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同時收到嚴力從紐約寄來的/一行30年特刊/，美國詩人張耳在台灣秀威出的/詩集離你最近/， 這本詩集的詩與插圖好可愛呀！可惜沒有簽名。洪君植、嚴力 的獻詞名單漏掉海子。他曾與我同時出現兩期。
年初嚴力邀我寫一篇回顧文，已收入/一行30年/，文章如下>>>
當初寫下了那一行詩 顏艾琳
他媽的──觀「星星十年展」有感馬德升的「國罵」前衛表演
100
（他媽的）
譯：他媽的一百次方。哎！實在很過癮的事……
１９８９年３月於臺北

這是一首標題叫「他媽的」的詩，當年正閉關重考大學的我因杜十三的一通電話，跑去漢雅軒藝廊看「星星十年展」。這大概是20歲的我所經歷最有趣的一件事，因為再來就讀書讀書讀書，模擬考模擬考、再來就是64發生了，再來還幫媽媽處理爸爸的婚外情…7月上陣趕考大專三場，如此動盪的春夏兩季，我竟也考得不錯，台灣大學中文系夜間部、淡江大學、東吳大學…等十二個科系，後來決定讀輔仁大學歷史系夜間部。
去看畫展前，有看到報刊報導黃銳策畫的「星星畫派」，其對大陸當時的重大影響力，此展前後在香港跟台北的漢雅軒展出。我完全沒想到能見到其中的幾人。尤其看到馬德升現場的行為藝術，坐在輪椅上的他充滿爆發力，配合著背景的影像，馬德升激烈的手勢跟從丹田發出的一連串國罵，在封閉的展室裡迴盪一股氣旋，我覺得有趣又震撼。
表演結束後，還是文學小太妹的我混在白靈、杜十三、好像還有張默伯伯等創世紀前輩們，跟馬德升拍了照，聽他們聊剛過去的十年，大陸文藝發生了哪些大事？小孩子哪懂這些？什麼芒克、北島、嚴力、阿城、艾未未名字聽了也沒放心上，但是回家後，還在回味著認識一個對岸前鋒畫派的興頭上，就寫下這首很直觀的一行詩：
100
（他媽的）
要知道在當年，星星畫展很可能是我首次接觸到的大陸先鋒藝術。
說是一行詩，標題、註釋卻又說明了寫詩的背景跟心情。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想也沒想，就在埋頭閉關苦讀大考前，花了很貴的郵資（可以買一本詩集的代價），給它投到嚴力創辦的《一行》詩刊了。
沒有網際網路、打國際電話貴到嚇死人的年代，就這樣在某一天，信箱出現一本頗大開本的《一行》。在1990-1992年期間，我陸續打開郵封，翻看著《一行》，讀著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陌生詩人作品：芒克在北京、王家新曾在英國跟北京、李笠那時應該就在瑞典讀書、桑克在北京或哈爾濱、默默在上海、曾宏在福州、張耳跟嚴力跟王瑜大姐以及秦松都在紐約、非馬前輩一直在芝加哥、伊沙在西安、孫文波在四川、愛攝影的莫非也在北京、韓東在南京、還是黃凡的黃梵是江蘇、楊克在廣州、筆名程步奎的鄭培凱在紐約教書、還有海子曾經與我同時出現兩期；也有台灣詩人夏宇、陳克華、零雨、楊平、張國治、田運良、何光明、鄧秋彥等。
識，不識、熟或仍舊陌生、在或不在世，當我多年後每每翻閱手上這六期《一行》，想起因為寫詩，在1989年之後，竟然認識了其中那麼多的詩人，甚至成為好友，這一切緣起都要謝謝嚴力。更因為《一行》30周年，我才有機會回想1989年發生的一些事。
2017.5.14 定稿

