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好傻啊爸爸

「我信仰的黨是個殺人黨、我推崇的總統是個賣國賊、而我從少年時期痛恨的仇人，其實是個大英雄。

....請原諒這樣劇烈的轉變讓我變得扭曲，假如以前我所痛恨的原因在現在來看都是具有偉大的緣由，唯獨無法看破這樣的時代巨變的人，是因為永遠活在過去，那麼答案很明顯，以前的我、還有永遠都無法消解那仇恨的，我已逝去的爸爸，他們都永遠地活在了過去。

好傻啊！爸爸！還有以前的我。

你們所恐懼的事情，最後都沒有發生。

因為站在你對立面的人，並沒有要趕你走。

因為那是你所信仰的那些人編出來的謊言。

而那些人要編這些謊言來騙你繼續捍衛那個虛幻的帝國，是因為在那個帝國裡，他們吃香喝辣，而你明明分不到半分。

但是他們輕輕鬆鬆用黨國、用省籍，就把你綁架了。

你以為他們倒台了你就跟著死；結果是，他們倒台了，而你獲得民主的果實。

好傻啊！爸爸！」

#簡直心聲

【薨】

1. 前天錄音完從電台返家的時候，看見路旁的家具行，幾個人圍在電視旁邊，我下意識知道有大新聞，一眼望去，原來昨天誤報的烏龍新聞，在第二天成真了。一個時代人物，真的走了。

圍著電視的人們講著台語在討論著甚麼，那個情景讓我想到了1997年白曉燕案時的南非武官挾持事件。當時在政大大門口斜對面的唱片行有座電視牆，指南路上的人們圍著電視看著當時陳進興與警方對峙的最新消息，也是這樣地討論著。

又是某個重大事件發生的歷史時刻，今年好像特別多。

2. 這兩天我看了不知多少媒體對於李登輝的討論，但是不知怎麼，我就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假如是往常，我大概會花個幾千字寫一篇長文，去談那個表面上生猛帶勁、實際上步步驚心的1988年，一個臨危受命擔任總統的本省籍國民黨員，如何在蛇蠍環伺的龍潭虎穴中一步一步地冷靜鬥爭，將一個外來少數政權血腥高壓統治40年的集權國家，逐步轉變成一個穩健民主的正常國家。

3. 但是我寫不出來。

不是沒資料的寫不出來。不是沒靈感的寫不出來。不是偷懶的寫不出來。是情感上寫不出來。

我心中理性的那一面，早已經將他執政的12年台灣所遭逢的政治情勢、民主改革進程、美中台角力、兩岸矛盾、世界大勢，都按照編年史一般地在腦海中清晰地列出來了。

但是我感性的那一面，一個字都寫不出來。

他是我爸爸—–還有他那一代的外省人，終生痛恨的對象。

4. 高一的時候，我的高中同學就跟我說了李登輝怎樣透過政治權柄與手段，接連鬥倒了蔣經國佈置在他身邊的三著棋：政權俞國華、黨權李煥、軍權郝柏村，而在無聲政變中，他逐一清掃了所有政敵，將黨政軍全部握在手中。

「你知道嗎？他要當的是台灣的國父，而我們所有人都要跟著他陪葬。」

他是外省後代、我也是外省後代，我想他刻意對我說這件事，決不只是因為我們只是不熟的朋友。

那是1994年，國民黨與新黨內鬨，台北市長的寶座白白讓給了得票率只有四成多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

5. 那是出於一種身為外省族群的危機感吧？在1990年代國語政策逐漸解禁、台語開始漫天鋪地地在各項媒體文本中出現，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灣本省勢力步步進逼，我的高中所在的城中區，每天都有民主戰車到處遊街，一邊用台語大喊：「台灣愛獨立！」

