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葉郎每日讀報
#一週大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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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危機驗證了串流的無窮力量」
——Bob Bak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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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絕大多數電影院都處在一片死寂的狀態，竊竊私語的焦慮顯然越來越大聲。

這簡直就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的真人實境秀版。這兩週幾乎每隔兩三天就會有新的報導出爐，各家媒體反覆推演關於大家一直在樹下等待那個人到底哪一天來、甚至到底是不是來這個樹下或是約在其他棵樹下。

那個人的名字叫做天能。


等待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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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救世主天能什麼時候來：

1)The Verge將《天能》比做好萊塢的石蕊試紙，每個人都想知道《天能》第一個下水之後測得的市場水溫究竟是冷是熱。Disney執行長Bob Chapek在財報會議上提到對Disney來說幸運的是《Mulan 花木蘭》暑假上映前一週還會有另外一部大片開路，雖然他沒指名道姓但大家都知道他講的是《天能》。ViacomCBS的執行長Bob Bakish話講得比較保守，說他們會密切觀察《天能》到底能不能真的吸引大量觀眾出門，以確保三週內Viacom自己的海綿寶寶電影也可以成功。至於剛剛從WarnerMedia執行長升任母公司AT&T執行長的甲方當事人John Stankey的說法更為謹慎，他告訴產業分析師說千萬不要期待整個產業可以彈指之間就回復榮景。

2)Forbes的報導則不斷暗示《天能》最好的機會應該是立刻宣布延後上映。作者認為對於七月下旬要上映的《天能》和《花木蘭》來說，幾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延後上映一定會有助於票房提升。《天能》不是既有IP、不歸屬於任何觀眾熟悉的宇宙，而是完全仰賴導演和演員的個人魅力撬動觀眾前往觀賞的電影。也就是說這部電影需要大量、長期的行銷，而時間點應該就是這幾天必須開始。對WarnerMedia來說他們絕對不可能拖到行銷預算通通花下去之後，才在電影上映前踩剎車。如果《天能》現在喊卡，就會拱手把重啟市場的重責大任讓給花女士。所以對於Christopher Nolan和WarnerMedia來說此時此刻正是一個料理東西軍時刻：「賺錢」和「創造歷史」，今晚你要選哪一道？

3)Indiewire似乎掌握了更具體的消息。《天能》太重要，因為《天能》如果死掉，就等於今年整個暑假檔都會死掉。內線消息指出《天能》有可能延後一個月上映，並取代自家人《Wonder Woman 1984 神力女超人1984》的8月14日檔期，這位亞馬遜女英雄則會退讓至年底。該文甚至認為《花木蘭》因為扛了太多週邊商品的責任，也可能延後至更安全的檔期。和Forbes觀點不太一樣的是，本文作者認為《天能》已經是鎂光燈焦點，所以WarnerMedia應該不用急著現在開始投入上映前的行銷活動，並大膽推斷他們還有三週左右的緩衝時間來宣佈《天能》跟7月17日上映日期揮手掰掰的消息。

4)Hollywood Reporter用數學解釋了為什麼《天能》仍然可以在7月17日大有斬獲。雖然7月不一定所有的電影院都可以開，即便開了也可能被政府要求以25%或50%的容量賣票，但數學證明這樣的座位數很可能已經足夠。以史上最賣座電影《Avengers: Endgame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為例第一週全美約4億票房，用9.16美元平均票價來除大約來自4400萬個座位，而實際上美國首輪電影院一個週末就有9000萬個可售座位。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是以往即使最賣座的電影也不會像百老匯那樣場場爆滿。而且《天能》會是當下唯一的首輪電影，意味著它很可能會拿下史無前例的銀幕數，即使只有50%容量也會讓《天能》大展身手。


第一優先：幫串流大戰填子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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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還一片死寂的同時，串流的軍火競賽還在升溫。

Disney日前以令人咋舌的7500萬美元買下百老匯音樂劇《Hamilton 漢彌爾頓》的版權，並計畫在明年10月在電影院上映。結果本週突然傳出 Disney改變心意要在7月將該片上架到 Disney+串流平台上，比原訂時間提早超過一整年。

