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第一案重判9年；國安法庭現「四不像狀態」；「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口號極可能從此成禁語】

香港《國安法》正式落地生效一年後，香港今（7月30日）出現第一宗《國安法》的判決。判決對象是香港24歲青年唐英傑，在高等法院經歷審訊，早前被判「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香港高等法院於今天下午3時宣判監禁9年的刑期。

法庭指出唐英傑的罪名有二，其中「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量刑起點為6年半，「恐怖活動」罪量刑起點為8年，當中兩年半分期執行，終判處9年監禁，同時吊銷駕駛執照10年。唐英傑代表律師隨後表示，將會提出上訴。

此事件起源2020年的7月1日，當天香港《國安法》落地生效，儘管警方拒絕七一遊行申請，大量市民仍自發上街抗議；唐英傑騎著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下稱光時旗）的重型機車，涉及未按警方指示停車並衝向防線，造成3名警察受傷。唐英傑隨後被捕，成為香港第一名以《國安法》被起訴的被告。被捕後唐英傑一直被收押，直到今年6月23日正式於法庭接受審訊。

24歲的唐英傑是餐廳的服務生，他在此案中選擇不自辯，交由資深大律師郭兆銘、大律師劉偉聰代理，劉偉聰此前參選區議員、亦在民主派初選47人案中被控違反《國安法》，目前保釋在外。罪成之後，郭兆銘在求情階段表示，被告在七一當日做了非常非常愚蠢的事，但被告曾經嘗試煞車避免意外發生，並非嘗試去撞死一名警員；被告單身，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在公屋，被捕後他在收押所中修讀英文及管理學，希望出獄後能找到工作維生，現已真誠地為其行為感到後悔。

但法庭不接納所有求情，指出認為此案沒有減刑因素，雖然被告有悔意，但沒有認罪，法庭知道唐英傑是家庭經濟支柱，過往良好品格，但品格和家庭背景不可以用作求情因素。

自27日判決成立後，香港包括律師、學者、媒體都在討論未來「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從此是否將成為禁語，是否在任何場合，以任何方式展示均違反香港《國安法》，目前各方只能猜測，結論仍是未知數。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對《明報》表示，日後如有市民公開呼叫「光時」口號或展示光時標語，「有相當可能構成煽動分裂國家」。

而香港法律學者、民間法律團體法夢成員阿腸（化名）表示，這次判刑相當具體和技術性，法庭沒有就《基本法》中所保障的人權進行辯論，也沒有針對「煽動」及「分裂國家」等控罪元素提出抽象的、一般原則性的總結，而是根據唐英傑揮動光時旗是在七一移交紀念日等具體情境，判決有罪。他預計在司法層面，這次判例不一定成為日後案件的直接參考，但由於法庭沒有就紅線畫出具體界線，反而未來可能讓市民進一步加強自我審查。

​​￭ 有別其他法律的審判過程，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唐英傑案為香港先例

這一次審訊，是香港高等法院對高刑期的案件，首次不設陪審團。

在15天的長期審訊中，控辯雙方的一大爭議點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八字口號是否指向香港獨立的政治倡議，最終由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裁決，在本案語境中，這個過去兩年於港人口中朗朗上口的口號，帶有分裂中國的意思。

在香港法庭過往的高刑期案件中，事實裁決和是否罪成由陪審團做出。針對高等法院初審刑期達7年以上的刑事案件，香港法院過往會組成7～9位市民組成的陪審團，負責裁定不同的控罪元素成立與否，罪成之後，再由法官進行量刑。

從制定過程到執行方式，《國安法》均有別於香港現時法律。它沒有經過本地諮詢、立法會通過，完全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整部法案從消息傳出到正式生效僅僅花了41天，立法過程從未對外公開。

根據港府最新數字，自去年6月30日深夜生效以來，至今年6月底，香港已有117人被以《國安法》拘捕，當中64人被檢控，包括傳媒大亨黎智英、《蘋果日報》多名高層、主筆，不同光譜的民主派政治人物、學者如黃之鋒、朱凱迪、何桂藍、戴耀廷等。另外，包括《蘋果日報》在內的3家公司也因《國安法》遭檢控。

