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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本法起草時間產品中有35篇Facebook貼文,粉絲數超過1萬的網紅Eddie Tam 譚新強,也在其Facebook貼文中提到, 譚新強:下屆特首必須設KPI 文章日期:2021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近日香港疫情稍有改善,再次多了朋友聚會。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很久沒見的老朋友,可能湊巧,大多都非常關心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發展,其中不少人熱心服務社會,身兼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等要職。在下能力有限,回饋社會的唯一方法只是每周寫寫文...
同時也有2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0萬的網紅果籽,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近期當權者正仍忙着收編港台,逼走利君雅,刪除《左右紅藍綠》、《頭條新聞》,空降ATV及TVB新聞「殭屍」去控制有線及Now新聞台,冷眼旁觀這種忙亂,心想,難道他們仍以為這些傳統媒體,對輿論及觀念的傳播起作用嗎? OMG,他們可能停留在基本法起草時代,不知道今天對香港人政治意念影響最大的是意見領袖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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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起草時間 在 果籽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2020-10-27 12:30:12近期當權者正仍忙着收編港台,逼走利君雅,刪除《左右紅藍綠》、《頭條新聞》,空降ATV及TVB新聞「殭屍」去控制有線及Now新聞台,冷眼旁觀這種忙亂,心想,難道他們仍以為這些傳統媒體,對輿論及觀念的傳播起作用嗎? OMG,他們可能停留在基本法起草時代,不知道今天對香港人政治意念影響最大的是意見領袖蕭若元!
今天介紹美國《華盛頓郵報》特約編輯及智庫研究員Daniel W. Drezner的作品《The Ideas Industry》,此書是分析美國「思想產業」變遷的佳作。思想產業就是指由公共知識分子、智庫、互聯網評論、學院、期刊及贊助人構成,販賣意見、觀點及思想,作者區分了市場內兩大類型參與者,一是傳統公共知識分子,一是思想領袖,分別是前者是批評家,後者是創作者,知識分子用最大努力告訴你其他人的世界觀有何錯誤,思想領袖是不顧一切告訴你自己的big ideas是如何正確,若奧巴馬是公共知識分子,特朗普就是喧鬧厚顏的思想領袖。作者認為廿一世紀的公共領域,比過去任何時間都龐大且有利可圖,因為媒體平台激爭,市場需求上升。而思想市場的變革,「對思想領袖所帶來的好處遠遠超過了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好處。這是由構成現代理念市場三個環環相扣的趨勢所造成的:對權威信任的減弱、美國政治的兩極分化以及經濟不平等的急劇上升。上述這三個因素使得思想領袖將其商品賣給億萬富翁和廣大公眾時,變得越來越有利可圖。成功的知識分子成為擁有自己品牌的超級巨星,並且享受昔日只為權貴、名人和運動明星保留的空間。」
影片:
【我是南丫島人】23歲仔獲cafe免費借位擺一人咖啡檔 $6,000租住350呎村屋:愛這裏互助關係 (果籽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XSugNPyaXFQ)
【香港蠔 足本版】流浮山白蠔收成要等三年半 天然生曬肥美金蠔日產僅50斤 即撈即食中環名人坊蜜餞金蠔 西貢六福酥炸生蠔 (果籽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Fw653R1aQ6s)
【這夜給惡人基一封信】大佬茅躉華日夜思念 回憶從8歲開始:兄弟有今生沒來世 (壹週刊 Next) (https://youtu.be/t06qjQbRIpY)
【太子餃子店】新移民唔怕蝕底自薦包餃子 粗重功夫一腳踢 老闆刮目相看邀開店:呢個女人唔係女人(飲食男女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7CUTg7LXQ4M)
【娛樂人物】情願市民留家唔好出街聚餐 鄧一君兩麵舖執笠蝕200萬 (蘋果日報 Apple Daily) (https://youtu.be/e3agbTOdfoY)
