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薦】吳國光教授：文化中國的終結——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不少朋友在圈內分享這篇文章，來自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在余英時教授追思會的分享。吳教授同樣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這分享對海外華人花果飄零的心情，非常寫實。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

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

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

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

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

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

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

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

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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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 并序》
——導言：1927年6月2日，清華國學院導師王國維先生以自沉昆明湖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好友陳寅恪寫下《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稱得上韻體文字的大著述，寫法很像王國維《頤和園詞》。《挽詞》長一百一十二句，可謂觀堂（王國維）其人學問與政治命運的哀歌。其主旨在於書寫王國維的學問歷程與高才隆遇，多述掌故,既深惋王國維之死,也藉此自抒懷抱,以清詞麗句編織結構而成絕唱。
此詩陳氏應初撰於1927年王國維自沉後兩三月間,後復撰一序及一挽聯,暢發其旨。挽詞、序言與輓挽聯乃是一個整體。陳氏曾將此詩奉贈羅振玉等師友指教,也下發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生研讀,並通過《國學月刊》《學衡》等雜誌發表。
當代著名學者劉夢溪先生在《王國維、陳寅恪與吳宓》一文中認為，陳所撰《挽詞》的長序，闡述了作者的文化觀點及王之死因，不僅對王之選擇赴死給以文化意義上的正解，同時也是解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與社會變遷謎團的一把鑰匙。「中國文化」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晚清和近代知識分子自我反省其檢討傳統的用語，對中國文化本身而言，是「他」者的概括。所以上一個百年，這個概念雖被過旋轉不停地給以討論和解說，而終無結果。以至於晚年的錢鍾書先生，與來訪的學人開玩笑，說誰再是講東西方文化，我「槍斃」他（說的時候他拿起一支筆）。
陳《輓詞》序的過人之處，是指出以綱紀之說為表徵的中國主流文化的意義，具有「抽象理想的之通性」，也就是柏拉圖的所謂理念。實際生活中是否能夠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它是傳統士子倫理上的人生規範。晚清以降的劇烈變動，既是社會結構的變遷，又是文化思想的變遷。簡而言之，傳統文化的核心從此崩塌了。因此為傳統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與痛苦，可想而知。王國維就是這樣的人。但失落與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由痛苦而新生，為更多的知識人士所選擇。既是未趨步新潮，也不必即死。但陳寅恪先生認為，像王國維是以文化託命之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因此，王國維之死，不是殉清，而是殉為其所化的那種文化、那種文化理想、那種文化精神。
「吾儕所學關天意」，王國維先生曾說：「國家與學術為存亡，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於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九十年後再讀斯文，我輩學人，當知王國維先生之死對於文化中國的深刻影響，陳寅恪先生和血痛書的所切所籲。——2017/06/03 來源：鳳凰網）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Ej5G54.html）
王觀堂先生挽詞序
——陳寅恪

或問觀堂先生所以死之故。應之曰：近人有東西文化之說，其區域分劃之當否，固不必論，即所謂異同優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義焉。其義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爲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爲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爲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爲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爲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託，以爲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託以表現者，實爲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託者不變易，則依託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嘗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如釋迦牟尼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於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託之社會經濟制度未嘗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爲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沈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於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辯，故亦不之及云。

