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了，舊文重貼。

不喜歡過年的孩子長成不太喜歡過年的大人，
我在租住的房外貼好春聯，帶上登機箱移動回老家。
有種出國的感覺，只是是從同溫層移動到境外。
希望諸位所在的溫差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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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豬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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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以為父親去取經了。

因為所有人提起他，包括外公外婆，都說他是「豬八戒」。我曾經以為父親是豬八戒，豬八戒就是父親。父親的全名，是有一次他發名片給我，我才知道的。國小三或四年級，他又入股了一些吃到飽餐廳或保齡球館，將最新的頭銜印成密密麻麻小抄一樣的名片，喜孜孜地發給我一張。名片印在非常厚實的紙上，我將之捏在掌心，感受到鋒利的邊緣。

學校附近書店陳列著一本《西遊記》，是圖解注音版，儘管內容已再簡化，我也知道豬八戒又好色又膽小，不是好人。後來見面，我努力端詳父親，看不出豬鼻子或是其他豬的痕跡。不過與他見面的次數實在太少，時間也短，也可能在那有限的時空中，豬八戒的法力足以維持住人模人樣，不至於打回原形。

幾年之後父親參加絲路旅行，行前帶點炫耀地打電話來問我想要什麼禮物？我國中時將圖書館僅有的課外讀物──不齊備的幾本金庸──翻來覆去地讀，受《大漠英雄傳》的影響，我說只要沙漠的沙。不久後，父親派人轉交塑膠底片盒，搖起來沙沙作響。

我的時間規劃是從小開始訓練的。最緊急的趕場狀態，通常發生在除夕夜。

父母離婚之後持續很多年，我還是會回奶奶家吃團圓飯。當然外婆這邊也得吃，外公外婆坐上位，舅舅舅媽，未出嫁的阿姨們跟媽媽，表姊弟妹跟我，大家圍成一圈，孩子們輪流說吉祥話。年夜飯大約進行到中途，我就差不多要抓好時間離席。如果我七點多還沒到父親那邊，奶奶或姑姑會一直打電話來要人，當時還是轉盤式電話，放在外婆家客廳的櫥櫃上，正對著神明桌，講電話的人會體驗到何謂炯炯有神的注視。而在除夕夜打來的電話，最是不受歡迎。也許打電話的人沒察覺，但從接起電話的瞬間，妳便順勢接下闖入者的位置。

電話來就是最後通牒了，我得趕緊起身穿外套穿鞋。更小的時候，母親會騎摩托車載我前去，她並不上樓，見我按電鈴進門就先行離開，等著我打電話通知她回來載。再大一點，到了小學高年級，我說可以自己去。這樣母親就不用在除夕夜奔波，她可以繼續在闔家團聚的氣氛裡，彷彿我只是去一趟便利商店。真的不遠，兩個家距離約莫兩百多公尺，只是中途有一個四線道大馬路，砂石車公車都多，乾燥的日子裡大車一過，便是實體版的滾滾紅塵。

一個小學生過大馬路的確會怕，但我已經習慣咬牙不說。回想起來，那是成長階段最困難的過程之一，從一個家移動到另一個家。而不管在哪一個家，妳都覺得自己是外人。年復一年，父親的孩子愈來愈多，奶奶那邊除夕夜的催促也就淡了，不變的是每次從奶奶家返回，我便要被逼問拿了幾個紅包，總數又是多少。偶爾有誰想起，就「嘖」地一聲說：豬八戒就是有錢。上高中後我就不趕場了，我在外婆家吃完年夜飯，隨著大家看除夕特別節目，擲骰子比大小，守歲到天亮。

說實在的，我討厭過年，沒有什麼快樂的記憶。長大之後離家租屋，反倒在意起來，赴年貨大街補充乾糧零嘴，特意尋找春聯或門神畫以裝飾門面。一個人準備過年，年是自己的年，獸也是自己的獸。

除夕沒回奶奶家吃飯的某一年，還在年節期間，父親便叫我去他的工廠領紅包。在其他親戚的推波助瀾下，我還是去了。那天有許多父親的朋友在場，桌上擺滿不知哪來的海量生魚片，父親當眾發放紅包給我，彷彿是我的年終獎金。眾人酒酣耳熱，我剛領了錢，不好意思立刻走，但菸味酒味實在太重，我在工廠四處閒晃，工廠末端有數個長形盆栽，盆中的沙土空隙處歪歪扭扭地插著好幾根菸屁股。

夜晚回到房間，我扭開來自大漠的底片盒，倒出來，裡頭的沙土與盆栽同樣成色，貼近一聞，有揮散不去的菸味。《西遊記》裡的豬八戒最後成功取經了，而我的父親，終究不是豬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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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自《臺北家族，違章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