作為《國安法》第一名被告人，唐英傑被法庭宣布不得保釋，在開審之前已遭還押356天。唐英傑後，絕大部分被控《國安法》的嫌疑人均不得保釋。

阿腸指出，除不准保釋外，綜觀《國安法》第一案的審判過程，可見香港國安法庭出現了一種新型態，一種介於「普通法和大陸法之間的四不像狀態」，例如在討論「煽動」等控罪元素時仍沿用香港過往普通法的概念，但此次國安法庭不設陪審團，法官的角色在審訊中極大轉變，從原本中立的裁判員，變為經常親自下場、與控辯雙方討論、盤問雙方證人的角色。

對於《國安法》第一案，律政司一方此前稱旨在「保護陪審員的安全」，指示香港高等法院不設陪審團，改由3名指定法官審理。唐英傑一方曾就此提出司法覆核（指要向行政機關提出合憲性的審查），但申請未被接納。

香港法庭指出，《國安法》創立了「一種全新的刑事審訊模式」，律政司司長的指示屬於強制性質；法庭認為按照《國安法》特殊的法律地位及立法原意，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刑事程序中，即使被告擁有陪審團審訊的權利存在，亦應被廢除。

​​￭ 「光時」定義歷經兩方辯論，但香港法庭一錘定音

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後期，「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一口號經常在香港民眾聚集的時候被高呼。此次案件的審訊焦點之一，在於上述八字口號是否倡議香港獨立，從而指向「分裂國家」。

控方找來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作為專家證人。劉智鵬從中國歷史上的字詞使用切入，「光復香港」意指香港淪陷敵人手中，須奪回香港，包含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意思，並視中國為香港的敵人；「時代革命」則指利用不同方法改變政權和社會系統，借此改變時代，故包括拒絶中港政府的管治。

劉智鵬認為，光時口號有著「穩定的意思」（意為此口號代表著固定的意義）、「沒有其他條件或因素影響時，我認為一般人都會這樣理解」。

與之相對，辯方邀請了香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李立峯作證。兩人從「光復」和「革命」二字的歷史淵源分析，同時採用社會科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共同撰寫專家報告。

李詠怡和李立峯的報告採用焦點小組與抽樣訪問等方式進行研究，訪問了超過400個市民的意見，分析超過2,500萬條網上帖文。數據顯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兩句與「香港獨立」的相關係數分別僅為+0.295到+0.353，代表兩個詞組之間的相關性是「中等（moderate）」。在7月13日至15日的庭審中，李立峯在約兩天半的作證時間中，以大篇幅向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介紹統計學的基礎原理，以及社會科學視角看社會的複雜性。

李詠怡指，民眾對「光時」字眼有不同理解，不一定指推翻政權，亦可指「恢復舊有秩序，及團結熱愛自由的不同年齡人士，為時代帶來改變。」儘管李詠怡強調口號在不同脈絡會有不同意義，而控方則連番追問李詠怡，「光復香港」的其中一種解讀是否為「香港特區落入敵人手中」，李詠怡最終回答：「如果答案只能是或者不是，那我說是吧。」

3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在27日最終裁決，辯方專家的方式未能協助法庭理解「光時」口號意思。判詞中，法官指出兩位專家在報告表明接納「香港獨立」是其中一個與口號相關的概念；判決內容也強調，李詠怡作證時雖說並非必然，但也有承認「光復」一詞能指恢復失去的主權，而「革命」也能指推翻政權，強調他們不反對口號可帶港獨含義。

​​￭ 法庭擴大了「煽動」與「恐怖活動」的定義

針對唐英傑被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成立，法庭認為，案發當天是中央對香港恢復主權統治的紀念日，也是港版《國安法》實施首日，並有反《國安法》示威發生，被告插着「光時」旗騎駛重機，在繁忙街道上來回巡遊展示背上的旗幟並故意違反警方指示，顯示他想吸引公眾注意力。法庭認為，所謂煽動屬「廣泛面向大眾」，「形式不管文章、廣告、演說亦成」。