果籽 :http://as.apple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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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起草時間 在 公視新聞網 Youtube 的最佳貼文
2011-03-21 21:39:39更多新聞與互動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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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野百合學運21週年。前總統李登輝,今天和當年的學運代表對談,討論台灣的過去與未來。對話中李登輝認為台灣在中國法統的影響下,還是面臨著國家定位與憲法問題,他認為未來可以考慮透過正名運動,制定台灣基本法,或者重新起草憲法,來解決台灣目前的困境。
1990年3月16日,數以千計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上,以持續靜坐抗議的方式,向當時的總統李登輝提出,包括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與要求政經改革四大訴求,一直到3月21日下午3點,李登輝在總統府接見53名學生代表達成共識,也開啟當時一波民主與社會改革,21年後的3月21日,當年的學運世代特別選在同一天,與李登輝對話。
談起當時未完成,關於憲政與國家定位的改革,李前總統也提出他的想法。
21年後再聚首,李前總統和學運世代不只對這段時間以來,台灣的民主與社會發展有不少感觸,也對未來抱持許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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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新強:下屆特首必須設KPI
文章日期:2021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近日香港疫情稍有改善,再次多了朋友聚會。有些是新朋友,有些是很久沒見的老朋友,可能湊巧,大多都非常關心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發展,其中不少人熱心服務社會,身兼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等要職。在下能力有限,回饋社會的唯一方法只是每周寫寫文章,在YouTube頻道上講講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承蒙錯愛,發現原來不少新舊朋友都有留意我的文章和視頻,頗有興趣跟我討論本港政經局勢。
我要首先再次聲明,我是一個毫無慚愧、毫不退縮,非常支持世界大同的「地球人」,極度反對過分的國家主義,因為很容易演變成非常危險的民粹和種族主義,假如美國再走極端一點,連核戰的風險都在上升!
我當然也是個地道香港人,熱愛香港和中國內地。但我早已解釋過,真正香港人必須保持過客心態(但內地人就不應有過客心態,未來有機會再討論)。從開埠之初的英國毒販,到解放後來到這裏的上海資本家,至近年才抵埗的內地商人,心態都一樣,「暫住」香港的原因包括逃避內地某年代的混亂,同時享受香港的中轉港(entrepot)地位兼低稅制。
香港尚算是個賺錢的好地方,有山有水,遠觀風景算不錯;但講真話,氣候潮濕炎熱,地小人多,衛生環境一向偏差;城市規劃和建設不止差,簡直頗為混亂和醜陋。英國人素以園藝(gardening)見稱,其他從前屬土如悉尼、温哥華和新加坡等,大都留下漂亮的植物公園,但不知為何,「green thumb」竟在港失效,留下的維園和「兵頭花園」(香港動植物公園)等,只充滿石屎,雜混花草一堆,草地更不准踐踏,令人搖頭嘆息!
發展小量郊野公園 能提供大量住屋土地
你可能會反駁,香港不是有西貢、大嶼山、八仙嶺等多個非常漂亮的郊野公園嗎?對,香港確擁有瘋狂不合比例之大的郊野公園,佔去了近40%面積,但這只因殖民地年代的港英政府,自私地亦聰明地知道香港,尤其新界只是「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所以根本毋須太着意發展,加上多位港督(尤其麥理浩)酷愛行山,所以就從1976年起,為市民提供此「福利」,劃出這些受法律保護的郊野公園,但亦從此埋下一個鼓吹不人道高地價政策的計時炸彈。到了今天,誰不知道只需撥出小量郊野公園地方,不到10%,已足夠提供大量住屋土地,何需甚麼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和令到香港更醜陋的「明日大嶼」填海計劃(已不止一次有外國朋友,在帶他們到山頂觀賞「美麗」的維港景色時,問我此「狹窄河道」的名字是什麼,我當堂臉紅耳赤,無以為對)?