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
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志。
曾賦連昌舊苑時，興亡哀感動人思。
豈知長慶才人語，竟作靈均息壤詞。
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娛旦暮，京華冠蓋萃英賢。
當日英賢誰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順勤勞矢素衷，中西體用資循誘。
總持學部攬名流，樸學高文一例收。
圖籍藝風充館長，名詞瘉埜領編修。
校讎鞮譯憑誰助，海寧大隱潛郎署。
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
閉門人海恣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
剖別派流失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
沈酣朝野仍如故，巢燕何曾危幕懼。
君憲徒聞俟九年，廟謨已是爭孤註。
羽書一夕警江城，倉卒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盜，遽驚烽燧照神京。
養兵成賊嗟翻覆，孝定臨朝空痛哭。
再起妖腰亂領臣，遂傾寡婦孤兒族。
大都城闕滿悲笳，詞客哀時未返家。
自分琴書終寂寞，豈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棱涕泗漣，波濤重泛海東船。
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
江東博古矜先覺，避地相從勤講學。
島國風光換歲時，鄉關愁思增綿邈。
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釋殷書開盛業，鉤探商史發幽光。
當世通人數舊遊，外窮瀛渤內神州。
伯沙博士同揚搉，海日尚書互倡酬。
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
豈便遼東老幼安，還如舜水依江戶。
高名終得徹宸聰，徵奉南齋禮數崇。
屢檢秘文升紫殿，曾聆法曲侍瑤宮。
文學承恩值近樞，鄉賢敬業事同符。
君期雲漢中興主，臣本煙波一釣徒。
是歲中元周甲子，神皋喪亂終無已。
堯城雖局小朝廷，漢室猶存舊文軌。
忽聞擐甲請房陵，奔問皇輿泣未能。
優待珠槃原有誓，宿陳芻狗遽無憑。
神武門前御河水，好報深恩酬國士。
南齋侍從欲自沈，北門學士邀同死。
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
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
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
舊是龍髯六品臣，後躋馬廠元勳列。
鯫生瓠落百無成，敢並時賢較重輕。
元祐黨家慚陸子，西京羣盜愴王先。
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
曾訪梅真拜地仙，更期韓偓符天意。
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
猶有宣南溫夢寐，不堪灞上共興亡。
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茍活。
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修短論優劣。
風義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蹟，一弔前朝萬壽山。

王觀堂先生挽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賸水（昆明湖）殘山（萬壽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籖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觀堂先生靈鑒 後學陳寅恪拜挽
　　
說明／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其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當此事變，義無再辱。」清祚告終於宣統三年（西元1911年），距離王國維之死17年，「十七年家國久魂銷」即指此。「牙籖」指書籖，「謬承遺命」指遺書中委託陳整理書籍之事。此聯一出，時人紛紛贊之，被譽為挽聯中最佳之作，無論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有深刻價值的作品。