法庭最終裁決，在當天情境中，旗上光時口號有煽動的「自然及合理效果」，是能夠帶有把香港從中國分裂的意思，也能夠煽動他人干犯分裂的行為；唐英傑理解口號有港獨含義，並故意展示口號與他人溝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至於唐英傑另一項成立的罪名是「恐怖活動罪」，法官的判決指出，被告蓄意騎重機撞向警員，符合「針對人的嚴重暴力」的定義；而且被告公然挑戰「象徵香港法律與秩序」的警方，無疑會引起守法市民對自身安全的恐懼，並擔心香港的公共安全，尤其會令他們覺得一個安全和平的社會將淪為無法無天，「必然會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法官再提到，涉案口號不論是如上述裁定有分裂國家的意思，或者採用辯方的解讀，都屬於一個「政治主張」，因此，被告的行為構成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因而罪名成立。

​​￭ 商人、新聞學者：對判決感無所適從

曾在店內展示「民主女神像」、店鋪曾被警員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搜查的童裝連鎖店老闆周小龍知道判決後，向媒體表示認為判決仍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周小龍說他們只是把標語放在自己店內，沒有插在機車上衝向警察，希望法庭政府清晰解釋什麼「不可以做」。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則反映，判詞顯示，法庭採納「光時」口號只要其中一個含意涉及港獨，已足夠構成違法。他指出法官可以憑環境裁定被告人犯案時的動機，情況會令新聞界擔心，以致損害言論自由。

（判決全文連結：https://bit.ly/3C66Dbx ）

（文／李智賢、溫艾鋒 發自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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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國安法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唐英傑 #言論自由 #報導者

揭秘：秦始皇后宮嬪妃為何在史書上集體失蹤？（三）｜知史百家

李開元、歷史春秋網

（續）

胡亥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賴，近於盲目，也成了他生存的依賴。始皇帝死後，胡亥將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賴，移情轉移到了老師趙高身上，最終釀成了身死國亡的悲劇。胡亥人性中的這樁隱情，隱藏在一個有名的故事當中，這個故事，就是指鹿為馬。

指鹿為馬的故事，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故事大概如下:二世皇帝時，丞相趙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設法預先測試一下。他把一隻鹿獻給二世說:「這是馬。」二世忍不住笑了說:「丞相搞錯了吧？把鹿說成了馬。」他當即問左右的臣下們，臣下們或者沈默，或者說是馬，也有說是鹿的。事後，趙高網羅罪名，將說是鹿的人一一處治。從此以後，群臣都畏懼趙高。

指鹿為馬，已經成為漢語的常用成語，比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這個故事，也廣為流傳到海外，日語中說傻瓜為「馬鹿」，詞源就在這裡。中文以指鹿為馬比喻顛倒黑白，著眼點在於趙高，是基於趙高的行為生出的意義。日語以「馬鹿」比喻傻瓜，著眼點在二世，是基於二世的行為生出的意義。這件事情，作為故事來聽，非常有趣，傻瓜加騙子，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作為歷史來看，非常離奇，難以令人相信真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個歷史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今天的回答是，這個歷史故事，是一個有特殊背景的歷史故事。這個特殊的背景，就是胡亥與趙高之間的特殊關係。胡亥與趙高之間究竟有什麼特殊關係呢？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請大家注意這樣一個問題，趙高為什麼敢於在二世面前如此顛倒黑白，二世又為什麼在趙高面前如同瞎了眼的傻瓜？

胡亥這個人，不善言辭，不喜歡交往，做事無城府而有些莽撞。他一生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信任的人依賴極深，幾乎到了盲信的地步。秦始皇在世時，他對秦始皇就是這樣，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講到的，秦始皇之所以格外寵愛他的原因之一。胡亥的這個特點，在始皇帝去世以後，非常明顯地轉移到他與老師趙高的關係上來。

趙高是始皇帝親自為胡亥選定的老師。始皇帝之所以選中他，首先是出於對他的信任，再就是看重他出類拔萃的才能。趙高早年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秦宮擔任尚書卒史，相當於秦王的秘書，長期在秦王嬴政身邊從事機要工作，後來被嬴政提拔為中車府令兼行璽符令事，就是秦王的御前車馬班長兼管秦王的璽印，可謂是得到嬴政絕對信任的心腹內臣。趙高曾經犯有大罪，蒙毅治以死罪，削其宦籍，秦王嬴政憐惜其才，赦免其罪，官復原職，可見嬴政對趙高的器重。

