷蘭獨立建築師Iris de Kievith和設計師Annemarie Piscaer一起製造的「黑色幽默」，由粉塵顆粒物煉製而成。顆粒物是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和液體顆粒，如煤煙、煙塵、粉塵等。

據AQLI報告稱，從全球來看，1998年至2016年間全球顆粒物污染加重，導致人均預期壽命減少約 9個月。

設計師表示，這樣的漆黑色餐具需要一位鹿特丹市民在85年內所呼吸的顆粒物才能製成。這85年內吸入的霧霾搖身一變，成了餐具，你可以吃得下餐盤內的食物嗎？

十月十八日北京國際設計週期間，荷蘭駐中國大使館舉辦了以「your case, my case」為主題的七場跨文化設計工作坊。有一場工作坊的主題便是：霧霾餐具。

Iris 和Annemarie説：Servies在荷蘭語中是餐具的意思，Vies在荷蘭語中是灰塵的意思，這是她們之所以把項目命名為Servies的緣由——由灰塵變成的餐具。同時由於與科學家、政策制定者、居民的合作，Servies也是一個重要的跨學科項目。

兩位荷蘭設計師首先介紹了她們行李箱內的物品：Smogware刮片（用於刮灰塵、收集灰塵），顯眼的明黃色工作服，以及口罩、抹布、黃手套。

灰塵特別薄的時候，還可以用肥皂水收集，工作人員需帶上手套洗抹布，等到肥皂水乾燥後再把灰塵收集起來。

等到收集的工序全部完成後，再把顆粒物倒入試管。

她們帶來的霧霾餐具陶片樣品，一片又一片，陶片的顏色越來越深。

越淺的顏色，顆粒物的量越少，所需用的製作時間越短；越深的顏色，顆粒物的量越多，所需用的時間越長。」所以，用85年內呼吸的顆粒物所製成的陶片，自然是接近於純黑色。

Annemarie觸摸陶片。從上而下，指肚的觸感由粗糙變得越來越順滑。使用者這才會切身體會到：10年、20年、25年……85年，每個陶片代表著同樣的時間長度；而即便是同樣的時間長度，要由灰塵（顆粒物）煉製出一個個霧霾餐具成品，正是我們一生呼吸的縮影。

目前荷蘭鹿特丹市民10年可吸入大約1克顆粒物（灰塵）。產生1克顆粒物的污染，鹿特丹市民只需要——吃5個雞蛋或4頓肉食，3個月內，每天吃一份奶酪，又或是5天連續開汽車（平均每天10公里），在火爐燃木20分鐘。Iris說到，如果鹿特丹沒有顆粒物，市民的平均壽命將能多14個月。

Annemarie在談到項目初衷時說到，做這個作品的部分緣由是為了孩子；讓下一代生活在更美好的環境。「Everything has a value, even dust. From dust to dust.」每一件事都自己的意義，哪怕是一粒微塵，哪怕是一粒微塵。

* 荷蘭推出食物「魔盒」，對浪費說NO！

瓦格寧根大學的相關研究表明：在荷蘭生產的食物中約有三分之一都被丟進了垃圾桶，荷蘭每天浪費的食物能達到500萬公斤，平均每個消費者每年會扔掉41公斤的食物。

荷蘭人已經發起了數百項反對食物浪費的倡議，其中有一個創意的做法是反浪費的 「魔盒（Magic Box）」項目，麵包店、飯店、超市等等都可以將沒有賣出但仍可以食用的商品放進「魔盒」，目前荷蘭有2500個「魔盒」提取點。消費者可以通過應用程序來尋找附近有哪些餐館、超市在出售「魔盒」，然後以食品原價的三分之一購買一頓美餐。

據調查， 35%的人表示註冊「魔盒」的原因是對食物浪費的現狀感到擔憂。大約25%的人表示這種「盲買」能帶來驚喜，你永遠不知道今天會買到裝著什麼食物的「魔盒」，是不是都治好了選擇困難症～還有20%的荷蘭人是被優惠的價格吸引而來。

「魔盒」應用上架以來，已經幫助荷蘭人節省下了約120萬頓飯的食物量，為消費者樹立意識、對食物浪費說「NO!」

文明的力量 1949-2019

9月2日「花園裡有一顆雞蛋」的短文發表後，除了人民日報、央視等等眾多國家級媒體強烈反應之外，數萬的大陸讀者翻牆過來閱讀、怒罵，我才發現，雖然海峽隔絕，臉書禁止，這個「個人小客廳」裡所寫的字，大陸讀者其實是可以看見的。兩萬多條留言，90%來自翻牆的讀者，語言粗暴者不少。

沒有關係，粗暴往往是因為不了解，而不了解往往是製造出來的——牆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不見，使人無知，使人粗暴。

十月一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七十年前，飽受戰爭和天災蹂躪的中國宣告重新出發。這一天，幾億人將臉龐轉向清晨的陽光，夢想一個休養生息、民安樂利的未來。

在習先生升任總書記提出「中國夢」這個願景口號之前兩年，2010年8月1日，我在北京大學演講，主題就是「中國夢」。

那是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和中國大陸讀者面對面的溝通。當天，到我踏上講台前十分鐘，主辦方南方週末和我自己都還不知道會不會被現場通知：演講取消。甚至在極其緊張、恐懼的氛圍裡，踏上了講台，演講開始了，我也都準備隨時突然斷了電。

那是十年前了。此後不曾再有那樣溝通的機會。

演講後來整理出逐字稿，在廣州南方週末和台北聯合報同步發表。南週版本有一點點刪減，已經極其不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把這篇講稿找出來，讓願意思考的讀者在這樣一個意義深沈的日子裡，做一點深沉安靜的、獨立的思考。

讀了講稿你也許還是憤怒的，或者更憤怒，沒關係，憤怒之餘，沈靜片刻，想一想很多事情的「為什麼」，那麼你的初心，就越過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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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編按
二○一○年八月一日，龍應台應邀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發表演說，現場擠進滿座一千八百名聽眾。
主辦方一直擔心演講會被臨時取消，但結果順利舉行；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

在「中國夢」裡長大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播放歌曲）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年代進入六○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播放歌曲）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縈，不是「中國夢」嗎？

我們都是名為「弘毅」的孩子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裡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裡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台灣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牧民篇》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衛東」，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裡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周語上》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低頭看見腳下的泥土

這個中國夢在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裡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想牧神，多毛又多鬚
在哪一株甘蔗下午睡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自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播放歌曲）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

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作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

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播映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卸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

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裡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新聞局長是宋楚瑜。

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汙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會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產生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誰在乎「血濃於水」？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因為開闊包容，所以柔韌長遠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

一九八六年八月，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朗讀一九八六年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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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http://blog.sina.com.tw/alexchuit/article.php?pbgid=99354&entryid=594875&

全文收在《傾聽》，印刻出版。

圖：湖南——父親的故鄉，LYT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