文化中國的終結
——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先生追思會」上的發言
吳國光（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先生走了，我聽到這個消息，感覺一種無底無涯的大悲哀。為什麼有這樣的大悲哀呢？ 有一些個人的因素。我也是在普林斯頓讀書。事實上，在博士專案入學的同時，我也接到 了余先生的邀請，加入中國學社，當時我選擇了去讀學位，因此我並不是中國學社的成員 ，參加的主要是學社的聯誼活動。我在政治系讀書，余先生是在歷史系和東亞系，作為學生，學業又非常繁忙，鮮有機會親炙余先生學術上的教導。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之後 ，有機會和余先生做比較多的接觸。以後也一直得到他的關心和幫助。去年余先生還抱病為我一位朋友的書寫序言，對我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進行政治改革和今天去啟動這段回憶的努力，給予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都不是我大悲哀的主要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大悲哀呢？我的感覺是：余先生去世標誌著文化中國的終結。 中國本土這一百年來不斷在經歷文化的禍亂，到今天，我大膽一點講：中國文化在中國本土已經滅亡。毛的革命，借助他對西方思想的一知半解，特別是借助俄國的東西，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從1949年到1976年，特別是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是他禍亂中國文化的高峰。他用假神（就是他自己）來毀滅中國人的人性，他用暴力來毀滅中國的知識和知識人。之後就是從鄧小平的1989年一直到現在的再次毀滅。這次和毛用假神來毀滅人性的不同在於，它是調動人的動物性、獸性（其實我用「動物性」「獸性」這個詞時在心裡是不忍的，動物可能都比中國現在的基本人性要高尚些。我就沿用這個習慣說法，大家應該明白其中的意思） 或者叫劣根性，或者借用孔子的說法，就是最原始的食色之性，就是褲腰帶以上的胃和褲腰帶以下的那個玄機啊，用這個東西來腐化中國的人文文化。在經歷了這兩輪大劫之後，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可以稱之為文明和文化的東西呢？文字已經敗壞到什麼地步！文學還有什麼愉悅和提高人的靈魂、訴諸人的精神的產品？還有教育的敗壞，這些都不必去講了。不僅是毛時代的鎮壓，還有鄧時代的腐化，現在是鎮壓加腐化 。這就是文化在中國本土的百年禍亂與滅亡。 余先生在1949年後很快就離開了中國，為什麼他仍然具有對中國文化的這樣的象徵意義呢？我認為，中國文化自古以來不僅存在於政治中心，也不僅存在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和本土的中國。當年陳寅恪先生輓王觀堂（王國維）先生詩裡講：「生逢堯舜成何世，去作夷齊各自天。」堯舜一般被稱為盛世，當然在這裡是諷刺，什麼盛世啊，什麼世道啊！我要講的是第二句：「去作夷齊各自天」。伯夷和叔齊在那個古老的時代，是離開權力中心去保存氣節保存道德保存文化傳統的例子。也就是說「流亡」是中國文化本來就有的保存文化精義的一種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余先生是1949年毛革命流亡的那批中國知識人。 1989年 ，由於我們這一批勉強稱得上知識人的人的流亡，余先生又在照顧、引導、教育我們這一代知識人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他本人就是兩代流亡者的象徵。余先生在海外保存和弘揚了中國的文化。他弘揚的東西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余先生立言是不用講了，作為一個學術的大家，他的著作擺在那裡。那麼立功呢，我個人的看法，他在海外建造了一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心。包括他對中國學社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投入，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具體作為 ，他對包括我們這些人的幫助和教誨，都是這個大的建造工程中的小故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並不是說離開了中國，就沒有中國文化了。這就是大家經常引的余先生的那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中國的存在是以文化傳承為特點的，不是以皇權傳承為特點的 。皇帝可以是蒙古 人，可以是滿族人，也可以是史達林的信徒，但是文化中國在，中國就還在；文化是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的。這是余先生立功的這一層，就是在海外、在流亡當中為文化中國建造一個精神中心。立德，我想余先生為1949年迄今中國的讀書人樹立了道德的標杆和典範。我們知道傳統 上 中國的道德行為規範，中國的文化規則是由「士」來傳承的，「士」因此也是中國普通人的道德典範和道德標杆。余先生更是「士」的道德典範。 這個「德」，特別是在中國文化百年來不斷被毀滅，乃至走向滅亡的過程中，尤其顯得不尋常。也許本來中國傳統當中每一個值得頌揚的中國讀書人都是余先生這種風格，都是余先生這種高風亮節，但是，中國文化在余先生這一代人已經走入末世，到了我們這一代人，我認為就已經滅亡了。余先生是在這樣一個時代樹立了這樣一個道德標杆 ，他是中國知識人的典範。所以，在余先生他走了的時候 ，對中國文化終結了的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我還想講第三層想法，就是：余先生在流亡過程中，在遠離故土的情況下，還能夠弘揚中國文化，還能夠建造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中心，還能夠為中國人做出典範，那是因為有西方自由民主的這樣一塊土地。如果沒有西方的自由民主，余先生做不到這個。中國文化的復興，從19世紀末以來，大家也是追求把西方自由民主的因素帶入中國，能夠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積極的好的因素發揮起來，建造一個道統和正統能夠相互積極互動的氛圍，這樣一個新世界。那是我們憧憬的中國，我們憧憬的世界。 但是今天，文化中國滅亡的同時，是物質中國的崛起；道德中國滅亡的同時，是暴力中國的全球肆虐。中國在毀滅文化中得到的東西，就是它的這樣一個巨無霸一樣的物質和暴力的力量，這樣一個力量現在已經不僅用鎮壓和腐化在本土毀滅中國的文化，它也在全世界範圍內迫使西方的自由民主不斷地退卻，不斷在妥協，不斷被腐化，今天的流亡者再找自由民主的一塊淨土已經很難了。我常常感歎猶太民族在流亡當中，上千年沒有故土，但他們保存了他們的文化精神，產生了無數非常了不起的知識人，我們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在「流亡中」的中國人，能不能也像猶太人一樣做起這樣一件事情來呢？我想余先生本來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現在西方也越來越不容許我們有這樣的空間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余先生的離去象徵著文化中國的滅亡」， 我們在海外也沒有辦法再把中國文化繼承和發展下去。
講到這裡，我還是想引之前引過的陳寅恪先生輓王國維先生的兩句詩：「齊州禍亂何時歇，今日吾儕皆苟活」。是啊，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再繼承余先生的文化事業了，文化的中國已經滅亡，物質的中國有可能淩駕於全世界之上，把他那套帶給世界帶給全球， 我是沒有王國維先生那種毅力去投湖自盡，但我的心是完全死了。現在余先生又走了，除了悲哀我沒有其他東西和各位分享。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