該片並非像《Cats 貓》那樣是用電影手法拍攝的音樂劇，而是直接在劇院現場紀錄演出過程。但該劇過去一票難求的狀況，讓電影院對於上映計畫十分有信心。 Disney出奇不意地上架串流，殺得電影院老闆措手不及。

但LightShed產業分析師Rich Greenfield認為這個奇襲背後透露出的真正重要的資訊並非Disney準備要調整電影發行策略。實際上奇襲是為了緩解讓Disney一個頭兩個大的Disney+內容荒的問題。

「Disney+是整家公司的未來。但此時此刻瀏覽整個片庫內容會就可以輕易發現原創或新內容真的不太多，除非你家有10歲以下的小孩。」另一個分析師說。

電影院產業因此沒有過度反應，經營者告訴Hollywood Reporter說他們很清楚《漢彌爾頓》從頭到尾就是Disney+需要的內容，和 Universal的《Trolls World Tour 魔髮精靈唱遊世界》跳過電影院直接上 VOD並不全然是同一回事。

在此同時好萊塢少數沒有押寶串流的ViacomCBS後悔了。

ViacomCBS和集團旗下的Paramount是少數好萊塢選擇不要傾全力發展串流的片廠。不像Disney、WarnerMedia 和NBCUniversal把大把大把的銀子投入在跟Netflix對幹的串流軍火競賽中， ViacomCBS的策略是盡可能地專心拍更多電影。

ViacomCBS這個不按牌理出牌的策略是：「與其拿銀子去砸Netflix，不如變成Netflix的供應商，賺Netflix的銀子」。這個讓全好萊塢挑眉的怪策略結果真讓他們嚐到甜頭，不僅在電影市場有斬獲，也在賣電影給Netflix這門生意上有不少收穫，甚至因而成立專門替Netflix這個大客戶服務的製片部門。

至於ViacomCBS自家的串流平台CBS All Access比較像是自家 CBS電視台附屬的裝飾性服務，唯一的招牌節目只有《Star Trek 星際爭霸戰》系列影集（還順便賣給Netflix跟Amazon賺錢）。

然而這波疫情總算讓丞相覺得風向變了。

ViacomCBS 執行長 Bob Bakish最近發現串流顯然比起電影更是大勢所趨，所以開始調整集團策略，預計在今年夏天將整個CBS All Access服務改頭換面，重新定位成為ViacomCBS 集團的策略重心。「毫無疑問地這場危機驗證了串流的無窮力量，所以我們將會加緊腳步抓住這個重要獲利機會」Bob Bakish說。

因此CBS的Star Trek宇宙開始扮演起類似Star Wars之於Disney集團的地位。而且衍生劇集的速度甚至快過Disney。

CBS前天正式宣佈訂購衍生影集《Star Trek: Strange New Worlds》，將由發現號影集中出現過的經典角色Pike艦長、Spock和 Number One三個角色擔綱，並且將會繼承原本星艦影集的基本風格，以一集一集為單位探索新世界，而非發現號那種比較接近Netflix式電視劇的連續性劇情發展。

五年前誰也不會料到 Paramount的Star Trek宇宙會幾乎陷入停擺，反而是 CBS電視台的《 Star Trek : Discovery星際爭霸戰：發現號》會在串流世界遍地開花。分別持有Star Trek的電視和電影版權的CBS和Paramount兩個集團其實同樣是媒體大亨Sumner Redstone所有，多年前在同樣讓全好萊塢挑眉的經營策略下拆分為兩家，幾個月前才經過複雜的股權交易重新整併為一個集團ViacomCBS。也就是說未來兩條Star Trek故事線說不定有機會交疊在一起。

更值得觀察的是 Star Trek宇宙會不會停止替其他串流品牌打工。過去的《星際爭霸戰：發現號》同步賣給Netflix上架，《Star Trek: Picard 星際爭霸戰：畢凱》賣給 Amazon Prime，可是未來CBS All Access角色轉變成為ViacomCBS策略核心之後，《Star Trek: Strange New Worlds》或是另一個楊紫瓊主演的Georgiou艦長衍生節目會不會變成CBS All Access獨家？