我不喜歡國民黨、但我更害怕民進黨。在我腦內的劇場裡，我彷彿看見民主戰車上那些聲嘶力竭情緒激動的人，把外省人一車一車地載到海峽邊，叫我們自己游回去。

當時的外省菁英們（絕大多數在新黨）用了一個名詞來稱呼我的濾鏡中呈現的民進黨：「福佬沙文主義」這個充滿了種族主義禁忌的大旗，或許精準地掃中了包括我爸爸那一代、一直到我這一代的外省人心中最深的恐懼。

6. 這種因誤解而生的恐懼，讓我直到李登輝在2000年下台為止，都是用極度仇恨的眼光在注視他的。

而我猜想一定年紀以上的外省長輩，也許到了今天都還是一樣維持著那樣的眼光。

7. 而在2005年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我突然就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那個李登輝時代我每每批評黑金政治、批評貪汙腐敗的那個國民黨。

現在想想，當時的我不是笨蛋。會讓我這樣想的核心還是恐懼。恐懼一個自身都不能決定的血統，有一天會惹上殺身之禍、或是流亡的命運。

8. 現在想想，我到底是怎麼從一個外省二代的國民黨信徒走到現在這一步的？2014年前後我為了寫論文而大量閱讀的戒嚴時期史料，還有當時實際在發生的，從國光石化、大埔張藥房、士林文林苑、洪仲丘案一直到學運，那一切都像是一個不可逆的啟蒙歷程。

我信仰的黨是個殺人黨、我推崇的總統是個賣國賊、而我從少年時期痛恨的仇人，其實是個大英雄。

9. 請原諒這樣劇烈的轉變讓我變得扭曲，假如以前我所痛恨的原因在現在來看都是具有偉大的緣由，唯獨無法看破這樣的時代巨變的人，是因為永遠活在過去，那麼答案很明顯，以前的我、還有永遠都無法消解那仇恨的，我已逝去的爸爸，他們都永遠地活在了過去。

好傻啊！爸爸！還有以前的我。

你們所恐懼的事情，最後都沒有發生。

因為站在你對立面的人，並沒有要趕你走。

因為那是你所信仰的那些人編出來的謊言。

而那些人要編這些謊言來騙你繼續捍衛那個虛幻的帝國，是因為在那個帝國裡，他們吃香喝辣，而你明明分不到半分。

但是他們輕輕鬆鬆用黨國、用省籍，就把你綁架了。

你以為他們倒台了你就跟著死；結果是，他們倒台了，而你獲得民主的果實。

好傻啊！爸爸！

但我不能怪你，我又有甚麼資格怪你？你在那個極端而怪異的年代，努力活下來了。而我只是個膽小鬼而已。

10. 所以我永遠沒有辦法持平地說出李登輝對於現今仍然活在這個島嶼上的每個人的貢獻。

你可以說他是偉大的人、他是腦袋清晰的人、他是有理想性卻更重實際的人、他是深諳政治權謀的人、他是高瞻遠矚的人、他是最後一個繼承武士道精神的人、他是能忍人所不能忍、將心中的遠大抱負化為長時間的奮鬥而實踐的人。

而他曾經是我深深痛恨的人。

11. 愈從事後諸葛的角度，去論證他在執政12年當中所造成的種種改變：寧靜革命、國是會議、廢除動員戡亂、終結萬年國會、六度修憲、總統直選、民代全面改選、修訂國統綱領（實際上就是將死統一一途，真高招也）、不懼飛彈威脅、贏得國際支持、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等等，從三十年後知後覺的角度去驚嘆他在當時的前衛概念與宏大願景、宏偉企圖，就愈對比出了痛恨他的那一輩人，我爸爸、還有我，是多麼地器小而無知。

愈是承認這事，愈是承認自己的不堪，還有那個把一輩子都賠給了荒唐的黨國的爸爸。

12. 1923年，李登輝出生在大正年間日殖台灣，三芝的一戶警察人家。五年後，我爸爸出生在長江邊上的貧苦省分、貧苦城市裡的貧苦家庭。

爸爸這一生還真的是沒得選，貧苦家庭的么子，一出生沒多久爸爸就抽鴉片死了，小小年紀拖著鼻涕就跟著逃難、沒飯吃只好去當兵、一當了兵國民黨就輸到脫褲子，一路逃到金門、逃到台灣，人生到中年才結婚生子又為了家庭做牛做馬一輩子。

