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的願望》
我在花蓮出生,基隆成長,在高雄完成大學學業,並成為高雄女婿,再回到基隆,第一個女兒出生,到台北就業,第二個女兒出生,而時光有如白馬過隙,倏忽已近知天命的年紀。
但不知為何?基隆,總是佔據我最多的記憶。基隆的海,一望無際;基隆的雨,綿綿密密;基隆冬天的風,如寒針刺骨;基隆的人情世故...
《買房的願望》
我在花蓮出生,基隆成長,在高雄完成大學學業,並成為高雄女婿,再回到基隆,第一個女兒出生,到台北就業,第二個女兒出生,而時光有如白馬過隙,倏忽已近知天命的年紀。
但不知為何?基隆,總是佔據我最多的記憶。基隆的海,一望無際;基隆的雨,綿綿密密;基隆冬天的風,如寒針刺骨;基隆的人情世故,對身為碼頭工人家庭的我而言,雖然遊走在貧窮線上,卻因為父母盡畢生之力的付出,童年點點滴滴的記憶,至今回想,都是溫暖而甜蜜的。
在1970年到1985年間的台灣,有如倒吃甘蔗般,克勤克儉的台灣人民,終於安然度過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並在退出聯合國之後,不但在國際孤立的險峻情勢中生存下來,經濟還能蓬勃發展,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當時的台灣,因兩岸的武力對峙,時有炮火的煙硝味在台海之間漫延,儘管仍不安全,但台灣人民已經開始變得有錢了。
就以基隆而言,1973年的基隆,在台灣各縣市中,是個相對貧窮的城市,而我成長的中山區,又是基隆各行政區中相對落後的行政區;至於1973年初隨父母從花蓮搬到基隆市中山區的太白里,更是中山區各行政里中最為窮困的里,實在是當時的父母,經濟拮据,不得不在租金低廉的太白里暫時棲身一年,直到手頭寬裕之後,才搬遷到中山區的居仁里一間一房一廳的木房,房東是父親在碼頭同隊的同事。
在居仁里大約住了六年,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非常穩定,父母開始有了存錢買房的打算。
母親平時忙於家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經朋友的介紹,來到台北市中華路一帶裁縫加工的店家,接單一些手工活回家,當時流行在旗袍或毛衣上縫綉亮片彩珠的圖案,如龍鳯花鳥、雲樹蟲草,尤其當時電視裡的歌星,穿著亮片珠彩的旗袍在舞台上閃亮登場時,總是令人驚豔!母親因為綉得又快又好,接單量愈來愈大,於是更加頻繁往返於基隆、台北之間,每次總會背回幾大袋衣料,然後夜以繼日地縫製,到後來,接單量實在超出負荷,母親還會分包給鄰居媽媽,一起加工賺外快貼補家用。
記得有一次,母親帶著九歲的哥哥、六歲的我、三歲的妹妹,中午出發,從山丘上的居仁里,走到山下的通化里中華路,基隆人俗稱「流浪頭」的地方,搭公車到基隆車站,再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台北車站,然後沿忠孝西路、中華路徒步走到母親經常接手工單的店家,把兩大袋的衣料與一大包的亮片,背在肩上往回走,我們三個小蘿蔔頭就像小雞跟著母雞一般,成一直線緊跟母親身後,只見母親瘦小的身子,幾乎要被兩大袋的衣料給完全遮蔽了。當時的中華路已經非常熱鬧,人潮來來往往,摩肩擦踵,身高只到成人腰際的我,感覺自己好像行走在活動人腿形成的密林裡,我只能抓住妹妹的手,緊盯著前面的哥哥,走得非常吃力,當時天色已黑,大馬路上車水馬龍,道旁林立的大樓閃爍各色的燈光,我們一家在中華路的天橋上上下下,只是一個恍神,我竟看不見哥哥和母親了!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當妹妹也發現不見母親之後,立刻嚎啕大哭起來,引起行經我們身邊一些大人的側目,我立刻安慰妹妹,只要待在原地不要動,媽媽發現我們不見,一定會循原路回來找我們的。
我感覺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麼的久,終於看見母親仍背著幾乎淹沒她身子的二袋衣料,汗如雨下地奔跑過來,跟在母親身後的哥哥神色驚恐,臉上還有淚痕,妹妹看見母親,立刻開心喊著:媽媽!而我這才緊抱著母親的腿大哭起來。