電影院空窗期的絕地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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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窗期大戰的主戰場——美國：因為旗下幾乎所有的電影院都處在停業狀態，市佔率最高AMC電影院幾週來已經多次傳出破產的可能。自身難保的AMC一週前才向NBCUniversal宣戰，揚言抵制該公司的電影以報復跳過電影院直接在網路上架電影的「褻瀆」行為。雖然有其他連鎖電影院跟進AMC的抵制行動，但票房市佔率高達40%的Disney也宣布將打破空窗期將未上映電影送上Disney+，AMC等電影院並沒有立刻表態抵制Disney。這場「抵制」大戰中顯然比的是誰的氣長，能有足夠現金挺到最後。

結果手上有近500億美元現金的Amazon隨即向老師舉手說：我！我！

英國每日郵報幾天前報導AMC電影院正在跟Amazon洽談收購可能後，AMC的股價隨即暴漲56%之多，也替眼前的空窗期大戰增添了新的變數。

在好萊塢片廠接二連三把電影直接上架 VOD市場的同時，英國產業智庫Ampere Analysis的專家Ed Border這幾天說提供了讓電影院稍微放心點的分析：

他說 VOD市場在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和南韓等國家都非常強健，產值可以佔到票房的三到四成。可是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等五個國家，加總起來合計佔了全球票三分之一， 而數位零售只佔了他們票房的3.5%。全球最大電影市場中國就是最好的案例：2019年中國市場電影票房92億美元，數位零售只有不到0.9億。

所以他認為疫情過後這些國家的空窗期不僅不會失效，反而會在國家介入下更加嚴格執行。因為電影院票房的市場太大、太重要，而 VOD短期內無法取代。

歐洲方面，法國的CICAE國際藝術電影院聯合會主席Christian Bräuer則認為未來空窗期的辯論一定會更激烈，因為對於電影業和電影院業來說這都已經不是什麼理想主義之辯，而是生存與否之辯。

然後，地球另一端的印度突然擦槍走火：

正在疫情中快速統治全地球的Amazon在印度一口氣買下六部未上映的電影，包含Sony投資的暑假大片：《我和我的冠軍女兒》女主角Sanya Malhotra主演的數學家傳記電影《Shakuntala Devi: Human Computer 》。令印度電影業大為震驚的是， Amzon預備將這六部電影通通跳過電影院上映，直接上架 Amazon Prime串流服務。

上週印度的電影院協會才因為各種謠言不斷，發表聲明希望印度電影業挺下去，千萬不要選擇跳過空窗期。Amazon的大動作等同在印度電影業和電影院業的緊張關係中點燃引信。擁有626家電影院的Inox Cinemas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譴責這種行為（但未指名是誰），同時印度製片協會也發表類似的聲明（同樣未指名是誰）。

Hollywood Reporter訪問到 Amazon的印度負責人，回應也同樣強硬：「我無法評論電影院協會對於空窗期的碩法，因為他們並不是真正了解空窗期的專家。」他們早就在印度試驗過不同的空窗期長度，並認為中長期一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空窗期模式出現。

空窗期究竟是死是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才沒有那麼快分解！）


｜新聞出處｜

5/11~5/17一週大事

Coming Soon to an AMC Theater Near You: Amazon?（https://bit.ly/2LgGj4X）

Tenet is now Hollywood’s litmus test for what happens next（https://bit.ly/2WLVVDa）

Chris Nolan’s ‘Tenet’ Must Choose Between Making History And Making Money（https://bit.ly/2WQLWwa）

Waiting for ‘Tenet’: As July 17 Looms, Hollywood Prays That Summer Can Be Saved（https://bit.ly/2X2RlR9）

Why 'Tenet' and 'Mulan' Can Succeed Even if Theaters Dramatically Slash Seating（https://bit.ly/2Z98j2D）

‘Hamilton’ Moves to Disney Plus, Leaving Movie Theaters in the Lurch（https://bit.ly/2AqOM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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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照堂

歲月嘮叨

年歲大了喜歡嘮叨
新書第一篇就是嘮叨文
非典型.非官方.非業配.非肥皂的非嘮叨 ....

