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俗女養成記》第一季結束後，令我納悶的，是第二季還能拍些什麼？小嘉玲過完了人生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時光，陳嘉玲塵埃落定選擇回歸台南生活，故事再說下去，就太多難以避免的無奈現實了。沒想到，《#俗女養成記2》集集仍是這麼精彩，就如真實的成長經歷，漸漸不在同一個屋簷下，反而更能見到一個家蛻變之後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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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故鄉的陳嘉玲，仍是渴望在各方面證明自己的現代女性，但這個看似堅毅、好強的性格有許多裂隙，那是年輕女性說不出口的內在矛盾、叛逆，也讓人又愛又恨卻深感共鳴之處。成長過程，大部分的女孩子被父母師長要求必須乖巧聽話、文靜溫柔，因此，這份叛逆時常來得很晚，晚到我們有經濟能力、有社會歷練後才得以意識，絕大多數的無形框架本質上是極其荒謬，且毫無道理可言的。但老大不小才開始展現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表明自己有說不、有個人喜好、也有做決定的權利時，理所當然會被視為難搞難相處，喜怒無常，猶如女性的中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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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是什麼？危機是，我們面對人生、事業、家庭、生活是如此認真，卻沒有一次的結果盡如人意；危機是，好不容易努力讓所有事情上了軌道，卻總會出現某個不受控的因子便毀了一切；危機是，即使我們養活自己、感情穩定、力爭上游，仍可能無意間傷害到他人，仍可能因未能結婚生子，因黑眼圈、魚尾紋、身材走樣，甚至太有企圖心，而失去所有價值，成為失敗的女兒，失敗的女友，失敗的妻子，失敗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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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又在於，我們的種種價值觀是由社會與家庭長期建立起來的，渴望結婚生子的人，是真的以此為人生目標，或自幼被灌輸這種觀念所導致的呢。更何況，沒有人願意成為周遭人眼裡的失敗品，這個自我裡有多少真正的自我根本不得而之，又該怎麼反抗這些，來自於親朋好友或伴侶期許的無形枷鎖？在說與不說之間，在質疑與曲解之中，我們看見了難以跨越的隔閡，同時也看見了很深很深的情感，源自於愛與擔憂，中年陳嘉玲的迷惘大概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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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俗女養成記》最正確的思考方向，就是一個孩子最終長成了什麼樣態，關乎於整個家庭，同儕，小鎮，以及整體社會氛圍。在這些當下，我們會放大種種得不到與不完美，選擇性忽視理所當然的日常風景，直至回首過往的時候，開始覺得，原來有太多太多動人的瞬間 —— 是弟弟在人生少數的重要時刻，把姐姐當成最好的朋友；是爸爸終於不再遮掩閃躲，流露出自己脆弱、老去的落寞神情；是無助的媽媽愈縮愈小宛若當年的小女孩，瞬間意識到自己已經有另一雙肩膀可以倚靠；是在你發現無堅不摧的家似乎面臨分崩離析時，一個真誠的擁抱，就足以讓我們帶著一切繼續撐下去，繼續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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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愛情等，每條感情路注定刮痕滿布，往往各有各的苦衷和顧慮，有時因太過熟悉而難以啟齒，有時一廂情願到忘了情侶或夫妻始終都是兩個個體，換了一個環境，舊的問題以新的方式存在，還是得勉強自己去做這些不喜歡的事。縱使再親近，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能真正了解另一個人的人生，不會有任何一個人理解四十一歲的陳嘉玲剛辭掉一份五年六個月的鳥工作，結束一段四年三個月又二十三天的感情，一事無成的回到家鄉，再花了六個月又十七天重新唸書，參加九十八個小時的職前訓練，才踉踉蹌蹌抵達了仍顧此失彼的今天會是何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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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頭來終歸一句：人生真的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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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爭執、摩擦都是一時的，稱之為磨合，結褵無數年的夫妻仍需要磨合與自省，實則無關對錯，而是將心比心。我想，這也是《俗女養成記 2》希望告訴觀眾的，人們方能察覺太多事其實可以一笑置之，因為有那些深厚、凝練的愛當作根基，由共同回憶點點滴滴、紮紮實實交織而成，因此甘願多委屈一點，多忍耐一些，咬牙牽好彼此的手，朝著我們的家一直走，一直走。

「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 (by 魏德聖)

族群, 組織溝通, 醫療糾紛處理...也是一樣 !!