經過三年的努力,父母終於攢下七萬多台幣的積蓄,母親正準備拿這筆錢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卻因祖父母也想在台北買房,父親未經母親的同意,便將七萬多的積蓄全數交給祖母,母親為此與父親大吵一架,並收拾了行李,準備離家出走,哥哥立刻拉著我和妹妹跪在母親跟前,母親依然要走,我們死死抱住母親的腿,哭求母親留下,所幸母親還是留下了。
父親從此將所有的錢都交予母親管理,母親也更加努力接手工活,又經過三年,我們終於在基隆中和里俗稱「烏橋頭」的地方,買了一間三房二廳的二樓公寓,雖然仍是蓋在斜坡上,但這是一間鋼筋水泥公寓,從此我們的家,再也無懼每年颱風侵襲一次,就掀掉一次屋頂的驚恐,對一個低層的勞工家庭而言,這是讓孩子得以安全成長的保障,也是父母頒給自己的人生勳章。
#羅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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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7/17 17:00
第三輪意願登記
全國意願登記完成總人數:8,406,644人。
登記AstraZeneca人數:306,291人,佔總登記人數3.64%。
登記Moderna人數:4,099,796人,佔總登記人數48.77%。
同時登記AstraZeneca/Moderna人數:4,000,557人,佔總登記人數47.59%。
於7/11 14:00後,重新選擇AstraZeneca人數:1,010,837人。
我們來回顧一下從爆發社區感染開始,某些政客與政党在台灣忙些什麼?
1. AZ是窮人疫苗、AZ疫苗會血栓,AZ是催命符,結果国民党偷打了AZ疫苗,連要護理人員不要打的陳佩琪(鮭魚姐)也先打了。至於為何稱為「窮人疫苗」,大家應該在社群媒體、新聞報導看很多了,因為英國研發單位無償釋出專利技術,研發者認為只有讓更多藥廠可以製造武肺疫苗,全世界才能早日脫離疫情。所以AZ一劑4美金,就是如此低廉的售價,讓窮人甚至第三世界國家都打得起,才獲得「窮人疫苗」的美名。
2. 其他謠言,如打國產疫苗會猝死、莫德納mRNA會基因突變,台灣有什麼疫苗就被抹黑什麼,但唯有科興跟復必泰在野黨沒罵過。但明明港澳地區跟全世界打中國疫苗後的疫情都直接噴出來,中國廣東和四川等疫情也爆發,結果国民党還一堆政治人物公開發言且開記者會要跟上海復星買復必泰bnt。除了藍營,陳佩琪也建議過台灣第三大黨党主席柯文哲「買上海復星代理的bnt疫苗」——那些人情有獨鍾所有疫苗品牌中唯一由中国代理的BNT,不覺得怪怪的嗎?(搔頭)
3. 當疫苗訂貨了還沒來就罵民進黨政府擋疫苗,但前天台積電和鴻海也證明下訂後到台灣要三個月的時間,而且一千萬劑是陸續到貨,不是十月就一千萬劑往台灣塞。這部分大家都很專業,知道「疫苗沒有現貨」,意思是生產製造要時間,且bnt有嚴格的冷鏈物流問題得處理,絕對不是沒有知識藍趙少康先生所言「在印沒有復必泰的標籤」,印個標籤要三個月,是有多瞧不起德國🇩🇪公司。(況且原廠疫苗的標籤本來就沒有復必泰三個字)
4. 還記得一開始吵二期還是三期EUA嗎?當時還有一票人跑來說我造謠,看某些中央廚房的資料說全世界疫苗都是做完三期才申請EUA,或二期作完和開始做三期才能申請EUA。姑且不論各國EUA標準未必相同,但結果是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與公衛專家陳建仁 Chen Chien-Jen副總統都公開說過「做完二期就能申請EUA了」,但這不代表國產不做三期啊。疫情是動態過程,每個國家都不一樣,甚至同一國家不同城市也不一樣,現在看著雙北市大家就能懂「動態」是什麼意思了。所以,我之前就說過如果要求疫苗做到三期才能EUA根本邏輯有問題,都做到三期就申請「藥證」就好,還要EUA個屁啊⋯⋯這些資料是當時和麵攤大叔查資料查到半夜一點多,所以我們確定資訊正確才發文。