《非序》

這本書沒有照片，就是些文字與塗鴉。這不是序，只是一些喃喃自語或自以為是的的嘀咕與辯詞。
年輕時說過，攝影是一門「遺憾」的藝術，因為我們沒趕上前人拍照的美好年代。而當我們能拍照時，相機沒帶在身邊、來不及對焦、忘了按快門、膠片耗盡、底片曝光等等 … 曾經邂逅或目睹的景象就此消失，怎麼辦？只有拿起筆來，書寫這些遺憾。
即使你拍到了照片，其中的影像若干年後仍然令人砰然心驚或恍然若失，它留住的現實也可能是一種生命的缺憾。
有時你看到或聽到的現象或流言，抑或旁人無法感知的某種幻聽、臆想或夢囈，也得靠書寫或圖繪才能存留下來罷。
回想起來，最早提筆書寫應該算是中學時代的作文與日記，不過這些都是作業，大部分交待了事。在大學念書時，開始喜歡文藝，看東看西，開始寫些短文投稿當時的校刋，多是一些無病呻吟的內容，細節都忘了。
第一篇成文的，應該是「唯烈日不朽」，刊載在《劇埸》雜誌第五期（1965.7）上，當時的《劇埸》譯稿太多，希望國人多寫稿，在黃華成半哄半邀地敦促下，我匆促成稿。
「唯烈日不朽」是一篇類似實驗電影的拍攝脚本，試着想以幾個簡單鏡頭拍部自我折磨、揶揄的片子，當時或想表現一種不安與虛無，但不免流於形式主義，現在讀來像是一個文藝憤青的練習廢文罷。
第二篇在成功嶺受訓時所寫的「詹姆斯•狄恩之死 - 三幕悲壯鬧劇」，這是畫家秦松邀稿，刊在《前衛》雜誌創刋號（1965.12）上。當年正與鄭桑溪老師合辦的「現代攝影展」，跟台北文化圈朋友開始交往，大家常互相約稿，彼此打氣。這是我首次也是唯一寫過的實驗舞台劇，起因於《劇場》時代看了「等待果陀」演出後，心有戚戚就手癢了。不過畢竟自已學疏氣薄，無法寫出貝克特那種酷酷的荒謬感，只好自虧這是一場閙劇。為避免被譏為胡鬧，就加上「悲壯」兩個字。舞台上的角色隱含卓別林、巴斯特．基頓的身段，正經的滑稽，可笑的悲悽，到頭來全是自說自話，聊以自慰。
60年代中期，西皮、花童、反戰、搖滾等青年文化在美國引燃，蔚為風潮，這股風向很快吹到台灣，但畢竟東西方水土不同，台北不成氣候，只能隔岸觀火，看人家吃米粉喊燒。當時《設計家》(1968.9)邀稿，就寫了篇「西皮走路」，並和羅璐珈合翻了一篇「老調牙的西皮觀」。其實，「西皮走路」就是一篇資料的匯整與引介，並乘機將十九世紀作家亨利‧大衛‧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抬出來壯聲勢。其實追根究底，梭羅就是西皮的祖師爺，他鼓吹的「生命回歸大自然」即是西皮的信仰根基。梭羅在「湖濱散記」中寫下的句子，譬如： 「埃及的麥子是從一個木乃伊手裡傳下來，一直到了我們今天的。」、「我們換羽毛的季節就像飛禽一樣，必然在生命之中是一大危機。」、「有些”情況證據”是非常有力的，譬如有時候你在牛奶裡發現一條鱘魚。」、「生活就是清醒。我還沒有遇到一個很清醒的人，要是見到了他，我怎敢凝視他呢？」等等 …. 皆是引人發噱又深省的睿智哲言。
1969年中視開播，我也考進新聞部。那時候直屬長官是張繼高先生，他給了我很大空間去拍片做節目，「新聞集 錦」、「六十分鐘」的播出也頗受年輕人關注與喜愛。當時我將民俗與藝術、傳統與現代、音樂與影像交錯互搭在一起，是很新頴的嘗試，也影響自己日後許多創作與思考。