反而現在流行講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所謂「核心價值」,都是近年的較新產物── 包括「核心價值」,這個空泛和主觀,頗令人討厭的新詞語(集體回憶是另一個令我反感的詞彙)。我贊成這些概念都有一定用途,但這些都是相對和動態式的價值觀,而絕非什麼宗教式、永恒和絕對的崇高理想。如果過度沉迷,就會本末倒置,錯誤以為某種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終極目的,忘記了其實這些都只應是手段,目的應為改善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美好生活和快樂,而能夠幫助社會達到這些目的的制度可能不止一種。
真正香港人永遠保持高度警覺,盡力裝備好自己,為所有可能性做好準備。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固然有感情,但不會過度沉迷,更不會整天怨天尤人,把一切人生不如意的十之八九,全都賴作政府、社會、甚至父母的錯!我有些「正常人」朋友,都偏見懼怕內地食材,堅持只買本地豬肉、蔬菜,甚至連豉油都願意花200元買小小一支「頤和園醬油」!可能因為我不是食家,不懂欣賞,對我來說,李錦記,甚至珠江橋牌也不錯(過去更曾買過海天的股票,經驗良好)。
眨眼已到年中,距離年底的立法會選舉已不遠,明年3月亦將舉行下屆特首選舉。近日跟朋友聊天,難免談到選舉事宜,眾說紛紜,提出來的可能候選人多達十位以上,被認為較有機會的都有最少三四位之多。有些朋友支持A君,另外一些朋友就支持B君,極力反對A君,但支持A君的又認為B君是不合適人選;原來C君的粉絲也不少,但能否得到中央信任就不知曉了!
不同朋友們都問我兩個問題:我認為哪一位最合適當下屆特首,以及誰會最後勝出。我對本地政治認識膚淺(坦白講興趣也不大),且為時尚早,所以暫且不作公開討論。但我有數個頗重要觀察。
改善選舉制度 先釐清「香港人」定義
我過去已指出過,我不認為《基本法》是完美的法律。為何當年起草時,不把極重要的《國安法》寫進去?我相信當時有他們的理由,但從過去數年香港的亂狀,就知道此疏忽的後果有多嚴重!現在總算中央替香港立了《國安法》,對重新安定社會,成效立竿見影。同樣地,《基本法》模糊承諾普選,即使認為不可能在1997年馬上落實,但最少應訂下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如果有的話,相信可避免不少社會衝突。最近中央亦啟動「優化」香港選舉制度計劃。我贊同確有改善選舉制度的迫切需要,但我認為現在做法恍如西醫開的猛烈「特效藥」,我較支持中醫的固本清源溫和藥方,應先搞清楚所謂「香港人」的定義。我已多次提出過此觀點,近日更跟一些《基本法》專家討論過,他們都贊成香港混淆了工作證、永久居留權和《國籍法》,容許非中國籍人士擁有投票權甚至參選權,是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留下來的遺物,既不合理且世間少有!但有些人仍認為這是香港特色,顯示香港的開放和包容。我的看法是彌補此漏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來是原則問題,鴉片戰爭至今已約180年,怎可再容許如此充滿不公和暗藏種族主義(主要只有「高貴」歐美人士享此特權,外傭沒有)的制度維持下去?
我建議讓擁有多重國籍人士(我認為應重新承認BNO,因如果不承認,或將製造無國籍人士,非中國所願見),在下次投票前作最後一次選擇,他們是否「中國人」,如果承認就有權投票,如果不承認,他們不應有投票權,但仍可保留居留權。我這個建議非常合理,幾乎沒有人反對。此舉不止消除鴉片戰爭留下來的不平等痕迹,亦必有助止暴制亂。因為不少人極度矛盾,既不承認是中國人,非常反對政府,但仍然投票,甚或積極參與暴動。如這些人正式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失去投票權,他們就會知道居住在香港的身分只是「客人」,自然不會採取暴力行動。即如在上海、東京、紐約和迪拜等地,亦有大量外國僑民,他們也會有不滿,但極少會訴諸暴力,因為他們都知道自己只是「客人」,如不滿,可選擇離開。如參與暴動,則必被視為外國入侵或間諜滲透,後果堪虞。
朋友們雖支持不同人做特首,但他們跟我都贊同一點,必須為未來特首訂下真正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關鍵績效指標),應包括經濟、就業、民生、房屋、環保、民意等等指標。施政報告不可以只是不負責任的空談和願景,必須如中央和內地各地方政府的5年計劃一樣,寫得出一定要做得到!