溝通管理 by 認知與爭點分析 (NBC & IPI model) ( by A Nan)

" 魏德聖講了一個又一個與土地聯繫的有意思的故事，屬於台灣的故事。從《海角七號》台灣青年和日籍女友終被救贖的悲情關係、《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與殖民主日本、即將上映的新片《KANO》講述日人、台灣人和原住民組成嘉農棒球隊的故事，魏德聖明顯喜歡處理多元族群掙扎、認同的問題。他強調：「台灣好或不好就在這個問題上，族群問題處理好，格局就會變得很大。」

「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明白不同族群的立場，看到時代和歷史造成的遺憾之後，當我們回到仇恨的原點，才有可能不再仇恨。魏德聖強調，討論族群問題最忌諱有融合彼此的想法。怎麼把遺憾放下？他認真地回答：「歷史帶來的傷害，吸收他、吸收他，不斷吸取教訓……」

看見台灣問題》
族群關係的歷史塵埃應該被拂去

魏德聖：堅持導出台灣的故事

因為好奇、因為對未知的想像、因為喜歡某些故事，魏德聖在最不好的年代進入電影圈，但這最不好的年代還可以留住他，代表他真的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只是當時大概沒有人料到，「魏德聖」竟會成為改變台灣電影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2008年，電影《海角七號》創造了全台五億三千萬票房，在國片低迷消沉的年代，導演魏德聖的名字幾乎成為「夢想」的代名詞。他為台灣電影創造的里程碑，成為年輕一代導演無可迴避的標竿。因為魏德聖，國片與觀眾之間沒有距離已不再是高談，他召喚多數群眾的情感與認同，他曾形容：「因為沒有壓力與包袱，所以創造出奇蹟。」

走進魏德聖的果子電影公司，擺設簡單。牆上貼滿了魏德聖第三部電影作品、以台灣史上第一支打進日本甲子園決賽的嘉農棒球隊為背景的新片──《KANO》所設定的每一個棒球員的造型與身影。玻璃窗上「不要認輸」四個字並不醒目，卻是自始至終的堅持。這不是一座電影工廠，它是幕前、幕後每個環節各司其職的過程，你知道每個人都在努力說好這個故事，一個美好的故事，改變台灣電影的故事。


學會作夢》
電影門外漢 跟楊德昌一部戲看見真正的電影

在嘉義拍攝《KANO》的魏德聖曬得黝黑。說起自己的人生故事，他笑著說小時候寫「我的志願」都是抄別人的。進入電影圈之前從未有過夢想，只知道搬貨、倉庫管理、送報紙、送牛奶等打過的零工都不是自己喜歡的，但卻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歡甚麼。

電機科畢業後，當兵認識了一位畢業於世新大學的同袍，喜歡天馬行空地跟他形容「電影」，「這些東西是我未知的、沒有接觸過的，也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聽起來卻很迷人。」成為導演是成長過程中未曾想像的，當時只是想「先進去這個再說吧！」於是魏德聖開始學會作夢。

想盡辦法，終於因緣際會進到楊德昌的電影公司，從場務做到副導，是魏德聖生涯的重要轉折。曾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電影新浪潮代表楊德昌，對每件事情都嚴格要求，「跟有要求的人共事視野會打開，也會進步。」

魏德聖總是被楊德昌罵得無地自容，一位製片私下問楊德昌：「為甚麼要對小魏這麼差？」楊德昌說了句：「因為他跟其他人不一樣。」魏德聖激動地形容：「我一聽，不管再多苦，就都願意忍了。」

雖然藝術家性格的楊德昌對錢不太在乎，但當時糟糕的電影環境，讓電影人只能用很少的錢去求全，看不到所謂的創作，只看到很多的妥協。楊德昌在那樣的時代依然堅持追求電影美學的表現，給魏德聖很大的啟發：「直到1996年跟著楊德昌拍《麻將》，我才感覺到自己在拍一部電影。」他明白了甚麼是電影，甚麼是攝影機與藝術的關係。

只跟了楊德昌一部戲，魏德聖卻看見電影真正的執行面，與當初浪漫的想像完全不同。此後，魏德聖始終與楊德昌一樣，敢於描繪電影願景，堅持完成理想，不打折扣。

因為好奇，因為對未知的想像，因為喜歡某些故事而走了進來。魏德聖在最不好的年代進入電影圈，但這最不好的年代還可以留住他，代表他真的找到自己最喜歡的工作。只是當時大概沒有人料到，「魏德聖」竟會成為改變台灣電影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小導演失業》
為了《賽德克‧巴萊》負債累累仍堅持夢想