要是可以選擇，我真希望爸爸不要出生、反正我不出生也沒關係。

13. 苦悶至極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的時候只好去看書，就讀到了八旗文化近期才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觀》，才終於找到了一些，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回應得起李前總統的慷慨禮物，我這種死讀書的臭老九，終於可以對前輩們交託到我們手中的島嶼，一點點接續性的想像。

14. 台灣是邊陲。台灣在中國的版圖中，就是東南海疆的邊陲，在中國大一統的農業帝國大陸思維中，邊陲要務是防禦而非發展。清帝國末期有左宗棠與李鴻章之爭，乃是在捉襟見肘的大清財政中，爭論西北邊防與東南海防何者為重、何者優先之論。

台灣的位置在大日本帝國時期也是邊陲，是南境的邊陲、卻也是南進的跳板。大日本帝國南進的發展看似是列島作戰，但是擴張戰爭增加帝國版圖與經濟的思維，卻又是大陸思維。

台灣的位置，放在整個南島語系的世界分布中也是邊陲，台灣是最北之境，五千年前不知何種原因，南島語族的祖先開始了離開中國大陸的大撤離，以台灣為跳板，一路向太平洋與印度洋展開大遷徙。

15. 台灣因為其特殊位置，在大中華圈中屬於邊陲、在東北亞圈也是邊陲、在東南亞文化圈還是邊陲。但是如果換個想法，把大中華圈（海洋中國）、東北亞、東南亞三個文化圈統合起來，台灣就會位在最中心。

16. 然而，台灣自從在世界文明史首次出現以來，就是深深帶著海洋性格的。

在荷西時代，荷蘭人需要從巴達維亞（雅加達）基地前往長崎做生意，需要一個中點作為補給，於是相中了台灣的大員（其實一開始是澎湖但是被大明帝國打槍），對荷蘭人來說，台灣可不是邊陲。

對西班牙人來說亦然，他們需要從菲律賓基地前往中國沿海的中間補給點，於是相中了島嶼東北的基隆與淡水，台灣自然也不是邊陲。

對鄭成功來說，他統領了一個海洋帝國，他有靈活調度的水軍，他也有茫茫大海上只要符合效益、能夠有效管理，都可以當作基地的靈活海洋思維，而選中了台灣。但是他的心裡還是一介明臣，夢想光復中興一個大陸帝國，這樣的思維決定了他的王國的短暫命運。

17. 中國自始至終就是一個大陸帝國、農業立國、內聚、保守、權威、官僚，要發展海洋中國，實屬不易。

然而20世紀以來，中華帝國因為政治因素而管不到的地方：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卻恰巧因為地理特性與地緣政治的緣故，而在治理與商業政策中顯現出海洋思維：靈活、效率、透明、結盟、貿易、共好、外在耦合的特性，開始呈現出海洋中國的特質。

18. 今年6月港版國安法的通過，我們可以判讀成，中國將香港內地化，或者，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敘述：

香港與澳門，從此失去了海洋中國的特性，轉變成為中華帝國治下與北京、上海、武漢、重慶沒有甚麼兩樣的大陸性帝國（內陸導向）城市。

那麼，海洋中國還剩下哪裡？

嚴格地說，就剩下台灣與新加坡。

19. 也就是說，那些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倉皇逃離香港的諸多機構：包含跨國投資集團，以及金融、服務、資訊、情報交流等等產業，他們也就必須在台北與新加坡之間做一個選擇，成為他們未來的根據地。

以金融產業與投資來說，他們大多會選擇新加坡，因為台灣金融制度僵化又不國際化，相較之下，新加坡早就已經是亞太金融之都。

然而，假如是服務產業、內容產業、文化商品產業、以及資訊情報交流產業，則非常有可能會選擇台北。

20. 也可以這樣說，在香港內地化之後，台北，彷彿回到了1980-90年代一般，變成了中國的敲門磚，變成了想要接近中國但是又不可能待在中國的所有機構，最便利的駐點。