真人與神化｜知史百家

安煥然

「在馬六甲的三寶山下，鄭和石像靜置於路旁一家汽水工廠內，為華僑緬懷鄭和所訂制。這個曾是萬人船隊的駐扎之地，如今雖已荒冢壘壘，卻見證了華人在此的歷史足跡。」

這是台灣《經典》雜誌編輯李菁菁在《海上史詩──鄭和下西洋》書中撰寫〈馬六甲的鄭和餘韵〉一文的引言。

鄭和是回教徒嗎？還是佛道信徒？若是回教徒，華人是否就不能膜拜他？鄭和有沒有住過三寶山？三寶井是鄭和掘的嗎……

《星洲日報》記者來電問詢這些事，我有點慌亂。要談的是歷史中的鄭和，還是華人理想中，神化了的形象？真人與神化之間，該如何議論？

李業霖說得好：（東南亞）華人眼中「鄭和已成了一個半神的人物」。「這是因為鄭和在下西洋的過程中，克服了許多困難，所以一般人認為他神通廣大，無所不能，而其影響層面的深廣，從幾個傳說得以窺見。」

鄭和下西洋可謂是明朝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大盛事。其船舶之大，隊伍之壯，為歷代之盛，但論及鄭和下西洋，必探知其本質為何。事實上，鄭和是奉明成祖之命而下西洋的。這時的明代中國同時實施著海禁令，禁抑民間海商的私自出洋。鄭和下西洋很大程度是當時明成祖所主導，一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官方組織大規模「走出去」的海洋活動。以禮治和平的方式，靠「德」與「威」的氣魄，鄭和下西洋招諭海外諸國前來中國，主動擴展了中華朝貢體制的內容。

鄭和船隊氣勢不凡，消滅舊港華人頭目陳祖義，扶持和護衛滿剌加，壓服鍚蘭王，縱橫於印度洋。如馬歡《瀛涯勝覽》所云：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其人物之豐偉，舟楫之雄壯，才藝之巧，蓋古所未有。」但鄭和也曾在爪哇，因訊息掌握不足，適逢東西王內戰相攻殺，卻貿然上岸東王治所，而被西王兵斬殺了170名鄭和隨部。

鄭和出身伊斯蘭教哈芝世家，曾在泉州伊斯蘭教聖賢墓行香，在清真寺祈禱以及奏請重建南京禮拜寺。但他為了完成航海的壯舉，安撫崇奉佛道的大部分船員，亦曾施財印造佛經，也曾祝禱航海女神天妃娘娘。

1911年在斯里蘭卡的迦里，發現了一塊石碑。這是當年鄭和所遣送過去的。有意思的是，這塊石碑刻有漢文、淡米爾文和波斯文3種文字，3種文字的內容不相同。碑面上的記年是永樂七年。漢文部分說的是要在佛寺供奉，以感謝航海的安全，並祈求未來一切無恙，並記有當時的供品和布施的清單。淡米爾文內容是說，中國天子為贊揚印度教的保護神維什努而立碑。波斯語的碑文卻說立碑是為了阿拉之神及伊斯蘭教的聖者。

對此，擅於評寫歷史人物的陳舜臣說：「一塊石碑中，以3種文字刻下它分別是為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這不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嗎？鄭和本身雖是回教徒，但將近3萬名的艦隊官兵應該都是佛教徒，而錫蘭當地的居民則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進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須通過各種宗教圈，其統率的人不具宗教偏見，這非得有寬容的人格不可。」「鄭和的人格，無疑是由忍耐與達觀所形成。這使他得以遠離偏見。正因為永樂帝相信鄭和與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能順利交往，所以才會任命他為艦隊的總指揮。」

鄭和是偉大的航海家，為中國的海洋發展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然而他又是一個從小就被去勢，失去男性機能的太監。在明太祖明訓嚴督宦官的祖訓下，弔詭的，有明一代卻是宦官極度亂政的朝代，深受士人蔑視。鄭和的地位與功績，曾一度被湮沒。大航海行動停止之後，當時的正直官僚劉大夏把官藏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記錄藏匿起來，甚或盡為燒毀。這是何其荒謬之事。

在本地華人眼中，鄭和是偉大航海家，也是一個賜惠、傳播高文化種子予斯土的聖賢；是開拓斯土的先驅，也成了斯土的保護神。鄭和是華族的驕傲，亦是華族的哀歌。三寶山的哭泣，鄭和像的孤寂，民族自尊心的擁護與受挫，如同華人史的悲命。

於此，我們談的，不再只是一個歷史人物。鄭和是一個圖像，一個感情豐富，如同極其複雜矛盾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圖像。我們的喜和悲，憤怒與歡笑，往往就在這半人半神的圖像中時隱時現著。