1973年張繼高創辦《音樂與音響》雜誌，囑我寫些文章，當時他已是古典音樂的權威撰介、推廣者，我對古典東西卻一竅不通，他說你就寫你想寫的。我毫不猶豫的寫了「狄倫文化」，並翻譯一篇很長的「訪問狄倫」，將當時在台灣較少被談及的鮑伯首次大篇幅報導出來。六O年代的狄倫以內省與批判的音樂風格引發風潮，他卻很討厭媒體與記者，「訪問狄倫」是難得接受花花公子雜誌的一篇訪問，尖酸刻薄、嘻笑怒罵，他的回答極盡睿智又脫序，是一篇相當精彩的對答與辯證。由於某種原因無法在這裡刊登，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買一本《音樂與音響》創刊號來看看，或注意我們的臉書網頁上。
早年有人問及他的音樂是要傳達甚麼信息時，狄倫狡黠的說：「將你的腦袋管好，身邊永遠攜帶一個燈泡。」這句話成為許多人的趣談與格言。70年代，狄倫音樂已經成為西方新一代文化的代名詞，這兩篇文章能在以古典音樂為名的雜誌上刊登，老氣橫修中帶點年輕與叛逆，也算一種平衡與進步，後來我陸續又寫了好幾篇介紹新搖滾樂的文章在這個刊物上。。
「進香客日記」是1975年和黃春明跟拍「大甲媽祖回娘家」的隨行札記，這是《芬芳寶島》紀錄片系列第一部，播映後也獲得許多迴響。影片聲光具備，總是比較感性、動情，但也缺乏較冷靜及細微的觀察角度。「進香客日記」嘗試去回述這八天行程中，個人私己的心情感受。文中提及香客、乩童、媽祖、搖滾 … 似乎有點怪異或一廂情願，但卻是我當時的聯想與體悟。今天看許多年輕人跟隨大甲媽或白沙屯媽進香，徒步行軍，就地而眠，跟着神轎又搖又晃地進入廟堂，那種精神和狀態好像跟當年的西皮或搖滾客沒甚麼兩樣嘛！
70年代在電視台上班，偶有機會出國採訪，看見國外美術舘出版的影像週曆很有意思，返台後就想如法炮製一番。「《生活筆記》隨筆」寫的就是編書的構想和一些隨筆札記。那一陣子我會隨身帶一本記事本，看到街頭發生有趣的事、報紙上奇妙的新聞、文學名著上的狡穎彙言、電影或電視劇裏荒謬的對話或傳聞中的八卦異聞等抄寫在筆記本上。當這些斷句短文和一張不搭嘎的照片配對時，有時會產生很奇妙或極嘲諷的指涉或隱喻，文圖交會，意象變得更鮮活、有力。「生活筆記」刊載了許多名人、藝術家的肖像和一些攝影朋友的作品，在七〇年代末連續出了四年 (1977-80)，還外加一本「搖滾筆記」，現在在市面上也絕跡了。
因為編「生活筆記」，曾經到處尋找老照片，有一回在江仔翠朱銘的工作室，翻到他相簿裡一張很吸睛的照片。六個無所是事的年輕人，兩人抱着小孩，一人牽着猴子，三人吸著菸，他們或蹲或站的在通霄海邊留下一幅紀念照。宛如是閩南語歌曲《漂泊的人》、《流浪男兒》般的人生，有些宿命，又顯現大無畏的姿態，他們在沙灘上，直瞪着鏡頭，空氣似乎當下就凝住了，那真是一張象徵青春與流放的人生劇照。後來奚淞將它彫成版畫，林懐民再將它放大當成佈景，編作了《我的鄉愁我的歌》舞劇。「頌輓青春」寫的就是對這張照片引發的片段回憶與迥嚮。
「另一種遺忘」、「另一種注視」是刊載在漢聲雜誌改版的《民間文化剪帖》(1994)系列上，類似「生活筆記」續篇，藉由老照片重新猜臆與思索另一種可能的想像。因為我們善於遺忘，所以必須一再凝視，瞪着每一張臉孔長久，努力將自己拉回當年時空，回到彼時的服飾、眼神與溫度上。一張照片告訴你的可能只是一些細節與表相，許多線索與推敲須靠記憶與想像來追述、補遺。每一次的閱讀都是另一種注視的開始，導致另一種提醒，最後又以另一種遺忘結束。