本來今天打算寫一些下屆政府必須完成的任務,但今早見到雷鼎鳴教授的一篇文章〈香港要解決的十大問題〉,其中大部分都正是我想提出的,包括房屋、教育、政府、議會等,尤其認同的是關於聯繫匯率問題,實需未雨綢繆,做好各主動和被動反應計劃。
需研究2047年後一國兩制存續否
除雷教授的10個好建議外,我想再加4點:
(1)疫情擾攘世界已近一年半,連疫苗都已面世近半年。整體香港治疫成績其實不錯,但市民接種疫苗速度絕不理想,部分因此原因而尚未能爭取到和內地和澳門通關,亦不能再繼續縮短從外地抵港的隔離期。如到明年仍未能逐步跟世界各地恢復交通往來,那麼香港怎可再自稱為中國通往國際的大門?香港政府必須找出鼓勵市民加速接種的方法,更當然不應浪費得來不易的珍貴疫苗!
(2)下屆特首任期從2022年至2027年,屆滿時已是香港回歸30年,距離2047年只有20年。我支持一國兩制,但更明白政經局勢是不斷演變的,應否在2047年後繼續,是個需要仔細研究和討論的問題。為免因此不確定性而阻礙香港和內地發展,我認為必須在未來5年內作出決定。
(3)在一國兩制下,內地和香港仍保留着對人、對企業的各種關卡,嚴重影響人才和資金的效率。而且兩個方向的流動性是非常不對稱的。以非常重要的金融業為例,過去10年,內地來到香港開業的銀行、保險、證券和資產管理公司等等,多達數百家,來自內地的金融界從業員更上萬計。反過來,成功回內地發展的香港金融機構,寥寥可數。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即使在一國兩制下,不止在大灣區,在全國,香港人和企業也應得到所謂「國民待遇」!
試想,香港彈丸之地,如人才、企業和資金,繼續只可幾乎單向流入香港,情况其實非常危險,很容易「谷爆」香港樓市和金融業,年輕人對未來更感渺茫,不滿情緒,可想而知。
港人港企在全國應享「國民待遇」
(4)股市可升可跌,更非實體經濟的準確指標,這些道理我當然明白。但過去2十多年,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製造了大批富豪,但為何中港股巿表現長期不濟,確是一個不易解釋的重要謎團。
大家可以批評美國經濟太過金融化和泡沫化,過去30年,低下50%人口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加上美國窮兵黷武,每年國防支出超過7000億美元,過去20年,花了5萬億美元在所謂反恐戰爭上。有人計算過,如減少軍事開支,改為用作扶貧,每人可獲分3萬美元。但請不要錯誤以為因此美國低下層人士就不支持國家開戰,其實這些人是最支持打仗和特朗普的,亦愚蠢和殘忍地因美國到處侵略而驕傲!同樣地,即使股市上升對他們沒甚好處,全美國人民都以此為傲!