1995年開始，魏德聖以16釐米的底片拍了《對話三部》、《黎明之前》、《七月天》等短片，一邊持續創作劇本。

還沒有任何長片作品，魏德聖早在1999年就完成了《賽德克‧巴萊》劇本。2003年他決定先拍《賽德克‧巴萊》5分鐘前導片，拍完之後仍然等不到資金挹注，一直到2006年籌備《海角七號》這一段時間，他形容自己是空的，非常低潮。「我們努力完成劇本，努力去找錢，發現不是市場不夠大，是沒有人願意花這個成本。那時候的觀念是你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找到多少錢拍多大的電影。」提出二億資金拍電影，在那個年代簡直不可思議。

甚至當時魏德聖忠實記錄自己人生困頓的《小導演失業日記》都出版了，電影卻遲遲沒有著落。那一段時間實在難熬，「自己的技巧成熟了，說故事的方式成熟了，但是卻沒有戰場。沒有人要跟我打，我跟誰證明我能打？」

如今回過頭看，負債200萬只為剪出一部5分鐘的前導片，魏德聖不可思議的堅持，改變了台灣影史的紀錄。

決定義無反顧拍這5分鐘的前導片，是當時太太挺著大肚子跟他說：「我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但是你有，天下有夢想的人太多了，願意去執行的人又太少了，偏偏你又是那少數願意行動的人。我不想有一天你老了以後，一天到晚跟我抱怨如果當初怎樣、怎樣就好了，要拍就去拍吧！」有了支柱，魏德聖真的去做了。這一段時間的沉潛，讓他負債累累也傷痕累累，但是環境的不友善，卻是不斷證明魏德聖那充滿理想，且堅持自我的性格。


跟自己的名字賽跑》
究竟要成功幾次才能改變社會的價值觀？

2006年《海角七號》開始籌備時，當年國片的總票房僅僅只有4,339萬，魏德聖卻決定以5,000萬預算開拍。

他申請到500萬國片輔導金，抵押了房子貸款3,000萬，再東湊西借，拍出了五億的票房成績！不鳴則已，魏德聖終於收穫自己種下的夢想，這是台灣電影的新紀錄。

《海角七號》讓魏德聖贏得掌聲，拍下一部電影時卻幾乎沒有讓他賺到便宜。投資者的資金不能及時到位，怕收不回成本，更怕不能賺錢。魏德聖失望地說：「如果整個社會的價值觀還在想藝術能不能賺錢，不能賺錢的東西就是沒有價值的東西，那我不會再覺得可以為它努力甚麼。」

電影片尾的「天使‧巴萊」，感謝所有資金投注者，說明尋找資源的辛苦。他感謝善意的投資者，明白每個投資都是冒險，但是長年為龐大債務奔忙，無疑是很大的壓力。

談到此，魏德聖十分沮喪：「真正讓我覺得非完全投入不可，無論如何我也要去做，那就是《台灣三部曲》。結束之後就沒有了，我找不到，也不想再找了。一個社會讓一個人冒那麼大的風險是不道德，不應該的。」實際面的困難，雖然沒有動搖魏德聖說故事的堅持，卻讓他對藝術價值總要用金錢衡量的社會風氣，感到失望。

拍完《賽德克‧巴萊》後出版《跟自己的名字賽跑》一書，道盡魏德聖義無反顧把取之於電影的一切，用之於電影的過程。他在書中忠實地說：「離宣傳期越來越近，就會離自己越來越遠。趁自己還是自己時整理出這些，希望讀者可以接受我原來的自己，原來的想法，原來的失敗，原來的喜怒哀樂。」

現在這個年代，電影難以只是電影，拍攝過程中還要應付很多電影以外的事，面對的困難、瑣碎，需要超乎尋常的堅韌。魏德聖能做的就是像早年楊德昌、侯孝賢一樣，覺得對的事情就堅持去做，並且做到最好。

《跟自己的名字賽跑》寫道，曾有一個第三世界的導演得獎後上台說：「拍電影其實是個不錯的工作，讓我有理由向朋友們借錢，也讓我有機會穿上好萊塢的華麗衣服，雖然是借來的，雖然不太合身，雖然租金還沒付清。」原來，全世界的窮導演都是一樣的，有那麼多等待與無奈。


用電影說故事》
看見台灣土地的靈光

「我一直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說書人而已。十幾年來一直在寫劇本，不斷創造好故事，不斷從文字裡獲得影像的靈感。」

魏德聖是需要文本的導演，看一本書突然有了感覺，就會對一個時代產生感情。對於電影的嚮往來自故事，來自劇本的啟發。當所有元素、人物、題材都能凝聚，再透過影像呈現自己對土地、對社會的觀察。