5. 為什麼要抹黑高端疫苗?因為疫苗視同軍備武器,台灣自己能產疫苗就不用看中國臉色,甚至還能拿疫苗做外交。當我們有台積電的晶片,高端與聯亞的疫苗,台灣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大家只要看誰在黑國產疫苗,甚至連買到五百萬劑BNT的台積電都不說聲謝謝,就知道誰在附和中共打壓台灣。
6. 我是不清楚為何藍白營只黑高端疫苗,但卻對聯亞疫苗完全沒意見,但我能確定這兩支疫苗都是好疫苗,是台灣持續對抗武肺變種的未來。但如第5點所寫,高端能通過EUA之路非常艱辛,再次請大家回憶起「宇昌案」,不清楚的朋友拜託你們去查一下。國產疫苗晚一天上市,對台灣人民及國家安全的傷害就多一天——悲哀的是有些無良政客樂見如此。
7. 政党、紅媒在操作「乞丐疫苗」、「乞丐國家」來羞辱民進黨只是給自己極端支持者看得爽而已。但一般人都懂捐贈台灣疫苗的國家是出於友愛、人道關懷、恩情等等,這是不求利益的「禮物交換」,所以我們看到義美送「小泡芙」給立陶宛🇱🇹才會覺得很可愛。不會有人在算一箱貨櫃的小泡芙多少錢,然後立陶宛給的AZ疫苗多少錢,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如此建立的。
那些操作「疫苗乞丐」的政党萬萬沒想到,日本、美國會一波又一波的贈送疫苗到台灣,這種無私的行為導致那些自私的人捉襟見肘,只能一邊發文謝謝疫苗,一邊又疫苗乞丐,然後私下偷偷特權施打——結果整個党精神分裂又吃相難看到變成國際笑話。
8. 「我要疫苗」一直就是假議題,台灣不缺疫苗,而且疫苗會越來越多。我在寫文的當下,台灣買的55萬劑AZ、35萬劑莫德納明天下午抵台,我之前發文就分享過新聞「台灣要擔心的是施打量拉不起來」。從台北市長要老人自己上網預約,不造冊隨便亂打,但不給醫護人員優先打完,還有開了沒打完把疫苗當垃圾丟掉,就證明我說的這點。
9. 現在大家知道買疫苗是「國家與疫苗公司」的交易,從台積電與鴻海透過台灣駐德國大使謝志偉粉絲頁與德國🇩🇪外交部直接跟德國原廠買BNT就知道,沒有國家的角色存在、沒有台積電尋求美國🇺🇸、日本🇯🇵政府的協助,就沒有這一千萬劑的德國原廠BNT。
10. 紅媒好像很開心我被出征,雖然媒體墮落到裝沒看到我整個臉書,都在推廣國外各品牌疫苗及國產高端疫苗,他們還能把我形容成中国国民党那種嘴巴拼命罵「AZ是索命符」,結果全党上到下都搶著打AZ的行為一樣,不曉得這種德行看在藍營支持者作何感想。
我是無所謂,亂出征我一次,我就回敬一篇而已——因為敵人對我的攻擊是我身上的勳章。
最後,AZ、莫德納、BNT、高端、聯亞都是好疫苗,有什麼打什麼,台灣的群體免疫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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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福報專欄《買房的願望》
我在花蓮出生,基隆成長,在高雄完成大學學業,並成為高雄女婿,再回到基隆,第一個女兒出生,到台北就業,第二個女兒出生,而時光有如白馬過隙,倏忽已近知天命的年紀。
但不知為何?基隆,總是佔據我最多的記憶。基隆的海,一望無際;基隆的雨,綿綿密密;基隆冬天的風,如寒針刺骨;基隆的人情世故,對身為碼頭工人家庭的我而言,雖然遊走在貧窮線上,卻因為父母盡畢生之力的付出,童年點點滴滴的記憶,至今回想,都是溫暖而甜蜜的。
在1970年到1985年間的台灣,有如倒吃甘蔗般,克勤克儉的台灣人民,終於安然度過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並在退出聯合國之後,不但在國際孤立的險峻情勢中生存下來,經濟還能蓬勃發展,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當時的台灣,因兩岸的武力對峙,時有炮火的煙硝味在台海之間漫延,儘管仍不安全,但台灣人民已經開始變得有錢了。