一國兩制內含不少矛盾,內地奉行社會主義,香港則實行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所追求的是盡量高的資本回報,如得不到,當然失望。我知道特首能做到的事情很少,絕不包括一個健康和像美股般的漫長牛市。不過,如能做到,定必大利香港發展,對內地亦當然有好處。更重要的是,香港人亦定必為中國經濟和股市的成功發展而感到自豪!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2.php?col=1463481132098&node=1622139403664&issue=20210528
基本法起草時間 在 無待堂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
基本法起草時間 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盧斯達:從 2014 年開始的改造 — 愛國者治港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中方動手,要整頓選舉制度,強調「愛國者治港」,將「非愛國者」排除出體系。這件事其實不是反送中導致的,因為類似的思路在 2016 年已經開始。
2016 年政權剝奪青年新政和獨立泛民的議席之後,「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執筆人之一強世功就在中國媒體多維接受訪問,表示(大意)如果反中國人士能夠進入體制,用體制作為平台去反對憲制秩序,這套秩序就會因自我否定而陷入內爆和崩潰。政治正確的新標準是,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中國憲法,香港的政治權力由中國授權,如果有反中國人士進入制度,就等於利用中國憲法給予的權力來反對中國,無異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即這個國家的憲政體制正在合法地系統地進行自我摧毀和自我瓦解」。
「創意運用」的香港式選舉
中國認為這是一個體制漏洞。原先開放部份選舉,雖然沒有真正決策權,但香港人長年與制度相處,即使政府是行政主導,但也有人慢慢「創意運用」選舉,將之變成政見和思想傳播平台,視選舉為政治運動,推動各種思想議程。
本來選舉制度無異於科舉,用功名利祿將你跟體制綑在一起,無血消減激進力量。事實卻是各路人馬為了爭奪議席爭相發明新議程,他們對中國的權力推進也想法不一樣,議會在運行過程中,慢慢由維穩力量變成變動力量。選舉的結果不重要,因為沒人會執政,而是更在乎「選舉過程」和「選舉文化」所產生的啟蒙作用。
2014 年是歷史的死亡交叉,議會先驅啟蒙的大眾開始「反攻議會」,民意開始超前並牽著議員,經過持續數年的「批判—團結—批鬥」,人民成功將議員「爭取過來」,令他們不敢再批判激進抗爭者,甚至跟他們站在一起;「中國因素」進迫之下,議會保守派也只能承認議會不是用來議事,自己根本無法「得君行道」轉變管治,之後就出現連泛民都利用議會平台拖延和抗爭。
此一演變無疑加速了北京整治系統漏洞的時間表,不過無論過程如何,目的地都是一樣,所以 DQ 開始不是本土派的錯,2019 年的一系列後果也不是泛民阻礙法案所致。這些殺著恐怕在 2014 年制定「白皮書」時已經在預備列上。
「有限選舉」的長期影響
因為任何「真選舉」都會與社會思潮互相影響,導致「政治狂熱」。區議會和立法會直選是真選舉,真選舉的過程和期待會令人民逐漸尊嚴覺醒,越來越不能忍受自己被外物控制。所以打從一開始打真軍,遲早會生出寶寶 — 香港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中國對選舉有特殊看法。選舉對他們來說是「政治協商」,是一種讓地方菁英馴服、共同守護政治現況的機制,他們不想要可能導致政局和人心不穩定的競爭性選舉。
因此中國不會准許香港實行「真民主」,半民主都尚且如此,真民主香港不就藩鎮化?中國自 2014 年之後,對香港便一步一步切香腸,雖然中間有各種突發事件,節奏加快減慢,主旋律還是一樣。首先封鎖民選特首的可能,再對立法會動手,殺雞儆猴,引入恆常 DQ 機制;2019 年之後則要動區議會,將整個系統的真選舉成份逐段切除,也就是削除反中人士利用「中國香港體制」的空間。
其實不能用字面意思去理解「愛國者治港」,因為北京也不能保證愛國者治國,一些官員把錢和人偷偷放到外國去,就不太愛國,中國尚且如此,香港就更是沉累深遠,「歷史不清白」。他們可能亦預計香港的政治菁英亦一樣,自己打著愛國旗號,但家人可以移民外國搞移民生意,但因為北京信任,所以不會用「不愛國」的名義將之打倒。
說穿了「愛國者」是「北京可信任之人」,反之,要摘除誰人公職的時候,不用糾纏法理和典章,簡化為「不愛國」的道德指控便可了事,其實是將 2016 年以來的 DQ 制度套上民族大義的合法性,永存於通例之中。