趙高做了胡亥的老師以後，深得胡亥的信任。始皇帝去世以後，胡亥將對始皇帝的愛戴和信任移情於老師趙高，他以後人生中所有的行動，都是在趙高的指導下進行的，可以說是事事聽從趙高。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出七件事例來說明。

一、 沙丘之謀，二十歲的胡亥之所以上了賊船，偽造遺詔，逼迫長兄扶蘇自殺，是聽了趙高的勸誘。

二、 即位以後，他之所以誅殺兄弟姐妹，斷絕了人間的親情，也是出於趙高的主意。

三、 他曾經有意釋放蒙毅，重新起用，在趙高的反對下，他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四、 他苦惱生命短暫，想享受人生，知心話只對趙高傾訴，將趙老師視為唯一的密友。

五、 他身居宮中，不見群臣，由趙高充當群臣與自己的聯絡人，將趙老師視為自己唯一的代理人。

六、 當趙高幹政日甚，李斯和老臣們上書請求罷免趙高時，胡亥完全不能接受，他在給李斯的覆信中，極力為趙高辯護說:「你們說趙高有擅權生變的危險，這句話從何談起！趙高是仕宦於宮中多年的舊臣，心志不以安穩而鬆懈，不以危難而變易，行為廉潔，處事幹練，憑藉自身的努力，以忠誠上進陞遷，以信義稱職守位。朕甚為看重他，而丞相甚為懷疑他，究竟為何如此？」

七、 在表示了自己對趙高的信任以後，胡亥用幾乎近於哀求的語調請求李斯等大臣不要對趙高多疑，他說:「朕年少時痛失先人，人事上識知甚少，行事上不習治理，丞相年老，來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人世，朕不屬依趙君，還有誰人可以托靠？趙君為人，精廉強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適朕，丞相不要多疑。」他把趙高視為始皇帝死後的唯一依靠，幾乎賦予了兒子對父親的信賴。

正是出於這種信賴，當李斯等老臣堅持清除趙高、勸諫休養息民時，二世選擇了站在趙高一邊，他將消息通報給趙高，下令將以李斯為首的老臣們逮捕下獄，交由趙高審理處置。趙高羅織罪名，將李斯屈打成招，趙高將結果報告二世時，二世高興地說:「如果沒有趙老師，我幾乎被丞相出賣了。」

八、 陳勝吳廣起兵，天下大亂，鉅鹿之戰，秦軍主力被項羽消滅，劉邦軍逼近關中。趙高見大勢已去，發動政變，命令弟弟郎中令趙成(宮廷警衛大臣)和女婿咸陽令閻樂(首都咸陽市長)領軍攻入望夷宮中，逼迫二世自殺。臨死之前，二世與閻樂之間有一段對話，最可以看出二世與趙高的關係。

二世說:「能否見丞相一面？」閻樂回答說:「不可以。」

二世說:「希望得到一郡之地為王。」閻樂仍然回答不可以。

二世又說:「請求得到一萬戶的封地為侯。」又被拒絕。

二世尚存一線希望說:「願意與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待遇比況諸位公子。」

閻樂無意再聽下去，說道:「臣下接受丞相的命令，為天下誅除足下。無論足下如何多說，臣下也不敢答應。」於是閻樂指揮部下逼近二世，迫使二世自殺。

俗話說，死前吐真言。二世一生，看重的是個人生命；死前，他最強烈的願望就是活下去。二世一生，信任的是老師趙高，死前，他的第一個願望，就是見趙高一面。他知道發動政變、逼迫自己自殺的人就是趙高，竟然無怨無恨，只求見一面，他對趙高的依賴，至死也沒有改變。

身為歷史學者，我每讀史書到這裡，總感到驚奇。胡亥與趙高的關係，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師生，私下裡是親友，情結上宛若父子。胡亥對趙高的信賴，幾乎是不可動搖的事情。在這種絕對的信賴中，胡亥已經變成了盲目的傻子，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判斷力，甚至失去了常識上的判斷力。如果我們明瞭這種歷史和心理的背景，指鹿為馬的故事大概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胡亥為什麼會得到始皇帝格外寵愛的原因，也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瞭解。