在歲月的旅途上，我們總會遇上一些不凡的朋友，「四則傳說與印象」是對陳達、洪通、夏曼 • 藍波安與莫那能等這四位人物做的一些轉述與想像。根植於他們對土地、信仰、海洋、黑暗中的護育與抗對，那種殊異的生命基因與歲月歷練，塑造出一則則傳奇。我只耳聞皮毛，簡短書寫只為了向他們致敬。
陳達於我記憶當中，就像是窩在儲藏室角落一只老舊卻發亮的檜木箱子，距離久遠但仍有餘蘊，箱子裡似乎有掩蓋不住的聲音等待釋放。
1971年與朋友去窮鄉僻壤的恆春鄉下訪問陳達，他坐在路邊月琴一彈，蒼老、高亢的歌聲吟唱開來，村民、水牛從他身旁穿行而過，原本寂寥的村落似乎一下子成了永恆的風景。76年有朋友邀他來台北駐唱，我時而跑去找他聊天，聽他唱歌、訴怨，陪他去新店溪畔、關渡河口吹風，但他一直悶悶不樂，台北不是他的家。77年我邀李光輝與陳達見面，聽我簡單訴說李光輝的背景後，陳達隨口唸唱出一個高砂義勇軍在南洋參戰、避難的故事，兩個歲月老人的生命堅毅與滄桑就閃現在他們的眼角與皺紋間，而歌聲在耳際迴盪，諸神無言。兩年後，李光輝因肺癌病逝於台東原鄉，四年後，陳達在屏東楓港遭客車撞擊身亡。我在《生活筆記》(1977)裡刊登了一張陳達仰首高歌的相片以及六張李光輝返鄉歸宗的組照，藉此向他們致意。在《生活筆記》人名索引中，我這樣註釋：「陳達，鄉土民謠歌手。屏東恆春人。他唱的歌讓人想起久遠久遠的故鄉。他把只有兩條弦彈得出神入化，而他的歌聲，醇厚、樸實，有如一把生鏽的鋤頭砍入泥土中，你如果是泥土中的一條蚯蚓，當能體會切膚之痛。」
陳達過身後，我去他的祖厝和新墳探望，陽光與風聲伴隨着冥墓間的亡靈，破舊的月琴孤獨地斜掛在老厝牆上。「思想起陳達」一文是我對他的回憶與想望。
「走唱的生命 – 人間盲歌手」 談的是兩位那卡西歌手 – 金門王與李炳輝，這是超視紀錄性節目《生命．告白》系列中的一集。他們兩人戴着墨鏡，一個揹着吉他，一個抱着手風琴，手搭肩地走過淡水的小街巷弄，形塑了動人的港邊風情。看不見的，就大聲唱出來，盲歌手透過走唱傳達人生的稀微與寄望。
《劇場》年代認識的一些朋友，每位手上都有一面鑼和幾把刷子。「眼淚 、洗手、還我頭來。」是在陳映真(1937-2016)、邱剛健(1940-2013)和黃華成(1935-1996)三位過世時所寫的感念短文。1961年陳映真書寫的短篇小說「那麼衰老的眼淚」、1965年邱剛健發表的詩作「洗手」、1966年黃華成的「大台北畫派宣言」以及1995年黃華成手繪的「還我頭來」，在意念與內涵上似乎就影射了他們三人獨特的性格與命運。陳映真的沉重與憂傷、邱剛健的前衛與淫蕩、黃華成的顛覆及反叛，在台灣文化圈都點燃了一種無人可及的光芒，他們的才情與膽識值得記上幾筆。三個人曾經在《劇場》時代共事，也合作演出過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後來分道揚鑣了，在遠行之日，他們等到果陀了嗎？或者果陀根本就是個騙局？