這也一定程度打通了香港政治和中國政治的隔離,種下了中國黨派鬥爭正式入主香港的新局面。「愛國者」之間互相指責同行「不夠愛國」之互相傾軋,已是可以預期,如今亦已見端倪。因為形勢的各種變化,一些人可能一夕由愛國者被打成不愛國者,一直獲得信任的人又可以一夕失去信任,見 2012 唐梁之爭。
因此香港還是會亂,只是北京可能認為香港反正都是亂,不如採取主動以亂達治,將混亂的節奏掌握在手中,好過香港用自己的節奏混亂。然而這說明了甚麼問題?就是體制自設計起就並不和諧,自身帶著衝突甚至自我毀滅的基因。
因「錯誤」而生的香港
強世功可能代表中國內部某種對政策祖宗的修正主義思維。固然上一代香港從政者作為被統戰對像,得到過中國禮遇,他們就一天追念鄧小平承諾過甚麼。當初中國為了統戰香港,對愛國者的定義十分寬鬆,依計令香港從政者產生玫瑰式幻想,認為將來自己有機會共治香港。
鄧小平當年是這樣定義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又說:
「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儘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初衷聽來好像十分寬鬆,然而這三十年間,形勢已發生變化。強世功評價一國兩制的「初衷」,便甚具批判意味:
「要把『一國兩制』這種政治理念與基本法的具體制度設計區分開來。『一國兩制』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創舉,但具體制度設計可以完全不同。事實上,鄧小平當年對香港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傾向非常不滿。因為基本法起草正趕上內地自由化思潮泛濫,導致基本法的具體設計脫離了鄧小平預定的思路。正是針對基本法起草中出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 1987 年專門接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發表了重要講話,糾正了過去的錯誤思路。然而,基本法大的框架已經完成,無法推倒重來。今天基本法中行政主導的問題、中央干預香港的問題、國家安全立法問題,都是當年起草中遺留下來的問題。」
今天中方的新講法是,你支持一國兩制,就要一併支持輸出這個秩序的中國。那中國不是純粹的理念中國,而是具體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你支持一國兩制,想有權利,就要先支持中國共產黨。反對中共就等於反對自己的存在基礎。
今天遺留在香港社會的特殊國家觀念,即大家多年來相信的「愛國不等於愛黨」、「反共也是愛國」,已不再獲得容忍。當年起草香港制度太過自由化,產生了各種「問題」,包括邦聯假想、平行中國、分化的國民身份、本土主義乃至獨立火苗,對中國而言解決新問題的方法就是將制度盡量單一化,將香港和中國提綱挈領的整合起來。
香港的從政者當然不想放棄掌握資源的議會,資源即生死存亡,然而要在這個制度下獲得接納,要從根本層面打倒自己,要支持中共,而不只是「愛國家民族」這樣的象徵層面。若做到那一步,又不知如何跟越來越堅定的選民交代?
將錯就錯的香港未來
三十年周折,由中共「糾正錯誤」而一切回到原點。結果是沒有浪漫,沒有量變化為質變,沒有民主中國,也沒有民主香港。不過經時間催化,當日的「問題」已經結出果子,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弔詭地乘中國的妥協政策之變,又安全地醞釀多三十年,最後變成了別的東西。當中很多假戲真做、或者糊裡糊塗、或者痴心錯付,細緻地看,是全盤失敗;長線來看,卻為來香港的想像提供了過程跌跌撞撞的基礎。功利地說,政治啟蒙和社群意識已經用完了議會,用完了體制機緣,已經金蟬脫殼,不需再寄生保守路線,而是走入尋常百家,甚至溢出海外。
現況比起以前民眾寄望菁英,然後菁英又寄望趙紫陽集團由上而下自由化政改並獲准共謀,或者寄望議會和法治單天保至尊,都少了一點欺騙性。香港不那麼容易自主,但期待中國有天將香港想要的東西送到門前,亦是妙想天開。從 2014 到今天其實都是說明一個事實:單純寄望中國開放和政治自由化、或者外國打救的己願他力路線,行不通。
香港多年來將資源投入不那麼有效的路線,但市場還是有其機制力,人們慢慢就會發現資源有更好的用法,新的路線便慢慢由改變資源運用的集體行為,推陳出新,近年的新活動形式也不是由誰發明,是由下而上改變、適者生存的例子。如果香港是一個生物,它的存亡便取決於進化和演化速度是否能超過它的掠食者;因為中國的回歸政策有過「錯誤思路」,一些燦爛的東西就誤打誤撞養殖了出來。今後香港人如何創造利用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便是新時代的新博弈、新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