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三月，蔡培火在日本與前總督伊澤多喜男。一個臺籍社會運動者——甚至有些書會將之稱為「非武裝抗日」的志士，居然會在日本跟前臺灣總督見面，感覺相當不搭調。然而伊澤多喜男的風評，確實是較為替臺人著想的總督，據說當時還被在台日人抱怨「伊澤總督是臺灣人」，或許是這樣的緣故，在他卸任之後，林呈祿、蔡培火等人去東京常會找他。

此次會晤伊澤多喜男，伊澤問起蔡培火回臺灣要做什麼，蔡培火說要推行羅馬字，伊澤便建議蔡培火改用日文假名來推行臺語。返台之後，蔡培火就研究如何用五十音改成新式白話字。最後從五十音中採用十九字，五字從華語注音符號借來，從伊澤多喜男其兄伊澤修二發明的符號借一字，他自創三字，共二十八字母。

後來蔡培火果真用了這種「新式白話字」編印教材，在地方開班講習，可惜當局取締他開班並非緣於他用什麼符號，不過我也不清楚到底用什麼理由不准他授課，是「不准教臺語」呢？還是單純看他不爽？

對於這個往事，我有兩點疑問：第一，當時不能開班教臺語拼音嗎？那一般私塾用臺語教書為什麼就可以？如果教羅馬字是被禁止的，那教漢人傳統的「切音法」可以嗎？

第二，當時日方已出版眾多臺語相關出版品，《臺日大辭典》也在該年與隔年出版，裡面用的全是假名拼音，蔡培火按理說不可能不知道日本也有研發一套臺語的假名拼音法，蔡培火為何不直接採用，卻自己硬是東借一點、西借一點，拼裝出一套與官方不同的假名拼音法？

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現在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辯論已經透過網路媒體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開始有不同立場的網友去舉報或公開批評他認為不符合自己價值觀的某些動漫設定與故事，也有網友在網路上公開批評那些公眾人物在不同場合的立場表態。

但是最深入大家日常網路生活的，則是有人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不同中文表達詞彙的差異，並藉此來標籤化這些不同中文詞彙背後的意識形態。事實上，不同的詞彙用語多半只是表達出日常生活習慣的差別，還可以進一步表示出出生與成長地點的不同，距離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態還有不小的距離。
不過，在文化與政治環境緊張的時候，語言，尤其是詞彙、用語這些能夠透過習慣用法連結到地域性與族群性差異的部分，就常常被拿來作為語言上「真實」的邊界。在歐立德的研究中，清代的乾隆皇帝就很常公開強調滿洲人使用滿語與滿文對於滿洲文化與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在台灣的戒嚴時期依然，政府規定所有人都只能使用國語以及國語的詞彙，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語及詞彙。由此可見，語言大多數被作為邊界使用、對待時，常常都是為了某些政治或文化意識形態的目的出發的結果，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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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聰明的中國人，好優美的中國話...？」隨著中國在東亞的強勢崛起，中國用語和當代流行語的傳播，近幾年也常在「華語圈」之中形成討論；而最引起論戰與焦慮的，莫過於中國用語可能帶來的文化侵略問題。實際上不只是因為政治與歷史鳩葛的台灣，在「被統戰」的生存困境下對語言的滲透感到威脅，東南亞的華語使用也曾因為「說中國話」的問題而困擾——中文會不會改變原有的在地文化認同？該說什麼樣的中文才是「正確的」？而在馬來西亞，更因此有了「規範標準華語」引起的認同之爭。

不過逆向回看中國，卻也能發現類似的焦慮感。直到近年，中國官媒都還有保護「純潔漢語」、少用外來語和流行語的社會檢討，以免汙染了原本純淨的國語。而身受漢字影響的日本，也曾有保守派認為大量的外來語破壞日本文化傳統，而有所謂的「國語防衛」的對抗概念；儘管論述未必精確，但實際生活面上，確實出現了老年世代對新聞資訊的各類新外來語難以理解的困境。但純潔的語言存在嗎？在語言使用的背後，又是什麼樣的身分建構與文化認同之戰？

語言與政治的關聯不只呈現在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上。在馬來西亞華人間，許多詞彙的使用也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及其對自身認同的文化焦慮。如果粗淺地以世代差異來做區分，1980年代以前的馬來西亞華人大多使用繁體字和注音，以現今的中年世代而言，他們當時學習的拼音法是注音拼音，而非漢語拼音。

馬來西亞最早的華人私塾可以追溯到1819年在檳城成立的五福書院，當時是使用方言教學。此外，來自不同省份的華人也紛紛成立會館，如福建會館、海南會館等等，使用原居方言進行溝通是當時凝聚原鄉意識、溝通情感的方式之一。而繼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後，大馬的學校書院紛紛跟隨中國開始把教學語言由閩粵等方言，改為中國國語──現代標準漢語。 一直到1980年代，當地華文學校隨後也轉向簡體漢字與漢語拼音的學習。

在流行文化方面，粗略而言，80至90年代的馬來西亞華人多受日本、香港和台灣文化影響，特別像是同樣使用華語的台灣流行文化，如偶像劇、流行音樂，同時也作用在語言的使用上。不過在2000年後出生的華人，所接觸的流行文化大多來自中、韓，尤其是中國，相關的古裝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陸綜的興起等，也讓當地華人在用詞上更受中國影響。如「拉黑」、「小哥哥」、「牛逼」等詞彙也常流通在年輕人之間。

雖然在華文用語上會因著政治和流行文化的輸入而受影響，但與新加坡「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的狀況相同，也不能忽略來自馬來西亞當地各族群雜揉而生的口語用法及音調上的差異。使用者未必在表達時都能意識到這些詞彙的流變和傳播歷史，但可以相信的是，其中所反映出的認同或是文化親近性可從中見得。

像是留學台灣與中國的華人，慣用詞彙就有所不同，這並不能代表使用者的政治認同，但時而也會成為大馬華人之間識別認同的指標。雖然大多都是帶有偏見的觀察，但也可以視為語言回過頭來影響人們對政治的看法。

如上所述，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讓其華語時常夾雜著著不同的方言、英文和馬來文等，這可以被視為具有當地特色、靈活性的語言，但反對者也將之視為不規範華語。

2020年底，一家補習中心在臉書上分享了一則關於「華文用詞規範」的貼文，希望學生們不要使用口語化的中文，並且也列出相關列表，將當地口語化的「不規範用詞」對照以中國為主的「規範用詞」，如將巴剎改為「市集」、有料改為「有學問」、大紅花改為「木槿花」等。此貼文最終引發了批評聲浪，迫使補習班刪掉該則貼文。

其中的爭議在於，有認同者覺得需要有一套規範的語言和標準，但反對者認為為何規範化得以「中國」為標準，反而會喪失其語言的靈活性和地方性。與台灣「母語運動」相似，馬來西亞歷年也有「多說福建話運動、粵語運動」，憂心其他強勢語言，將掩蓋自身語言的呼聲。反之，也有「講華語運動」提倡多說華語，少說方言。

這些呼籲的背後邏輯，都代表了語言背後所乘載的價值是否受到重視。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539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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