就以基隆而言,1973年的基隆,在台灣各縣市中,是個相對貧窮的城市,而我成長的中山區,又是基隆各行政區中相對落後的行政區;至於1973年初隨父母從花蓮搬到基隆市中山區的太白里,更是中山區各行政里中最為窮困的里,實在是當時的父母,經濟拮据,不得不在租金低廉的太白里暫時棲身一年,直到手頭寬裕之後,才搬遷到中山區居仁里一房一廳的木造房,房東是父親在碼頭同隊的同事。
在居仁里大約住了六年,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非常穩定,父母開始有了存錢買房的打算。
母親平時忙於家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經朋友的介紹,來到台北市中華路一帶裁縫加工的店家,接單一些手工活回家,當時流行在旗袍或毛衣上縫綉亮片彩珠的圖案,如龍鳯花鳥、雲樹蟲草,尤其當時電視裡的歌星,穿著亮片珠彩的旗袍在舞台上閃亮登場時,總是令人驚豔!母親因為綉得又快又好,接單量愈來愈大,於是更加頻繁往返於基隆、台北之間,每次總會背回幾大袋衣料,然後夜以繼日地縫製,到後來,接單量實在超出負荷,母親還會分包給鄰居媽媽,一起加工賺外快貼補家用。
記得有一次,母親帶著九歲的哥哥、六歲的我、三歲的妹妹,中午出發,從山丘上的居仁里,走到山下的通化里中華路,基隆人俗稱「流浪頭」的地方,搭公車到基隆車站,再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台北車站,然後沿忠孝西路、中華路徒步走到母親經常接手工單的店家,把兩大袋的衣料與一大包的亮片,背在肩上往回走,我們三個小蘿蔔頭就像小雞跟著母雞一般,成一直線緊跟母親身後,只見母親瘦小的身子,幾乎要被兩大袋的衣料給完全遮蔽了。當時的中華路已經非常熱鬧,人潮來來往往,摩肩擦踵,身高只到成人腰際的我,感覺自己好像行走在活動人腿形成的密林裡,我只能抓住妹妹的手,緊盯著前面的哥哥,走得非常吃力,當時天色已黑,大馬路上車水馬龍,道旁林立的大樓閃爍各色的燈光,我們一家在中華路的天橋上上下下,只是一個恍神,我竟看不見哥哥和母親了!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當妹妹也發現不見母親之後,立刻嚎啕大哭起來,引起行經我們身邊一些大人的側目,我立刻安慰妹妹,只要待在原地不要動,媽媽發現我們不見,一定會循原路回來找我們的。
我感覺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麼的久,終於看見母親仍背著幾乎淹沒她身子的二袋衣料,汗如雨下地奔跑過來,跟在母親身後的哥哥神色驚恐,臉上還有淚痕,妹妹看見母親,立刻開心喊著:媽媽!而我這才緊抱著母親的腿大哭起來。
經過三年的努力,父母終於攢下七萬多台幣的積蓄,母親正準備拿這筆錢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卻因祖父母也想在台北買房,父親未經母親的同意,便將七萬多的積蓄全數交給祖母,母親為此與父親大吵一架,並收拾了行李,準備離家出走,哥哥立刻拉著我和妹妹跪在母親跟前,母親依然要走,我們死死抱住母親的腿,哭求母親留下,所幸母親還是留下了。
父親從此將所有的錢都交予母親管理,母親也更加努力接手工活,又經過三年,我們終於在基隆中和里俗稱「烏橋頭」的地方,買了一間三房二廳的二樓公寓,雖然仍是蓋在斜坡上,但這是一間鋼筋水泥公寓,從此我們的家,再也無懼每年颱風侵襲一次,就掀掉一次屋頂的驚恐,對一個低層的勞工家庭而言,這是讓孩子得以安全成長的保障,也是父母頒給自己的人生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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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花蓮出生,基隆成長,在高雄完成大學學業,並成為高雄女婿,再回到基隆,第一個女兒出生,到台北就業,第二個女兒出生,而時光有如白馬過隙,倏忽已近知天命的年紀。