不過，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寵愛胡亥，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是什麼呢？我認為，可能與他的母親有關。

胡亥的母親是誰？　　

不管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現實中看，如同始皇帝這樣的權勢高位者寵愛幼子，常常還有一個重大的理由，就是在眾多的妻妾中，幼子的母親往往是年輕貌美，最得老夫歡心。妻是新人美，嬌妻幼子好，愛屋及烏的人情，古往今來如此。關於胡亥的母親，史書上完全沒有隻言片語提到，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要多說幾句。

在古代中國，特別是秦漢體制的政治格局中，王后或者皇后往往比較低調，對政治干預較少。待到夫君過世，兒子做了皇上，自己做了太后以後，不但備受尊崇，高調出頭，往往權高位重，積極干政。特別是在兒子年幼即位的時候，太后常常成了施政的中心，太后的親屬們也形成一大政治集團，這就是我們不時耳聞的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權。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權，是世襲王政體制下的制度性產物。

秦國歷史上，始皇帝的高祖母宣太后、養祖母華陽太后、母親帝太后都曾經擅權一時。二世皇帝的母親，在胡亥即位以前默默無名，這可以理解，然而，二世即位以後，也沒有聽說過有關她的任何活動，她的名字也完全不見於任何記載，這就不但奇怪，而且異常了。

我常常說，古史的記載，只有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都沒有記載，都是空白。在如此巨大的空白中，我們往往需要作合理的推想，儘可能地樹立一些識別性的標竿，既提示可能的方向和背景，也留待新的研究和發現來證實、填補、修正和證偽。對於胡亥的母親，我們不妨由此作一點合理的推想。

我們前面講過，胡亥絕對信賴趙高，他收到以李斯為首的老臣請求清除趙高的上書後，曾經回信請求老臣們不要懷疑和加害老師趙高。胡亥在回信中把趙高視為始皇帝死後自己唯一的依靠，賦予了兒子對父親的信賴。這封信見於《史記·李斯列傳》，原話是這樣的:「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在這裡，胡亥提到自己「少失先人」。胡亥所說的「少失先人」，首先應當理解為父親始皇帝的過世；不過，胡亥「少失先人」，也可能包括他的母親更早就已經過世。不然的話，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他的母親還健在的話，應當成為太后，母系一族，也應當為他提供支持和援助，不至於除了老師趙高而外，幾乎是舉目無親，流露出如此巨大的孤獨感。也許，正是因為胡亥的母親在始皇帝去世以前就已經早早過世，所以，始皇帝愛屋及烏，將對早逝嬌妻的愛憐轉移到胡亥身上。也正是因為如此，歷史上沒有留下她參與政治的記錄。

愛屋及烏的秦始皇，特意為胡亥選定了老師趙高。秦始皇之所以選定趙高，當然是看重他出類拔萃的能力，趙高是第一流的書法家和法律專家，也是車技高強的武士和幹練的能吏。另一方面，趙高是趙國人，出身於趙國的王族，他的趙國出身，可能也是秦始皇選他做胡亥老師的原因之一。為什麼這樣說呢？

戰國時代，各國語言文化差異較大，同一國家出生的人之間，交流更為方便。比如始皇帝的母親是趙國人，呂不韋為他找的面首嫪毐也是趙國人。秦始皇選用趙國出身的趙高作為胡亥的老師，或許是因為胡亥從小熟悉趙國的語言文化，選用趙國出身的趙高更為方便？

胡亥生於秦王政十八年，當時，他的祖母帝太后趙姬還在(十九年去世)，趙姬是趙國人，這可能是胡亥與趙國關係密切的因素之一。不過，在胡亥與趙姬之間還有一位人物，這就是胡亥的母親。胡亥的母親，或許出身於趙國？她的趙國出身，正可以將趙姬、胡亥、趙高等趙國元素連接起來，為撲朔迷離的歷史提供一種可能的解釋。