台灣在這幾年的大國博弈棋局中，因為中國的政權緊縮與台灣人民自決的結果，開始朝向「護台抗中」的整體策略前進。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香港局勢的急速劣化與國際機構逐步撤出香港的結果，台北將會在這個巨大的變局下承接許多香港過去的角色：包含會有許多的港人、港媒、香港品牌、香港民生產業，會陸續來到台灣；香港過去的資訊中轉、對話折衝的角色，也會慢慢轉移到台北。

我們要用甚麼態度，來面對海峽這邊的壓力，逼出了香港、而使我們成為海洋中國的第一線的角色？

21. 我在想，我們建設新國家的藍圖，必須以海洋立國來思考。

海洋立國的國家，好比英國、好比日本，拒斥大陸的侵略，絕對是保持獨立自主精神的基本要件。

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就算是英國、就算是日本，也不會因為拒斥大陸而將自己鎖國。那麼如何與大陸國家保持有尊嚴、不被侵犯吃豆腐，又能夠在雙方互惠的原則下進行貿易流通，則是海洋國家很重要的生存法則。

22. 海洋立國的台灣，以海洋的物理性連結著東北亞、連結著東南亞文化圈，那麼，我們自然也不當孤立海洋中國。

中國是惡鄰、中國是胖虎、中國是恐怖情人，我們都心知肚明。但是在很明確的未來數年之間，我們都甩不掉與中國的瓜葛，甚至很有可能在香港內地化、台北香港化之後，與中國的聯繫變得更深更多元。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滲透，也會變得更加嚴重。

目前美中博弈的棋局，有沒有可能隨著今年底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而出現重大轉變，目前誰也說不清。台灣在兩岸政策上，也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

而坦白說，台灣的民主的脆弱性，仍然會不時地化作當代的集體信任危機，透過中國滲透勢力，輕易地瓦解台灣不同意識形態之間選民的互信。可以說，台灣的民主，始終是如履薄冰。

23. 阿輝伯說，台灣交給我們了。而現在交到我們手上的台灣，仍然是處在一個蛇蠍環伺、步步驚心的恐怖平衡局勢中。

我們有沒有阿輝伯的智慧，可以一邊拿捏平衡、一邊像他一樣大膽擘劃願景、奮力實踐，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問題。像我爸爸那樣生為一個中國人，一生完全沒選擇的悲劇，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永遠不要重演。

24. 我們要海洋立國、我們要走出去，擁有大海一樣的胸襟。建設新國家的道路上，我們要有航行在海上的志氣、也要有面對風浪的勇氣。同時，還要有足夠的智慧，在多變的海象中，靈活應變，卻可以堅定地往目標的方向走去。

曾經我們有阿輝伯，現在要靠我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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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 帝王逝世曰崩、諸侯逝世曰薨。

我忘記不知道在哪裡的史書上看到，豐臣秀吉過世時，史書記載是薨。秀吉出身微寒，卻一路出世竄升，官居公家人臣之極的關白，引退後則封為太閤，的確是以諸侯之位辭世。

當然這時代沒有皇帝了，但是李登輝的辭世卻讓我想到薨。李登輝位列國家元首，雖非帝王，卻對台灣民主進程居功厥偉，我想，一個薨字應該足以表彰其地位。

另一個原因是，薨字拆開為夢死，我覺得好美。夢中他界，乃是至福。祈願阿輝伯化為千風，繼續吹拂守護母親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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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 圖片來自網路，是由攝影師何藩所攝，巧妙捕捉了香港1950-60年代的氤氳靉靆。

那是各路高人，分別從唐山大陸撤往這自由之島的時代；同時也是蔣幫毛匪，各路間諜，混跡在這冷戰時期遠東最大情報中心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