關於表演藝術，我也自不量力地塗寫了三篇，純粹是觀舞之後的一些遐想。 「旅人」是看了雲門舞集的《九歌》後，對其中一個配角 – 提着皮箱的現代旅人十分感興趣，他在古代的鬼魅神話場景中穿插遊走，還拿着雨傘，到底要幹甚麼？後來一想，他就是林懷民啊，他就是那個時光旅人，一個不甘寂寞、隨時想介入、攪局的外來者。
「那麼衰老的軀體」 是對日本舞踏家大野一雄在《死海》、《睡蓮》演出後的一篇禮讚。這位耽溺於鬼魂、輪迴與末世紀殘像的「暗黑舞踏」宗師，享年103歲，他在1994年訪台演出時已是88歲。這一具可能是舞蹈世界中最衰老的軀體，在舞台上訴說的是關於愛、關於恩典、關於優雅與淒涼、關於胎兒、死亡以及黑暗 …
1995年初，法國舞蹈先驅瑪姬‧瑪漢在台北演出《May B》–一齣以貝克特劇作為靈感的舞蹈，「存在的幽靈」是書寫觀舞後的聯想。一群木乃伊般裝扮宛如風雪摧殘下的流浪者，在舞台上推擠、嘻笑、謾罵、爭鬥，卻也充滿了對生命的愛、恨與憧憬。他們是山姆．貝克特筆下的卑微人物，受傷的心靈訴說着生命的幽微與晦暗。存在，對貝克特來說，就是注視一個人自己存在的努力。貝克特的角色在努力的時候從不孤單，這讓我想到陳達、洪通、夏曼、莫那能、陳映真、黃華成、邱剛健等，努力的人不孤單。
在音樂聆聽上，鮑伯‧狄倫和里納．柯恩是我最佩服的兩位歌手，我常常想，如果狄倫是一把淒厲、顫抖的口琴，柯恩就是一隻沉重、哀鳴的低音貝斯，如果狄倫像一把銳利的尖刀，柯恩就像一塊苦海中的浮木，在憤怒與接納、反抗與包容、哀痛與救贖間，他們徘迴其間，盡情吟唱。「流放的詩人歌手」和「裂縫裡的光」是兩篇對柯恩致意的短文，從詩歌、宗教、政治、禪坐、藥物到情慾，柯恩有他自己的主意與堅持，透過歌聲，他蜿蜒唱出卡繆所說的：「人必須生存到那種想要哭泣的心境。」
關於攝影，過去也書寫不少。「1962 • 夏日」這篇短文從60年代的竹東五指山、板橋、澎湖談起，那些殘缺、無頭、石雕般的青春軀體如何在自己的成長中逐漸成形，從而變成心中的一種招喚與夢魅。那是一個純真、孤絕的年代，處於一種自在又迷茫的追尋過程，現在回想起來，實在又虛空。成長，永遠是一段吸收、學習、尋找與實踐的過程，一邊迷失，一邊憧憬，一邊找到。只是，找到以後又迷失了，青春、光滑的肌膚已滿佈皺紋與斑點。
「另一種言說」是為《另一種影像敘事》中譯本寫的序。這本由約翰‧伯格與尚‧摩爾合著的攝影論述，討論攝影者、被攝者、觀看者之間的環環牽繫，延伸出另一種遊走於紀實與想像間的攝影敘事之道。照片意味什麼？影像如何生成、使用、詮釋？攝影是真實嗎？還是謊言？圖說是理解之必要，抑或是想像力的扼殺？攝影有太多可能與不可能，這本書提出一些探勘與反思，「另一種言說」一文只是在旁邊搖旗吶喊幾聲罷了。
「另一種歲月」是本書收尾篇，2013年回顧展的感謝書寫。那次展出麻煩許多學長、摯友撰文，書寫過去的相處記憶與心情，以及在攝影旅程上一些迴響與砥礪。那些無法化成影像的歲月，那些擦肩而過或已然忘卻的歲月點滴，因為書寫而或顯現微光，「另一種歲月」是向這些友人與記憶揮手並致意。
本書中所附的插圖大部分是60年代的隨手塗鴉，為甚麼會畫這些？大概是書寫已技窮，只能在不成形的線條中找出路，路的末端有光嗎？不知道，繼續找路就是了，一路好走。

( 2018.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