但不知為何?基隆,總是佔據我最多的記憶。基隆的海,一望無際;基隆的雨,綿綿密密;基隆冬天的風,如寒針刺骨;基隆的人情世故,對身為碼頭工人家庭的我而言,雖然遊走在貧窮線上,卻因為父母盡畢生之力的付出,童年點點滴滴的記憶,至今回想,都是溫暖而甜蜜的。
在1970年到1985年間的台灣,有如倒吃甘蔗般,克勤克儉的台灣人民,終於安然度過風雨飄搖的戰爭年代,並在退出聯合國之後,不但在國際孤立的險峻情勢中生存下來,經濟還能蓬勃發展,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頭,當時的台灣,因兩岸的武力對峙,時有炮火的煙硝味在台海之間漫延,儘管仍不安全,但台灣人民已經開始變得有錢了。
就以基隆而言,1973年的基隆,在台灣各縣市中,是個相對貧窮的城市,而我成長的中山區,又是基隆各行政區中相對落後的行政區;至於1973年初隨父母從花蓮搬到基隆市中山區的太白里,更是中山區各行政里中最為窮困的里,實在是當時的父母,經濟拮据,不得不在租金低廉的太白里暫時棲身一年,直到手頭寬裕之後,才搬遷到中山區居仁里一房一廳的木造房,房東是父親在碼頭同隊的同事。
在居仁里大約住了六年,父親碼頭工人的收入非常穩定,父母開始有了存錢買房的打算。
母親平時忙於家務,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經朋友的介紹,來到台北市中華路一帶裁縫加工的店家,接單一些手工活回家,當時流行在旗袍或毛衣上縫綉亮片彩珠的圖案,如龍鳯花鳥、雲樹蟲草,尤其當時電視裡的歌星,穿著亮片珠彩的旗袍在舞台上閃亮登場時,總是令人驚豔!母親因為綉得又快又好,接單量愈來愈大,於是更加頻繁往返於基隆、台北之間,每次總會背回幾大袋衣料,然後夜以繼日地縫製,到後來,接單量實在超出負荷,母親還會分包給鄰居媽媽,一起加工賺外快貼補家用。
記得有一次,母親帶著九歲的哥哥、六歲的我、三歲的妹妹,中午出發,從山丘上的居仁里,走到山下的通化里中華路,基隆人俗稱「流浪頭」的地方,搭公車到基隆車站,再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到台北車站,然後沿忠孝西路、中華路徒步走到母親經常接手工單的店家,把兩大袋的衣料與一大包的亮片,背在肩上往回走,我們三個小蘿蔔頭就像小雞跟著母雞一般,成一直線緊跟母親身後,只見母親瘦小的身子,幾乎要被兩大袋的衣料給完全遮蔽了。當時的中華路已經非常熱鬧,人潮來來往往,摩肩擦踵,身高只到成人腰際的我,感覺自己好像行走在活動人腿形成的密林裡,我只能抓住妹妹的手,緊盯著前面的哥哥,走得非常吃力,當時天色已黑,大馬路上車水馬龍,道旁林立的大樓閃爍各色的燈光,我們一家在中華路的天橋上上下下,只是一個恍神,我竟看不見哥哥和母親了!我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當妹妹也發現不見母親之後,立刻嚎啕大哭起來,引起行經我們身邊一些大人的側目,我立刻安慰妹妹,只要待在原地不要動,媽媽發現我們不見,一定會循原路回來找我們的。
我感覺好像等了一個世紀那麼的久,終於看見母親仍背著幾乎淹沒她身子的二袋衣料,汗如雨下地奔跑過來,跟在母親身後的哥哥神色驚恐,臉上還有淚痕,妹妹看見母親,立刻開心喊著:媽媽!而我這才緊抱著母親的腿大哭起來。
經過三年的努力,父母終於攢下七萬多台幣的積蓄,母親正準備拿這筆錢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卻因祖父母也想在台北買房,父親未經母親的同意,便將七萬多的積蓄全數交給祖母,母親為此與父親大吵一架,並收拾了行李,準備離家出走,哥哥立刻拉著我和妹妹跪在母親跟前,母親依然要走,我們死死抱住母親的腿,哭求母親留下,所幸母親還是留下了。
父親從此將所有的錢都交予母親管理,母親也更加努力接手工活,又經過三年,我們終於在基隆中和里俗稱「烏橋頭」的地方,買了一間三房二廳的二樓公寓,雖然仍是蓋在斜坡上,但這是一間鋼筋水泥公寓,從此我們的家,再也無懼每年颱風侵襲一次,就掀掉一次屋頂的驚恐,對一個低層的勞工家庭而言,這是讓孩子得以安全成長的保障,也是父母頒給自己的人生勳章。