追蹤疑案到了這裡，我們對於秦始皇為什麼格外寵愛胡亥，為什麼考慮選取他為繼承人的問題，可以說有了大致的瞭解，對於誰是胡亥母親的問題，雖然也可以說是樹立起了幾個識別性的標竿，然而，詳細的真相，仍然深藏在歷史的汪洋大海中，無法找到可以引導我們繼續深入下去的線索。對於破解誰是秦始皇的皇后、秦始皇的後宮究竟是些什麼人的疑案，我們剩下的最後線索，就是長子扶蘇了，我們將繼續追查下去。

《秦始皇的秘密》作者:李開元，出版社:中華書局

（三之三，續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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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1949-2019

9月2日「花園裡有一顆雞蛋」的短文發表後，除了人民日報、央視等等眾多國家級媒體強烈反應之外，數萬的大陸讀者翻牆過來閱讀、怒罵，我才發現，雖然海峽隔絕，臉書禁止，這個「個人小客廳」裡所寫的字，大陸讀者其實是可以看見的。兩萬多條留言，90%來自翻牆的讀者，語言粗暴者不少。

沒有關係，粗暴往往是因為不了解，而不了解往往是製造出來的——牆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不見，使人無知，使人粗暴。

十月一日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七十年前，飽受戰爭和天災蹂躪的中國宣告重新出發。這一天，幾億人將臉龐轉向清晨的陽光，夢想一個休養生息、民安樂利的未來。

在習先生升任總書記提出「中國夢」這個願景口號之前兩年，2010年8月1日，我在北京大學演講，主題就是「中國夢」。

那是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和中國大陸讀者面對面的溝通。當天，到我踏上講台前十分鐘，主辦方南方週末和我自己都還不知道會不會被現場通知：演講取消。甚至在極其緊張、恐懼的氛圍裡，踏上了講台，演講開始了，我也都準備隨時突然斷了電。

那是十年前了。此後不曾再有那樣溝通的機會。

演講後來整理出逐字稿，在廣州南方週末和台北聯合報同步發表。南週版本有一點點刪減，已經極其不易。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週年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把這篇講稿找出來，讓願意思考的讀者在這樣一個意義深沈的日子裡，做一點深沉安靜的、獨立的思考。

讀了講稿你也許還是憤怒的，或者更憤怒，沒關係，憤怒之餘，沈靜片刻，想一想很多事情的「為什麼」，那麼你的初心，就越過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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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力量
—從鄉愁到美麗島

編按
二○一○年八月一日，龍應台應邀於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發表演說，現場擠進滿座一千八百名聽眾。
主辦方一直擔心演講會被臨時取消，但結果順利舉行；演講內容談及「美麗島事件」等敏感議題卻未遭官方封殺，深具意義。

在「中國夢」裡長大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灣的我，還有我前後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播放歌曲）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年代進入六○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播放歌曲）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份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縈，不是「中國夢」嗎？

我們都是名為「弘毅」的孩子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台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裡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裡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台灣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牧民篇》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 —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台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幹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衛東」，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裡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國語．周語上》

最後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低頭看見腳下的泥土

這個中國夢在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台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台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於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台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裡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台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於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於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台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
雨落在屏東肥肥的田裡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想牧神，多毛又多鬚
在哪一株甘蔗下午睡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台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台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質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台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自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台灣夢」里程碑：（播放歌曲）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複地叮嚀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　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裡，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後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台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台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於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

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衝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台灣人。

一起作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台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台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後，台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台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誌名字，集結反對勢力。

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播映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卸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台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

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裡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新聞局長是宋楚瑜。

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台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台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註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汙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台灣民主的所謂「亂」會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台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台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台灣的小夢，然後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台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
掌權者是會腐敗的，
反對者會墮落，
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
資本也可能產生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台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誰在乎「血濃於水」？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台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台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於台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願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於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

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於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於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於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遊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淒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後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因為開闊包容，所以柔韌長遠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於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

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

一九八六年八月，離開台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朗讀一九八六年那篇演講的最後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台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裡說話，我心裡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後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裡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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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http://blog.sina.com.tw/alexchuit/article.php?pbgid=99354&entryid=594875&

全文收在《傾聽》，印刻出版。

圖：湖南——父親的故鄉，LYT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