歷史與神話之間，其實就是如此這般的有趣與荒謬。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一個偉大時代的終結｜知史百家

安煥然

明朝停廢大規模的航海活動，是中國海洋事業的一個大撤退，一個「偉大」的航海時代終結了。

明代中葉以後，中國船隻在印度洋，基本上已是消聲匿跡。即使是在東亞和南中國海域，亦不再有當年鄭和出航的那種壯舉。取而代之的是中國民間私商新勢力的崛起。此時，官方的海禁政策擋不住民間私商冒險的出海，亦商亦盗滄海間。惟，同樣都是出海，後者已不是鄭和下西洋時的那種形態和性質。

明季之「真倭」、「假倭」，諸如曾一本、林道乾、林鳳，乃至鄭芝龍等，這批海商兼海盗集團，雖然展現他們在海上的活力，卻已不是宋元時期官民結合機制下的商販活動。船隻方面，在缺乏正常化的海外貿易環境下，中國海上私商不再有像當年鄭和船隊那般造建碩大的寶船，反而改為向中小型帆船發展，以便能更為快捷、靈活的逃避明朝官兵的追擊。

明朝政府何以罷廢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明中葉以後，不論明朝皇帝主觀意愿上是想要抑或不要，明朝的國力已是不能再承擔。這與明中葉以後採取緊縮性的海外政策有關，也與明朝本身國勢的衰弱、官營手工業的衰敗有關。

當年，如果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是很難成功進行的；如果沒有「威」（強大的國力）為後盾，鄭和下西洋怎能那麼順利，怎會有那麼大的成效。這種情形，就好像今天中國的強大，才是中國在國際間立足所必須之後盾。現實就是如此。光靠幾句儒家教化的格言，不過是外交辭令緣飾門面的文化光環，是不足以立足世界的。

然而，自從明成祖第五次親征漠北，死於軍中，此後，明朝國勢日顯困窘。明宣宗兵撤安南，是必然的結果。北方外患加遽，正統十四年（1449）明英宗親征，在土木堡之役反被敵人俘虜，成了階下之囚，國體喪盡。這時的明朝已是無暇再編織綺麗浪漫出海招諭的盛世大夢了。

明成祖死後，明朝官方的動員能力也大為減弱。即使是宣德年間，明宣宗為了派遣鄭和進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的下西洋，曾做了最後的努力，下令征召潮廣、江西二都司及直隸鎮江諸衛的2萬4千名兵員，充當鄭和下西洋的海軍人員，把當時的運糧軍官調發往營造下西洋的準備工作。鄭和第七次下西洋，雖完成使命，但在這期間，也引發了為參加下西洋做準備工作的官軍們紛紛畏難逃跑的事件。

明中葉以後，明朝官營手工業也日趨衰敗。官營手工業的匠戶逃亡者眾。就算明朝政府如何諭令挽救，也徒勞無用。當年建造下西洋寶船的官營造船廠日漸蕭條。建造鄭和寶船的龍江造船廠在明初有400多戶的造船匠，他們最初的待遇還算不錯，後來卻江河日下，常有賠補之累，許多造船匠生計陷入困境，紛紛另謀生路。到嘉靖九年（1530），只剩下100多戶船匠，匠戶減少了四分之三。

官營造船的質量下降，船廠腐敗經營，欺隱侵匿，貪污成風，偷工減料也普遍存在。作為下西洋主要物資基礎的官營基盤已動搖，若縱有「再世鄭和」，又怎能再掀壯舉？

大規模下西洋所需的費用，對明廷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早在永樂末年，對鄭和下西洋之壯舉，國內朝中已有反對聲浪。明成祖死後，仁宗即位，就「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宣宗時雖復行下西洋之舉，卻也是最後的一次，至正統年間又復禁。

成化年間，宦官為了討好迎合皇帝，向明朝國家檔案部門索取「鄭和出使水程」的資料。當時的車駕郎中（後升任兵部尚書）劉大夏以當年鄭和「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弊政」為由，把「鄭和出使水程」等珍貴航海檔案資料藏匿，甚或銷毀。

劉大夏銷毀鄭和檔案的主張，雖愚不可及，卻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忠義之士」的憂患情懷。歷史常常就是這般的愚弄人。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