因此，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提供一個美好國度的投射、台灣多民族的和樂想像。霧社事件的衝擊與感動，則來自邱若龍、鄧相揚、鍾肇政等的歷史材料與文學材料的啟發；《賽德克‧巴萊》雖以符合史實為目標，然而藝術表現一定有其立場──讓觀眾用同理心瞭解這些人物，放下好人做的錯誤決定，原諒所謂壞人做出保護自己文化的行為。魏德聖要傳達給觀眾的，是自己視野裡的霧社事件。

監製吳宇森曾說：「《賽德克‧巴萊》應該叫《魏德聖‧巴萊》。」魏德聖震撼於這個史詩故事，閱讀大量文本、史料，找到切入的角度，即使傾家蕩產也要在十年後投注七億完成。

因為對他而言，土地的故事就是自己生長環境的故事，台灣的過去要受到重視，不能只有官方的單一解釋。然而，「所有技術都不是問題，用錢就做得到，只有人文的東西是最難的。」

對魏德聖而言，真正的人要帶根帶土，生長在這片土地，自然有許多想法與土地有關，不需刻意思考本土性的問題。如果養成教育不是在好萊塢，也沒有像李安有那麼長時間在好萊塢經營努力，怎麼去創造一部大家都喜歡的電影？「沒有那個條件我追它做甚麼？為甚麼不做一個東西讓人家來追我？」


看見台灣問題》
族群關係的歷史塵埃應該被拂去

於是，魏德聖講了一個又一個與土地聯繫的有意思的故事，屬於台灣的故事。從《海角七號》台灣青年和日籍女友終被救贖的悲情關係、《賽德克‧巴萊》賽德克族與殖民主日本、即將上映的新片《KANO》講述日人、台灣人和原住民組成嘉農棒球隊的故事，魏德聖明顯喜歡處理多元族群掙扎、認同的問題。他強調：「台灣好或不好就在這個問題上，族群問題處理好，格局就會變得很大。」

魏德聖形容，拍《賽德克‧巴萊》的時候，看到了陌生又熟悉的台灣。拍完《賽德克‧巴萊》的第一個感受是──終於可以對事件的人物有交代。但是反過來想，「那我的祖先呢？我完成別的祖先的故事，那我的祖先呢？」他希望觀眾看完電影能由不同的角度看待歷史，然後問：「我是誰？」

「因為唯有瞭解，我們才能『化解』。」明白不同族群的立場，看到時代和歷史造成的遺憾之後，當我們回到仇恨的原點，才有可能不再仇恨。魏德聖強調，討論族群問題最忌諱有融合彼此的想法。怎麼把遺憾放下？他認真地回答：「歷史帶來的傷害，吸收他、吸收他，不斷吸取教訓……」

十餘年前，看到王家祥的《倒風內海》，描述台灣百年前西拉雅族與沼澤濕地的特殊文化，而今，魏德聖未來將拍的《台灣三部曲》，計畫用麻豆社、漢人海盜、荷蘭傳教士三個民族的觀點，訴說跨越民族的歷史故事。

魏德聖喜歡讀歷史的原因，是因為歷史總是一再重演。然而歷史的塵埃應該被拂去，如若在族群關係上撕裂仇恨，如何有足夠的心胸包容世界？


海角七號之後》
拍電影的人不能忘記自己的誠懇

過去十多年裡，很少人進電影院看國片。直到《海角七號》之後，台灣電影被走出了一條不再荒煙蔓草的道路。雖然沒有扭轉拍片的大環境，卻至少出現改變的契機，和另一種說出台灣故事的方法。魏德聖內斂地說，自己只是把想拍的電影拍出來，「一直迷戀過去的風光，不如多想未來怎麼把事情做好。有人說《海角七號》重新看見台灣電影的市場，也有人說它讓電影越來越商業。無所謂，我們只是走好自己的路。」

台灣新電影時代的作品，現在看來或許太悲情，但絕對是說出了當年的苦悶感受，有它的時代意義。每一部電影作品都反映著創作者對人的觀察、對社會的觀察，既是多元的社會，為甚麼不能包容多元的電影？

魏德聖不斷反思：「拍電影的人不能忘記自己的誠懇。若看到國片起飛，就忘記觀眾的感受，只去拍譁眾取寵的題材，那就本末倒置了。」因為，「拍出想拍的電影吸引觀眾」和「為了吸引觀眾而去拍電影」，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賽德克‧巴萊》監製黃志明曾說，每個籌不到錢、拍不下去的過程，不只是為了挺魏導，每一個工作人員早把自己的生命和熱情掏心地投入進去。或許是國片本該在那個時候發生改變，或許是黃志明口中魏德聖固執卻單純的性格使人信任，當明白他的團隊說出台灣故事且絕不妥協地堅持，魏德聖的謙卑與質樸、關懷與眼光，無疑正是改變台灣電影的重要原因。

文章來源：http://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13/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